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音的基本资料

福建南音一．起源福建南音：又称“南曲”，“南乐”、“南管”、“弦管”，被称为音乐文化的“活化石”，唐代琵琶普遍用拨子，且是横抱姿势，福建南音至今保持这一遗制。

南音中所用的“拍板”及其演奏方式与敦煌壁画中的伎乐图一样。

南曲主要流行于泉州市、闽南晋江、龙溪和厦门市，在台湾及南洋群岛华侨居住的地方也很盛行。

一般认为南曲起源于唐，形成于宋：（1）据文献记载：唐僖宗光启元年（885），王潮、王审知兄弟率军入闽，他们带去了唐代“大曲”传播于民间。

大曲与当地民间音乐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从而产生了别具一格的“南曲”。

（2）南曲的主奏乐器琵琶的演奏姿势是斜抱着弹奏。

所用筒箫严格规定为一尺八寸。

这两件乐器的演奏姿势与形制与唐旧制相符。

（3）南曲的曲牌名称有不少与唐代大曲、法曲的曲牌名称相同。

如《摩诃兜勒》《子夜歌》、《清平乐》、《梁州曲》、《婆罗门》等。

（4）宋代“南戏”五大名剧：《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和《琵琶记》，南曲也演唱这些剧目。

南曲在民间流传，有赖于社团组织的传承和传播。

清代以来在泉州、厦门和晋江、南安、惠安、安溪等地都有社团成立，并有专业的教师传艺。

建国以来，成立了不少南音研究社、南音研究会。

还建立了专业的南曲音乐团。

二．組成南曲音乐包括“指、谱、曲”三类：“指”是有词有谱和注明琵琶指法的大曲。

“谱”是无词而有琵琶指法的器乐演奏谱。

原有十三大套，后增至十六大套；南曲十六大套“谱”，以“四”（四时景）、“梅”（梅花操）、“走”（八骏马）、“归”（百鸟归巢）四套最为著名“曲”即散曲（亦称草曲），在南曲音乐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下于千首。

南曲使用的工尺谐与众不同，是一种独特的谱式，以“X（尺字的俗写）、工、六、土、－”。

这五字依次代表“宫、商、角、徵、羽”。

采用固定唱名法。

南曲的乐队组合有固定的形式，分“上四管”和“下四管”两种。

①上四管又分“洞管”和“品管”两种不同组合：洞管——洞箫、二弦、琵琶、三弦、拍板五种。

品管——品箫（即笛）、二弦、琵琶、三弦、拍板五种。

②下四管乐器有南嗳（中音唢呐）、琵琶、三弦、二弦、响盏、狗叫、铎（木鱼）、四宝、声声（铜铃）、扁鼓，共十种，故又称“十音”。

在惠安一带有用云锣、铜钟、小钗和笙等。

三成因南乐起源于泉州南部，以闽南语泉音为主，始于何时，民间有种种传说，未见历史文献记载。

但从南乐的音阶、曲牌、乐器等分析推断，它可能起源于唐代之前。

泉州南音同其他中华传统文化一样，有着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

它是从中原传到闽南来的，与历史上的三次南迁大移民有关。

一是晋•永嘉衣冠南渡。

晋江原名南安江，南渡后晋人沿江而居，生息繁衍，故改称晋江。

几年前，南安丰州庙下晋代古墓葬出土发现部曲印章，可见当年入泉的士大夫连他的部曲都迁来了，也就是说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

二是唐末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

王审知之侄王延彬在南安设招贤院，招贤纳士，中原士人纷纷南迁。

三是北宋覆亡。

宋都南迁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赵宋皇族的南外宗正司也自临安迁来泉州。

士大夫南迁带来的中原音乐，这些音乐同闽南地方音乐互相渗透融合，孕育出泉州南音来。

南唐•顾闳中的传世之作《韩熙载夜宴图》即可印证。

南乐的五声音阶“工六×乙士”，与古代的“宫商角征羽”相同，而其工尺谱正产生地隋唐。

从南乐曲牌来看，出自唐以前的有摩诃、兜勒、子夜歌、清平乐、折柳吟、阳关曲、汉宫秋、后庭花等；出自唐宋“大曲”的，有三台令、梁州曲、甘州曲；出自佛曲的有婆罗门、太子游四门等。

