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王立本与郭锡良本比较

摘要

古代汉语教材是古代汉语教学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古代汉语课所讲授的内容来自于古代汉语教材，因此，教材的编写质量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在众多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是开山之作，而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则是近年来教材中的优秀之作。对此，我们以这两本教材为例，通过对两家教材的结构、语法和编写等方面进行比较，并尝试得出当今高校古代汉语教材的一些优点和不足。

关键词：古代汉语；结构；语法；教材；比较研究

1952年，各大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实施院系调整后，陆续设立了古代汉语课。但是，当时并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学内容根据教师自己的喜好而定，随意性大。直到1962年，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王本）的问世，才结束了古代汉语教学没有教材的历史。此后，很多优秀的教材相继问世，如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1981年版）、朱振家主编的《古代汉语》（1988年版）、许嘉璐主编的《古代汉语》（1992年版）等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其中郭锡良先生编写的教材不仅对王力先生所创制的传统古代汉语教材编写体例有所继承，还加入了很多前沿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使这部教材更具创新性和实用性。

王本包括三个内容：文选、常用词和古汉语通论。这三个内容不是截然分离的三个部分，而是以文选为纲，其他两部分跟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文选的次序安排，大致是既按时代，又按文体，有的还照顾到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注释一般采用传统的说法，术语不用文言。总体内容详细具体。

郭本分上下两册，每册分为三个单元，每单元都有文选、古代汉语常识、词义分析举例三部分。文选大体上按体裁编排，上册是各种体裁的散文，下册是先秦诸子和骈文、辞赋、诗词。这样编排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体现由浅入深的原则和文体的语言特点。同一题材的作品，按时代先后排列。每篇选文前面都有作家或专书的简要介绍以及选文内容的简要说明。同一作家或专书第二次出现时，不再重复介绍。文选的注释力求准确鲜明，通俗易懂，便于自学。除注释词义外，还适当的做了一些串讲和语法分析。注释词义一般是注该词本身固有的意义。

一、排版结构比较

1、文选部分

古代汉语的学习讲求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相结合，感性认识就要依靠大量的文选的学习，因此文选是古代汉语教材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王本选择了247篇文章，郭本比王本少。作为后生教材，这显然违背了以文选为纲的传统教学指导思想。但事实上，就文选的编选而言，郭本包括诗、词、曲在内的文选，涵盖了各种体裁，覆盖了各个历史朝代，而且加入了很多王本所没有触及的典籍文章。数量的差距就在于王本选择了更多的诗词曲。

事实上，除诗词曲外，郭本其他类型的文章比王本多，拓宽了文选的范围。郭本收录的文选将时间提前到远古时期，增加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这样编选的原因在于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等是用远古文字写成的，远古文字是古汉语的源。另外，郭本还选择了较

难的《周易》、《尚书》，二者皆是儒家的经典，也是古汉语的源。我们学习古汉语，要从源头学起，不能舍本逐末。此外，“春秋三传”中，王本只选择了《左传》中的篇目，《公羊传》、《毂梁传》没有涉及，造成了一种误区，抬高了《左传》的地位。而《公羊传》、《榖梁传》、都是典型的古注，且注的方式自成一家，它的影响已达数千年之久却遭到忽视。因而，郭本从《公羊传》、《榖梁传》中各选了几篇文章，又增加了《国语》、《孝经》、《孙子兵法》、《晏子春秋》、《列子》、《后汉书》、《新序》、《说苑》、《三国志》、《水经注》、《资治通鉴》等典籍中的文章，这样可以使学生更多地了解古籍的面貌。古白话部分，郭本增加了《世说新语》和佛经译文《百喻经》，加入了对联，涉及到了春联、婚联、寿联、挽联、贺联、励志联、行业联等。最为重要的是，郭本增加了应用文部分。

