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理论

一、佛经翻译时期安世高——小乘佛经的首译者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太子，博学多识，笃信佛教，弃王位而向佛，游化西域，后旅居中国，通晓汉语，注重修行，译经20多年，多是直译。

“义理明晰，辩而不华”，《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后世禅学之源。

支谦——《法句经序》支谦（三国）：月支人，博览经籍，莫不谙究。

世间伎艺，多所综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

孙权时（二二二―二五二）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

谦以经多梵文，集众本译为汉文行于世。

约三十年间，译经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

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

反对译文尚质，主张“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首创“会译”，译文加注也始于他，《法句经序》是中国首篇重要译论。

鸠摩罗什——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六朝），印度人，我国著名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

出家后，通晓大乘经论，后到了中国长安，前后所译的经论，有380多卷。

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提出了表现原作文体风格问题，促进了六朝佛学繁荣和隋唐佛教诸宗形成。

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释道安（晋代）：著名佛教学者，讲授《般若经》。

他不懂梵文，通过同本异译比较研究翻译。

他貌丑心慧，“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凡二十二卷。

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后世佛经注释作出范例。

还总结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学说，具有翻译本体论意义。

(一)胡语里边，倒装句很多，翻译时必须要改过来，使之顺从汉语语法，适应中文的结构；(二)胡语的经典文字质朴，而中国人喜好文字华美，翻译时为了适合中国人好文的习惯，在文字上不得不加以润饰，以便流通；(三)胡经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尤其是颂文部分，同一意义往往要反复三、四次，翻译时，对这些重复的句子要加以删略；(四)胡经中在长行之后，另有重颂，复述长行的内容，翻译时往往也得删除，才能使译文洗练；(五)胡经中，每说完一事，再说另一件事时，往往还要把前边那件事重说一遍，因此翻译时，也不得不对这些重复的话一并删除。

总之，翻译时，遇到达五种情况，译文在形式上绝不会与原本一致，道安允许这五种“失本”的情况，实际上是要求译文应该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范。

至于道安法师的“三不易”则是指三种不易于翻译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佛经是佛因时而说的，古今时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应令时，不易做到。

第二种情况是要把佛经中圣智所说的微言大义传给凡愚的后人理解，时间相距很远，也不容易做到。

第三种情况是指佛经结集时，那些大智者还需要不时地相互审察、校写，如今由普普通通的人来传译，也是件很难的事。

道安提出这三点不外乎是要求译人注意到译经的艰辛，从而要求译人尽可能忠于译事。

彦琮——“八备说”彦琮：（隋朝）历事北齐、北周和隋三个朝代,被誉为“翻经大德”。

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博闻强记，过目不忘。

少年时才思敏捷，文笔清新，能洞察幽微。

十四岁受北齐重臣联名邀请为北齐的建立讲大智论。

隋炀帝召彦琮入宫谈论佛法，在洛阳上林苑设立翻经馆，让彦琮在那里主持翻译。

用汉文翻出的经书，有二千二百多卷。

勘定了书写佛经总集的标准，对后世经典具有很大影响。

当时，有一个印度僧人来谒见隋文帝，回国时，请求带回隋国《舍利瑞图经》和《国家详瑞录》，彦琮倾一人之力，独自将他们翻译为梵文，后在西域诸国流传很广。

彦琮还著有《天竺记》、《西域传》、《大隋西国传》等著作。

彦琮的著作和译文，繁荣了东西方佛教界，促进了东西方佛教界的交流，尤其是在西南诸国传播了中国的文明和文化，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谓“八备”，是指做好佛经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八个最基本条件：(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

”即要求译经人诚心诚意接，受佛法观点，立志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业，不怕花费长久的时间。

(二)“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

”要求译经人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别人讥笑厌恶。

(三)“签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

”要求译经人对佛教经典有渊博知识，通达大小乘经论的义旨，不存在含糊疑难的问题。

(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

”要求译经人通晓中国经史，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文字表达准确，不疏拙。

(五)“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

”要求译人心脑宽和，虚心好学，不固执己见，不武断专横。

(六)“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

”要求译经人刻苦钻研学问，不贪图名利，不奢望高贵职衔。

(七)“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地。

”要求译经人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但又不能拘泥于梵本格式。

(八)“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要求译经入对中国文字学具有一定的修养，熟悉文字的使用，保证译文通畅典雅，忠实准确。

玄奘—伟大的翻译家唐玄奘（唐朝）又名三藏，发现经文有大量的漏洞，想去印度取经，翻译完整的没有错误的佛经。

于是拿着钵盂就出发了，从甘肃沿着丝途之路往西走，经过重重边关，几生几死，穿过沙漠往东走。

玄奘法师在艰难困苦中跋涉一年,在公元629年到印度, 开始梵文的学习和佛法的研究，在印度学习13年，成为印度佛界大禅法师，开坛讲经。

取回的经卷707卷，中途遇险丢失50卷,经卷的丢失成了唐玄藏一生的遗憾。

回国后，唐玄藏在慈恩寺用19年的时间译出75部佛经,1300余卷，这些佛经为中国佛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玄奘、鸠摩罗什、真谛最被誉为我国三大佛经翻译家。