这些充分证明了它与隋唐音乐的联系。

四．樂器乐器方面，南乐所用的南琶，腹大颈细。

横抱弹奏姿势，与竖抱的北琶迥然而异，却和泉州开元寺内的飞天乐伎及敦煌壁画上的飞天造型十分相似，只有从古画和出土的陶俑中才能看到，唐代《韩熙载夜宴图》中人物弹琵琶的姿势就是这样。

琵琶在唐代的乐队中有指挥整个乐队的作用，而南乐的琵琶在南乐中也同样有指挥整个乐队的作用。

唐初洞箫为一尺八寸长，现在其他乐队中洞箫均是二尺多，没有统一规格，而南乐的洞箫却严格规定以一尺八寸为标准，又称“尺八”，十目九节，其长0．6米，延用唐代洞箫规制，声韵浑厚深沉。

南音的拍板与唐以前的“节”相同，二弦与魏晋“奚琴”相似，三弦由秦汉时代的弦乐衍变而成。

雕刻在泉州开元寺镇国塔、大雄宝殿、甘露戒坛的南音古乐器，计有吹、拉、弹、拍的乐器多达37件：拍板、琵琶、尺八、二弦、三弦、唢呐、品箫和双铃、四宝、响盏等上下四管，一应俱全，而且还有较少见的笙及扁鼓等。

人们比较熟知的是大雄宝殿的12尊飞天乐伎，但还不够全面。

在东塔须弥座40幅浮雕中，有图《天人赞鹤》，图中身着飘带的天人，一个吹笛，一个双手按拍着古制六板的南音拍板。

这幅浮雕，与东塔共存至今七百多年。

拍板早就从西域传入中土，唐代列为胡部之乐。

唐宋时的拍板都是六板，也有五板。

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乐工手上的拍板就是六板。

泉州南音现在的拍板普遍为五板，与大雄宝殿和甘露戒坛木雕的五板拍板一样，而东塔的石雕拍板直承唐制为六板。

开元寺中拥有六板与五板的拍板，正符合拍板历史的发展轨迹。

五乐律乐律方面，南音的管门从隋唐以来的“清商三调”演变而来，音韵学方面，南音的音韵和晋代的音韵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用闽南话演唱南曲，其中就有许多中原古语的词汇和音韵完好地保存至今。

南乐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块“活化石”，被称为“晋唐遗音”。

音乐界权威人士曾得出结论：“中国的音乐是全世界最古的音乐，而中国音乐之中，则以南音为最古。

”南音的基础是唐代“大曲”，在中国音乐史上，唐代的宫廷音乐是我国封建社会贵族音乐发展的最高峰。

随着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贵族、官宦和地主纷纷南迁，唐玄宗统治时期形成的“大曲”，被带入福建，为南曲起了催生的作用。

后来在广泛流传和演唱过程中，南乐又受到元曲、昆曲、弋阳腔、佛曲和地方戏曲的影响，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内涵。

六．发展与成型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至宋代，泉州成为著名的对外贸易交通的东方第一大港，吸引了大量的中外客商和文人学士，经济相当发达，文化也蓬勃发展，各种文化交流频繁，呈现出“千家罗绮管弦鸣”的繁荣景象。

元时泉州刺桐港是我国对外通商大港，泉南滨海，系国内外商船停泊之处，歌馆、酒楼、茶肆林立，拥琵琶而弹唱南乐的歌女比比皆是。

泉州这个特定的地理位臵和历史条件，对泉州南音的发展与成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受到宋代填词、唱词者的影响，泉州南音创作的曲牌有许多与宋词的牌名相同，如“长相思”、“鹧鸪天”、“醉蓬莱”等，使南乐的词和曲更丰富。