郭本教材的教学目的是为“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和根据格律写作诗、词、曲、联以及写作应用文言文的能力”。原因在于文言文写作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很普遍的，提高学生写应用文的能力不仅可以使学生形成文言文的写作能力，还可以促进阅读古代书籍能力的提高。郭本应用文言文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生活实际出发，具有实用性。此外，郭本在文选编排形式上也有其独特的创新之处。“古注文选，就是把古人对古书的注解原封不动地选入教材”。古注文选较难，因此，选用的文章均出自中学文言文，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对已学知识的回顾，还有利于看懂古注；“标点文选”，即是把古文加上现代标点而无注解，因此也有一定的难度。郭本也充分地考虑到了这个问题，选用的文章短而有趣，使学生不至于因枯燥无味而厌烦学习。而白文，则是古籍的原貌，是否能看懂白文，是衡量学生阅读古书能力的标准。白文的增加，虽然增加了教材的难度，但也增加了教材的实用性，有利于学生了解古籍原貌。而且编者在每篇文章前面加上了说明，其中，对生僻字进行了注音、对难词进行了解释，这样为文选的阅读扫清了障碍。

2、常识部分

王本将这部分称为古代汉语通论，共31个通论，分附在14个单元的结尾部分。郭本的常识部分，6个单元，共6小节。二者均涉及了辞书及辞书的查检、汉字的结构、词的本义及引申义、古今词义异同、词类活用、特殊句式、古代文化常识、古代文体、骈体文、辞赋、古汉语修辞、音韵、诗词曲律等方面的知识。而郭本教材的常识部分较以往的古代汉语教材更具系统性、科学性。

文字部分增加了汉字的产生、形体演变。利用楷书形旁推求字的本义范畴、古书用字等内容。虽然与现代汉语中的知识有所重复，但经重新梳理后，可以使学生用历史的观点看待古代文字的发展。

词汇部分包括词汇和词义的继承和发展、词的构成、词的本意引申义假借义、古今词义的异同、同义词辨析、词义的理解与训释。这些内容虽然在王本中也有所介绍，但郭本更为细致、全面、简明，条理也更为清晰。此外，郭本语法部分所举的例子均出自于中学文言文和文选，这样的例子不生僻，也有出处，节省了教师的时间，也更易于学生理解。

语法部分向来争议较大，词类的划分、词类活用等都有待商榷。郭本大体上继承了王本的知识体系，增加了新的学术成果。

古代文化常识郭本只介绍了历法、官职、地理、姓氏等；而王本更为全面地讲解了古代乐律、天文、科举、礼俗、宗法、宫室、车马、饮食、衣饰、什物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有利于学生对古代文化的了解。

古代文体部分讲解了骈体文和辞赋等特点，从句式、节奏、平仄、用典、藻饰等方面介绍了骈体文的特点。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了解骈体文的常识，有助于对文选中骈体文的理解，而且郭本内容更为明确，知识体系更加合理。在王本的基础上增加了音韵学的介绍、古书的读音、上古音说略、中古音说略和联律联律知识的介绍有利于学生创作对联，有利于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

可见，两书中常识的知识含量都很大，但在教学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常识只是辅助，不能代替语言本身。常识部分知识容量过大，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因此不能全部在课堂上讲解，有些知识需要学生自学。郭本古汉语简明扼要、行文清晰，有利于学生的自学。这些常识的学习不仅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而且常识的掌握可以辅助文选的理解。

3、练习部分

王本创了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体例，郭本则用练习代替了常用词。常用词的编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因为当时编写教材时，没有专门、完善的辞书，常用词可以说相当于一部微型词典。因此，在书中编入常用词，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生词的查阅。如今，各种工具书都十分便利，因此常用词部分也可以删减。郭本在每章常识后加入了练习，分附在每节常识之后，几十个练习的内容：（一）复习本节常识所学的主要理论知识；（二）运用本节所学理论知识，解决文选句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三）增加阅读本单元白文文选并为其加上标点的内容；（四）标点并翻译一篇有趣味的短文。郭本练习不仅复习常识所讲内容，更关照到文选的内容，便于对知识的学习和回顾，讲练结合无疑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之一。如果缺失练习部分不仅不能使学生及时复习，而且教师、学生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寻找与文选相关的练习内容，难度大，浪费时间，因此，练习部分的设置是有必要的。

