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历史
古代历史变迁对中国性格的影响
古代历史变迁对中国性格的影响中国是一块历史悠久的土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国家和社会发生了多次变迁，每次变迁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性格特征。
本文将探讨古代历史变迁对中国性格的影响。
一、历史变迁对中国性格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变迁是复杂而多样的，从夏朝的兴起到现代中国的崛起，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更替，这些变迁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
1. 封建社会对性格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长时间的大一统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极度强调儒家思想，加强了社会等级制度，让社会结构更加稳定。
这种稳定也让人们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即“守旧主义”，因为保守思想较强，因此缺乏创造性和创新性。
另外，由于社会等级制度的加强，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不公平的社会格局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使得人们普遍显得比较温顺，缺乏反抗和反思的意识。
2. 近代变革对性格的影响在19世纪末，中国遭受了列强的入侵，这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史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承受最大的磨难之一，但这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近代变革期间，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和革命斗争，中国人的性格得到了重新修正和调整。
对于中国人而言，“改革开放”，充满了希望和实践精神，在中国选择走向市场化经济之路时，人们变得积极、创新，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性格特点随着不同时代的更替，中国人的性格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汉代以前的中国，“谦尊尚礼”是广泛地被认可的生活方式。
在这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人们的言行举止上，人们的职业观念、人际关系以及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灿烂时期，中国文化在唐朝时期达到了新高度。
唐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秩序和权力分配，同时又保留了“谦尊尚礼”的传统。
这种文化秩序和中国殷厚的传统文化，被认为是中国性格稳定、善良而有深度的重要原因。
在清朝时期，在外国势力的压迫下，中国的性格再次发生了变化。
数千年中华文化形成的中国人性格——中庸，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数千年中华文化形成的中国人性格——中庸，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数千年中华文化形成的中国人性格——中庸，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中国人，你认识中国人吗？中国人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人有什么样的差异？中国人在文化上是古老的，在种族上是年轻的，这是一个当代许多人类学家都主张的观点。
林语堂的《中国人》认为：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
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
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
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
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
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
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
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国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
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
而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1)稳健，(2)单纯，(3)酷爱自然，(4)忍耐，(5)消极避世，(6)超脱老猾，(7)多生多育，(8)勤劳，(9)节俭，(10)热爱家庭生活，(11)和平主义，(12)知足常乐，(13)幽默滑稽，(14)因循守旧，(15)耽于声色。
这些都是能让任何国家都增色不少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品质。
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点，也是它的缺陷，思想上过分的稳健会剪去人们幻想的翅膀，使这个民族失去可能会带来幸福的一时的狂热；心平气和可以变成怯懦；忍耐性又可带来对罪恶的病态的容忍；因循守旧有时也不过是懈怠与懒惰的代名词；多生多育对民族来讲可能是美德，对个人来讲却又可能是恶习。
中国人的性格特征（2）
中国人的性格特征（2）在暴力和专制面前，中国人进行过壮烈的抗争。
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掀翻过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
满洲人入关之初颁布剃发令，无数南方城市奋起反抗。
然而，不论反抗多么顽强，多么壮烈，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异族征服的命运。
无数次的揭竿而起，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人民权利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
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本来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
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忠义”的摧残，都是对“投降”的奖励。
走马灯式的攘夺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讽，使越来越多的人“实际”起来。
官场的权术，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长久受到权谋文化的熏陶浸染，形成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突出特征（国民性）：老谋深算、藏而不露、诡计多端、少年老成。
