_对等_与_信达雅_中西翻译标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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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翻译原则对比

中外翻译原则对比

整理严复的“信雅达”和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

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倡议西学的启蒙教育,是中国近代史上向东方国度寻觅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辛亥反动后,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任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尤金·A·奈达(EugeneA.Nida,1914.11.11出生于美国),著名的言语学家,翻译家。

临时在美国圣经学会掌管翻译部的任务,曾任美国言语学会主席。

他到过96个国度,在一百多所大学过讲座,来中国也有13次之多。

两位在如今中国译论界名声响当当的人物,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各自提出的翻译规范吧:1986年翻译《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and otherEssays)时,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准绳和规范。

一方面集汉唐译经论说之大成,另一方面开近世翻译学说之先河。

“信”是指忠实精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指译文通畅流利;“雅”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

另外,严复的翻译思想还包括了他对可译性、翻译版权和翻译管理等方面的看法。

尤金·A·奈达依据多年研讨圣经翻译所积聚的经历,开展出了一套本人的翻译实际,其中心概念是“功用对等”(1969年前为“静态对等”,奈达提到译文的优劣不能停留在对应的词义、语法构造和修辞手腕的比照上,重要的是接触译文的人有哪种水平的正确了解)。

所谓“功用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外表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言语间达成功用上的对等。

奈达自己对功用对等实际作了如下的解释:是指译语承受者与原语承受者能取得大致相反的反响,是“和源语信息最接近的、自然的对等”。

依照奈达的解释,“对等”是针对源语而言的,“自然的”是针对译语而言的。

而“最接近的”则意在将两种取向在高度近似的根底上结合起来。

可见,实际既注重对源语信息的“忠实”,又要求译语契合标准和习气。

从事文献翻译工作需要了解“信、达、雅”

从事文献翻译工作需要了解“信、达、雅”

从事文献翻译工作需要了解“信、达、雅”
想必文献翻译工作者都知道“信、达、雅”这条经典的翻译标准吧,那么这三个字都代表着什么呢?
这三字标准可以说是最被我国翻译界认可(相比于其他的理论)的理论了,它是由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严复在其著作《天演论》中所提出来的,原文是“译事三难,信、达、雅”。

“信”字。

这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他反对虚伪、娇柔造作的美,与这种“伪美”相对的就是“信”。

还有,在我国古代翻译佛经、近代学者进行文献翻译时,各派大家都主张保持原文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这也是“信”的体现。

“达”字,这代表的是对原文的诚信。

孔子有言:“辞,达而已矣”,后来的各辈文人和学者也非常注重“词要达意”。

“达”是文艺美学的基本原则,这个字作为三字标准的第二点也是继承了我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基础。

“雅”字,指的是文采,它是通往“达”的途径。

在文献翻译中,表现出原文的文采是保证译文上下文联系自然、顺畅的基本前提。

同时,“雅”也是向当时中国的译者、学者介绍先进的西方翻译思想。

“信、达、雅”这三个字虽然短,但是它把翻译的标准交代的非常清楚,各位译者在文献翻译开始之前,不妨细细品味,一定会带来新的收获。

_目的论_与_信达雅_中西两种译论的比较

_目的论_与_信达雅_中西两种译论的比较

而“信达雅”中“信”居首位,既然“信” 中增添一些原文没有的词句或删减原文 两者的精髓,将两种理论结合起来,融会贯
指忠实,而“达”又是强调意义的重要性,那 中显得累赘多余的话语,译者也不是要改 通,更积极地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
么,“信”和“达”便不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标 变原意,而是为了使原文更加透彻,译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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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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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法则”,但二者都必须服从“目的法则”, 的译者的作用更多的是在了解原作者的思 括的阐述,关于“信达雅”,严复也没有给予
这就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想基础上,向读者传达原作者的意旨,争 明确清晰的概念解释。通过比较中西两种
明确了翻译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
取译文和原文的一致或相似,甚至在译文 具有代表意义的翻译理论,我们应把握好
念要不断适应这一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转变观念,使高职高专 人民日报,2003 年 10 月 20 日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逐步实现由思想碰撞到思想统一的转变。
2.张尧学.坚持就业导向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教育部
1.社会评价标准从适应精英教育观念向适应大众化教育观念 高等教育司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资料汇编. 人民
了“译事三难,信、达、雅”的说法。德国功能 “信”和“达”看成是两个不同、甚至是不能 其译文的交际环境中的意义。而“信达雅”
派的“目的论”和中国“信达雅”的翻译理论 相容、相互矛盾的概念:“信”专指意义、内 的“达”强调译文不拘泥于原文字句的排列
在翻译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通过 容,而“达”则是指文句、句式方面。严复这 次序,而着重在揭示原文的理论精髓,把原
样说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
比较这两种中西历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翻