4、附录部分

王本附录有：简化字与繁体字对照表、汉字部首举例、上古韵部及常用字归部表、上古声母及常用字归部表、天文图、音韵、常用字表、词谱、曲谱、曲韵常用字表及常用词音序检字总表和常用词笔画检字总表（这两部分是配合常用词部分设置的），共11个。而郭本附录内容更为丰富，有简体字与繁体字对照表、专有名词拼写规则、国际音标表、宋本《广韵》东韵中的一部分、《佩文诗韵释要》东韵中的一部分、常用词谱及范作、常用曲谱及范作、四角号码检字法、上古声母上古韵部诗韵词韵曲韵常用字四角号码检字索引、上古声母上古韵部诗韵词韵曲韵常用字笔画检字索引、上古声母常用字表、上古韵部常用字表、诗韵常用字表、词韵常用字表、曲韵常用字表等。附录内容的扩充有利于学生的自学，郭本扩充的知识大部分是被称为“绝学”的音韵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虽晦涩难懂，但对其有一点认识、有一点印象也是好的。此外，诗词曲谱及范作等内容，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学写诗词曲的工具，这样学生的知识得以扩展，还可以练习写作诗词曲联和应用文，提高写的能力，使学生的学习更为全面。

王本是古汉语教材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杰出之作，直到现在，也是被应用最为广泛的古代汉语教材，其地位之重要自不必言说。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对知识的要求也在提高、在发展，因此，成书于60年代的王本有些地方的确不适应现代教学的发展趋势。而郭本是新型古代汉语教材中的优秀之作，大体上继承了王本的编排体例和知识体系，也加入了很多前沿的研究成果，尽管有些成果还是一家之言，有待商榷，但其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郭本教材有很多优点，但由于是合众人之力编写而成，所以难免有纰漏，我们在学习时，取其有益之处，以达到优化古代汉语教学课堂的目的。

二、教材语法部分的比较

1、两部教材语法部分的优点。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由“文选”、“常用词”和“古汉语通论”三个系列组成，其中“古汉语通论”系列中有八节，讲授古汉语语法, 较之文字、词汇和音韵部分略显单薄,这取决于教材编写者对“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认识。作为一门基础课和工具课, 要使学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掌握古汉语知识,提高古汉语阅读能力,不可能用更多的篇幅讲授古汉语语法。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三大语言要素中,语法的稳定性最强,变化最小,古今差异也不大。

王力先生说:“着重讲清楚古今相异的部分,省去古今相同的部分,既避免了语法部分过

于庞大,又使学生能够有重点的掌握古汉语语法。”王氏教材“语法”部分的编写,是以学生已经掌握了现代汉语语法为前提的。注重古今语法的比较,只讲古今差别大的词法现象和句法现象,因而更加实用。例如,现代汉语有所谓“包孕句”,古汉语没有这种句型，而古汉语有一种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加入一个“之”字的句型,如“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人之不己知”不是“包孕句”中的子句,而是名词性词组,其中的“之”字不能转化成现代汉语的“的”字,与现代汉语“包孕句”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上古汉语中,这个“之”字又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它,句子就不通顺。这就是古今汉语语法不同的地方。自从马建忠《马氏文通》(1898) 出版以来,国内的古汉语语法研究经历了大约三四十年的时间,进入以历史语法描写为主的时期。王力先生的三部语法学专著《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和《汉语语法纲要》(1946),反映了他的语法学思想。王氏吸收了叶斯泊森“三品说(词级说)”理论,主张在语法分析中以词代替词类,认为词类只存在于词典里。他又根据方德里耶斯的理论,一个语言结构可以分为意义部和形态部,把汉语的词类分为理解成分和语法成分。理解成分是各种实词,语法成分包括半实词(副词)、半虚词(代词和系词)、虚词(联结词语气词和记号)。根据意义划分实词的类别,根据语法作用划分虚词的类别。

