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创作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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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评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准确到位《史记》开创体例，卷峡浩繁，上起黄帝，下至武帝年间，纵论两千多年的历史，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洋洋洒洒五十二万余言。
2000多年前，司马迁几乎仅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该书的写作工怅《史记》创作的材料大多来源于西汉官方所藏、交游所得、私藏与家学及游历所得。
而他的游历无疑对于《史记》的成书具有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
他将文字记录以外者按性质分为三种: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机《史记》详近略远，或也是因为材料的匿乏所致。
司马迁每每感叹:殷以前尚臭《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褂“五帝、三代之记，尚矣。
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三代世表》)，“夫神农以前，吾不知矣”(《货殖列传》)，“神农以前，尚臭’(《历书》)。
因此“文字记录以外者”的途径—亲身追寻历史遗迹，记录有关传闻，查访古之遗物—就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
司马迁的游历，广义上可分成内和外两部分。
所谓内，所指大概为汉代长安城及其附近区域(京兆、左冯诩、右扶风);所谓外，则是此区域之外。
大约在武帝建元五年，十岁的司马迁“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矣”。
由此，太史公开始了他京裴附近的游历。
汉代长安，为周秦旧地，历史遗存丰富。
《周本纪》:“武王病。
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拔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廖。
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玉”《集解》引《括地志》云:“文王、武王、周公家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社中叶。
”大体位置在今咸阳市区以北的原上。
再如汉代长安城东边的霸上《高祖本纪》: 及赵高己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因袭攻武关，破之。
浅析司马迁生平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全文
浅析司马迁生平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司马迁史记全文司马迁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人之典范。
观其一生，不论为官、做人抑或写文，始终坚守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
或许正因其才华与精神相辅相成、知识与人格交相辉映，才成就了他的宏篇巨著《史记》。
本文从司马迁生平着手，就其生平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进行浅析。
一、家庭出身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据司马迁所说，司马氏在虞夏和周朝均担任史官。
西汉时期出生的司马迁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指在家乡干农活。
后来父亲司马谈在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来到长安，可谓家境良好。
司马迁在父亲的影响和指导下刻苦攻读，“年十岁则诵古文”，并研习《左传》、《国语》等各类史籍，培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他拜访过多位名师，曾向古文经学家孔安国请教《沿书》，向今文经学学者董仲舒请教公羊《春秋》。
做上太史令后更是借工作之机遍览皇家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文史资料。
其丰富的学习与阅读经历，为其后来的《史记》创作打下了基础。
司马迁家族世代为史官，其任务就是记载帝王圣贤之言行，以及搜集整理天下之遗文古事，还有通过叙事论人为统治者提供借鉴资料。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想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书巨著。
他当上太史令后，搜集和阅读了大量史料，为修史做好大量准备工作。
然而由于其年事已高，要独修一部史著谈何容易，另外从时间、精力和才学各方面都已力不从心，故此他寄厚望于儿子司马迁，望他能实现这一人生宏愿。
虽然司马谈最终也未能完成夙愿而憾恨而卒。
然而其学术思想对司马迁的深远影响却是巨大的。
二、漫游经历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司马谈寄希望于司马迁后，加大了对其培养力度。
先让其“读万卷书”，接下来让其“行万里路”。
在他的鼓励下，20岁的司马迁就踏上了为期两年的全国漫游之旅。
后来证明这次漫游成为了司马迁《史记》创作的一次实地考察。
漫游途中，司马迁深入一线，亲自采――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使《史记》更具真实性和科学性。
此外，这次漫游还体现了《史记》的实录精神。
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成书过程
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成书过程司马迁的游历与《史记》成书一、司马迁的游历经历司马迁的游历经历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年轻时的自主游历。
二是司马迁担任太史令一职后，跟随武帝巡游的游历经历。
《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从这一段话看出司马迁二十岁开始游历，足迹遍布江淮、齐鲁，更奉命出征巴、蜀，滇南。
直到司马谈去世，他的自主游历生活才结束。
至于司马迁随驾巡游的经历，《太史公自序》中没有特别说明，但《史记孝武本纪》中仍记载有：“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
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具见其表里。
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
”可见，司马迁任太史令后跟随皇上出巡，祭祀天地众神和名山大川，参加过封禅大典。
回来后依次论述自古以来祭祀鬼神的活动，并把这些活动的里外情形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