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陈敏达

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陈敏达

中西翻译理论地比较翻译是人类不同群体间借以相互交流、沟通地工具, 是人类社会所拥有地共同活动, 因而必定具有许多共同地属性.纵观中西方两千余年来地翻译历史, 我们有趣地发现, 虽然两地相隔遥远、民族迥然有异, 语言文化也分属于截然不同地表音体系和表意体系, 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地发展轨迹却有着诸多惊人地相似之处.其最显著地特点是: 虽然实践并不以理论地存在为先决条件, 但其发展却离不开理论地促进和提升, 其最初形态从一开始就已具有了一定地指导原则, 尽管译者当时对这些原则未必会有明晰地意识.一、中西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地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具有较大地模糊性, 严复地“信达雅”说、傅雷地“神似”说、钱钟书地“化境”说、许渊冲地“三美”说等皆是如此.拿“信达雅”来说, 译者翻译到什么程度才叫“信”, 叫“达”, 叫“雅”严复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地界定.译界由此引起地近百年论争也就不足为奇.以“雅”为例, 有人说它是“古雅”、“高雅”之意;有人说它指“风格”、“文风”;有人说“雅”指“修辞效果”有人说“雅”是指“美学价值”.另外,“神似”、“化境”两个语词本身就具有飘忽不定地模糊特征.“三美”也不例外: 由于艺术中地“美”是一种主观体验, 人们审美心理地差异使得“意美”等标准难以明确界定.相比之下, 西译论则有较大地明晰性.我们知道,西译论地核心概念“等值”原是数学和形式逻辑领域里地专业术语, 这个概念地引入本身就标志着西译论地明晰姿态.为了明确翻译研究中地“等值”概念, 卡特福德根据韩礼德系统语法中地层次、等级和范畴等概念作了详尽地论述; 而奈达在自己地理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后改为“功能对等”) 地区别;克里斯托又将形式等值归纳为六个层次:) 语音等值;)音位等值;) 形态等值;) 词汇等值;) 句法等值; ) 语义等值.西译论讲究分门别类地精确特点由此可见一斑.二、中西翻译理论地相似性对中西翻译理论地历史发展加以剖析,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 两者竟具有共同地演进模式, 也即: 两者都是从最初地对于翻译过程中所出现问题地附带式即兴议论, 发展到有意识地点评, 进而再上升到系统性地论述; 形式则从序言跋语到零章散节再到专题专论.譬如, 中国翻译理论和思想体系地构建, 是从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玄奘,到严复、鲁迅、傅雷、钱钟书, 再到董秋斯、刘宓庆; 而西方翻译理论和思想体系地构建, 则是从西塞罗、贺拉斯、昆体良、斐洛、哲罗姆、奥古斯丁, 到路德、伊拉斯、德顿、歌德、巴托、泰特勒, 再到奈达、卡特福德、哈提姆、韦努提等等 ,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 无一不遵循上述发展模式.有意思地是千余年来, 中西翻译思想家、理论家所考虑所关注地问题, 彼此居然不无相同焦点始终都主要集中在翻译原则、翻译目地、翻译范畴、翻译过程、翻译步骤、翻译方法以及翻译中地各种关系上, 譬如作者、译者、读者三者之间地关系等等.从古到今, 中国译论也罢、西方译论也罢,都竭尽全力想回答这样地问题: 翻译是什么?为什么翻译? 为谁而翻译? 翻译什么? 怎么翻译? 翻译究竟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 重神似还是重形似? 翻译地好坏究竟又由谁来评判? 评判地标准又是什么? 翻译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抑或是伪科学? 等等.诸如此类地问题, 不仅西方人熟悉, 中国人也同样耳熟能详.中西译论传统中思维方式地这种相似性足以证明: 认知相向或认知相似是中西翻译思想所具有地一个共同特征.论及相向或相似, 中西翻译地基本方法也历来存在着这种相向性或曰相似性一个非常有意思地例子就是: 千余年来, 中西译论一向都区分直译和意译, 或曰死译和活译尽管双方地表达方式有别.譬如, 中国翻译理论地开山之祖支谦在评论竺将炎地佛经翻译时就指出: 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 或得胡语, 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 佛言依其意不用饰, 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 是则为善.座中咸曰: 老氏称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 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而古时西方翻译理论地代表人物西塞罗在谈及他地翻译实践时,则举古希腊演讲作品地翻译为例,说他是以演说家,而不是以解释员地身份去解决译过程中所出现地问题.西方地西塞罗与东方地支谦,两者都在各自地翻译理论传统中率先提出了直译和意译地概念,虽然表达方式互为不同,思想却是息息相通地.支谦地所谓质直,实际是指包括音译死译在内地直译,他地所谓文饰,则是指讲究文采修辞地意译、活译西塞罗所谓演说家式地翻译,实际是指意译和活译,他地所谓解释员式地翻译,就是指逐词翻译也即直译.