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理论分析沟通规划与场所塑造
新制度主义理论观点评析-2019年精选文档
新制度主义理论观点评析在政治学领域，正迅速兴起的新制度主义是相对于旧制度主义而言的，其首要关注的问题是制度的概念、性质以及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和塑造。
即在界定制度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制度是如何构成个人行为，如何在行动者之间分配权力，及如何塑造个人的决策过程和结果的。
由于关于制度的广泛性的内涵而使新制度主义学者认为，新制度主义不仅涉及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而且触及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多方面，甚至可以用之解释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和行为。
目前，新制度主义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这不禁使我们要追根问源，新制度主义源何兴起?一、新制度主义的渊源制度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政治学研究对象发生了重大转变。
受科学主义和量化分析的影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主流理论，制度研究被排除在外。
在研究对象上，行为主义以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代替传统的政策和制度；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借助于各种科学技术手段，采用量化和实证分析来研究政治现象；在研究起点上，行为主义采取的是个人主义，认为个体的真正偏好只有通过一定的行为才能具体地表现出来，而集体现象是个体行为的聚集，个人的偏好只有通过利益聚集机制才能带来最佳的效果。
然而，到了70年代，世界环境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西方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它经济学派诸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纷纷借机登场，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
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并且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
正是经济学家这种向政治领域的挺进，引起了政治学界对于制度研究的重新关注。
尤其是在美国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越南战争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上，行为主义无法对其加以理论解释，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理论家的反思和批判，并产生了变革现代政治学的要求，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新制度主义。
制度主义名词解释
制度主义名词解释
制度主义指由凡伯伦和康芒斯等人在20世纪早期倡导的一种政治学流派，认为个人的社会行为、获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本身的产物，但面对制度性的约束因素，社会成员也不是完全被动的。
它会在制度范围内或某些制度边缘，采用某些非正式的运作手段来获取社会资源的一种政治学流派。
在制度主义中，影响较大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规范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既是当代西方以经验为基础的政治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也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部的一个重要流派。
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继承和改造了政治科学中的旧制度主义，而且还在对行为主义作出反思的基础上承接了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分析视角，同时吸纳了历史社会学的有关理论资源。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为重视变量之间的排列方式；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并试图通过放大历史视角来找出影响事件进程的结构性因果关系和历史性因果关系。
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通过新范式的建立而架起了政治科学各分支的沟通桥梁，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新空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
行为主义是美国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对西方心理学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
行为主义的发展可以被区分为早期行为主义，新行为主义和新的新行为主义。
早期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以华生为首，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则为斯金纳等，新的新行为主义则以班杜拉为代表。
制度分析模型
制度分析模型（P318)界定：康芒斯：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为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标准。
科斯：制度就是指一系列关于产权安排、调整的规则，制度就是“规则”或组织形式。
诺斯：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和本人效益最大化中的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
1、旧制度主义：旧制度主义关注的更多的是制度的属性，以及制度如何使个人的行为变得更好。
主旨和目标：如何使个人行为朝向有利于集体目标的方向。
重点：制度的规范性导向，以及制度对社会的影响。
诟病所在：旧制度主义的目标是规范性的，它致力于在限定的政治系统中追求好的制度，相当程度上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其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形成，它侧重于对立法、行政、司法等制度和机构进行相对机械的研究。
