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与神圣之问-以现代佛教的产生-特点及发展为例

世俗与神圣之问: 以现代佛教的产生特点及发展为例摘要：现代佛教在近百年发展历程中入世倾向逐步加强。

一方面与现代社会实现了允恰的调适，彰示了佛教的生命力及永恒价值；另一方面深入世俗化不可避免地对其宗教神圣特征有所消解。

二者交错成为宗教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新困境，对治的路径在于从世俗与神圣的张力间寻找新的平衡。

关键词：宗教；现代：世俗；神圣所谓现代佛教，即指传统佛教的现代化转型。

从普遍意义上审视佛教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特征及所遭遇的困境，对思考宗教的发展走向将有所裨益。

佛教现代化发轫于十九世纪末的杨文会；形成于上世纪20 年代的太虚；滥觞于上世纪中后期的印顺及当代的星云，其影响广泛深入，呈现出进一步向纵横掘进的态势。

因为它产生于现代社会、关照现代生活、直叩现代问题，所以表现出鲜明的人世倾向。

一、产生背景——内因外缘1、历史必然。

佛教传人中国，经过与固有儒道文化一系列地冲突交融后，彼此借鉴、相互吸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经过宋元至明清以降，由于义理更新停滞、僧众修学松弛，质朴简洁饶有意蕴的佛法走向神秘与怪诞。

佛教在经历传人、融合、兴盛、过渡期之后转入凋敝阶段，“明清以降，数百年间直可谓之衰落凌替之期” 。

此颓废之势引起教内外的普遍不满，莲池大师曾感慨“末法僧有习书、习诗、习尺牍语，而是三者皆士大夫所有事，士大夫舍之不习而习禅，僧顾攻其所舍，而于己分上一大事因缘置之度外，何颠倒乃尔” ?；近代对此的认识更加清晰，“有清世宗以来，僧禁废弛，而僧品杂，寝至末叶师虫遍体……长此以往，佛法之不亡，焉不可得也” ；杨仁山更是严厉指责，“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做方丈，开期川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 。

正是佛教自身的堕落与凋敝抹煞了传统佛教的价值与光芒，最终直接刺激了教内外知识阶层产生挽回佛教自尊、重振佛教精神的宏愿和实践。

2、时代要求。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取得史无前例的科学技术大进步。

随即科学思想、唯物论、进化论等兴盛于西方而后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有压倒东西方一切哲学精神之气势，导致“虽然都是不了义的东西哲学难以抵挡科学的锐利攻击” 。

顿时东西方世界都洋溢着对科学、物质、理性的热切渴望和偏执追求，无暇顾及且极力批判精神、意义和神圣的世界。

作为秉持浓厚人文精神的佛教面，对这一情景，深感“佛法能救济物质文明于偏枯，挽回狂澜于既倒”，旋即自觉适应时代要求，主动阐释固有深义，通过对治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弊病，充分发挥自身效用、彰显其永恒价值，积极寻找和重塑自己在社会历史发展潮流中的位置。

3、学术契机。

鸦片战争后，封闭传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局，道德礼法紊乱、社会结构涣散，顿时陷入国衰族殆的困境。

对此，知识分子为挽救国亡族灭的危机、实现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立足实际需要、采摘佛学资源，建立发展自己的思想学说、思索救亡图存之道，奠定了佛教文化现代转型的萌芽。

经过一系列艰难尝试后，国人逐渐意识到民族危机背后隐藏的深层问题是文化危机。

若要成功实现中国富强兴盛和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这首先要求对传统文化内部进行整合以凝练出超越独特的价值精义，因为佛教自身高度的思辨性、理论的丰富性、逻辑的严整性，所以自然成为传统文化内部整合与重构的重要资粮。

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方东美等都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使得传统佛教的独特价值和本真精神有效地转型进入现代学术文化平台。

因此，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与学术转型为佛教现代化提供了帮助和契机。

综上所述，正是佛教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以及人类社会特殊时代的具体要求，外加学术文化转型所提供的契机，促使佛教现代化的成功实现，同时这也是宗教在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裂变与社会相调适的实践过程。

在此过程中，现代佛教呈现出显着的世俗化倾向。

二、主要特质——世俗化的加强1、逻辑起点。

近代社会条件的变迁、时代问题的更迭从客观上要求佛教必须做出适合现实需要的调整；佛教的颓废和萎靡从主观上要求自身必须进行有力的革新。

正是在内因外缘的双重作用下，佛教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其逻辑起点就是要关注现代生活、直叩现实问题，对时代要求做出切实的回应。

因为在唯物主义、工具理性、科学技术迅速传播且不断被世人所接受和崇拜的同时，另一端就是对传统宗教的疑虑、批判甚至打压。

比如陈独秀就批评“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仙佛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

所以，佛教的现代转型首先就要将目光从天上拉回人间，将注意力聚焦在具体地提升现实人的生活境遇、促进社会国家的现代化实现这一层面上。

唯有如此，才可以保证佛教在当时的境况下不被历史所抛弃。

因为“凡学说之不能与人群社会发生关系者，终归淘汰”即“一种学说于其所在之国中欲其安全发展……必须于其所在之国家与社会发生最深切之关系……如是而后始有存在之可能，发展之余地” 此诸论述无一不是对佛教人世必要性的强调。