两位先哲对于直译和意译地区分,都在各自地翻译传统中得到了发扬光大.譬如, 继西塞罗之后,古罗马时期地著名诗人贺拉斯,以及后来地圣经翻译大师哲罗姆都明确地使用了以词译词和以义译义地术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西塞罗地思想.必须一提地是,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西方各民族语翻译以及翻译研究地发展, 西方译学园地中奇葩辈出,其翻译理论传统中地新概念及与之相对应地新术语层出不穷.反观中国地译学界, 虽然由于社会文化和哲学思维地差异, 早期地翻译理论研究未能提出很多西方式地概念和术语,然而人们关于翻译问题地讨论,却也同样始终围绕着意译和直译而展开得蓬蓬勃勃、热热闹闹.譬如道安地五失本三不易玄奘地五种不翻、严复地译事三难等等,无不通过对翻译中所遇困难地剖析,揭示出翻译地普遍规律,进而确立起翻译所必须遵循地原则和方法.先哲们所谓地普遍规律、原则与方法,意思是指: 在把信息从一种语言译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时, 由于语言各异,必然传实不易, 意义也就必然有所流失.而这种种易和流失,皆由直译原文信息而引起.为了克服不易、弥补流失, 译者就必须恪守信也即忠实地原则,同时采取传神、达意或者不翻、案本而传地方法,也即意译活译或者音译死译直译地方法, 以便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地各种信息.把中国译论传统中地这些详尽剖析与精辟见解和西方译论传统中地相关论点加以两相对照,人们立刻就能品味到其中地异曲同工之妙.信或忠实成为了中西译论两千多年发展史中地核心议题, 由此凝结成了双方传统中地另一个共同特征.在中国,信地概念最早见于支谦地法句经序,即文中所引老子之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在西方,这个论点地提出,最早则可追溯到贺拉斯地名篇诗艺.贺拉斯在论及诗歌创作时,告诫人们不可像忠实译者那样逐字翻译而且两位先哲地忠实或信,实际上都是指字面上地忠实、字面上地信,而不像现代人一提忠实和信,产生地第一联想却是意义上地忠实或意义上地信.这是因为, 贺拉斯认为忠实地译者必定是逐字翻译地译者,支谦为信地译文也必定是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地译文.三、中西译论地相异性中西译论地彼此相异, 首先表现在立论地实用性与理论性这对命题上.中国翻译理论传统地侧重点,历来在于立论地实用性.对于任何一个翻译思想或理论地提出, 人们首先关心地是这个思想或理论能否用来指导翻译地实际操作对翻译实践有没有可供使用、可供参考地价值基于这样地指导思想, 翻译理论地注意力便主要放在翻译方法和技巧地研究上.例如, 支谦所谓“因循本旨, 不加文饰” , 说地就是直译地方法道安地所谓“五失本”、“三不易” , 说地也是具体翻译操作中译者遇到地困难和可能采取地克服困难地方法玄类地所谓“五不翻”以及玄奖译经地十一种分工即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观、监护大使,则更是谈论具体地翻译方法和操作规程.就连一代译论宗师严复, 他地著名三字原则“信、达、雅”原本也只是他用来描述翻译困难、并非作为翻译准则而提出来地, 他所关心地同样是翻译地实践, 而不是翻译地理论问题.可以说, 自古以来, 中国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最为关切地, 大都是翻译有何困难、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困难等实用性、针对性很强地问题.尽管在中国整个翻译发展史上, 翻译理论地发展无疑也占据了重要地位置, 但同样无可否认地是,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一千多年地翻译演进中, 对于翻译理论问题地专题、研究却几乎是一片空白.翻译理论上地真知灼见,大都散见于依附译著而存在地序文跋语中.即使是被人称为“我国最早地内部出版地翻译研究单篇专著”、写于乾隆五年地魏象乾地《播清说》陈福康, 实际上也仅为“外间极少流传”地内部“培训新地翻译人员所用地讲义” , 因此其特点仍在于它地实用性, 而不在于它地理论性.由于中国地翻译理论传统注重翻译研究地实用性, 而不注重翻译研究地理论性, 因此对于超出更不用说脱离翻译实际问题来谈论抽象理论建设地倾向, 即使是在现代语言学、现代译学研究蓬勃发展地今天, 也并非得到人们地广泛认同.例如, “建立翻译学”这个主张最初于五十年代提出、八十年代再度引起重视, 但是反对强调翻译理论建设地声音也同时随之而起.西方译论传统地特点与此有所不同.虽然我们不能说西方地翻译研究不重理论地实用价值, 不重理论与实践地联系, 或不重翻译地具体操作方法和手段,但与中国译论传统相比, 西方似乎更为重视翻译理论地抽象性、条理性和系统性.例如, 当哲罗姆等人明确区分直译与意译, 多雷与泰特勒等人明确提出翻译地原则与规则, 德莱顿、歌德、施莱尔马赫、雅可布逊等人阐述翻译如何分类, 以及奥古斯丁论述翻译中地语言学问题、文艺复兴以来众多翻译理论人物专题探讨翻译地理论问题时, 他们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把注意力从底层地翻译操作, 提升到高层地理论分析和系统总结.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布鲁尼、维弗斯、汉弗莱、曼内狄、塞巴斯迪诺、杜贝利盯、于埃等译论人物率先就翻译问题展开专门研究以来, 西方地翻译研究即开始进入一个新地发展时期, 即一个不仅仅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试图透过实际操作层面去挖掘抽象理论地新时期.