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大量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应对措施

农民工大量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应对措施

作者：夏单坤

眼下，受全球金融风暴以及中国经济调整的影响，中国东南沿海数以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大量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经济基础脆弱而又无任何保障的他们可能是危机下最受伤的群体。据有关机构估算，如果经济在明年6月份前无法复苏，新增失业农民工将超过2000万人。

庞大的2000万农民工失业，他们将何去何从？他们是否会带来一些新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呢？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些办法解决或缓解因2000万农民工失业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呢？在农民工失业大潮还未到来但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一些思考和准备一些应对措施。

笔者就可能面对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和探讨，总结如下：

一、返乡农民工的生活问题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中国8亿农民几乎都还没有离开土地离开乡村，并且他们的生活来源和经济来源都主要来自农业，加上农村土地刚刚承包到户，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笔者出生在农村，上世纪80年代时也正好生活在农村，对中国农民为解决温饱而对大自然的开发有切身的了解：首先是土地产出量的最大化。农民为了在分给自家的那点土地上获得最大量的产出，对土地进行史无前例的精耕细作，什么样的耕作方式最好就采用了什么方式，可以说农民是施展了自己耕作上的十八般武艺来使土地产出最大化。另外，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也达到极至，以至于今天的我们还在被上个世纪施用的化肥和农药所危害。其次，是耕地面积的最大化。中国农民的人均土地少，上世纪80年代只依赖土地生活的农民不满足于少得可怜的那点土地，他们在属于他们的滩涂、林地、荒山上开辟新的农用土地，也会在不属于他们的集体滩涂、林地、荒山上偷偷地或者强行地开辟土地。可以说，当时中国的耕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能再超越的界限。再次，是向土地外大自然的农用索取最大化。土地的产出已经最大化了，耕地也不能再增加了，但农村还有大量劳动力剩余，于是，向耕地外的大自然的索取就开始了。农民们不仅砍完了山上的树，连山上的杂草都割光了，既而，又让一群群的牛羊到山上把一点点草根都啃光。变得光秃秃的大山留不住土壤，以至于雨水把黄土冲到河里把长江都几乎变成黄河。

那么，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经济水平怎么样呢？答案是仅仅维持温饱水平而已。也就是说，中国如果有8亿农民，而这些农民都只依靠农业的产出来作为唯一的经济来源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水平最多是维持温饱。

而现在，如果加上失业的2000万农民工，中国的农民人数将超过9亿，9亿农民都依赖土地来生活（目前许多地方农民的生活依靠外出打工寄回家的钱维持。笔者注），即使像上世纪80年代一样对大自然进行疯狂索取，即使把最先进的农业科技加以运用，即使国家给

予最优惠的惠农政策，仍将有大量的农民很难从土地中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

二、农村社会治安问题

当很多农民的生活无以为继，且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力游荡在农村时，农村的社会治安肯定会变得越来越恶化。

以笔者在农村生活的上世纪80年代为例，当时农村就是有很多农民生活无以为继、且有大量劳动力剩余的状况。而我记忆中的那个时代，农村在偷盗、斗殴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此起彼伏，经常听说某某家什么被偷了、某人和某人打了起来之类的消息。现在回到乡村，仅有老弱病残的乡村几乎听不到任何偷盗和打架的事件发生，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门不闭户的程度。笔者没有掌握农村社会这些年来的治安变化状况实际数据，但可以肯定上世纪80年代农村的犯罪率肯定是现在的很多倍。

如果失业的大量农民工返回乡村，无法生活又无所事事他们将做什么？乡村的社会治安将不可控制地重新恶化。

三、农村土地问题

我国的土地分配已经有30年没有改变过，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死亡、婚嫁、城市化等原因，现在的土地拥有量已完全不公平。就拿贵州农村来说，有些农户因为家庭成员在30年来的死亡、婚嫁、城市化等原因，平均一人拥有多亩土地；而有些农户的人口由于自然增长，现在只能是平均几个人才拥有一亩土地。可以说当前农村的土地分配对农民来说已经极不平衡，只是由于现在许多地方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不是依靠土地而是依靠外出务工，其矛盾才没有激化。但如果有大量农民工失业后返回农村不得不依靠土地来生活，那么，对土地的公平享有要求和重新分配要求将越来越强烈，届时，乡村社会矛盾将不可避免地激化。另外，有很多农民在外出打工的时候，以为自己会在外面做很多年的工，于是就把自己家的土地以很低的价格长期租给了别人，而没有想到的是突然发生了经济危机，他们不得不提前回家，但土地又租给了别人，租金又少到不能维持生活，于是乡村围绕土地的矛盾有可能会大量出现。

