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对媒介内容的对抗性解读

浅析受众对媒介内容的“对抗性解读”
内容提要：经典“霍尔模式”将受众对媒介内容的解读方式分为“完全性解读”、“协商性解读”和“对抗性解读”三种模式。

本为以对抗性解读产生的原因为基础，分析受众对媒介内容产生对抗性解读的原因，探析对抗性解码在新闻报道中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霍尔模式对抗性解读电视新闻
大众传播过程是传者与受众对符号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

传者通过一定的规则来制造或生产传媒内容，并表达一定的意义，这一过程称为“编码”。

受众在阅读新闻时，同样会依据一定的规则，从作为媒介文本中解读意义，这一过程就是“解码”。

大众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正是在受众对媒介内容解码的过程中产生意义的。

一、受众对新闻内容的对抗性解码
霍尔模式
“主导一霸权的地位”( dominant一hege-monic position)——受众的解码立场与传播者的编码立场完全一致；
“协商代码或立场”(negotiated code orposition)——这是大多数受众的解码方式，他们既不完全同意传播者的立场，但也不完全否定，解码表现为与主导立场处于矛盾和协商的过程。

“对立码”(oppostitional code)——电视观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

其中，对抗性解读
一个新闻事件，特别是一个有争议的新闻事件出现后，社会上往往会针对该事件出现支持、反对等不同的声音。

这时，大众媒介就担当了舆论引导的作用。

传播者会针对新闻事件给出符合社会规范、道德和习惯的评论，引导受众对新闻事件进行“正面意义”上的解读。

但是，由于新闻事件的争议性和个体认知上的差异，受众会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同一新闻事件进行解读，从而对媒介内容产生不同的意义和结果。

这时候，受众往往会拒绝传播者的期望，转而对事件进行对抗性解读。

以北大毕业生陆布轩街头卖肉事件为例。

传播者在传递新闻事件的过程中，倾向于否定态度。

他们为陆步轩的遭遇鸣不平，认为这是人才机制的弊端，是政府部门的失误，是人才的浪费。

而对抗性解读的受众态度比较激进，直接与传者意见相对抗。

一种意见认为职业不该分什么贵贱等级，选择一种合适的生活才是关键，陆步轩卖肉虽是无奈的选择，但也是一种明智之举。

媒体将陆步轩大肆炒作为“全国最著名的可怜虫”，是思想包袱的悲剧，是等级观念造成的悲剧：在他们的心目中，“上名校=成功=社会精英”是颠扑不破的公理定式，北大的毕业生应该被委以重任，而不是回到草根社会，否则就是人才浪费。

这种等级观念，“这种‘文凭崇拜’思想不仅对理性的社会人才使用是一种破坏，而且还会滋长社会盲目的‘非北大不上’的思潮和北大学生一劳永逸的‘进北大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思想”（《中国经济时报》曹林语）。

二、对抗性解读产生的原因
1、政治的开明。

开明的政治环境能容纳多元化的文化、多元化的思想。

在此条件下，人们不再是高压体制下的“单向度的人”，只能被动接受主流媒体的意见，而是能充分言自己所欲言的“自由人”。

2、受众的从众心理。

1974年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白尔—纽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
（spiral of silence）理论认为，人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趋众心理。

人们总是害怕处于孤立的位置，当自己的意见与大多数人的意见不符时就不会说出自己的观点，“因此，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会日益得势：看到这些趋势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观点的个人越多，那么一派就显得更占优势，另一派则更是每况愈下。

这样，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螺旋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意见确立为主要的意见”。

本来对媒介内容持优先性解读的受众，一旦发现网上、报纸上的意见气候与自己的意见相左，就会抛弃导致孤立的意见和认识，避免成为下降的一分子，同时坚持或转而支持占大多数的对抗性意见。

3、传播理念的转变。

随着传播理念由“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的转化，媒体已放下原先高高在上的架子，越来越重视受众，越来越尊重他们的意见，并希望与他们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希望听到多元化的声音。

4、高新技术的运用。

受众有自由的思想但无良好的公共空间也是枉然，互联网的直接性、交互性、公开性、随意性的特点为欲发言的人们提供了自由讨论的平台、展现自己的舞台。

这种优点是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

三、受众的对抗性解码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受众对于媒介内容的解读有时与传播者的期待并不一致。

甚至在一定情况下还会产生对抗性解码。

那么在大众传播过程当中，传播者应当怎样看待受众的这种对抗性解读，怎样根据情况进行大众传播行为呢？
大众传播最基本的功能有三：传递信息、提供娱乐、服务社会。

而受众的解码应当是实现第三个功能的重要环节。

媒介内容本身是有意义的，媒介通过这种意义服务于社会，而受众对媒介内容的解读恰恰是使其产生意义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怎样传递信息，怎样提供娱乐，怎样引导受众正确理解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树立健康的解读标准和评价体系，这体现了媒介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对于受众产生的多元解读甚至对抗性解读，媒介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全面客观地传递新闻
真实客观是新闻的本质。

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所引起的。

受众对新闻的对抗性解读，来自一则新闻的不同方面和角度。

因此，对新闻的客观全面的报道就极为重要了。

就像记者的职责所倡导的那样，新闻记者应当全面展示新闻的不同侧面，翔实地介绍新闻背景，在新闻中表现各家声音。

这样，受众才能够对一则新闻具有全面客观的认识，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对新闻的正确公正的解读，而不会过于片面极端。

2、给受众的多维解读留有空间
“使用与满足”理论出现后，受众在大众传播当中的地位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

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实现，掌握了接触和使用信息的主动权。

大众传播心理研究也表明，受众“个体”具有各自独立的认知系统，他们会对媒介信息进行自我的建构，也就是多维性解读。

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媒介应当允许受众对媒介内容的不同方式的解读。

正如霍尔所说得那样：“意义不仅仅是传送者“传递”的，同时也是接受者“生产”的。

意识形态的被传送不等于被接受。

因为传送者的解释，并不相等于接受者自己的解释。

阅读文本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社会谈判的过程。

观众/读者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还可以协商。

这一理论假说在“使用与满足”的基础之上，再次凸显了观众的能动性甚至是决定性，彻底改变了传统理论中观众被动盲从的形象。

”
3、避免受众的“误读”
由于意义的引入，大众传播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传必求通的技术问题。

传播中的“误解”，即所谓传而不通的现象，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失误了。

由于传播者和接收者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方面的不同，从而导致了编码和解码规则的不完全相同。

因而可以说，对同一符号组合，很难有绝对一致的“正确”理解。

在一定的语境中，电视符号的意义虽然
也有基本固定的意义，但往往会在解码过程中，由于接收者及其小语境的不同而表现出意义生成过程中活跃的意义转换。

许多对符号的解读，从此角度观之，是所谓的“误解”，而从彼角度观之，恰恰又是正解。

为了把由于纯技术原因造成的误解与作为大众传播合理存在的非技术性“误解”相区别，霍尔特别让人们注意那种在理解中“系统地扭曲的传播”。

他说：“电视节目生产者发现他们的信息‘未被理解’，必须经常致力于清理交流链条上的症结，以此来推动传播的‘有效性’。

”电视观众不知道所采用的术语，不能理解议论或者阐述的复杂逻辑。

他们对这种语言不熟悉，发现各种概念太陌生或者太晦涩，或者被说明性的叙述所迷惑。

为了避免误读，传播者必须确定所传递内容的清晰、准确，保证受众受众对信息的客观全面公正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受众可以由于个体认知差异产生“对抗性解读”，但不是错误的“误读”。

斯图亚特霍尔《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