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十七年文学思潮中的怪现象
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和看法
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和看法
“十七年文学”是指1949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的文学，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以下是对“十七年文学”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首先，“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前三十年文学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和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变化和发展。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呈现了新的文学形态和运作机制，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机构和体制对作家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十七年文学”时期，作家们被归入了体制，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于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虽然“十七年文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艺术性上的简陋，但它仍然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如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的作品，对于在商业化和全球化时代成长的作家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经验和价值。
综上所述，“十七年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它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建构与冲突——以《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百合花》的批评活动
“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建构与冲突——以《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百合花》的批评活动为例“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建构与冲突——以《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百合花》的批评活动为例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并面临着内在的建构与冲突。
本文将以《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百合花》的批评活动为例，探讨“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建构与冲突。
“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承接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七所艺术学院文学系研究会的批评传统。
这一传统对于文学创作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现实和人民大众生活中的主题，强调文学应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然而，在“十七年”时期，这种传统批评在内在建构与冲突中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在《创业史》的批评活动中，该小说揭示了社会主义初期农村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
它描绘了一批乡村干部在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挫折，引发了对经济发展与政策执行之间关系的辩论。
有些批评家认为本书展现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提出了改革的方向。
然而，另一些批评家则质疑小说对农村经济改革问题的理解和关注点，认为其对当时具体政策的追踪和分析不够。
其次，在《红旗谱》的批评活动中，小说描述了一位共产党员在革命时期的成长历程。
这种英雄式的叙事形式引发了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应否追求消极和矛盾的讨论。
一些批评家认为，小说所呈现的形象和情节是对于英雄主义精神的充分肯定，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应有之义。
然而，另一些批评家则指出，这种展示方式可能忽视了敌对阵营的复杂性，过于理想化了革命斗争，对于革命与现实的内在冲突有所回避。
第三，在《青春之歌》的批评活动中，小说以年轻人思想觉醒和个人命运为线索，描绘了社会主义新生活中的矛盾和变革。
这引发了对于青春之歌与整体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关系的思考。
有些批评家认为小说以个人经历为切入点，与整体营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思路一致。
浅析十七年文学的特征
二 、 市的 隐匿 城
１４ ９ ９年 ３月 中 国共 产 党 召 开 党 的七 届 二 中 全 会 明确 指 出要 将 中 国共 产党 的工 作 中 心从 农 村 移 向城 市 ， 学 会 管 理 要 城 市 。苏 联 社 会 主 义模 式 在 新 中 国 的应 用 也 促进 了新 中国 工 业 化 道路 的选 择 。从 文 化 形 态 上 来 看 ， 业 化 带 来 的必 将 是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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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对 十 七 年 文学 的认 识 与 对 文 革 文 学 的认 识 一 样 ， 向 来 就颇 受 争 议 。 因 为争 议 ， 往 能 把 讨论 的焦 点 泛 化 ， 依 目 往 但 前 国 内学 术 界 的 观点 来 看 ， 来 越 多 的 人 倾 向于 一 种 认 可 的 越 一 态 度 。应 该说 ， 七年 文 学 虽 然存 在 着 许 多 的不 足 与缺 陷 ， 十 但 其 在 中国 文 学史 上 的地 位 还 是 不 可 以 抹 杀 的 ， 本 文 当 中笔 在
者将 略 淡关 于 十七 年 文 学 的特 征 。
一
离， 就是文学与政治 的距离。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 ， 自然地 也 分成三个 层次 ： 郭沫若 、 茅盾 、 何其芳 、 艾芜 ， 无疑是距离太近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变异
“十七年文学＂游翠萍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变异题解：“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９４９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１９６６年）之间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代表性文学作品有《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