王氏重视汉语的特点,与以前的语法著作不同,把“数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对“副词”的范围也加以限制,并提出了“记号”这个新的概念。王氏《古代汉语》教材采用王力的语法体系, 自成一格。在句法分析上,王力先生很重视句型的分析,把单句分为“判断句”、“描写句”和“叙述句”，把复句分为“等立复句”和“主从复句”。作为编写教材的理论基础, 这一学术思想在王氏《古代汉语》教材中都有所表现。例如,“人之不己知”本来是一个句子,有主语,有谓语。在这个“主语”和“谓语”之间插进去一个“之”字, 它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句子”了。马汉麟先生称这种语法现象为“取消句子的独立性”。王力先生最初称之为“句子的仂语化”, 在他的《汉语史稿》中有专章讲述，后来觉得欠妥,干脆把这种“之”字结构视为“名词性词组”。与“之”字句起相同作用的,还有“其”字句。“其”字是代词,但这个代词总是处于领位,它的作用等于“名词+之”。如:“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在这里,“其”不能转化成现代汉语的“他”,“其为人”等于“某之为人”,是一个名词性词组。这个名词性词组是“主语”,而不是由“其”充当主语。这些,在王氏《古代汉语》教材中都有反映。

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 共6章, 其中大量篇幅介绍的是“古汉语虚词”,突出了“虚词”在古汉语语法学习中的重要性。此外,每个章节之后都附有配合课堂教学的“思考练习”。郭氏《古代汉语》教材是专门为师范院校中文系编写的,其“古汉语常识”中的语法知识较为系统、翔实。使用这部教材的高校,可以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选讲某些章节,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语法教学没有统一的规划教材,学校可选择某一专家的语法著作作为基本教材，语法体系和语法术语不统一,给教学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1956年,教育部正式公布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吸收了当时一些语法学者在语法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郭氏《古代汉语》教材的“语法”部分,采用的就是这个“暂拟”语法系统。该教材讲述语法知识,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最新语法研究成果,包括编写者自身的研究心得。对于一些尚无定论的问题,努力做到择善而从。例如,“之”字在古汉语中的用法之一是作为“宾语提前”的标志:“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左传·齐桓公伐楚》)郭氏《古代汉语》教材认为,“之”字是助词，而王氏《古代汉语》教材则认为,“之”字是复指代词。“之”字作为“助词”,是由其“指示代词”用法演变而来的。从西周金文和早期典籍来看, 大概春秋时期就已经完成了这种演变。郭氏《古代汉语》教材的这些说法, 采纳的是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的成果。例如,构成名词性词组的“者”字结构、“所”字结构, 其中的“者”、“所”,

郭氏《古代汉语》教材都认为是“助词”，而王氏《古代汉语》教材,则认为它们是“复指代词”。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 兹不备举。

2、两部教材语法部分的不足。

王氏《古代汉语》教材, 语法讲述不够全面、系统, 而且是在学生已经学习和掌握了现代汉语语法的假设前提下学习古汉语语法的。对于那些语法知识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 学习起来会很困难。赵振铎先生认为:“王力重视句法,重视词品级,重视句子的格式,而不怎么重视词类。”因此,王氏《古代汉语》教材在“词类”部分着墨不多。至于郭氏《古代汉语》教材专门讲述“古书的标点”,与全书体例显然不合,更不足取。两部教材共同的不足之处, 是语法研究的语料不够全面。