唐玄藏翻译佛经的时候的几个不译原则就包括“咒语不译”。

因为这些咒语原来可能都是向神佛祈祷的原句，大约他认为佛是听不懂汉语的，所以就没有意译，只用音译。

玄奘精晓梵语，深通佛理，汉文水平又高，能够运用文字融化原文义理，非常熟练地运用各种翻译技巧，达到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所以他的译文质量很高。

被誉为有史以来中国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唐玄藏翻译佛经的时候的几个不译原则就是包括“咒语不译”。

因为这些咒语原来可能都是向神佛祈祷的原句，大约他认为佛是听不懂汉语的，所以就没有意译，只用音译。

一、“秘密故不翻”意思是说，具有神秘色彩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

佛经中有大量的“秘密”，如“咒语”等。

“陀罗尼”在梵语中的意思就是“咒语”，汉译为“秘密语”、“真言”或“神妙章句简单的符号”，是佛、菩萨、诸天的秘语，总括佛、菩萨公德、誓愿及佛法精义的简单的语言符号。

这些秘密咒语具有神秘莫测的特点，通过念诵的声音形式来体现其神秘之处，因此宜采用音译方式。

“经中诸陀罗尼系佛之秘密语，微妙深隐，不可思议，故不以义译之”。

如果保留这些咒语的梵文音译，朗读时就会产生一种神秘感应，获得字面意义之外的效果，深刻领会佛意，保持佛语的神秘、庄重和典雅；但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汉语，则会失去这种神秘感，失去原有的佛意。

例如，“阿弥陀佛”意为“无量寿佛”或“无量光佛”；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意为“哦！莲花里的珠宝！”；《大悲咒》共84句，全部采用音译，第一句“南无喝罗怛那哆罗夜耶”意为“皈依三宝”；《般若婆罗蜜多心经》“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意为“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度到彼岸，愿正觉的法成就”。

诸如此类的陀罗尼均采用音译，世代口耳相传，其所体现的神秘力量形成了强大的心理震慑力。

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来翻译，则意趣全无。

其实，不光佛教咒语对佛教徒具有特殊的魅力，其他宗教咒语对其信徒也同样具有神秘莫测的魅力。

此外，任何一种语言中都会有一些具有特殊魅力的词语，对本族人具有特殊影响力，这种特殊影响力对外族人来说往往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二、“多含故不翻”意思是说，具有多种含义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

佛教经典中有些词语含义非常丰富，而汉语中找不到与之完全对应的词语，如果使用其中一个含义的词语，则会造成信息与意义缺失。

例如，“薄伽梵”具有六种意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

汉语里不存在同时包含这六种意义的对应词汇，如果采取意译，在一定的语境中只能译出其中的一个意义，而其余五种意义都会缺失，因此只能音译。

又比如，“阿罗汉”意思是“无生、应供、杀贼”；“比丘”意思是“乞士、破恶、怖魔”。

这些词语含有多种意思，如果只翻译其中的一种，就会丢失其他意思，不能完整表达原义；如果全部意思都翻译，又显得累赘，所以只能音译。

三、“此无故不翻”意思是说，目的语文化中没有的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

例如，“阎浮树”又名“胜金树”，只产于印度等地，中国没有这种树，所以采用音译。

同样，“槟榔”是印尼语的音译，“葡萄”是大宛语的音译，“西瓜”是女真语的音译，“茉莉”和“昙花”是梵语音译，等等。

这种彼有我无或彼无我有的文化局限词，即只存在于一种文化当中，而另一种文化中没有的事物或概念，一般都采用音译的方式，保持原文化的形态和精神。

四、“顺古故不翻”意思是说，对以前已经存在并广泛使用的约定俗成的音译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遵循习惯沿袭其原有的音译。

例如，“阿耨菩提”，可以翻译为“无上”、“正等”、“正觉”。

但是，从东汉以来，历代佛经翻译家都用梵文音译，所以玄奘认为不需采用意译，而应保持其约定俗成的音译。

五、“生善故不翻”意思是说，有些词语用音译能令人生尊重之念，否则容易等闲视之，所以对这类词语不用意译，而应采用音译。

二、近现代时期严复,中国介绍近代思想的第一人，翻译“第一国手”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林纾翻译理论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代表人物：马建忠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天朝最早的语法书。

贡献：“善译”说。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思想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梁实秋主张“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硬译”无异于“死译”其危害更甚于“曲译”——即顺派，与鲁迅的信派对立。

瞿秋白的“绝对正确，绝对白话”和“信顺统一”的思想。

40年代A、关于“形似神似理论”的研究代表人物：林语堂、朱生豪、梁宗岱林语堂,翻译思想：“三三一”——“三个条件，三个责任，一个要求”；翻译的三重标准——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五美”——音美，意美，神美，气美，形美；朱生豪, 翻译理论：翻译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动笔翻译之前，首先要选译自己“笃嗜”的作品；其次，反复“研诵”原作，咀嚼原作“精神”，直至“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