评价：旧制度主义更多的是以国家为导向，侧重于对宏观层面的制度进行研究，对运作中的制度及其操作规则缺乏一种动态的视觉进行考察，抹杀了个人行为和人类活动的能动性。
2、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制度沿用旧制度主义的一些假设，但在研究工具和理论关注上吸收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分析的要素，从而丰富了旧制度主义的研究内涵。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制度主义中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倾向。
新制度主义着力对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进行探讨，把制度当成一个变量，并着重探讨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是如何的不同。
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区分了操作、集体选择与立宪选择三个相互作用的层次或领域。
多制度的中心安排：主张让大、中、小幅规模的政府和非政府的企业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
新制度主义事实上是旧制度主义与理性主义、行为主义互相影响和渗透而发展形成的新的研究途径。
精英分析模型（P321）核心观点：公共政策是统治精英的偏好和价值体现，大众在相当程度上是被精英所操纵的核心观点：公共政策是统治精英的偏好和价值体现，大众在相当程度上是被精英所操纵的1、理论代表人物及主张：帕累托：任何社会都可以分为三个群体：人数较少的统治精英集团、非统治的精英集团和普通大众或非精英集团。
制度理论
4.多层次、多方位的对策理论研究
如前所述，该中心的学术研究或者说制度 分析的学术方法在于多层次、多方位的理 论分析和研究。这一方法在该中心的对策 理论研究方面十分明显，现已形成基本的 理论构架。有关管理制度方面的对策研究， 在我国已有较早的学术渊源，如古代田忌 赛马的故事，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对策研 究案例。 欧美学者把这些案例加以规范化、 理论化，从而形成欧美政治、经济类研究 生的一门必修课，即对策理论。这理论所 强调的就是运用一定范畴和原则，提出最 佳对策、选择与决策。
二、制度分析理论的前沿：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 策分析中心 （全称为，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中心）
1.产生
由著名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组建于1973年，两年后即成 为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的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该中心 围绕大型研究计划--比较制度分析与发展，并在亚洲、非 洲、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等地建立起学术分支机构，从而 使这一中心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制度分析理论的形成
1.定义 所谓制度分析，就其字面而言，及是对各种类型的政治与行政管理 制度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进而言之，这种理论着力 于运用当代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成果，以及经济学的方法，对政府和 行政管理制度进行分析，并形成一种特定的研究和分析方法，以及 相对确定的研究范畴与对象，既注意宏观理论研究又强调微观政策 分析，从而试图揭示人类社会及其相关制度的发展模式和方式。
2.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和科研工作者也开始注意对这 一学术思潮进行分析和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翻译出 版的《制度分析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的《公共选择理论导论》，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翻译 出版的《美国行政管理危机》以及散见于有关报刊杂志 的一些制度分析论文，已表明我国一些科研工作者对此 所引起的注意。值得指出的是，不少当代制度分析理论 的知名学者对我国的传统学术理论以及当代经济和行政 管理改革和开放事业抱有浓厚兴趣。当然，对于这一学 术思潮的理解和认识，像对待其他西方学术思潮一样， 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和探讨，以期有益于我 国行政科学研究的发展。
新制度主义理论略述
新制度主义理论略述内容摘要：新制度主义理论是在组织与制度研究者们不断对话和反思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本文从不同思想流派着手简要梳理了新制度主义相关理论发展的脉络，呈现了其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期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理论略述组织理论的简要回顾组织理论（组织学）是研究、解释组织现象的学科（周雪光，1999）。
早期的组织理论主要是以韦伯的关于理性组织、科层制以及一些学者如泰勒、法约尔等科学管理理论为代表。
而后，人际关系学派注意到了物化的组织结构（如资源分配、组织的正式制度）之外个人行为的重要性，以及“非正式的组织结构”的影响（周雪光，2003）。
20世纪50年代起，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组织的实际运作中与韦伯式的理性组织不同的地方，比如：社会行动者在实际行动中，受到“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的诸多限制，而后组织结构与组织目标都发生了非预期的变化，因而奠定了早期制度学派的基本思想（Selznick，1980；March& Simon，1958）。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兴起，使得组织研究在超越韦伯式的理性组织理论框架后越发深入。
学者们对不同的行业组织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以衡量环境（包括不同的不确定性）与各种组织内在特征的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组织理论在强调“开放系统”的基础上，将研究重心集中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上，新的组织理论学派相继出现，如种群生态学（Population Ecology）、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以及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斯格特，2002）。