朱德熙先生曾经说过:“长期以来，汉语语法的研究一直集中在先秦和现代两头,无论国内和国外都是如此……近些年来,国内年轻一代的语言学者中间萌发了研究近代汉语的兴趣,令人感到高兴。不过研究多偏重于词汇方面,致力于语法的人还不多。”可喜的是,致力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人逐渐增多起来,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而且“先秦”一头的研究不再限于经、史、子、集,已经扩展到甲骨文、西周金文领域,语料大大丰富了。不仅研究文言文(即使文言文,也不能一概而论———文言文包括先秦的书面语言和后世的模仿之作,我们不能把几千年的语言材料摆在一个历史层面上来进行描述)，对白话文的研究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只有充分地对这些材料加以利用,我们才能进一步看到语法现象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在语法学界,断代的研究成果和专书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详见宋绍年、郭锡良《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研究》孙良明《从〈古汉语研究〉评述十年来的古汉语语法研究》等),还有一些方言语法研究和汉藏语系亲属语言语法研究的成果。

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对于书中个别的“例外”现象应该有正确的认识。例如,王力先生1937年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中指出,判断词“是”的产生时代在六朝，1958年在《汉语史稿》中, 又认为是在西汉末年。目前, 语法学界对此还有争议。但是,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提供给人们的语言信息也越来越多。例如,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一幅帛书彗星图,其文字材料中有几个“是”字就是用作判断词的: “是是帚彗, 是是苦彗。”这说明西汉早期的“是”字已可以用作判断系词。又如,王氏《古代汉语》教材在谈到“焉”字的用法时指出:它还可以用于句中,似乎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例如,“公输子自鲁南游楚, 焉始为舟战之器。”(《墨子·鲁问》)教材进一步指出,这种用法的“焉”字又可以写作“安”或“案”。例如,“故先王圣人安为之立中制节。”(《荀子·礼论》)有人把这种“焉”字解释为“于是”、“乃”、“则”,认为是“连词”。在出土文献中也有这方面的例证,如郭店简本《老子》“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中的“安”,可以读为“焉”,训为“乃”；而与之对应的今本,作“大道废, 有仁义；六亲不和, 有孝慈……”。近年来,地不爱宝,地下出土文献资料越来越多,为古汉语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语料资源,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因此,在今后的《古代汉语》教材编写过程中, 我们应当注意吸收这些新的研究成果, 尽量避免遗珠之憾。

两部教材能够被许多学校和教师选择使用, 足以说明其学术价值。王氏《古代汉语》教材,筚路蓝缕,更是功不可没。而且在1962年版不断重印的基础上, 教材1981年和1999年还先后进行两次修订,发行了“第2版”和“第3版”。该教材能够成为高等学校“古代汉语”讲坛上的一株常青树, 其永葆青春的学术魅力不言而喻。

三、探究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特点

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必修课程，也是其它许多文科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教材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着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因此教材的编写自然应该字斟句酌，谨小慎微，精益求精，力争全面完美，尽量避免出现错误。如

果出现错误，即使是细微的疏忽错漏，也应该及时更正，以免一错再错。虽然只是很小的错误，白璧微瑕，但终究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师生的信任和评价及教学效果，因此不能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古代汉语教材，目前所见不下于五十种不同版本，而其中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当为其中的佼佼者，它们是目前国内最权威，使用范围最广，使用数量最多的古代汉语教材。这两种不同版本的教材，各有其优点，也各有其不足。

1、古代汉语课程教材内容的考查分析

古代汉语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不同版本的教材。通过对这些教材内容进行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文选部分中的一个通病———“厚古薄今”,即只重视先秦两汉的文言文,对唐宋以后的白话文、小品文、章回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基本不选或重视程度不够。古代汉语课教学内容如果不能完全涵盖古代语言的基本知识和规律,就不能适应教学和运用的实际及社会文化多方面的需要,因此要调整。