四、返乡农民工的心理问题

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时候往往得不到平等的待遇，要嘛是干城市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要嘛干的是城市人不屑于干的低报酬工作，吃的是城市里最差的食物，住的是城市里最差的住房，小孩读的是城市里最差的学校，随时随地都比城里人要低一等。这样就造成农民工的自尊心普遍的长期的受到伤害，从而在城市人面前感到自卑。现在，连一份低报酬的最卑贱的工作都无法找到而不得不一无所有地返回家乡时，他们的自尊心再一次受到伤害。如果不能很好地进行调整，这种长期的多次的心理伤害就有可能演变成心理疾病。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他们也许会不择手段地向社会摄取足够多的东西以获得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那部分；或向社会进行大肆报复，以宣泄他们对社会的不满。

五、返乡农民工的价值认同问题

很多农民工因长期生活在城市，已经习惯了看城市的高楼大厦，习惯了城里的车流人海，习惯了城市的锦衣玉食（相对与农村），习惯了城市里的文娱生活，也接受了城市人的价值取向，而当他们回到乡村以后，看到的是乡村低矮无序的房屋，行的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吃的是粗茶淡饭，还没有任何文化娱乐活动可以愉悦心情。这时候他们就很怀念城市的生活而自己鄙视自己乡村的生活，乡村不再值得他们留念，乡村不再是他们人生价值实现的地方，因而他们会变得很浮躁，他们不能再安心下来再乡村生活，随时准备着返回城市继续追寻他们的梦想。

六、给城市带来的问题

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农民进城运动，中国农民对城市的依赖已经远非从前可比，哪怕还有这样那样明显的制度歧视和壁垒，农民的命运，早已和城市紧密相连。从总体的收入上看，农民的收入中大部分来自城市打工；从文化上看，农民工在城市的文化生活固然贫瘠，但相比于乡村，城市生活仍然好比天堂。因此，失业农民工很大程度上会选择依旧留在城市。而眼前的返乡潮，乃是因为工厂裁员正好赶上了年前，过完年后，用不了多久，大量农民工还是要回到城市去寻找他们的希望和梦。

经济大萧条，失业后就很难再就业。不能再就业的的大量农民工，很快就会变成无工作、无住所、无生活来源、无所事事的“多无”人员。“多无”人员是城市治安问题的最大隐患和根源，而届时出现大批量的“多无”人员，那城市的社会治安将如遭遇洪水猛兽，城市治安不可挽救地越来越恶化。

我们常常以如巴西一样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贫民窟而引以为戒，但是，当大量失业农民工长期滞留城市时，我们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贫民窟。如果城市出现大量贫民窟，将会给社会带来新繁荣问题是：一方面，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享受不到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感情隔阂，加之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而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

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激化

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农民工不仅自己变成了“多无”人员，还断绝了家庭的经济来源，使得家庭的生活也变得无以为继，农民工及农民工所在的家庭将重新变为赤贫。而另一方面，政府为拉动内需，一边加大基建的投入，一边增加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还降低利率促进商业的发展，使得富者更富，最终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在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的0。4的情况下，如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很有可能被激化。

国家正在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经济的恢复，我们也相信，政府能从容应对经济危机，并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上正轨。

但是，如果在中国的经济复苏以前的这段时间出现了大量失业农民工，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积极解决失业农民工再就业

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非农渠道；二是农业就业。

就非农渠道来说，国家正从扩大内需、鼓励创业、就业政策扶持等多方面着手进行拓展。笔者认为，降低企业给付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降低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降低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企业也就不会把农民工大量的推向社会，从而就可以减少农民工的失业人数；另外，降低最低工资水平，农民工由于对工资预期、心理准备等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选择：对工资要求较高，又有其它途径可选择的农民会选择离职改行或返乡，农民工的转移也就形成了批量的有序的转移；对工资要求不高，没有其它就业途径甚至不能再返回乡村的农民工，他们仍然有继续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机会而不至于流落街头。