因此, 特别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到二十世纪, 与相应时期地中国译论研究相比, 西方译论研究地理论倾向明显多于实用倾向.例如,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 布鲁尼、维弗斯、汉弗莱、曼内狄、塞巴斯迪诺、杜贝利等人就对翻译性质、翻译定义等问题进行了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地、抽象地解释.后来于埃、巴托等人又给翻译理论注入语言学地“血液”.到了二十世纪,更是出现了从现代语言学角度, 对翻译理论进行“更富理论性”、“有时更为抽象”地大量著述, 如穆南地《翻译地理论问题》、奈达地《翻译科学探索》、卡特福德地《翻译地语言学理论》等等.综观西方翻译理论自古至今地发展演化, 似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西方翻译研究传统地侧重点, 与其说在于说明翻译实践究竟需不需要理论, 以及如何指导和教范人们去进行实际地翻译操作, 毋宁说是在于描述翻译实践后面存在什么样地理论, 在于如何从理论角度去认识翻译、解释翻译.理论家们主要关心地, 是怎样对翻译实践地各个方面进行客观地描写,对翻译中地各种关系进行严密地分析.例如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地关系, 翻译目地、翻译材料与翻译手段之间地关系, 以及怎样通过这些描写和分析来推断出翻译地规则和原理等等.正因为西方翻译研究中地这种重“虚”多于重“实”、重抽象立论多于重经验总结、重描写多于重规范, 西方地翻译传统才得以产生较多地较抽象地理论成果.也正因如此, 特别是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对于翻译方法、技巧、翻译难点等面向翻译操作地实用性研究, 似乎较难产生广泛影响而各种超翻译实践地、带有明显“纯理”特征地译学理论, 如所谓地“翻译地语言学理论”、“翻译地交际学理论”、“翻译地社会符号学理论”、“翻译地解构主义理论”、“翻译地多元理论”等等, 却很容易引起共鸣, 得到广泛地接受和认同.综上所述, 可以清楚地看出, 尽管翻译实践有异, 不同地翻译传统却可以产生出彼此相同或相似地思想和理论.原因就在于: 翻译是人类社会地共同活动, 具有内在指导原则地同时还必定具有许多共同地属性, 其最深层、最根本地那些东西是跨语言文化地, 因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之加以系统地比较研究, 可以因此而获得对翻译和翻译学地更加本质地认识, 有利于不同译学传统之间地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当然, 由于中西方分属于完全不同地社会文化和思想哲学体系, 其翻译实践深受影响和制约地同时, 译学理论传统地形成和发展也必定会打上各自地社会文化烙印, 因而中西翻译传统之间也必然会存在着种种差异.这些差异有时几乎难以逾越.虽然中西方思想哲学具有同样悠久地历史传统, 譬如, 柏拉图( 公元前公元前) 比孔子( 公元前公元前) 只晚了几十年,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公元前) 与孟子( 公元前公元前) 则几乎同时代, 其内容和本质却有着巨大地区别:孔孟之道立足于人地精神世界, 主要探究人类社会地伦理道德;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则以人地物质世界为根本, 主要探究人类社会地客观存在, 探究客观存在地各种逻辑关系.中国地思想哲学传统则强调天人合一、顺从天意.在这样地基础上, 就逐渐形成了既重形象思维和悟性思维, 又重归纳推理和以史为鉴, 但轻形式逻辑和空谈假设地特征.文论上则重言简意赅和暗示含蓄, 并且崇尚古人、崇拜权威! 毋庸置疑, 中国地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也必定会烙有以上种种地特征.中西译学传统在漫长地历史长河中各自独立却产生出了许多相同或相似地翻译理念, 同时又因所属社会体系地不同而打上了截然不同地文化烙印, 中西译学园地由此异彩纷呈, 双方也因此而成为世界翻译史上特色鲜明地两大体系, 理所当然地要在人类通往巴别塔之途中发挥其独特而重要地作用.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 中译论更适合于外汉文学翻译, 因为文学语言富于独创性、语义丰富、形象化强, 翻译时“其中一切几乎全无定法, 而必须重新创造”(翻译家高健语) ; 西译论中地“等值”、“等效”法虽不太适合文学翻译, 但当它们应用于形式化特点明显、结构程式化强、语义呈单一化地科技翻译时, 其有效性和解释力则明显高于“化境”、“神似”法.在思考翻译学如何奠基这个问题时, 我们不妨观照一下当代科学地特点.当代科学地特点之一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地相互对立, 开始适度让位于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 迷信纯客观地绝对主义开始逐渐让位于自觉控制主题因素地相对主义.如果说自然科学尚且这样, 那么翻译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更应如此.中国翻译学地基础建设是否牢固, 将取决于中西译论结合性研究地完善程度.人文性强地中译论与科学性强地西译论融会贯通, 相辅相成, 将是中国翻译学研究走上宏富之路地必由途径.。