古代汉语课程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古代汉语课在高校开设30多年来,其教学内容的安排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并各自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教材。我们查阅了目前在高校中比较通用的14种教材,它们是: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主编的《简明古代汉语》、张之强主编的《古代汉语》、周秉钧主编的《古汉语纲要》、郭嘉璐主编的《古代汉语》、程希岚主编的《古代汉语》、洪成玉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解惠全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周本淳主编的《古代汉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编的《古代汉浯》、李新魁主编的《古代汉语自学读本》、赵光智主编的《古代汉语》、汤可敬主编的《古代汉语》等。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具有极高的声誉,也一直是国内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遍使用的教材或参考书。教材分为文选、古汉语通论、常用词三部分。文选按各时代主流文体分类编排,常用词从文选中抽出,通论穿插在文选、常用词之后,主要讲授古代汉语的基本常识,包括古代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音韵、修辞知识,还有辞赋、骈体文、诗词格律等文体知识及各类文化常识等。郭嘉璐主编的《古代汉语》对理论性的知识比较侧重,比如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知识论述比较全面深入,并且补充了相当多的参考资料、背景资料。朱振家主编的《简明古代汉语》,面向的是广播电视大学。张之强主编的《古代汉语》和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面向的是自学考试和成人高考,各家教材都有其专门的教学对象。

2、统观这些教材,大致可以归纳五种类型:

（1）专讲通论(或称常识) 。代表教材有周秉钧的《古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 。（2）通论与文选相结合,这是大多数《古代汉语》教材的编选方式。代表教材有周本淳主编的《古代汉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3）通论、文选、常用词相结合。代表教材有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和朱振家主编的《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4）通论、文选、练习、参考资料相结合。代表教材有郭嘉璐主编的《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

（5）通论、文选、题库相结合。代表教材有赵光智主编的《古代汉语》(齐鲁书社) 。

以上五种类型中,除了周秉钧的《古汉语纲要》是只讲通论外,其他四种类型的教材虽然包含不同的内容,如有的有常用词,有的有练习、参考资料和题库等等内容,却无一例外的都含有通论和文选这两大部分。

文选使学生获得丰富的感性知识,并为讲授古汉语基础知识积累语言材料。通论是古汉语的基础知识,这方面的教学是帮助学生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加深对古代语言规律的认识。这两部分的结合是大家的共识。早在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代汉语》教材中,编者王力先生就多次提到文选与通论的结合,并突出强调了文选的重要性。他指出,这三个内容(指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不是截然分离的三个部分,而是以文选为纲,其他两部分跟它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的,也不是强求三者处处机械地相结合,如果勉强那样做,势必多所迁就,结果会破坏了三者本身特别是文选的系统性。1980年修订本《教学参考意见》中王力先生又再次强调,如果课时不够,可以删去常识,但不能不讲文选。以后其他教材的编撰者也都遵循这一原则,无论是郭锡良先生等编的《古代汉语》教材,还是朱振家先生等编的卫电师专教材,文选部分均占很重的份量。在1992年颁布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学大纲》中对古代汉语文选部分的课时量也有明确规定“文选教学时间不少于总课时的三分之一”。事实上,凡是从事古代汉语教学的工作者都对文选教学予以高度重视,清楚地认识到文选是古代汉语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非就意味着真正能使文选教学得到落实和保证,相反,在实际教学中,文选教学的弊端正在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文选部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选择上。

首先,一般教材的文选部分,所选文选大都是先秦两汉的文言作品,尤以历史散文居多,其次是一些政论性文章。如目前各高校普遍采用的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四册) ,一、二册的文选共有96篇,其中《战国策》6篇、《左传》10篇、《论语》18篇、《礼记》7篇、《孟子》10篇、《庄子》9篇、《墨子》1篇、《老子》1篇、《荀子》1篇、《韩非子》1篇、《吕氏春秋》1篇、《诗经》25篇、《楚辞》6篇。三、四册是唐宋时期的文学作品,全部是韩愈、柳宗元、王安石等名家的散文、贾谊等人的政论文和李白、苏轼等为代表的唐诗、宋词。再看看郭锡良先生的《古代汉语》(上、中、下册) ,上、中两册共有文选66篇,其中《论语》、《老子》、《战国策》、《左传》等这些先秦的典籍共有33篇,历代名家的散文、政论文共计27篇；而下册所讲的内容主要是古诗词,文选也全部来自历代诗歌、词、赋的代表作品。郭嘉璐的《古代汉语》共有六个单元,文选部分共有选文94篇,其中《韩非子》八则, 《庄子》四则, 《孟子》八章, 《论语》二十章, 《左传》6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历代名家的散文政论文共计22篇, 《诗经》、《楚辞》、乐府诗、唐诗、宋词共计26首。