二、司马迁的游历经历对他著《史记》一书的影响我认为游历经历对司马迁成《史记》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1、丰富了修史所必备的地理、民俗、人文知识，史书内容真实可信。
例如，《史记淮阴侯列传》：“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
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
余视其母冢，良然。
……”《史记魏世家》：“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
”《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
”又，《史记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有什么关系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有什么关系司马迁的一生，据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当是“与武帝相终始”。
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有三点与他的写作《史记》有重要关系。
其一，司马迁的家世和家庭。
司马迁的先代都是周代的史官，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把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对阴阳等前五家作了分析批判，而对道家作了肯定，认为道家是兼具五家之长而无五家之短。
司马谈立志修一部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并为此做了一定的史料准备，遗令司马迁完成。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为太史令，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着手起草。
可见，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事业理想均受到他的家庭环境和他父亲的影响。
其二，青、中年时期的漫游。
司马迁二十岁那年开始了漫游生活，广泛地访问遗闻旧事，考察各地社会状况和了解风土人情。
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江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
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
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三，遭李陵之祸。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
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机报答汉朝。
正好汉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汉武帝。
武帝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李广利。
司马迁就这样遭受“腐刑”。
他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述的宏愿。
司马迁与《史记》创作
司马迁与《史记》创作司马迁与《史记》创作屈晓超摘要：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巨作，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它代表了古代散文最高的成就。
《史记》取得如此高的地位，并非是历史发展的偶然。
司马迁之所以“忍辱求生”，以自己全部的生命和心血来创作《史记》是深受：源远流长的“世典周史”的光荣世系；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大汉强盛帝国的历史背景；李陵之祸的株连而遭受宫刑；聪明好学的先天条件；博览群书、漫游交往的自身行为等诸多外、内因条件影响的缘故。
也正因此，《史记》创作自然而然成了司马迁的历史使命，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司马迁与《史记》；《史记》创作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巨作，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它代表了古代散文最高的成就。
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也正是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肯定了它的性质和伟大成就。
但《史记》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并非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正文将从外、内因两方面着重论述）。
司马迁不朽的巨著《史记》记述了我国自上古至汉武帝时代约三千年的历史。
这是他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是他在新社会条件下，加以发展创造而完成的。
司马迁完成《史记》创作的成就是伟大的。
他这一伟大成就的完成，与他良好的家学渊源有关；与他高度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学识有关；与他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现象的深刻认识有关；与他聪明好学、博览群书的行为有关…… 总之，《史记》的创作并非常人一朝一夕所能造就的，司马迁是用毕生的精力搜集、整理并总结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他也是用全部生命来从事著述的。
整部《史记》都灌注着他的生命和心血，可以说《史记》是司马迁血和肉的结晶，是司马迁灵魂的化身。
本文主要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叙述和分析司马迁与《史记》创作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史记》之于司马迁的重要性以及他撰写《史记》的历史使命。
一、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外因（一）司马迁的家世及其对《史记》创作的影响1．司马迁的远祖世系及其对司马迁的影响《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写的一篇自传体学术论文，是今存介绍司马迁家世的唯一资料。
浅析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
浅析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史记》的影响摘要：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的鸿篇巨著《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
然而司马迁命运坎坷，遭际悲悯，但他却以坚贞不屈的毅力同命运挑战，最终完成了名垂千古的史学巨著《史记》。