知识分子与革命，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是一个待别复杂且尴尬的问题，正如马克・塞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所称：。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内在驱力：一是精英主义倾向，指向理性化的等级秩序或集权化的组织体制；一是民粹主义倾向，强调依靠觉悟的农民大众。
从晚清资产阶级革命到大革命时期，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是精英主义倾向起着主导作用。
知识分子是中国最早的觉醒者和启蒙者，扮演着当仁不让的革命者角色。
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向农村的延伸，农民阶级的革命潜能开始显现出来，农民取代知识分子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调查，看到了鲁迅笔下被“不准革命”的阿Ｑ们的革命能量，欣喜于农民运动的巨大威力，他从中得出对中国革命的判断：。
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
不过，知识分子依然有着农民阶级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就是传播思想，播下火种。
但是，知识分子与农民阶级几乎有着水火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两个阶级要结成联盟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而且由于智识的优势，知识分子很难单纯地服膺某一思想，要说服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认同这些。
思想狭隘的乡下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让他们认识到自己。
有必要”与工农大众结合，“有必要”向工农大众学习。
这项思想工作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
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
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的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二是夸张农民的作用。
除了宣扬农民的革命力量外，还从思想品格上论证农民优于知识分子：。
十七年文学解读和评价
十七年文学解读和评价
“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以下特点：
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要求，使得文学创作具有一般的政治思想属性。
“艺术性第二”作为政治性的辅助要素，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经典具有相应的艺术优势和特长。
在这一时期，主流文学作品被推崇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从思想内容来看，作品能够体现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崇高的思想性，从中可以看到时代精神的弘扬、正面人物的塑造，因而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从艺术角度来看，作品必有过硬的艺术技巧，是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的产物。
然而，在当时很多批评家看来，这些符合创作规范的主流作品，也并非没有瑕疵和局限。
例如，审美性要素的“过度”追求，容易造成作品比例失衡，进而对作品的整体思想倾向产生一定影响。
对于“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和评价，需要考虑到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同时也需要考虑到不同读者的审美和价值取向。
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与局限
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与局限“十七年文学”，指的是从1949年到1966年建国后期到文革前期的文学。
有句诗曾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句话放到这个时期也是比较合适的。
这一时期的文学有很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当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较为纪实，真实反映革命斗争和生活。
例如“干预生活”小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尤其在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氛围里，政治和文化形式逐渐趋于宽松，这种创作潮流也被发扬了起来。
这一时期的文章，塑造了较为真实和新鲜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了真实的生活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关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广阔而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革命道路和建设历程。
还有，例如革命历史小说，承担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
冯雪峰在评价《保卫延安》时说：“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题材，它们在表现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时，就会比其他题材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和崇高感。
然而，时代的特性总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创作者的主体意识，让这些文学的创作都标上了时代的痕迹。
所以，这个时期文学的局限性就体现在政治性有意无意地凌驾在文学性之上。
有人说，这个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充当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模式化写作的痕迹较重，过多受政治的影响和束缚，导致较为缺乏艺术性，很难凸显崇高的艺术价值。
同样例如“干预生活”小说，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和回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问题。
由于作家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革命历史小说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审视，都不可能进入一个更深刻、更丰富的层面。
艺术形式较为单一和狭隘。
也有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出现，超越了社会现实。
在题材方面，也是畸形发展的，只有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较为繁荣，其它题材则较为萧条。
并且在60年代，“左”倾思潮的急剧膨胀给文学的创作带来了严重的干扰，批判了一些不该批判的作家和作品。
十七年文学思潮
