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作者：杜芳琴

在谈到女性主义的时候，我们必须分清运动和学术两个不同的层面。本文侧重于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在文学、文化批评中的运用和历史变化。

一、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历程

(一)女性主义理论的特点

从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女权运动兴起以来，女性主义已经蓬勃发展了四十年，它从

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流派众多，理论繁杂，多彩纷呈且变动不居的复合构成。就理论层面而言，女性主义可以概括为如下特点：

1.多元并存、时空重叠。

在第二次女权运动蓬勃兴起的60—70年代，也就是我们惯常了解的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最为活跃的时期；到了90年代，第

三世界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与前度活跃的流派多元并立，互相辩驳论争，成为女性主义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女性主义已从早期纯粹以女性抗争为旨归的理论探索，进展到以两性权力互动、改变不合理的性别文化为目标的性别研究，再发展到当下结合心理分析、政治理论、哲学、生态环境研究、种族研究、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学科、跨学科的范畴，并且已经渗透到社会人文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各个领域，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文化领域最具批判力的跨学科的学术思想体系。

女性主义的各个派别不是泾渭分明、判然有别的，而是在时间的延续和代表人物上呈时空重叠和纠结难分之势。比如，最有悠久历史的自由女性主义至今仍有广阔的市场。黑人女性主义不只是到80—90年代才活跃起来，而是早在60年代就不乏中坚分子，如有名的安吉

拉·戴维斯，她现在依然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创造性/社会性别制度概念

的盖尔·鲁宾既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又运用精神分析方法和结构主义分析，把她归入某一派别终有削足适履之嫌。

2.根植现实、不断丰富。

女性主义起源于妇女运动，理论的提出与检验都是根植于运动与现实的需要。无论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还是在扎扎实实的学科建设中，女性主义者首先关注的是男女权力的不平

等及其解决方略，女性主义对现实的关怀是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自我反思、不断推陈出新也是保持理论鲜活长青的关键因素。如同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最初赖以生发的理论基础——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提出严重挑战一样，女性主义者也在反思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白人中产妇女经验的普遍性。特别是近来西方女性主义受到黑人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严厉批评，她们也开始反思西方女性主义的殖民主义色彩。当代女性主义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启发下，大量引入种族、族裔、年龄、性倾向、文化等元素，并把它们视为与性别密切相关的互动变化的整体，用以分析性别之间及其与其他范畴的复杂关系。这些理论变化的趋势使女性主义保持长盛不衰的势头。

(二)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

1.从主张平等、消除差异的自由女性主义到提倡独特、优越的激进女性主义(70—80年代初)。

自由女性主义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抨击卢梭的“女人缺乏理性”的男性中心论开始，到西蒙·波伏娃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这一反父权神话的宣言，代表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要求打破父权论述中男尊女卑是生理差异的生物决定论观点。她们接过启蒙主义“平等”、“自由”的旗帜，强调妇女与男性同样具有理性，指出男女权力不均等是社会性别制度形成的，她们要求和男人有同样的教育、法律、职业等权利。但她们主张不触犯现存社会制度结构而要求个人的平等权利，这也是经典自由女性主义区别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重要特点。当然她们在反对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方面是一致的。其后，以吉列根为代表的“关怀伦理”学者，指出经典自由女性主义企图消除性别差异建立两性平等、并且以男性价值为标准是徒劳无益的。吉列根等人认为应该发展女性自身以关怀为本的声音，而不是去追求做以男人为标准的“人”，从而丧失与男人有差异的女人自身的空间与声音。

总之，从70年代开始，以自由女性主义为主体的女性主义理论关注点从性别平等、性别中立转向注重性别差异和女性独特性，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探讨打开了思路，但其中本质主义的论述也开启了论辩的端倪；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激进女性主义把女性的独特和优越推向了极致，成为非常激烈地抨击父权制的理论流派。