本文将试从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即其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家学渊源与转益多师、博览群书与漫游经历，以及从立志不朽到发愤著书等四个方面来浅析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史记》的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人生经历《史记》影响司马迁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其《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通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2］，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现从司马迁独特的人生经历，分析其对创作《史记》的影响。
一、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司马迁，字子长，“迁生龙门”［3］。
龙门，山名，横跨在黄河两岸，东段在山西河津县北，西段在陕西韩城县北约五十里。
黄河穿越龙门，“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
传说每年暮春总有成千条鲤鱼游聚龙门山下，跳跃龙门，跳上去的就成龙升天，这就是“鱼跃龙门”的传说。
这种传说给人们的想象增添了驰骋的翅膀，使龙门成为身上之地，其名悠久，载于《尚书.禹贡》〔4〕。
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地方。
司马迁的童年生活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5〕，少年生活常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牧耕生活也练就了司马迁强健的体魄，正是这样不平凡的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影响了司马迁日后对《史记》的创作。
二、家学渊源和转益多师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他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6〕”。
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虽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
简述司马迁的生平对写作《史记》的影响
艺 术 教 育227 都市家教简述司马迁的生平对写作《史记》的影响中共芒市委党校 秦方坤【摘 要】司马迁出生史学世家，少年得志，官至太史令，后因直言获罪，身受宫刑，沦为牢囚；但正当他处于人生的最低谷时，却完成了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被誉为“中国史书撰写典范”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的辉煌铸就，显然与司马迁个人的精神品质、文学修养、亲身经历等诸多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关键词】家父遗愿；直言获罪；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7或前90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后因李陵事件获罪受腐刑，出狱后的司马迁曾任中书令，完成《史记》的撰写，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历时十六年，司马迁完成史学巨著《史记》。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余字。
一、家庭熏陶与漫游经历司马迁生于一个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独到的评论。
司马迁十岁时，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都奠定了他的文学功底。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
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还曾游遍萧何、曹参等人故居，收集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逸闻轶事。
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足迹，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这些交往都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略述司马迁的生平和《史记》的写作经过
司马迁写史记的背景简介司马迁写史记的过程发愤著史记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
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
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
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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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司马迁几乎仅凭一己之力，完成了该书的写作工怅《史记》创作的材料大多来源于西汉官方所藏、交游所得、私藏与家学及游历所得。
而他的游历无疑对于《史记》的成书具有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
他将文字记录以外者按性质分为三种: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机《史记》详近略远，或也是因为材料的匿乏所致。
司马迁每每感叹:殷以前尚臭《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褂“五帝、三代之记，尚矣。
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三代世表》)，“夫神农以前，吾不知矣”(《货殖列传》)，“神农以前，尚臭’(《历书》)。
因此“文字记录以外者”的途径—亲身追寻历史遗迹，记录有关传闻，查访古之遗物—就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
司马迁的游历，广义上可分成内和外两部分。
所谓内，所指大概为汉代长安城及其附近区域(京兆、左冯诩、右扶风);所谓外，则是此区域之外。
大约在武帝建元五年，十岁的司马迁“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矣”。
由此，太史公开始了他京裴附近的游历。
汉代长安，为周秦旧地，历史遗存丰富。
《周本纪》:“武王病。
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拔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廖。