十七年文学思潮第一章十七年文学思潮一、文学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一) 第一次文代会——文艺新规范的确立1、背景: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
2、内容: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即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
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规范确立。
3、新规范的影响政治工具：“新”规范指导了所有作家，影响了所有的文学创作。
（二）第二次文代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批评原则的确立。
1、背景:我国完成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2、内容周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表现新人物、新思想，英雄人物的塑造上简单幼稚。
3、意义促进了解放初期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1960第三次文代会召开）（三）文艺创作和理论论争1、可否写小资2、文艺的倾向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3、对发历史主义倾向的批评（四）50年代一系列文学批判运动——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对比苏联，同样在压力之下却有文学作品大胆地真实地坚持文学道路。
为什么在1949以后的中国，20年中却顺从地服务于政治？）一）文艺批判运动1.对《武训传》批判2.对萧也牧的批判《我的夫妇之间》1950（短篇）“知识分子眼光看工农干部”“脱离生活，或者是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不健康倾向”。
3．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全国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性批判，把他与胡适挂上钩，把“唯心主义”帽子往他头上套。
为何批判胡适？4.对胡风的批判胡风“固执”地坚持着鲁迅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
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马、列，检查过去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代替。
（五）大一统格局下的实践后果1、中国文学终于史无前例地变成了政治的工具2、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二、文学的突围与文学生机的夭折（一）双百方针的提出与贯彻——文学的突围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与局限
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与局限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与局限“十七年文学”，指的是从1949年到1966年建国后期到文革前期的文学。
有句诗曾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句话放到这个时期也是比较合适的。
这一时期的文学有很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当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较为纪实，真实反映革命斗争和生活。
例如“干预生活”小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尤其在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氛围里，政治和文化形式逐渐趋于宽松，这种创作潮流也被发扬了起来。
这一时期的文章，塑造了较为真实和新鲜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了真实的生活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关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广阔而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革命道路和建设历程。
还有，例如革命历史小说，承担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
冯雪峰在评价《保卫延安》时说：“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题材，它们在表现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时，就会比其他题材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和崇高感。
然而，时代的特性总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创作者的主体意识，让这些文学的创作都标上了时代的痕迹。
所以，这个时期文学的局限性就体现在政治性有意无意地凌驾在文学性之上。
有人说，这个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充当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模式化写作的痕迹较重，过多受政治的影响和束缚，导致较为缺乏艺术性，很难凸显崇高的艺术价值。
同样例如“干预生活”小说，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和回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问题。
由于作家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革命历史小说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审视，都不可能进入一个更深刻、更丰富的层面。
艺术形式较为单一和狭隘。
也有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出现，超越了社会现实。
在题材方面，也是畸形发展的，只有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较为繁荣，其它题材则较为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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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十七年文学思潮中的怪现象
作者：黄小玲
来源：《科学与财富》2018年第01期
摘要：十七年文学思潮是指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思潮。
即1949年到1966年的文学思潮。
对文学来说，这本应该是一个包容开放繁荣发展的多元化的时代。
但实际上，在建国新时代下它却是在艰难的前行。
这是文学发展的一个怪现象，但此时说的“怪”在当时却是“怪”的那么的正常，那么的理所应当。
本文将对十七年文学思潮中的怪现象及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文学思潮；怪现象；原因
一、对十七年文学思潮怪现象的分析
一位学者曾说“照理说，经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通过30年的磨练，应该更加成熟，更有驾驭文学向更高境界奋进的能力。