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在美国兴起。它从理论层面欲把父权体制连根拔起，在运动的

层面提倡“姐妹情谊就是力量”，组织“提高性别意识小组”以启发性别觉悟。

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更优越，而主流社会男性独尊，甚至一切压迫如阶级、种族问题也是由性别压迫而起，所以主张彻底革命，女性解放除了走分离主义的道路别无他途。这种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男女二元对立的构架，只是在臆想中将两性的权力颠倒过来。它同样陷入了本质主义的泥淖，把女性普遍化而漠视女性间的差异和身份多元矛盾。但激进女权主义批判父权制犀利的锋芒和敏锐的视角使之在理论上创获甚多，这是不容否认的。

2.强调多色彩与不同处境：黑人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

黑人女性主义对白人中产女性主义的批评从未间断，她们对种族与阶级差异的坚持，不但是对激进女性主义的棒喝，而且直接开启了90年代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贝尔·胡克斯指出白人中产女性主义者热衷于谈论性别压迫，并强调自己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回避掩饰自身在种族、文化、阶级上的特权和白人对黑人及第三世界妇女的伤害压迫；甚至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企图把“父权批判”和“性别压迫”推销到第三世界。奥德利·洛德还指出白人女性主义对性的论述完全是个人情欲本位而漠视情欲与种族、国家和文化的关系。她坚持“差异的政治”，认为女性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概念，黑白之间的差异及其带来的压迫随处可见：当白人女性主义者出席会议的时候，黑人妇女正在给她们照料孩子料理家务。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还建议抛弃feminism一词，改用womenism，以超越白人霸权和白人女性主义的男女二元对立。沃克反对性别分离主义，强调在白人中心的社会里，男女黑人都面对沉重的压迫；黑人妇女不可能离开男性伙伴的支持面对种族和阶级的压迫。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与种族霸权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面对多重压迫的第三世界妇女，父权制的性别压迫是与每个社会的阶级、文化、民族、年龄、教育等结构联系、互动的，更是与全球性种族霸权、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分不开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雇佣妇女廉价劳动力，她们受到歧视、剥削和压迫绝不仅仅是性别问题，更重要的是殖民体制、帝国主义和阶级压迫的问题。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还批评白人女性主义把黑人和整个第三世界妇女看作铁板一块的被动的、缺乏反抗精神、没有性别意识、甘愿被压迫剥削的愚昧的受害者形象，或是以西方中心的眼光“凝视”、猎奇第三世界妇女，从而强化西方文明的优越感。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对白人女性主义者的“姐妹情谊”也不以为然，认为这一口号既抹煞了妇女内部的巨大差异，又掩盖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的种族和阶级特权。钱德拉·莫哈娣指出：除了姐妹情谊之外，还存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第三世界妇女不可能与继续回避种族问题的白人女性主义结盟。

黑人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提出的差异政治，不是要摧毁妇女的团结，而是希望重建一个以多元差异为本的多元抗争战线与策略。黑人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成为90年代差异政治以至整个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要引发因素。

3.从身份差异到差异政治：后现代女性主义与心理分析女性主义(90年代——)。

后现代主义虽然千差万别，但“解构”西方文化长久以来奉若神明的真理、知识、历史、自我、语言等，对这些持怀疑态度是其共同点。后现代女性主义受福科、拉康等后结构主义

分析论和德里达后现代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论影响并有所批评与扬弃。

著名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丝·巴特勒等人从女性主义视角融合福科和德里达的理论精髓，跨越了多年来女性主义一向处于两难中的“性别平等”和“性别差异”的窠臼，指出把性(sex)和社会性别(gender)截然分开，实际上又建构了一个“先验、自然、天生的性/身体”的神话；她追究这个神话来自波伏娃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指出波伏娃这种无限制的社会决定论，反而预设了“生物与社会”、“自然与文明”的二元对立，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超越这种“性/社会性别”的二元论，根本没有自然的“性/身体”；更重要的是建构以多元差异为本的女性的声音。巴特勒在主体性的论述方面，指出以往的女性主义理论都预设了一个先于父权论述的“真正”/“原本”的女性本质，这种简单化的所谓“女性本质”，既否认了女性在种族、阶级、文化、教育、性取向上的差异，同时也代表父权二元逻辑“文化与自然”、“理性与感情”、“思维与身体”中的负面成分，只不过一些女性主义者企图提升“自然”、“感情”和“身体”的价值而已；这种把“身体”与“性别”混为一谈，误以为女人=阴性/女性化、男人=阳性/男性化的做法，也是一种生物决定论。