种群生态学派将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生物学理论引入组织研究，它认为组织有如有机体，需要与环境相适应，而后才能生存下来。
与其他组织研究方法不同，种群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群体，而非个体；它要解释的是组织的差异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或那么少的组织？这使得种群生态学关注的是组织生存的结果，而非组织适应的过程；此外，种群生态学预设组织生存的环境是特定的，强调了环境的选择行为，组织只能被动适应而无法发挥“能动性”改变环境。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摘要】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政治学理论，旨在通过制度分析来解释政治行为和政治变革。
本文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核心观点、研究方法、实践应用、与其他政治学理论的比较以及局限性等方面展开分析。
通过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深入探讨，可以揭示现代政治制度变革的规律及其对政治实践的影响。
本文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启示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为我们理解政治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政治改革和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忽略了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理论的结合，以完善政治分析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背景、研究目的、意义、核心观点、研究方法、实践应用、比较、局限性分析、启示、未来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1. 引言1.1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分析的背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政治学理论，它主要关注政治制度在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政治学的批判和挑战，其背景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制度化理论和制度主义思潮。
传统政治学主要关注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则强调政治制度对政治行为的制约和塑造作用，并强调政治制度对政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政治体制和制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分析正逐渐受到政治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说是对传统政治学理论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完善，为我们深入理解和分析当下政治现实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通过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和分析，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政治学视角，为政治现实的解读和理解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框架。
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背景、观点及评论
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背景、观点及评论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背景、主要观点及其引发的广泛评论。
新制度主义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崭露头角，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发展壮大，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首先将对新制度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背景进行简要介绍，然后详细阐述其核心观点和理论框架，最后对现有研究进行评论，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解。
在背景部分，本文将回顾新制度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传统政治理论的局限性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等。
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新制度主义的诞生，为政治学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工具。
在观点部分，本文将详细介绍新制度主义的核心观点，包括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机制、制度对个体和集体行为的影响等。
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政治现象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制度是政治行为的重要约束和动力，对政治发展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响。
在评论部分，本文将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分析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贡献和不足。
一方面，新制度主义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推动了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进步；另一方面，新制度主义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过度强调制度而忽视其他因素、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力不够充分等。