但是，谁曾想到，自由翱翔于心宇的凤凰折断了想象的翅膀；带刺的野玫瑰枯萎了挺拔的绿叶；冲破家的藩篱，却又走进非文学的国度；…夜莺‟亦只会吟唱“白天的歌曲”……缘何五四的宗师和宿将们在风和日丽的朗朗晴空下难以唱出无愧时代和历史的动人诗篇？甚至那圆润的歌喉居然几近失声了呢？为何诗人们只能鹦鹉学舌了呢？”由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建国以来的十七年里，文学家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和困境，这是令他们窒息的噩梦。
在这十七年里，统治者管理着国家，也操控着文艺界。
统治者在三次文代会中一次又一次限定着文学发展的方向和任务。
政治的魔爪一点一点捏紧文学瘦弱的躯干，却不让其发出一点点呻吟声。
统治者亲自来为文艺界限定着一个个条条框框，这本就是一个怪想象。
可是当时却未及时遏制住这样的行为并让其变本加厉，这难道不更是怪中之怪吗？在三次大的文艺思想批判运动和“左倾”思潮的升级运动中，有多少不平的声音？在一次次不公的批判中，有多少枉死的冤魂？整风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新民歌运动的兴起，这不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和在统治者的影响下展开的吗？十七年文学思潮其实并非是真正的文学，也并非是真正的思潮。
在某个程度来说，不过是被时代和政治把玩的玩物，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失去自己本该有的独立性和存在价值。
虽然政治和时代总是影响着文学的发展，但将文学像扯线木偶一样操纵的情况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更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怪的现象。
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是为清算文学界中的“异端”而为文学家们灌下的一杯甜蜜毒酒。
诱你说出真正的想法，诱你展现真正的自我。
你以为自己被风和日丽的朗朗晴空所爱护，熟不知埋葬你的坟墓早已为你挖好。
埋葬了你的痴想，埋葬了文人的希望，也埋葬了文学家的思想。
没有自由的思潮算什么思潮？没有成果的成果算什么丰收？所谓的思潮不过是时而涌起时而幻灭的热潮，是摹仿的热潮，是口号的热潮，是个体被掩埋的热潮，是一个个让人不敢思考、不愿思考、不能思考的热潮。
对于文艺界最大的灾难并不是批判了谁惩罚了谁，而是剥夺了我们平等说话的权利，剥夺了我们独立思考的权利。
二、对这些现象背后原因的探讨
通过阅读这位学者的话，我们可以明显知道这些五四宗师和宿将们是以自由翱翔于心宇的郭沫若、带刺的野玫瑰茅盾、冲破家巴金、夜莺何其芳为代表的从五四时期步入建国十七年文学思潮的文学们。
我在疑惑，他们是在怎样的风和日丽的朗朗晴朗下？他们为什么难以唱出无愧时代和历史的动人诗篇？他们是主动地唱不出还是被动地唱不出？无愧时代和历史的动人诗篇是怎样的诗篇？他们最后又唱出了什么？圆润的歌喉为什么失声了？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是完全失声了吗？还是只是有一个失声的苗头？为什么诗人们要向鹦鹉学舌？为什么诗人们要只能向鹦鹉学舌？这是主动的还是被动？那只鹦鹉是谁？学的舌又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五四宗师和宿将们的态度和行为又是怎样？我想以下四个原因可以解答上述的疑问。
一是时代的特殊环境和政治的把控。
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学现象必定有使其生长发酵的沃土，那沃土便是时代的特殊环境。
每一个时代有其特有的时代特征。
1949年是我国推翻三座大山翻身做主人的一年。
长期跪地的中国人终于有机会抬头挺胸做人了。
可是长期被奴役的人们依旧摆脱不了对能者的崇拜。
他们自愿的弯下了刚有机会直起来的腰板。
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毛泽东便是他们心中的能者，对他的崇拜是疯狂的，是绝对的服从。
并且当时在中国受教育的知识分子是少部分，较大的组成部分还是最广大的农民们，他们拥有着无限的热情，却缺少着理性的判断力。
加上新生政权需要巩固。
文艺界的思想宣传便是一个绝好的控制人的工具。
故三次文代会的召开就是规范文艺界为统治所用的前奏，接下来三次大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也只是肃清思想异端，控制人们思想从而巩固新生政权的手段。
看似民主自由的双百方针，在客观上也只是为清理文艺界异端而埋下的伏笔。
不可否认，“双百方针”在那个特殊时期是有活跃文艺界的客观功效。
但是它让文艺界真正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吗？那么在它影响下结下了怎样的硕果？在“双百方针”下活跃的文人们，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我看，左倾思潮的升级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便是政治过度控制文艺界最有力的证据。
二是文人的选择。
在政治高压下，不同的文人有着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带来了不同的命运。
在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思潮里的文人们，要么放弃艺术的原则，迎合政治和时代的主流。
要么在所谓的朗朗晴空下小心翼翼地抒发着自己的思绪，但最终自我消化的真话远比说出的真话要多得多。
但也有在“朗朗晴空下”敢于说真话的文人们，虽然他们被击倒，但是这也不能完全抹去他们曾抗争过的痕迹。
如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既是被“定罪”的证据，但那更是其反抗不屈的最后话语。
当然也有人为一己之利出卖他人，企图换来所谓的安稳繁荣？在不安与威胁面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每一个人的选择是不同。
有人主动迎合，有人在黑暗中隐忍，有人勇敢抗争，有人出卖他人企图换一时安稳......我们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评价那个时代文人们的不同选择，选择本就是人的最基本权利。
每一个选择没有对与错，只有相应的结果。
就像历史的真相并不是简单的是非对错，更多的是千丝万缕复杂不已的事实。
三是个人与集体。
我们既是自然人，更是社会中的一员。
在那个时代的文人们在集体中更不能独自脱离出来。
他们只能在时代的潮流里，要么奋力反抗，要么随波逐流，要么不做声将
一切隐忍于心……在集体的大锅里，个人的声音会被忽视，每个人的棱角会主动或被动的磨平。
集体将个体打磨到完全符合集体审美的时候，那么个体才算是集体中的好同志。
热潮一波又一波，全国明眼的人也不算少数，只是个人的力量抵不过“好同志们”的攻击罢了。
无法改变的趋势，任一些人努力地用真声劝说，也改变不了什么。
这不过是汹涌澎湃大海里的一朵浪花，一个巨浪打来便早已化为乌有。
那时集体的力量是十分可怕的，它会把独立的个体吞噬，吐出的是一个符合集体要求的统一规格的好同志。
四是在狂热的时代里真相已经被忽略。
在一个一个热潮中，人们只顾走在热潮前头，人民只顾奔走于各个命令之下。
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众人已经接受了疯狂的设定，探寻真相的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弱。
即使有人探寻真相是如何的，但也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在探寻真相。
事后会有反思，但事后的反思是追问真相？或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或是为其美化重塑一下面容？还是试图掩盖？这一切的意义在那时在此时都已经显得很是苍白了。
三、思考
对于个人、集体甚至国家，最可怕的不是其身躯遭遇毁灭的厄运，而是其主动放弃独立的思考或是在被动中渐渐不敢思考、不想思考、不能思考。
可怕的是我们缺少了对真相的探寻，缺少了面对真实过往的勇气。
不思则不进，掩盖真相的面纱终有一天被掀开，但那暴露于灼灼烈日下的过去是否还是那个最真的过去？
参考文献：
[1]陈墨.扭曲、变态的三十年文学——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谈起[J].学术界.1988（6）：74-78
[2]钱理群.天地玄黄[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