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中价值观差异研究

跨文化交际中价值观差异研究刘立娥(河南)’一播电视人学教学指J }I，心.河南郑州450008)随着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合作和往来也与日俱增，从而出现了国际间的交际，即“跨文化交际”具体讲，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即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进行的思想、感情、信息等交流的过程。

信息的编码和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心理活动。

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独特的一套系统。

这套系统告诉人们什么行为是社会所期望的，什么行为是社会所反对或唾弃的;人们应该爱什么，恨什么，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荒谬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等等。

学者们把这套系统称为价值观或价值体系。

这套价值观在社会中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对人类的行为起着规定性或指令性的作用。

世界观的习得，正如交际能力的习得一样，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完成的。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是一种严密的、不可抗拒的价值取向，牢固地扎根于人们的心日之中。

在任何社会或文化中，价值观是人们所回避不了的指令，是人们行为的规则从识的准绳、思维的方式、处世的析学、演绎推理的模式，评价事物的准则道德的标准等。

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无意识地习得了这套系统，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人们的信仰、爱好、抱负、追求、希望、心态、行为、生活等方面的可评价系统，变成了他们的民族性格的基石。

因此，一个人内心的价值观念无论多么错综复杂，都不可避免地会在他的生活方式中表现出来。

本文拟就与跨文化交际相关密切的价值观取向进行跨文化比较。

一、人性观:本善与本恶人性是指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

人之天性，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中国传统的人性论是性本善，它渊源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

孔了主张“仁者爱人”。

孟子发展了他的“性本善”论，发扬了人的“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以及“是非之心”等与生俱来的善性。

由此看来，“人之初，性本善”是中国文化中基本的人性论。

西方基督教的人性论是人之初性本恶，西方人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这被西方学者称为原罪说一人之初，因(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犯了原罪，失去乐园，坠落到现世上来受苦受难。

西方人认为，在世上只有悔罪，才能在基督再世的末日审判中得到解脱。

无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人的本性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善可以变成恶，恶也可以变成善。

在中国文化中，人性除了善之外，还有别的成分。

对这些成分如不加以适当控制和管教，可能会转变成恶。

因此传统的中国文化尤其重视人的内省和人格完善的修身养性教育，即“仁”的概念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强调做人必须爱人，达到“仁至义尽”。

“仁”是中国人际交往的最高标准yi最终目的，并目中国文化又以礼作为一切行为的标准，当然也包括交际行为。

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是礼的最高要求。

而在西方，人从原罪起，为了变成好人而规定了一系列法律来治理上帝的臣民;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否则会受到惩罚。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性本善”的概念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

由于强调人们的一切行为必须从善性出发，因此就造成了他们“知足常乐”、“安分守己”!“安于现状”的尚“静”取向。

因此，有些外国学者把中国文化称为“善感文化”。

中国文化由于受“他人取向”的影响，所以中国人极爱面子。

言行要看他人脸色，在他人面前如果不能善行或没有留下好印象，就会有羞耻之感，因此中国文化也被称作“耻感文化”。

然而，许多西方学者把西方文化称为“罪感文化”，就是因为西方人感到在现世生活中是有罪的，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

以原罪为起点的西方文化，人们为改变原罪，不断忏悔和祈祷，力求改变罪恶本性，超越现世，以期待世界末日的审判，从而到达彼岸世界。

这就是西方人求“动”求“变”心态的原因所在。

二、文化取向:做人与做事东方属于静的文明，西方人则爱动不爱静。

从上面谈的美国人求变化，中国人求稳定的价值取向看，中国人的确求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和谐，人顺从自然，人们之间相匀_依赖，求稳，在稳定的局势中求得发展和进步。

在儒家思想“明心见性”、求内省及人格完整的思想影响下，中国人讲究“修身养性”、“谦虚自律”和“自控”。

所以，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强调如何做人。

做好人成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人人争做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克己奉公及大公无私的人。

在道家思想影响下，人们力图“无为而有为”。

“有为”意味着矛盾和冲突，会破坏人间和谐;“无为”能防止对立和矛盾的产生。

因此，中国人性格内向，省身慎独，柔软宽容，冥想含蓄，好静顺从，相匀_依赖合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也是讲究做人胜于做事。

因为只有先做个好人，才能做出好事。

连人都做不好，怎么会做出好事呢?在中国，做人，做好人己少戊了社会之期望。

先做好人之后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成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社会、国家}i!人民的人。