2、教义理论。

现代佛教的理论学说虽然不断承续超越，但精神主旨却一脉相续，无不体现着对现实人生的密切关注、与社会生活的紧密相接，具有显着的世俗性。

以“人生佛教”为例，太虚首先对佛教真精神及与人生的关系重新勘定。

通过翔实的论述对世人关于佛教的误解加以破斥，强调真正的佛教义理与封建迷信、祭鬼礼神等活动无关，也并非消极出世㈣，相反其本质正是要立足于当下的人生日用间。

继而，他剖判缕析，对传统佛教理论进行贞定，以大乘菩萨行作为人生佛教的理论基石。

通过“三大旨义”分别强调佛教应该以宏化世间、饶益终生为旨归。

第一义即“佛法……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 ；第二义，应该以悲智双运的大乘佛学为进路，适应现实人生的需求，“佛法…… 今以适应现代人生之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普为群众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 ；第三义，应该以证进大乘“法界圆明”为效果，即“以适应重验证、重程序、重证据之现代科学化故，当以圆渐的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

总之，在太虚看来人生佛教着重在于人生改善，只有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通达大乘法界，才能直接大乘圆明之佛果。

印顺承袭其说，强调“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关涉到一切圣教。

这一论题的核心就是‘人•菩萨•佛’一一从人而发心学菩萨行，由学菩萨行而成佛……学佛，要从学菩萨行开始。

菩萨道修学圆满了，即是成佛” 。

他认为改善人在社会中的生活行为，逐渐使其合理、道德、上进才是佛教的真相。

可知，虽然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等思想内容并非整齐划一，但其宗旨共同指向关注现实条件下的人的境遇和发展，社会的净化和提升，将佛教所追求的终极理想落实于当下的实现。

对此，现代佛教不仅进行理论的阐发和说明，更将其付诸到实践活动中。

3、实践活动。

现代佛教格外注重发挥佛教的社会功能，强调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体现着强烈的人世性。

在宏观层面，现代佛教强调要积极地为实现人心社会、民族国家、国际社会的清平和谐作出努力。

太虚认为近代中国“文化萎削、近代文明落后、政教崩溃与灾难严重” ，因此提倡“佛教救国”即“发扬佛学以昌明中国文化、适应时代趋向以改造人类思想、改正人类行为以转善国际形势，造成大同世界一安立中华民国”旧；在微观层面，太虚曾编订佛教救世慈济团纲目，明确救灾、周济、扶困、利便等纲要的具体内容。

其视野和实践活动涵盖了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基础设施、慈善救助等各个方面。

近年在雪灾、地震等逆境面前，现代佛教恳切有为，对于灾区民众在物质上给予有力的帮助、精神上带来切实的抚慰；在顺境中，以台湾佛光山和慈济功德会为例，现代佛教积极投身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层面，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得到了民众、政府的肯定和赞许。

其活动范围与内容不断地细化深入，世俗性特征进一步发展。

作为宗教与现代社会的调适及转型，现代佛教是成功的。

原因就在于它应时而变、应机而转，通过走世俗化道路取得新生，这无疑为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积累了积极的经验。

同时，世俗化也致使现代佛教逐渐远离其作为宗教的本质特征——神圣性，如果听其任运自在而不进行有效的反思和预防，长此以往势必会对宗教的自身认同产生负面影响。

三、发展趋势——张力间的平衡人类社会曾衍生出许多异质性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类型，任何一种若要在历史长河中延续和发展，根本上要满足两个条件。

首先必须具备与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能力；其次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守自己之所是的类特征。

二者相结合，要求任何文化都需要形成自身调节和转化的有效机制，反过来这种机制的特点是要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特征的明确性。

无限开放，所以能够在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中时刻体现时代精神和要求；特性明确，所以无论如何具体的与实际相调适都不会对自身存在构成负面的消解。

作为文化的宗教，其核心特征是超越性和神圣性，同时又要与现代社会相互适应。

因此，要在当下与未来谋求长远发展，就应该从世俗性与神圣性所产生的张力之间寻求一种有效的平衡，任何偏执一端的做法都不利于自身的健康成长。

现代佛教与传统相比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世俗社会的参与能力大幅提高。

在捐资建学、扶助弱贫、资助医疗等公益事业方面的工作比传统佛教更有力度，充分发挥了宗教镶辅国政、安定人心的功能和作用。

但是作用的实施者与具体承载者以及过程本身应该具有的宗教主体性已经模糊，超越与神圣的意蕴已经淡化。

结果宗教组织似乎只成为慈善团体和机构，因为其大部分功能和作用与国家政府对民众所应该承担的社会功能与所尽义务相一致。

在欠缺宗教神圣感的情况下，宗教组织的每一次社会行为，受益者与受影响者的心理感觉只会趋于平淡和世俗，只将其视为简单具体的社会事件，很难升华起宗教的神圣感。

感念的对象只能停留在具体的宗教机构和团体甚至个人上，无法超拔到无限的神圣境地，即便有可能受到外在的（宗教团体与组织）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朦胧或者强烈的宗教神圣心理，可是一旦外部刺激停止或削弱时，其中的大部分也不可能恒久地延续。

换句话说，在神圣性缺位、世俗性高扬的条件下，宗教的自我认同将会受到严峻挑战。

因此，宗教如果要避免遭遇此困境，就应该自觉地寻找追求世俗与神圣的结合点，本文以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确立和保持超越与神圣之正信，即寻找平衡的基础在于从宗教自身挺立起超越性的神圣境地及信仰。

神圣性是宗教之所以为宗教的核心要素，如果一个宗教无法从内在坚持和挺立起固有的神圣性，那么它继续发展的根基就不复存在，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讨论根据时代、历史等外缘条件进行适时的转型和调适。

2、形成整体机制，贯穿神圣原则。

任何一种宗教都应该将它的宗教精神、宗教教义以及宗教活动自觉纳入、吸收、统一于一个机体里。

其中各要素都得以合适的位次与安排，但是彼此之间不存在疏离与隔阂，因为它们各自无不渗透、弥漫着宗教一般的神圣性，即以超越的神圣性贯穿宗教机体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