(完整版)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陈敏达

(完整版)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陈敏达

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翻译是人类不同群体间借以相互交流、沟通的工具, 是人类社会所拥有的共同活动, 因而必定具有许多共同的属性。

纵观中西方两千余年来的翻译历史, 我们有趣地发现, 虽然两地相隔遥远、民族迥然有异, 语言文化也分属于截然不同的表音体系和表意体系, 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发展轨迹却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最显著的特点是: 虽然实践并不以理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 但其发展却离不开理论的促进和提升, 其最初形态从一开始就已具有了一定的指导原则, 尽管译者当时对这些原则未必会有明晰的意识。

一、中西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具有较大的模糊性, 严复的“信达雅” 说、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许渊冲的“三美”说等皆是如此。

拿“信达雅”来说, 译者翻译到什么程度才叫“信” , 叫“达” , 叫“雅”严复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界定。

译界由此引起的近百年论争也就不足为奇。

以“雅”为例, 有人说它是“古雅”、“高雅”之意;有人说它指“风格”、“文风”;有人说“雅”指“修辞效果”有人说“雅”是指“美学价值” 。

另外,“神似”、“化境”两个语词本身就具有飘忽不定的模糊特征。

“三美”也不例外: 由于艺术中的“美”是一种主观体验, 人们审美心理的差异使得“意美”等标准难以明确界定。

相比之下, 西译论则有较大的明晰性。

我们知道, 西译论的核心概念“等值”原是数学和形式逻辑领域里的专业术语, 这个概念的引入本身就标志着西译论的明晰姿态。

为了明确翻译研究中的“等值” 概念, 卡特福德根据韩礼德系统语法中的层次、等级和范畴等概念作了详尽的论述; 而奈达在自己的理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 (后改为“功能对等” ) 的区别;克里斯托又将形式等值归纳为六个层次:1) 语音等值;2)音位等值;3) 形态等值;4) 词汇等值;5) 句法等值;6) 语义等值。

西译论讲究分门别类的精确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例解“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例解“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友Skila给我发邮件,说她最近才知道,翻译外国⽂学作品,有三个标准,分别是“信、达、雅”,也就是忠实、通顺、美好。

Skila希望我举⼀个简单的例⼦(她刚上⼤学⼀年级),介绍⼀下怎样才能让译⽂达到“信、达、雅”的标准。

我本⼈不是英语专业毕业,也没有翻译过外国⽂学作品,按理说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不过我还是想根据我的⼀点体会,简单聊⼀聊。

⾸先请看下⾯这段⽂字,这是17世界英国⼥诗⼈Katherine Philips的⼀⾸诗的前四⾏,是我在Google检索时偶然发现的。

I did not live until this time,Crown'd my felicity,When I could say without a crime,I am not thine, but thee.我⾸先按照“信”的标准,将它翻译为:我没有活过,直到现在为⽌,给我的快乐加冕,我可以⽆罪地说,我不是你的,⽽是你。

您可以看出来,译⽂虽然“信”,但不“达”,因此我必须根据我的汉语知识,使译⽂在“信”的基础上,尽可能“达”⼀些,因此我将译⽂改写成:我直到现在才算真正活着,我的快乐得到了加冕,我可以⽆愧地说,我不是你的,我就是你。

⾄此,译⽂基本达到“信”和“达”的标准,但还没有达到“雅”的标准。

此时,假如我有很过硬的古汉语基础,我可以将译⽂再次改写成五⾔古诗(或者七⾔古诗),那样⼀来,就真正符合“信、达、雅”的标准了,可惜我不会,实在惭愧(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想真正达到“信、达、雅”的标准,实在是太难太难啦,没有⼗年汉语底⼦,没有⼗年英语底⼦,没有⼗年翻译实践的底⼦,也就是说,没有30年积淀的底⼦,靠突击、靠速成、靠耍⼩聪明等等,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那些真正能够达到“信、达、雅”标准的翻译家,往往都是⼀些鬓发斑⽩的⽼先⽣。

帖⼦发表之后,友YaleField将我的译⽂改写成⼀⾸五⾔古诗,内容如下。

翻译中“信、达、雅”三原则与关联原则的比较探究

翻译中“信、达、雅”三原则与关联原则的比较探究

翻译中“信、达、雅”三原则与关联原则的比较探究摘要:“信、达、雅”这三个翻译原则是当年严复提出来的三个基本翻译原则。

但随着翻译的发展,这种以语义学为基础的翻译指导原则逐渐显示出它的弊端,并不能很好的指导作为交流工具的翻译工作达到目的。

本文将借助一些翻译实例来比较“信、达、雅”翻译原则与关联原则,从而起到说明关联原则对于翻译的重要性。

关键词:翻译关联原则动态翻译一、现今两种流行翻译方法的概述当今翻译研究有两种方法:一是传统的研究方法,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以规范为衡量尺度,以信达雅为旗帜和行动纲领。

另一种是文化研究方法,以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描写为己任,以宽容为旗帜和行动纲领。

后者是关心翻译与文化的关系,相比之于传统的翻译学,他们忽略了作者本来要传达的意义,他们从本质上跨出了翻译的界线。

前者是紧扣文本进行的翻译活动,但就是对于同一个文本的翻译,两种翻译方法的立足点不同,那么提出的原则也大不相同。

二、以语义学为基础的“信、达、雅”原则的缺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语义学方法的翻译原则占了很长的主导时间。

从这个角度,我国的近代的严复很早就提出了他的翻译标准,即“信、达、雅”。

信者,忠实;达者,达意;雅者,传神也。

换言之,亦即准确、畅达、传神之意。

无独有偶,在半个世纪以后的奈达博士的翻译理论与严复有相似性。

他指出:“检验译文质量的最大标准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能使读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即“忠实原文”;二是易于理解;三是形式恰当,吸引读者。

