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立人”：鲁迅思想的一个中心——读《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及其他

“立人”：鲁迅思想的一个中心——读《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及其他
《文化偏至论》：文章一开始，即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化建设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抱残守缺，仍然坚守“中国中心”主义；另一是“翻然思变”，却“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又陷入了西方崇拜。

这两种倾向都涉及“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两大问题，这是建设“中国现代文化”所不能回避的。

在鲁迅看来，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中华中心主义”，它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至高，至上，至善，至美”的神圣灵光，从而由盲目的民族自大，导致“抱守残缺”而不思变革，鲁迅认为这才是真正民族文化危机之所在。

鲁迅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同样强调自觉性，而反对盲目性。

提出了四条明确的线：一、学习必须是独立的主体经过自己的“考索”、“思虑”所做出的发自内心的选择，而不能盲从于“众志”；二、学习不是盲目崇拜，绝不能以西方文明为世界文明的顶峰，将其神圣化与终极化；三、学习必须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的实情与实质（根柢）的认真考察、真正了解的基础上；四、学习必须以认识中国的国情为前提，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与归宿。

在鲁迅看来，包括东、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的现实形态，都是“偏至”的，也即是不完美，不完善，有缺陷的。

正视人类文化的现实形态的这种偏至性，就可以使人们不会陷入将任何一种文化神圣化、绝对化的神话，进而承认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有缺陷的，同时又是各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的，它们在相互“比较”中既互相吸取、补充，又互相竞争；既互相融合，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接着提出的首先是一个如何看待西方工业文明，以及与之相应的“物质”、“民主”、“平等”这样一系列的理念的问题。

西方新思想所要解决的是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所谓“工业文明病”的问题；而鲁迅却赋予这样的新思想以双重的批判性：它首先是指向中国传统文明中的专制主义的——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面临的问题（引入了“个人”的观念）。

，它同时也是针对中国主流派知识分子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盲目崇拜的——在鲁迅看来，这也是必须面对的思想文化问题。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把中国置于全球背景下，从对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的洞察中来探寻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这确实是一个全新的眼光。

其次是强调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可以看做是后来在２０世纪很有影响的“拿来”与“继承”思想的最初表述，但鲁迅更强调的是都要有分析，而不能陷入全盘拿来或全盘继承的盲目性。

这就是说，鲁迅在２０世纪一开始，就给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确立了一个战略性的目标：要为２０世纪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价值，一个终极性的理想。

这就意味着整个现代文化建设都要立足于“创造”。

其次是“要什么样的‘近世文明’”，也即“要确立怎样的现代化目标”？鲁迅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他看来，根柢还在人，所要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首先应是一个“人国”；如果国家的统一、独立、富强与民主要以牺牲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为代价，那就绝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化。

鲁迅旗帜鲜明地提出，“首在立人”，而立人之道即在“尊个性而张精神”。

由此而形成了他的“立人”而“立国”的思路：首先着力于建设和张扬少数先驱者强大而独立的个体精神自由；再通过对民众的启蒙，达到“国人之自觉”；而伴随着每一个个体的个性的张扬，自由与自觉，也就产生了作为集合体的国家、民族的自由与自觉，建立起真正的“人国”。

《科学史教篇》：讨论的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历史。

鲁迅依次讨论了五个问题。

一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在鲁迅看来，科学的本质就在于“探索未知”，并有自己的“发现”。

二“科学与美艺（文学与艺术）”、“知识与道德”的关系。

鲁迅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发现了“科学”与“非科学（道德、人格精神的力量）”，“理性”与“非理性（圣觉灵感）之间的相通，而且在他看来，要探讨科学发现的“深因”，是不能不考虑后者对前者的渗透与促进的。

三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问题。

在鲁迅看来，归纳法与演绎法是人的两种思维方式，是探讨自然现象的两种方法。

四关于科学的作用与价值。

鲁迅是从两个视角来讨论这一问题的。

首先仍然是民族的角度，即讨论“科学与爱国”的问题。

其次，从人性的角度看，科学是人类的精神现象。

五关于科学的危机的思考。

最后，鲁迅就把他对科学的理解最后归结为人的精神问题，把全文一再强调的科学与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交融也归结为“人性之全”。

《摩罗诗力说》：概括了精神界战士的三大精神特征：①“立意在反抗”，所谓“摩罗诗人”中的“摩罗”，无论是佛教中的天魔，还是《圣经》中的撒但，与正统秩序有一种天然的对立，“撒但”一词希伯来文原意就是“仇敌”。

要“争天拒俗”，反抗“众数（众庶）”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压制。

精神
界战士必然为坚守真理而“不恤与人群敌”，并“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

②“指归在动作”，实践性是其最基本的品格。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拒绝现成的、别人指给的路，而要坚持自己去走，去探索自己的路，要“别立新宗”。

鲁迅赋予自我主体的“动作”实践以一种绝对的意义。

③“为世所不甚愉悦者”。

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永远的“争天拒俗”的立场自然不为“天帝”——所有的统治者，以及所谓“公意”所相容；而且他们坚持“抱诚守真”的态度，任何情况下，都要发出“真的心声”，说出真理与真相，这样，他们总要发出与社会不和谐的声音，这是最“为世所不甚愉悦”的：统治者自然希望时时听到“和顺之音”以粉饰太平，而一般民众也希望在真相面前闭上眼睛，在自欺欺人中苟且偷生——想想那些看客们吧；精神界战士要说真话，就自然要群起而攻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