泉州南音由谱、指、曲三大部分组成。

谱无唱词，有琵琶弹奏法，是专供乐器演奏的带标题的乐曲。

谱是泉州南音的基础，在三大组成部分中，谱的形成最早。

对照泉州南音乐器和现存的谱、指、曲可以肯定，谱是唐大曲遗存，宋朝定型的有12套。

指，是有词、有曲谱、有琵琶弹奏指法的带有故事情节的声乐套曲。

其词通常不唱，只由乐器演奏。

指的内容多与戏文相关，由此可见它形成于宋元杂剧、南戏产生之后。

指较早有36套。

谱还只分管门，指就发展到分“支头”了。

曲，即散曲，也叫草曲，比较简短通俗，数量最多，现有千余首。

曲的结构形式与元曲有直接联系。

泉州南音还吸收佛曲、道情的东西，如“指”就有《南海观音赞》和《普庵咒》是源于佛曲的，《弟子坛》则吸取了道情的旋律。

泉州南音还吸收楚歌、吴歌、潮调及闽南地方音乐，并吸收弋阳腔、青阳腔、昆腔，如《李亚仙》中的《鹅毛雪》、《胭脂记》中的《告大人》、《士九弄》中的《你听咱》等。

泉州南音与泉州地方戏曲特别是梨园戏，更是互相吸纳互相渗透，戏曲吸收南音作为它的唱腔，提高其艺术水平。

王耀华先生对曲目、音乐做了细致的分析，得出了福建地方戏曲是从南音吸取营养的结论。

泉州南音也吸收戏曲的唱段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内涵。

例如《春今》指套就是从梨园戏的《雪梅教子》来的。

还有一些歌曲是特定场合专用的，如贺寿唱《画堂彩结》，结婚唱《一对夫妻》，丧事、祭奠唱《三奠酒》，祀郎君则唱《祀郎君》。

明清之际，南乐风靡一时。

传说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六十寿典，内阁大学士、泉州安溪人李光地挑选五位精通唱和的南乐高手上京献演，他们是晋江吴志、陈宁、南安傅廷、惠安洪松、安溪李义，他们在御苑演奏。

康熙帝听到南乐弦管和鸣、抑扬顿挫、逸韵雅致，大悦，要加封五人官职，他们推辞不受，唱《远望乡里》，奏大谱《百鸟归巢》以示思乡之情，终于感悟帝心，赐予“御前清客，五少芳贤”匾额，赐赠曲柄黄凉伞和金丝宫灯，“传驿荣归”。

南乐因此获得“御前清曲”的雅号。

在安溪县湖头镇李光地的故乡祖居，有一副对联：“绮罗日暖将军府，弦管春深宰相家”。

此后南乐声名大振，南乐艺术得到很大发展。

闽南的许多音乐形式，如“锦歌”、“笼吹”、“十音”、“莆田十音”、“南平南词”以及许多剧种音乐，如“大梨园”、“高甲戏”、“莆仙戏”、“芗剧”、“闽剧”等，都和南乐的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总而言之，泉州南音可上溯至秦汉、晋唐，定型于宋朝到明初。

国际著名汉学家、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先生所辑《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可为佐证。

七．规制泉州南音的演唱形制有严格的规定。

泉州南音演唱时的位臵固定为：演唱者执拍板居中；其左边，上方为洞箫，下方为二弦；右边，上方为琵琶，下方为三弦。

演唱程序固定是“指头谱尾”：开头一定要合奏一套或一折“指”，最后一定要奏谱“煞尾”；中间演唱也要按“支头”顺序来进行。

要“起曲头”，就是每个支头要有带头唱的人，他唱的曲属于哪个支头，其他人就要跟着唱这个支头的曲。

若转换支头，则须唱“过支曲”作为转折的过渡、连接。

上一个唱完，下一个接过拍板接着唱，伴奏乐器基本没有间断。

泉州南音有四个管门七个“支头”。

四个管门是五空管、四空管、五空四 管和倍思管。

五空管分倍工和中倍两个支头；五空四 管分大倍、小倍和“山坡”（山坡羊、山坡里）三个支头；四空管有二调一支头；倍思管自成一支头。

“指”奏什么管门，煞谱也得奏同一个管门。

在12套谱中，“四（四时景）、梅（梅花操）、走（走马，后称八骏马）、归（百鸟归巢）和《起手板》、《四静板》（四边静）属五空管；《三面》（三台令）、《五面》（五湖游）、《八面》（八展舞）属四空管；《阳关三叠》属倍思管；《三不和》、《四不应》则属五空四管。

乐器演奏也有其规矩，琵琶是先生，起指挥乐队的作用；三弦和之，犹如“琴瑟和鸣”；而洞箫与二弦的关系，洞箫为主，二弦为辅，“箫咬弦，弦入箫”，即所谓“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

迄明初，泉州南音的谱、指及其演奏形态均已系统化、规范化，业已成熟、定型。

直至解放前夕，再发展也难以逾越它。

近代《中国泉州南音集成》和《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等书籍的编纂、出版，更展示了南音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探索不尽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