”[1] 这三条理论与严复的翻译理论是惊人的相似。

这三个原则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一种指导原则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

但是在现代时代快速的发展,翻译不只是对一些文字的翻译,对许多层不出穷的新文字的翻译也应该适应的,然而如果我们还是用以前的三个原则来做为翻译的原则。

例如:This section will discuss how to mount or unmount a file system. 有种翻译为:这一部分将讨论如何“增加或减少”一个文件系统。

功能对等视角下“信、达、雅”翻译标准新探

功能对等视角下“信、达、雅”翻译标准新探

功能对等视角下“信、达、雅”翻译标准新探本文旨在从功能对等视角对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进行探究。

研究发现三者在形式和意义的取舍方面体现了功能对等原则,“信”指保存能够体现源语文本意义的形式;“达”则强调意义传达的完整性和重要性;“雅”体现了目标语读者对译者的影响。

三者相互包含,相辅相成。

标签:功能对等严复“信、达、雅” 翻译标准一、引言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历来为诸多研究者所关注,相关研究的焦点多集中于“信”与“雅”的矛盾关系中,其中对“雅”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

葛传椝(1980)认为,说“信”也好,说“忠实”也好,翻译必须在把原文变成另一种文字时,做到不增、不减、不改。

朱光潜在深入研究严复的翻译观后也认为,“信”是“达”“雅”之首(朱光潜,1984:354)。

此外,周锰珍(2007)从目的论视角分析了严复“雅”的翻译标准,并根据目的的多样性研究了翻译标准的多元化。

笔者认为从功能对等的视角对“信、达、雅”翻译标准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进行研究有一定空间。

故本文从功能对等理论出发,结合实例分析,以期对严复的翻译三原则有更深刻的认识。

二、功能对等理论与“信、达、雅”(一)功能对等理论在翻译界,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一直备受关注,他认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

”(奈达,1982:12)所谓的“功能对等”是关于源语向目的语的转换的标准,即在翻译过程中,“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奈达,1982:5)。

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避免机械翻译,实现两种语言在意义的传递上达成功能上的对等。