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崛起于八九十年代，最终也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的一支劲旅。传统女性主义强调社会塑造建构，提倡个人反抗，无视女性主体构成机制以及欲望、性(别)身份与潜意识的三角关系，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可以补其罅缺。她们对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既借鉴又批判，从反戈一击中重新建构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理论。深受法国“女性写作”传统熏陶的露丝·伊利格莱认为，只有重建婴孩时期的想象秩序(母女关系)，使女性独立于“母职”或“美丽恋人”的角色而存在，才能恢复女性的主体。这也有助于男性的解放，接纳女性及自我的较全面而健康的形象，不致再把阴性特质丑化或投射到女性身上。伊利格莱不主张建立一套关于女性的理论，而是主张从女性身体的真实经验出发，发展一套女性本位的论述。她要建立的不是一套真理，而是允许多元流动、互相感觉、互为主体的阴性论述策略。

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西方女性主义这四十年来，经过了不断的创新、挑战、质疑与突破。从把妇女视为被动的受害者到具有主体性的能动者；从男女二元对立到多元的性别观；从身份政治到分裂矛盾的身份；从白人中心到后殖民女性主义；从性别压迫等级制到结盟政治；从批判父权制到重建性别关系……这是西方女性主义走过的道路，也是其理论发展的大致过程。

二、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

(一)父权制：从“女性形象批评”到“妇女中心批评”

1.性别政治：对父权制的沉重一击。

早期的女性主义——不论是温和的自由女性主义还是激进的女性主义，一致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导致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父权制”。父权制是用来解释妇女屈从地位的内容丰富的概念，它包括社会和家庭一整套制度秩序和系统。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诗人阿德里安娜·里奇说：“父权就是父亲的权力。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有机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我们处处都处于父权制的控制之下，不管我的身份、处境、经济地位或性偏向如何，我都生活在父权之下：只有在我为赢得男性许可而付出代价时，我才能在父权制许可下享有特权，发挥影响。”

女性主义者反对父权制的性别体系为两性规定的界限分明的性角色以及固定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指出这些都是文化预设而非先天所具；又指出父权制性别系统总是有利于男性而压迫女性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认识到这些是妇女摆脱压迫和压抑的关键，于是通过

自我探询“女性的奥秘”和群体的讲述来控诉父权制提高(性别)意识。当疾风暴雨式的女性主义运动波及到高校学术思考和学科建树的时候，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便应运而生。谢里·雷吉斯特指出：“对一种新的女权主义批评的呼吁，常常是同不满招聘、招生中的性别歧视联系在一起的。女性主义者相信，正因为男性在高等学府里高高在上，所以才产生了性别偏见的文学标准。”可见女性主义批评初始阶段更多是运动余绪的自发文化批判，女性主义学者企图从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批评入手作为批判父权文化对妇女的态度的靶子从而提高性别意识。

1970年出版的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一书，就是“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著之…母?

和先驱”。作者认为，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无论在政治结构、权力结构、历史发展、社会心理、文化生活、教育手段、宗教思想和两性关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均将女性置于附属的、可被征服的地位。米利特的《性政治》开启了文学批评向父权制性别体系的有力批评。

2.从“妇女形象批评”到“妇女中心批评”：“厌女症”与勾画她们自己的文学史。

为了全面检讨父权制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和利用，70年代初兴起的“妇女形象批评”，意在