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玉”《集解》引《括地志》云:“文王、武王、周公家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社中叶。
”大体位置在今咸阳市区以北的原上。
再如汉代长安城东边的霸上《高祖本纪》: 及赵高己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因袭攻武关，破之。
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乘胜，遂破之。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
刘邦由武关进军霸上，子婴投降，秦代灭亡。
由此就可以看出霸上重要的战略地位。
此后，刘邦东征英布，周亚夫东击吴楚，桓温北伐，均经过霸上之地。
其位置“应在溺水东岸(右岸)的溺桥东端’，[3]。
在汉代，溺桥是横绝于溺水之上的唯一桥梁，从长安城东出，过溺桥至霸上，则又分出长安去往关东的三条主要道路，即
函谷道、武关道和蒲关道。
太史公京裴之外的游历，根据《史记》所见，分为以下三种: 司马迁的游踪，遍布西汉王朝的疆域所在。
下文以上文所列三条游历路线为线索，撮要稍作分析。
(一)漫游
司马迁漫游各地，对《史记》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下面以其漫游薛地对塑造孟尝君形象产生的影响为例试以说明。
战国四公子养士成风，所养之士达三千之多。
但他们招致宾客的方法并不一致《史记》对此有清楚展现: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
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厂’(《信陵君列传》);春申君身为楚相，又因“游学博闻’(《春申君列传》)而致客;平原君乃“赵之诸公子也。
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厂(《平原君虞卿列传》)。
可以看出，此三人致士的原因，除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基础外，各自依靠的分别是“仁’学‘贤’。
而孟尝君却不是如此《孟尝君列传》云: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
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
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
其吸引士人的手段，乃是“舍业厚遇”，即优厚的物质待遇。
这样，投奔到其门下的，大多是趋利之徒，形
成事实上的趋恶避贤。
在孟尝君未立于薛之前，曾劝其父田婴曰: 文承间问其父婴曰:“子之子为何?’’曰: “为‘孙之孙为何?”曰:“为玄‘玄孙之孙为何?”曰:‘不能知也。
”文曰:“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
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
今君后宫蹈绮毅而士不得褐，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
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
”
虽亦有修文的主观动机，但此种动机大抵出于强烈的政治目的，而非真正的道德修养。
换言之，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就不顾其时代对秦国的不朽功勋，而下“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的结论，未免太过武断。
修长城，筑直道，击匈奴，既不是蒙恬之提议，更非蒙恬之本愿，他仅仅是个武将，执行政令是他的本职所在。
如果一定要追究不谏之罪，首指应该是以李斯为首的朝中文臣，这笔账不算在李斯身上，而强加在蒙氏身上，未免太过牵强。
以司马迁之巨眼，对此不该不明。
由此看来，太史公将蒙恬和赵高放在一起，一忠一奸对比，凸显的是蒙恬忠信一面，鞭挞的是赵高之流奸诈误国的一方。
由此，司马迁对蒙氏所言“其兄弟遇“固轻百姓力”，其真正的指向是否为秦始皇?秦国享
柞短暂，始皇病死，扶苏服毒自杀，胡亥被赵高逼杀，子婴为项羽所杀。
此为“兄弟遇诛”;固轻民力者，秦始皇严刑苛法，修骊山，起阿房，击匈奴，通直道，筑长城，求神访仙。
伟则伟矣，但却耗尽国力，逼民而反。
总
体看起来，司马迁从九原一路南下，所观直道、长城之遗迹，引发了他的思考。
而思考的结果，从文中所看，乃是太史公对蒙氏下了如上的评语。
但此段评语殊为不合情理，以太史公之睿智不该不明了此番事理。
想必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能如此直白地指出来(武帝虽功伟，但亦有类似轻民力之举)，只能用这种“嫁祸于人”的笔法隐约透露了。
这样说来，司马迁的这趟经历，确实弥足珍贵。
(二)宦游
此类出游对《史记》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篇目中。
综上，司马迁的游历对于《史记》的重要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就材料的来源来说，直接弥补了史载的缺失。
司马迁生逢大汉盛世，家学继承之外，又在当时的文化中心担任重要的文化官员，“再加以好游历的习性，亲眼见过许多历史遗迹，民情风俗，于是‘网络
天下放失之旧闻’，写成了一部空前的著们一《史记》。
在当时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司马迁通过他境内和境外的游历，通过对现存之实迹的考察、传述之口碑的记录及遗下之古物的探寻等方式，搜集了大量一手材料，极大地弥补了书面材料的不足，为后来其从事《史记》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
其二，就间接的作用看，游历所得材料的使用，增强了《史记》的文学色彩。
司马迁通过亲身实地的考察，掌握了大量有关人物的材料，不仅使所叙之事也富于曲折性与传奇性，且深入地探究了人物J险格的发展形成过程，使《史记》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充满质感，增加了人物塑造的深度，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亦成了人物性格塑造中的关键材料(如《孟尝君列传》)。
这些无疑成就了《史记》“无韵之离骚”的一面。
其三，就其人生态度而言，司马迁百折不挠、忍辱发愤的人生态度的形成，亦与其游历有关。
司马迁的游历，尤其是二十岁漫游江、淮、齐、鲁、梁、楚之间，应该是充满艰辛的。
《太史公自序》中自言“启困番队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而不语是何种“启困”多年后的韩愈在被贬潮州的途中写《左迁至蓝关示
侄孙湘》一诗，末两句云:“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可见，即使是在唐代，岭南的瘴病之气对北方人还是巨大的威肋、。
在当时的条件下，虽则有驰道之类，但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殊为不易。
瘴病之气，草莽野虫，绿林强盗，巨壑深湃卜‘蛟龙之害”，皆是巨大的挑战。
此一趟游历，对于司马迁，不舍是精神的洗礼，更是体力和毅力的巨大锤炼。
其后遭宫刑而忍垢偷生，虽则与其父临终之言有莫大关系，但与其年轻时漫游全国所受锻炼密不可分，当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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