怎样增加农业就业渠道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加大农业技术推广以增加农业就业。

据报道，目前我国每年有6000——7000项农业科技成果面世。总量虽然不少，但真正得到推广的却只是少数，而更多的农业科技成果成了“抽屉成果”。究其原因，一是缺少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二是由于农民收入不再依赖农业，对可以促进农业产出的新科技失去兴趣。改革开放已经有三十年时间，外出务工的农民在获得工资收入的同时，还不同程度地掌握了各地的各种先进生产技术。囿于很多方面的原因，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农民工很少能把先进的技术推广到自己的家乡。在现今经济危机的袭击下，在农民又完全需要依赖土地生活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加大对农业推广的支持力度，比如培训一批农技推广员或聘请掌握先进技术的回乡农民工为农技推广员，这样，既解决了一部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又促进了农业的生产效益，增强了农业的可容性。

（二）促进农业产业区划。

从长远来看，进行农业产业区域划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和结果。土地流转是不可逆转的大趁势，而农业产业区划既是土地流转的前提，又是土地流转的必然结果。农业产业区划需要大量劳动投入，比如遵义市规划近几年在全市推广种植300万亩茶，假如300万亩茶全部推广完成，遵义将变成茶叶大市，未来也可依托茶叶保障农民的生活和提供政府财政经费来源。但是，300万亩茶叶的种植、管理、采摘、加工需要多少人力呢？我们按一人一亩来算，就需要300万个人力。300万个人力的需求量完全可以消化掉遵义所有的剩余劳动力，并可能尚有缺口。因此，我们可以借大量农民工返乡有大量劳动力的时期，加大农业产业区划工作的实施进度，既可以促进产业化的发展，又能解决就业问题。

二、支持返乡农民工进行家园建设

家，一个温暖的、令每个人都时时想念的地方。谁不期望自己有一个整洁漂亮、温馨舒适的家园？改革开放搞了三十年，城市的建设就搞了三十年，而我们的乡村还几乎没有变化。是到了建设乡村的时候了，所以现在国家提倡搞新农村建设。但当政府准备大刀阔斧的进行新农村建设时，我们发现农村能劳动的人都到外面去了，新农村建设只是政府的一厢情愿而已。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在他们空闲的情况下，他们也是很愿意建设一个整洁漂亮、温馨舒适的家园的。这个时候的新农村建设，政府和农民也就是你情我愿了。从建设新农村与安顿失业农民工的综合角度来看，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最近，政府公布拟计划投入4万亿元来刺激经济发展，而大部分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外贸受阻的情况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扩大内需，又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而政府投入的资金毕竟有限，且投入方向多为大型工程。其实，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在这一块也可以大做文章：组织和号召返乡农民工，在政府或社会组织提供的少量资金撬动下，提高农民投工投劳参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这样，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危机下失业劳动力的物化，同样推进了GDP的增长；另一方面，大量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消化了无所事事的剩余劳动力，降低了乡村社会不安定因素发生的可能性。

（二）支持返乡农民工进行安居工程建设。

在改革大潮中，许多农民工离家多年外出挣钱而无暇顾及自己土生土长、生他而不能很好养他的家乡。在此次经济危机的浪潮中，很多农民工有空闲回家乡看看了，也不得不回家暂时休息了。长久不回家乡而又有些积蓄的返乡农民工，回到家乡后肯定对长期没有维护而显得破败的家园不满意。乘着返乡农民工有钱又有闲时，只要政府有计划地进行组织和号召，并加大在房屋翻修、人畜饮水、小山塘治理、小沟渠修复、农田治理、串寨路硬化、节能卫生等涉及生产发展、村容整洁方面的支持和投入，肯定能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并将取得良好效果。

另外，加大支持民族民间文化的挖掘、整理与传承，如支持村寨古树生态文化小广场、民族文化小广场等公共文化场所建设的修建，支持乡村自然旅游资源的挖掘、保护与修复等，不仅能激发农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而且能加强农民工在乡村的价值认同感，对平复失业农民工的焦躁情绪有一定作用。

三、加大农民工技能培训

农民工普遍缺少技能培训，一方面制约了工业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农民工的收入。国家早就重视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但农民都分散到四处务工，培训一直不能规模系统地进行。在农民工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可以说反而迎来了一个春天。政府可以加大培训的投入，增加人力物力，对农民工进行系统培训。也可号召社会力量、社会人士参与培训工作，以扩大培训的力度和广度。

四、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大量失业后的农民工生活将无以为继，政府应当做好保障工作，对无法生活的失业人员提供失业救济和基本生活保障，对难以为继的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在农村加大低保投入，扩大农村低保范围。允许和鼓励社会人士参与并开展多元化形式的社会救助。城市除保障失业人员的生活外，还应为失业人员大量提供廉租房甚至免费提供住房。只有在满足失业人员最基本生存条件的情况下，社会的安定才能有保障。而保障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满足人的生存要求，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特点和优越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