揭穿男性作家笔下虚假的“妇女形象”。妇女形象批评家发现，妇女形象在男性作者的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要么是天真、美丽、可爱、无知、无私的“仙女”，要么是复杂、丑陋、刁钻、自私的“恶魔”。埃琳·肖沃特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学实践的厌女症”。和“对妇女的文学虐待或文本骚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妇女形象，从两极反映了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偏见、恐惧、压迫和不公，这种虚假不实的女性形象起着控制和支配女性的作用。妇女形象批评家还指出，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圣母玛利亚和“家庭天使”同样是反女性的，因为它模糊了妇女真实的社会状况，引诱她们在虚假的神话中而不是在改造社会的工作中寻求慰藉。想象中她无比重要，事实上却一钱不值。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70年代中期从男性作家的“女性形象批评”转向“妇女中心批

评”——向传统的文学经典挑战，开始在文学中寻找妇女。这和历史学中“发现妇女”是相呼应的。“妇女中心批评”从性别差异甚至独异的前提出发，将妇女作家视为一体，旨在建立女性的文学和批评传统。肖沃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指出，妇女作家的文学艺术的重要性、历史和主题的连贯性均被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男性价值观所淹没了。她们尖锐地批评男性批评家对妇女作品的评论是以男性价值为中心的“大男子批评”，他们的性别歧视表现在以性别论作家，出于他们的“性别类比的思维习惯”，将妇女作品固定化为某种模式。女性主义批评家反其道而行之，如埃伦·莫娥斯的《女性文学》开启了介绍女作家的先河；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从分析女作家入手，论证了女性主义美学的新理论。她们认为，妇女作家在父权制下从事文学活动时总是怀着“作家身份的忧虑”，她们既要顺从、又在破坏父权制的文学标准，因而她们的声音充满双重性。这种双重的声音构成了妇女写作的策略，使她们或“攻击和修正”，或“解构和重建从男性文学中继承来的妇女形象，尤其是………仙女?和…恶魔?的对立形象”。她们举出女作家作品中往往充斥着“封闭和逃跑的形象”、“疯狂”的自我和大量的疾病描写，并指出“疯女人”的形象，是“作者本人的重像”，倾诉了作者本人的“忧虑和愤怒”。她们提倡运用“经历”的方法即在阅读妇女作品的同时阅读自己的生活。妇女中心批评为妇女文学的成长建立了自信。

(二)社会性别理论与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新建树

8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重点挖掘文学中的妇女形象、创立属于妇女自己的文学史转向文学批评理论的新建树。肖沃特在继70年代《她们自己的文学》勾画出了“她们自己的文学史”以后，80年代又提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命题。她在《论女性主义诗学》

一文中将批评分成将“妇女作为读者的批评”即“女性主义批评”和“妇女作为作者的批评”即“妇女批评”；又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革命》一文中系统总结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从初期阶段的妇女形象批评与男性中心的“厌女症”，到第二阶段妇女中心批评对女作家自己文学的发现；那么第三个阶段应该“不再只是要求人们承认妇女作品，而是号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重新修正完全基于男性文学经历的有关阅读和写作的现存的理论假定”。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是与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社会性别研究以及受英、法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影响、精神分析学、语言学、解构主义哲学等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别”的观念很早就在波伏娃、伍尔芙那里得到表述，作为一个概念是盖尔·鲁宾在《女人交易》(1975)一文中提出来的。她审视了当时学术界盛行的理论流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结构主义人类学和心理分析，在分析借鉴批判的基础上，用性/社会性别制度概括两性不平