其次,在文选部分的选文中,还有一些与中学语文课本中文言文选文是一致的,甚至许多篇目已经在初、高中课本中出现过了,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触龙说赵太后》、《论积贮疏》、《五蠹》、《谏逐客书》、《魏公子列传》、《伶官传序》、《岳阳楼记》、《醉翁亭记》、《陋室铭》等等。这些内容上相近甚至相同的作品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选用,违反教材的不同层级特性,也不适于知识能力的提高。

再次,古代汉语应涵盖两大部分,即文言文和古白话文。汉语传世文献也存在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文言与古白话既相通又有区别,它们在基本的词汇语法方面是相同的,但存在着书面语和口语两大系统的语体差别,存在俗文字、口语词、行业词、外来词及语法的不同表述方式等问题。学了文言文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懂了古白话文,前者不能代替后者。

最后,汉魏六朝时期的文献不仅有“一鳞半爪”的口语成分,而且已经有了“口语成分占上风的文字出现”,如任日方的《奏弹刘整》,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某些史书传记中大段而生动的俚俗对话描写,翻译佛经中十分通俗浅显的小故事等,这些都说明中古汉语与上古文言文比起来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以其口语化的特色在古代汉语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所以应正视它的存在,确认其独立的语言发展价值和认识社会的价值。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序目》中指出:“古代口头语言的真实面貌,反映在‘正统’的文言文里的非常之少,而在民间的创作以及文人吸取民间口语的作品中可以窥见其一部分。民谣、诗、词、曲、小说、随笔、语录等,其中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口语的材料。研究古代语言的人,对这些还没有加以足够的注意,以致古代语言真相隐而不显。”专家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在多年的教学中我们已经深深感到,以先秦以来的正统文言文代表古代汉语,确实不能真正解决古白话中的问题。因此,在目前古代汉语教材中增加古白话的内容,是非常必要的。

四、总结

古代汉语课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基础课,过去一直面对的是古代文言文,即书面语言,而古白话文不作为教学内容,这是有失偏颇的。我们认为一门课程只研究程式化的东西而忽视活的、基础性的东西,很难学以致用,而我们现代社会对古籍的整理、发掘、应用,大量涉及这部分内容,尤其是唐宋以后的白话文、小品文、章回小说、戏剧等,其中有很多词语和语法规则不同于传统文言文。随着这些作品受重视程度的增加,古代汉语课教学内容不能完全涵盖古代语言的基本知识和规律,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汉语课如果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就不能适应社会文化多方面的需要,因此要研究、调整,使之更加客观、科学,符合社会需要的实际。增加的古白话文内容,可以依照通论、文选、常用词、俗语词的体例编排。通论应包含俗字的基本知识,中古以来复音词的发展,佛经翻译与汉语词汇,外来语的结构形式与词义,传奇、小说、民歌、笔记、戏曲词语,古白话的语法和句式,古白话的修辞等等。作品应选传奇、小说、民歌、笔记、戏曲等的典范篇章,常用词能够从中产生。

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已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有些高校将古白话内容作为一个专题课开出,这无疑是对古代汉语课的一个补充。之所以没能够放到古代汉语课程中进行,对古白话研究不系统、成果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研究的深入,古白话理论体系一定会建立起来,并应用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

20世纪末期,改革高校课程体系再次成为教育理论界的热门话题,随着改革的深入,理论探讨和实践试验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一个高校课程体系现代化的时代已然到来。为了实现这个企盼已久的高校课程体系现代化的远景,为了古代语言完整、科学地为中国语文现代化提供养料,我们力求比较全面、客观地对现在通用的古代汉语教材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和高校课程体系现代化增添一个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