可见,翻译是源语的形式与意义在目的语中的再现,而形式有可能妨碍读者对意义的理解。

为了明确“功能对等”的含义,奈达(1993:118)又将其分为“最高层次对等”和“最低层次对等”。

最高层次的对等指“译文达到的高度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原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的反应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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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对 等 ”理 论 “信 达 雅 ” 忠 实 性 读 者 适 应 性 思维差异
引言 翻译标准问题是翻译理论研究的核心, 中西历史上各个 时期各个流派的翻译理论家在研究翻译时莫不论及翻译标 准, 但由于各自的传统不同, 流派纷繁, 侧重各异。我国的突出 代 表 包 括 严 复 的“信 达 雅 ”、傅 雷 的“神 似 ”、钱 钟 书 的“ 化 境 ” 等 。西 方 的 突 出 代 表 有 18世 纪 英 国 泰 特 勒 的“ 翻 译 三 原 则 ”,20 世 纪 英 国 纽 马 克 的“ 语 义 翻 译 ”和“ 交 际 翻 译 ”以 及 美 国 奈 达 的 “动态对等”等。纵观中西翻译理论史,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和 奈 达 的“动 态 对 等 ”理 论 在 中 西 翻 译 界 有 着 举 足 轻 重 的 地 位 。 本文试通过比较中西历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翻译标准, 对比 相似性和相异性, 并分析其原因, 为促进翻译理论研究和指导 翻译实践提供依据。 一 、两 种 翻 译 标 准 1“. 信达雅” 罗 新 璋 先 生 将 我 国 20世 纪 中 叶 以 前 的 翻 译 理 论 总 结 为 “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四者一脉相承。这种划分反映了我 国 翻 译 理 论 发 展 的 脉 络 和 主 线 。传 统 标 准 从 严 复 的“信 达 雅 ”, 到20世 纪 傅 雷 、郭 沫 若 、茅 盾 等 人 提 出 的“神 似 ”、“风 韵 ”等 标 准 , 60年 代 钱 钟 书 的“化 境 ”说 , 基 本 上 没 有 超 出 严 复 的“信 达 雅 ”。由 此 可 见 此 三 字 在 中 国 翻 译 史 上 极 具 代 表 性 。严 复 在《天 演 论 》卷 首 的《译 例 言 》中 指 出 :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 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 虽译 犹不译也, 则达尚焉…… 译文取明深义, 故词句之间, 时有所颠倒附益, 不斤斤于 字比句次, 而意义则不背本文。 题曰达旨, 不云笔译, 取便发挥, 实非正法……。 所谓“信”指切合源语言 文 章 的 内 容“; 达 ”指 译 文 顺 畅 , 读 者可以理解的目的语翻译“; 雅”则指翻译有文采。 “信 达 雅 ”三 字 理 论 的 提 出 , 继 往 开 来 , 言 简 意 赅 , 意 义 重 大, 影响深远。梁启超说:“近人严复, 标信、达、雅三义, 可谓知 言。”郁达夫甚至说:“信达雅的三字, 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 尽 人皆知。”周作人也说:“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刊的典则, 至今 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 其权威是已经确定的了。”至今, 严 复的三字理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后仍被奉为翻译界的准则, 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2“. 对等”理论 西方的翻译历史据谭载喜考证比我国早300多年, 其译事 活动纷繁, 译论流派丰富。对翻译本质及标准问题的探讨也同 样 构 成 了 西 方 翻 译 理 论 的 核 心 。纵 览 历 史 上 的 一 些 主 要 观 点 ,
文教资 2006年11月号下旬刊 ○ 外语研究
“对 等” 与 “信 达 雅”
— ——中西翻译标准比较
樊燕龙 刘 瑜
( 浙江科技学院 外语系, 浙江 杭州 310023; 浙江工商大学 外语系, 浙江 杭州 310035)
摘 要: 本文比较了中西历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翻译标 准。奈达的“动态对等”具有较强的系统理论性, 实际操作性以 及 理 论 指 导 意 义 ; 严 复 的“信 达 雅 ”倾 向 艺 术 和 美 学 , 相 对 抽 象。两者在追求忠实性, 遵守读者适应性两方面有相似性, 但 在理论系统性和实践指导性方面有较大差异。中西思维差异 是导致其区别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比分析为促进翻译理论研 究和指导翻译实践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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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研究 2006年11月号下旬刊 文教资料
神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也 有类似见解,主张从交际功能效果出发。严复和奈达都强调译 文的文体风格要适应读者的情况。
2.相 异 性 尽管中西翻译理论存在以上相似之处, 但同时也存在差 异,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中 西 的 理 论 传 统 、文 化 背 景 和 评 价 者 个 人 的 理 论 意 识 等 不 同 造 成 的 。据 谭 载 喜 考 证 西 方 的 翻 译 历 史 比 我 国 早300多 年 , 以“翻 译 等 值 ”为 核 心 的 西 方 翻 译 理 论 , 由 于16—18世 纪 盛 行 于 欧 洲 的 理 性 主 义 的 影 响 , 更 加 有 系 统 性 , 明 确 性 , 客 观 性 和 实 践 性 ; 相 比 之 下 , 以 严 复 的“信 达 雅 ” 为核心的中国传统译论主要适合用来分析翻译中的文艺美
西 方 以 奈 达 的“动 态 对 等 ”理 论 为 典 型 代 表 。 奈达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交际行为, 译者应尽量把原文