通过对这些评论的分析，本文旨在为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新制度主义理解。
二、新制度主义背景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流派，其背景复杂且多元，反映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转向和现实世界的变化。
新制度主义在批判传统行为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强调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制度不仅是政治行为的框架，也是政治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理论背景上，新制度主义受到了结构功能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等多种理论的影响。
规范制度主义理论评析
制 度 主义 者 的研究 体现 在政 治制 度 中的规 范与价 值 如 何影 响个 体 的行 为 。 ” ＿ ２ ｊ ５ 。
由 以上 可 以看 出 ， 规 范 制度 主义 作 为一 种 思 想
理论 ， 主要 强调 组织 规范 与价 值对 人 的行 为 的影 响 ，
２ ０ １ ４年 ７月
胜利 油 田党校 学报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ｏ ｆ ｔ ｈ ｅ Ｐ ａ ｒ ｔ ｙ Ｓ ｃ ｈ ｏ ｏ ｌ ｏ ｆ Ｓ ｈ ｅ ｎ ｇ ｌ ｉ Ｏｉ ｌ ｉ ｆ ｅ ｌ ｄ
Ｊ ｕ ｌ ｙ ． ２ ０ １ ４
Ｖｏ ｌ ＿ ２ ７ ＮＯ ． ４
治 学的 研 究成 果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形成 了对 旧制 度 主 义 的 复 归与 超 越 。
【 关 键 词】 规 范 制度 主 义 ； 旧制 度 主 义 ； 复 归 与超 越 ； 评 析
【 中 图 分 类 号１ Ｂ ５ ０ ６
【 文献标识码】 Ａ
【 文章编号】 １ ０ ０ ９ —４ ３ ２ ６ （ ２ ０ １ ４ ） ０ ４ —０ ０ ４ ７ —０ ５
什（ Ｄ ａ ｖ ｉ ｄ ． Ｍａ ｒ ｓ ｈ ） 与格里 ・ 斯托克 （ Ｇｅ ｒ ｒ ｙ ． Ｓ ｔ ｏ ｋ ｅ ｒ ） 编著 的《 政治 科学 的理论 与方 法 》 一书中， 也将 马奇 与奥 尔森 的理 论称 为规 范制 度 主义 ， 并 且指 出“ 规 范
詹姆 斯 ・ Ｇ・ 马奇 （ Ｊ ａ ｍｅ ｓ Ｇ． Ｍａ ｒ ｃ ｈ ） 和 约 翰 ・Ｐ・ 奥尔 森 （ Ｊ ｏ ｈ ａ ｎ Ｐ ． Ｏｌ ｓ ｅ ｎ ） 发表的《 新 制度主义： 政 治 生活 中的组织 因素 》 一文 ， 他 们 提 出用“ 新 制度 主 义” 观点来 看 待政 治生 活 ， 使 政 治学 回归 原 来 的学 术 本 源， 重 新复 兴制 度 分 析 的作 用 。关 于新 制 度 主 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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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理论分析、沟通规划与场所塑造地方特性（qualities of places ）的塑造在西方社会，传统的规划活动一直侧重于对不同层次的场所进行管理，从邻里、住区到城市、区域和整体景观。
这种规划形式不可避免地反映并塑造了次级国家管治（governance ）的组织结构以及有关的主流观念，即场所（places ）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们应该是什么。
20世纪下半叶，综合规划（comprehensive plans ）、总体规划（master plans ）以及物质空间发展规划（physical development plans ）反映了整合城市系统的概念，表现了为寻求平衡关系而产生的特殊城市形态。
当时的规划任务是促进发展，对有关变化进行控制以利于减缓与这种关系的背离，纠正市场的错误，以及维持秩序对抗混乱的威胁。
这些概念现在已经被放弃，它们被认为是代表了有关地方特性（place qualities ）的“现代主义”思想和“国家经济统制论”（statist ），代表了政府在控制空间变化方面的角色是“命令与控制”的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规划活动一直与我们现在要试图摆脱的过去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并不足为奇。
此结论得到后现代文化倡导者的支持，也得到市场自由倡导者的拥戴，其论点基于许多不同的主张。
有些观点认为，与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社会动力相比，地方特性无关紧要。
这一论点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认为新的信息社会使人们从对地方的依赖中解放了出来。
另一些人则通过强调概念化和控制未来方向的不可能性，从而使规划概念塑造未来的野心遭到幻灭。
在许多管治语境下，这种争论已经使得部门政策共同体（sectoral policy communities ）发展成孤立的堡垒，这些部门政策共同体往往关注于特定的职责或议题（如经济发展、住房、医疗卫生、教育、交通、农业、旅游等等）。
每一个政策共同体都与商业集团和压力集团之间有着独特的关系，很少关注其自身政策与经济组织、社会生活、生物圈系统等现实之间的交互作用。
这种交互作用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方，并且涉及到对地方特性的理解。
由于摒弃了场所曾经是什么、可以发展成什么的战略概念以及地方内部系统关联的模式，地方特性在西方许多公共政策中已经淹没于项目设计和评估中。
同时，在20世纪中期为空间规划和土地使用管理建立的政策系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Communicative Planning, and Shaping Places帕齐·希利 著 邢晓春 译摘要：本文回顾了社会科学中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沿革及其与沟通规划理论的关系，并强调了它与有关实践任务的关联，这种实践任务回应了公共政策演变中对更多地方意识的需求。
作者追溯了对于公民社会的多种诉求和社会生活能够做出更多回应的管治形式的演变，并且讨论了社会建构主义关于制度的概念、参与者和网络的重要性、结构和能动作用的内在联系，以及社会网络的文化维度。
作者还探究了管治能力或制度能力发展的意义。
在回顾沟通规划理论时，作者论述了哈贝马斯对于交往行为的研究方法可能被引入制度主义理论的观点中或者被改写。