“做人”取向与“静”密切相关，“做事”取向与“动”紧密相联，因此中国人好静不好动。

西方自占希腊的海洋文化起，就企图征服自然，争取个性解放。

他们在个人奋斗中打破常规;求变、求动是他们的精神动力，并在做事中发展这一动力。

因此，“做事”、“有所成就”、“有所作为”就自然变成了西方重要的文化取向。

他们重视外向的行动和行为，中国文化中那种“做人”的道德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消极的东西。

在美国人眼里，只有进取、探索、冒险、快速行动、追求效率并有所成就才是积极的东西。

因此，美国人为争取社会地位的改善，为金钱和荣誉，为获得成就而有为一不怕产生矛盾、冲突、对立，甚至做出破坏行为。

显然这与中国文化中的“修身养性”、“谦虚自律”、“好静顺从”、“柔性宽容”等观点是相悖的。

在美国人看来，为了做好人而自我克制，甚至自我压抑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他们养成了尽量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要求的习惯。

“动”与“做事”取向使美国人养成了外向的性格，向外索取的精神;他们直率、爱动、冒险、竞争、冲突、求变和不依赖他人。

三、时间取向:过去与未来有些学者认为:时间和空间存在着某种默契，这就产生两种时间观，即圆式和线式两种观念。

他们还认为:东方人的时间观念属于圆式，西方人的时间观念属于线式。

圆式时间观念意味着，时间的变化陇调于自然状态，即时间向自身复归的现实，以及其始终沿着自身运动的永恒周期性圆弧式或螺旋式运动，如样夜交替、季节往复门份轮流、年龄更迭、植物周期生长农时劳作更替等，都是圆周式自身复归的周期性循环运动。

在时间取向上，中国人是过去取向。

对做过的事儿，或犯过的错误进行“反省”、“反思”或“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等等，都是过去时间取向的表现。

“性本善”使中国人在时间上向后看，向后看意味着向善的本性复归，这就是中国人在时间取向上采取向后看的原因。

西方的时间观属于线式时间观念，时间好比一条直线，是一种线性的单向持续运动，时间是“流逝、前行”。

在西方人眼里，复归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向前超越才有希望，因此在时间取向上，西方是未来取向，即一去不复返的线式前进取向。

这也是西方人倾向于变化，喜欢求异求新的原因所在。

东西方的时间观念是有很大差别的。

在时间上，中国人以过去取向为卞，重视过去发生的事情。

人们做什么，首先要考虑过去做过此事没有，有什么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等等。

而就连今天做得如何，也往往以过去为标准，因此循规蹈矩己成为一种社会规范，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崇拜祖宗、敬老尊师、重经验、重年龄，因为这些都与过去相联系。

过去的时间取向，凡事都看过去如何的观念，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与中国文化的时间取向相反，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一切着眼于未来，所以未来取向是他们重要的价值观念。

对他们而言，回归过去如同走向“原罪”，因此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他们对日前也不太重视，他们所重视的是近期的未来。

由于未来取向的影响，西方人很少循规蹈矩，也不相信命运，因此他们把精力和努力都放在实现近期的规划和理想上面。

种在西方的异国他乡学习、居住过或常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人都有很深的体会:文化不同的人们对时间的态度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其表现在于如何使用时间。

虽然东西方在使用时间的方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相对来说，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使用时间比较随意，灵活性强;而美国人受制于时间。

中国人是时间的主人，而美国人是时间的奴隶。

中国人在使用时间时，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时间，包括改变时间的原来顺序。

中国人赴约和探望朋友常说的“别着急”、“不见不散”就意味着时间可以拖延。

虽也有“一寸光阴一寸金”之说，但却很少有人付诸实践。

难怪有人讲，中国人在时间方面最富有。

然而，时间对美国人来说是珍贵而固定的一条直线。

他们使用时间十分精确，时刻都有一种时间“紧缺”意识，凡事都要做到准确无误。

如开会、上课和赴宴等，说儿点儿分到，必须儿点儿分到，决不提前或拖后。

一般情况下，美国人受时钟“铁碗”的控制，时刻表操纵他们做于}一么，不做于}一么，先做于}一么，后做子卜么。

与人约会必须先打招呼.重大聚会必须提前预约。

当你预约某人时，如果他同意赴约，他就会把它写在日程表上。

或当你邀请某人时，他会说“我需要看一下我妻子的日程表，看她是否有于}一么安排”等。

西方人常把时间和金钱相提并论，认为能与金钱相媲美的就是时间。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在大多数时间内，时间和金钱永远是人类生存基本问题中最紧缺和最珍贵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