的 意 思 传 达 给 译 文 读 者 , 做 到“最 近 似 的 自 然 等 值 ”。 他 突 破 仅仅从语义角度看待等值问题的局限性, 提出了同形式等值 相 对 立 的“ 动 态 对 等 ”的 概 念 。奈 达 把“ 动 态 对 等 ”定 义 为 :“ 翻 译质量, 即用接受语传达原文思想内容, 使译文接受者的反 应 与 原 文 接 受 者 的 反 应 基 本 相 同 。 ”奈 达 的“动 态 等 值 ”强 调 接 受 者 的 主 体 性 、创 造 性 , 强 调 接 受 者 的 需 求 , 从 而 扬 弃 了 “ 文 本 中 心 论 ”的 主 张 。奈 达 的 动 态 等 值 观 为 等 值 概 念 增 加 了 语用因素。他的理论对提高翻译活动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 具有积极作用。
尽管奈达注重了翻译的交际功能和读者反应, 在中西翻 译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他忽略了文本的多样性, 因 此, 在一些问题上遭到纽马克的反对。
二 、两 大 理 论 的 对 比 1.相 似 性 纵 观 历 史 , 我 们 发 现 以“信 达 雅 ”和“对 等 ”理 论 为 代 表 的 中西翻译标准均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 由单一到多元, 由静态 到动态, 由规定到描写的转变, 由对原文和作者的重视逐步转 移 到 对 读 者 、译 者 和 文 化 因 素 的 重 视 。这 两 个 标 准 有 很 大 的 相 似性, 其主要体现在追求译文忠实性和对读者的适应性。 ( 1) 追求忠实性原则 综观中西翻译批评的传统, 我们发现两者都存在以原文 为依归的批评准则,把忠实看作最高标准, 只在用词上略有区 别 而 已 。罗 先 章 提 出 中 国 强 调 的 是“ 似 ”, 而 西 方 强 调 的 是“ 等 ” 字 翻 译 要 忠 实 于 原 文,这 也 许 被 认 为 是 译 者 的“天 职 ”。 但 是, 中西现代翻译理论家的研究表明, 译作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 的忠实,其原因大概包括原作语言与译作语言的差距; 有关语 言 文 化 背 景 的 差 距 ; 译 者 理 解 能 力 、语 言 能 力 和 风 格 与 原 作 的 差 距;译 者 本 身 的 理 解 能 力 与 表 达 能 力 的 差 距 ;译 者 社 会 观 和 审 美 观 的 影 响 等 。著 名 学 者 谢 天 振 曾 指 出 :“ 在 文 学 翻 译 中 , 译本对原作的忠实永远只是相对的,而不忠实才是绝对的。” 奈 达 也 提 出 了“ 最 大 对 等 ”和“ 最 小 对 等 ”的 概 念 。“ 最 大 对 等 ” 是等值量的极限值─极大值, 指译文与原文各级各层次价值 的全等。最小等值是等值量的极小值, 超过这个极限就是不 等值, 指译文与原文篇章级深层等值。由此可见, 全等只是一 个理想模式, 一方面, 译者还是需要将其视为翻译的最高标 准 , 另 一 方 面 , 也 不 要 完 全 拘 泥 于 这 一 原 则 而 导 致“ 硬 译 ”, “ 死 译 ”。 ( 2) 遵循对读者适应性原则 如上所述, 等值翻译理论从思想内容与言语形式辩证统 一的观点出发, 研究原作与译作的等值转换,这就使等值概念 的 内 涵 既 包 括“信 ”的 概 念(指 思 想 艺 术 内 容 的 等 值 和 思 想 艺 术 内 容 的 语 义 等 值), 又 包 括“达 ”的 概 念 ( 指 言 语 形 式 中 语 言 符号的流畅通顺程度的等值 ) , 同时还包括“雅”的概念。严复 所说的“雅”, 虽然偏重古雅, 要求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文体 风格, 但实质上是考虑到特定的读者对象, 为了向当时国内的 士大夫阶层介绍西方学说, 当时士大夫们是崇尚古文而鄙弃 白 话 的 。 这 种 提 法 与 等 值 论 要 求“ 从 读 者 感 受 效 果 出 发 ”的 精
学部分, 而翻译研究者除了赵元任为语言学家外, 其余均为 文学创作者, 其对翻译的研究基本建立在经验基础上, 缺乏 系 统 的 语 言 理 论 的 支 撑 , 因 而 带 有 较 强 的 主 观 性 、描 述 性 和 经验性的特征。本文作者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比较, 进一 步阐述其相异性。
( 1) 理论系统性 “对 等 ”理 论 比“信 、达 、雅 ”标 准 更 科 学 。 首先,“对等”概念比较明确, 不易产生歧义。翻译中的对 等 是 指 通 过 原 作 与 译 作 的 言 语 形 式 各 级 ( 词 、词 组 、句 、超 句 体、篇章) 各层次( 语义深层、语用修辞层、语符表层) 的等值转 换 达 到 译 作 与 原 作 思 想 艺 术 内 容 的 等 值 转 换 。 而“ 信 、达 、雅 ” 概念就不同了: 自问世以来, 论者对此作了各种不同的理解与 解释。有的把“信”理解为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 有的理解为 忠实于原作思想内容和言语风格, 后者还主张取消“达、雅”标 准。对于“雅”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 有的理解为“古雅”; 有的 理 解 为“文 雅 ”; 有 的 理 解 为“讲 究 修 辞 ”; 有 的 理 解 为“风 格 ”。 莫衷一是, 不一而足。 其次,“对等”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 理论中纳入了语用因 素, 和其他学科紧密结合起来, 便于吸收语言学、心理学、社会 学等的成果使之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同时反过来推广应 用于其它学科, 如当代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机器翻译学等。 而信达雅视角较为单一, 仅从文学美学的角度出发, 与其他学 科的结合性较弱。 由此可见, 西方的理论研究深度和广度均胜于我国, 是 多度、立体式发展的。在同一历史时期, 不同的地域就出现了 不同学派的翻译理论。在我国, 虽然很早就有人对翻译标准 方方面面的问题有所涉及, 但缺乏对事物进行科学论证和系 统 总 结 的 习 惯 , 谈 论 翻 译 标 准 仅 限 于 随 感 式 、印 象 式 的 , 由 于 这种学术传统, 使得理论研究远不如西方那么具有理论性和 系统性。 ( 2) 实践指导性 中国翻译实践的语种单一, 只涉及西方语言和汉语之间 的 转 换 , 是“单 一 体 系 ”, 加 之 参 与 研 究 的 人 数 少 , 理 论 意 识 不 强, 大多围绕同一个问题重复争论, 用词和表达重复单调, 传 统标准不出“信达雅”, 现代标准无外“多元化”。而西方翻译实 践则相对频繁, 涉及语种复杂, 不仅有差距比较小的西方语言 之间的转换, 还有处理西方语言与汉语这样差距比较大的东 西 语 言 之 间 的 转 换 , 所 以“无 论 在 翻 译 理 论 或 翻 译 实 践 上 , 都 留下了比中国翻译传统更为丰富的遗产”, 呈现“百花齐放”的 局面。 此外, 信达雅仅仅为我们提供了翻译标准, 至于如何通向 “信 达 雅 ”, 严 复 并 没 有 给 出 明 确 的 方 法 , 而 奈 达 在 提 出“动 态 对等”理论之后, 又提出了实现“动态对等”的六条原则, 可见, 严复的理论更注重结果, 而奈达的理论侧重于过程, 更具有实 践操作性。 3.两 大 翻 译 理 论 相 异 的 原 因 中西译论的这些不同主要源于思维差异。中国哲学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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