最后，作者探讨了这些进展如何能够增进理解并形成相应的战略，用更加包容的方法推动关注地方的、整合性的公共政策发展。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communicative planning theory,with emphasis on the relevance to the practical task of responding to demands for a more place-conscious evolution in public policy. I trace the evolution of forms of governance that are more responsive to the multiple claims and social worlds of civil society and include discussion of the social-constructionist conception of institutions, the significance of actors and networks,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agency,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social networks. Th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governance capability or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re also explored. In reviewing comnmunicative planning theory, I discuss how Habermas ’s approach to communicative action may be reworked or positioned in 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Finally, I explore how these developments can be used to develop understanding and strategies for evolving more inclusionary approaches to integrated, place-focused public policy.“Institutionalist Analysis, Communicative Planning, and Shaping places ”原载于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999, 19, 111-122；Sage 出版集团授权作者在我刊发表中译文。
作者：帕齐·希利（Patsy Healey ），参见第4页作者简介。
patsyhealey@译者：邢晓春。
jane2109@帕齐·希利① 英国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neo-institutionalism, Rhodes 1995）尽管对有关管治制度下行动者的工作做出了有价值的经验主义研究，但是与本文探讨的理论发展联系甚微。
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抨击，它们被称为现代主义者和福利国家组织结构的残羹冷炙。
随着规模庞大的国家经济规划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一种说法，认为规划的时代已经走到尽头。
在公共政策中这种无视地方的演变，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如英国）非常明显，并且正在面临区域经济分析研究、环境科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带来的强大挑战。
把公司体系的生产关系和增值链与公司及其人员所在地方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使用了“社会经济学”、“进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多种名称的这一学科，首先被纳入在这一框架下（Amin 和Thrift, 1994; Amin 和Hausner, 1997）。
这导致出现了大量关于“工业区”和“知识园区”特征的研究工作（Asheim, 1996; Belussi, 1996）。
第二种学科的发展受到环境保护论者的启发，吸收和利用了有关概念，正在探求以整合系统的模式来表达在地方可以发现的复杂关系。
这些研究工作不仅将经济和社会系统相联系，而且将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联系在一起。
与新制度经济学一样，这些在建立整合环境模式方面的成就是从某个场所的一种现象（例如废弃物产生和处理的循环系统或水文系统）中延伸和扩展，并且试图将对这一系统起作用的其他关系视为影响因素。
最后，关于文化地理学、女权论日常生活体验以及当代社会的社会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已将重点集中于身份认同的政治学（identity politics ）以及社会分异和边缘化的过程。
这些研究正在将地方特性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和生存体验质量的方式揭示出来。
在这种工作中，场所是一种物质和社会的空间，代表着一种生存习性，被赋予了意义和内涵，并且有多种关系交织于其中，通过这些关系可以形成并改变特定的“文化资本”（Bourdieu, 1977）。
所有这些发展都正在对分析议程和政治议程进行着重构，重新强调地方特性在公共政策中的位置。
在欧洲背景下，无论是从总体上对公共政策的关注，还是对次级国家管治组织机构的关注，都有越来越多的政策辞令提倡政策区域之间更多的整合，并且更加强调以战略方式对于地方、城市、边缘地区、有价值的景观地区和大都市系统中地方特性的变化进行管理（CSD, 1997）。
在这些压力的背后，部分是由于上述知识和思辨的发展导致了变化。
但是，由于经历了政策执行中的困难、追逐效益（通过整合如何少做多得），以及面对日益碎片化的管治来寻找途径以减少它所带来的问题等等原因，这些发展正在被推向歧路。
在很多情形下，还有一种关注与协作议程（coordination agenda ）共同发挥作用，将政策设计概念从已经确立的政策共同体的观点，转变为与工商界和市民的当前关注更为相关的形式（Harding, 1997）。
克服民主的缺失，使管治议程及其传递和扩散的节点与市民更加相关，再加上提供对经济发展的支持，这一切都需要具有对具体情况加以理解和回应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于免除某一特定管治能动作用的回应。
目前，在当代公共政策中使用的隐喻（如伙伴关系、整合、整体的、一站式），反映了对于减少政府机构破碎化的关注，至少在英国是这样。
这些关注在区域和地方层面都促进了管治能力的发展，能够将地方发生的不同方面的事务相互联系在一起，至少是建立起战略联系，即那些看上去具有重大意义的联系（Mawson, 1997；DETR, 1998）。
所有这些转变，无论是在分析还是在政策关注上，都导致了次级国家管治有关战略和场所意识（place-conscious ）进行变化的需求。
这既需要思维模式的转变，以明确在伙伴关系和整合中所强调的意义，另外也需要行为模式的转变，以使不同的政策共同体、不同类型的专业技能之间建立联系，在民主缺失的情形下，建立起管治、市民和工商界之间更为互动的新型关系。
规划队伍作为一个专家团队，具有战略性的、关注地方关系的智力传承，也有面对政策整合挑战的日常工作实践，可以为管治的重新设计做出诸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