等的深层原因。特别是在当时女性主义者普遍否定精神分析方法时，鲁宾的剖析扬弃，打开了人们的思路，提供了对性别歧视的文本作建设性阅读、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范本。肖沃特指出：“80年代美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使我们从剖析妇女在文学中的隶属地位、所受的虐待和被排除在外的重心，转向了研究妇女独自的文学传统、分析文学话语表现中的性别和社会性别象征的营造等方面……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兼容女性和男性文学经历的总的新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一场加强我们对自己文学遗产了解的彻底的革命。”社会性别研究不但为“妇女批评学”提供了一个比较、对照的视野，而且它极力扩大女性主义理论的思考范围，使之研究文化深层的社会性别问题，即文化传统对于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不同的假定。如科劳德尼的从“比较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发展到“利用多元化的方式自由选择各种文学理论所提供的阅读策略”，以及指出不能对文学作品做简单化的“好”或“坏”价值评判，标志着批评家已经超越了单一的“父权制”批评模式，向更深广的领域突进。有的批评家还提出对传统的关于妇女和女性特征假定的再思考，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应该冲出它的界限，对整个社会性别问题或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再思考，而不应该只集中在对妇女作品的研究。到了80年代中期，学界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理解有了更丰富、深刻的界定。琼斯科特受福科后结构主义影响，非常注重经济以外的文化对社会性别的影响，《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对社会性别概念重新作了界定：(1)“社会性别是基于能观察到的两性差异之上的”、“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成分”。该社会关系涉及到互相关联的四个因素——文化象征如基督教中圣母玛利亚和夏娃，对象征意义作出解释的规范性概念在宗教、法律、教育、科学、政治理论中的表达并对男女气质的固定，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与社会政治制度，主体身份的构成与认同。(2)社会性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运作。90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已经对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在文学和传媒中的表现给以高度重视，不再停留在社会性别就是既关注女性也关注男性的肤浅的理解上。(三)从“社会性别”批评到“身份”批评再到“社会身份新疆界说”批评社会性别概念在90年代受到了后殖民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严重挑战，于是“差别”的概念凸现了——由于种族、民族、族裔、阶级、教育、性倾向的不同，决定人们身份认同的因素有别，妇女不可能是一个内涵一致、固定不变的统一体，而是存在着千差万别；只用社会性别来分析是片面的。于是在文学批评中，“差别”成为一个分析范畴，“身份”批评补充了单一的社会性别批评的偏差。在这次批评方向的重要转折中，少数族裔和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者起到了弄潮先锋的作用。少数族裔的女性主义批评者独特的文化经历和种族身份，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与白人妇女不同的批评角度。身份批评者认为，任何作者、读者和评论者无不由其特定的文化、种族、社会性别、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形成的特定的立场、价值观从事写作、阅读和评论的，其观点、角度和文学的再现无不打着深深的“身份”的烙印。女性主义批评家提倡的多元化批评视角启发了不同种族的

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史密斯在批评白人对黑人妇女的存在、经历、文化和受压迫的现实视而不见，黑人妇女处于“隐形地位”和“沉重的缄默”以及“被局外人评头论足”。她进而提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原则：探索性别和种族——即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避免采用白人男性用来批评黑人妇女艺术的思想和方法。

身份批评改变了女权/女性批评单纯注重社会性别、缺少容纳包含性的僵硬做法，开始

考虑性别以外的因素，使社会性别不致成为社会身份中惟一的决定因素，也使女作家批评不再把社会性别当做选择作家进行讨论的首要原则。但是，不管身份批评的构成多么复杂丰富，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身份的一个因素，无论父权制随着历史的进程经历了多少变化，只要它还存在，就有必要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妇女作家都当做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的共同传统的一部分。

到了90年代，面对全球化浪潮，跨国界的移民迁徙和永不停息的电子信息网络流动，

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身份批评遇到的挑战是，每个人的社会身份和主体构成及其认同都不是单一固定僵硬的，而是多元流动变易的，原来所用的单一固定的概念、范畴皆不足以表达急速变化的世界，于是，表述当今世界各种围绕社会身份问题的对立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新概念产生了。“社会身份新疆界说”就是一种生动的表述。以《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论社会身份疆界说以及女权/女性主义批评之未来》而著称的苏珊·弗里德曼详细阐述了这种新社会论地理论所包含的六种相关的不同社会身份话语表现，并强调今后的文学批评研究应该在社会性别上怎样同社会身份的其他组成成分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她还呼吁建立与跨学科的身份疆界说相适应的妇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也就是在进行女权/女性主义批评时，学习和应用社会身份疆界说的新的关系论、情景论、流动不居的观点，把社会性别同社会身份的其他构成成分协调起来研究。

(摘自《百花洲》2000年第4期，原文约10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