中国文化以一种专政主义的礼治观念为核心精神，摧残着个性创造性，导致人格的丧失。
中国传统文化养成了一种畸形的做人原则：赞美复杂而贬低简单，把见风使舵、老谋深算的人赞美为“人情练达”“处事老练”，认为简简单单、正正当当做人是“幼稚”、缺心眼。
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则是严重的价值混乱和权力崇拜：宁可违背真理、放弃正义与良知也不可冒犯权力。
不管统治者是谁都服从。
谁统治我们，我们都这样活着。
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日渐被架空，人们越来越油滑。
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世态的总结，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
“柔”成为中国人的典型性格，以圆的理论来处事，柔性表现出来后就是对待事物的乐观态度，无论前面的境况如何恶劣，都用一颗乐观的平常心去迎接。
其次，经过几千年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十分温和的“良民”性格。
敬先贤，尊古训，师大人，学经典，彻底泯灭了人们的个性。
这便是从古至今中国雄才大略，创立霸业的政治枭雄，几乎没有一个出现在名都大埠和文化发达繁盛之地，而多出自穷乡僻壤的原因之一。
中国国民性格：两千五百年的演变轨迹
中国国民性格：两千五百年的演变轨迹中国国民性格：两千五百年的演变轨迹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不过，民族性格却不断变迁。
翻开《春秋列国传》，你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特别有血性。
赵氏孤儿，七百壮士，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读春秋故事，你会惊异于他们的单纯和透明。
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得爽快清白。
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幼稚，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
在周边民族还处于沉睡中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了思想启蒙。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思想活跃，智慧奔放，智者辈出，学说林立。
进入思想青春期的他们充满了创造的冲动和诉说的欲望，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发成一道道绚丽的朝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
一个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内心冷酷的男子挥剑过早结束了中国的青春期。
秦始皇的过错不在于他统一天下，也不在于他修筑长城，而在于他视天下人为自己的猎物。
他的老师韩非子告诉他，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
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像对待拴在车子前面的牲畜一样。
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为雄才大略的人创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础上的统信在盛唐时达到顶峰。
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
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中华文明的灿烂光华一直辐射到欧洲。
中国的四邻纷纷向中国表示由衷的敬意，毫无保留地向中国学习。
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
那时候中国人人格的基调是阳刚，开放，乐观，健康，进取。
他们还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
女子丧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离婚，文人用华美的词赋公开歌颂**，诗人们用清新的诗歌表达生命的热情。
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现在那个时候，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众。
中国人的特征
19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将中国人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点：注重面子和善于做戏；过度节约；勤劳刻苦但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思绪混乱；坚韧，善于忍耐，却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而缺乏诚信；极端迷信，谣言泛滥。
美籍华裔历史学教授孙隆基认为，中国文化是以“身”的安顿为依归，而不注重超越，这造成“有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
他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弱者文化”，“社会”软弱涣散，依赖强势的中央政府来统辖。
这种弱不仅表现为对个人对人际关系的依赖，放弃对环境的控制，还表现为思维能力的弱化。
中国人缺乏理性思考的习惯的确存在。
很多无谓的“论争”正是源于不能正确理解别人的本意。
他说道，“老百姓是自我压缩的人格，而少数统治阶层却出现自我扩张的人格”。
在这种情形下，个体和私人状态严重不发达的中国人找不到比物欲更高的追求，比“吃”更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吃成了一般百姓“唯一合法的对官能的满足”。
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下）
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下）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下）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下）第二十四章相互猜疑没有一定的互相信赖，人就不能在有组织的社会中生存，这是个勿容置疑的事实。
对中国这样一个组织高度严密、复杂的社会，更是如此。
尽管人们都承认这一点，仍有一些现象需要注意。
这些现象并不符合我们的观念，可对于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却是十足的事实。
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人的相互猜疑，这一性格特征其实并无特别之处，所有的东方民族都具备。
不过，中国的天才们无疑大大地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
知道一些与己无关、但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事，就会十分危险，它会引起极大猜疑。
中国人如此，其他民族也不例外。
相互猜疑，在中国经久不衰。
最引人注意的是帝国各地的城中均围着高墙。
汉语中，“城”一词本身就包含着被墙所围的意思，就像拉丁语中的“军队”一词也有训练、锻炼的意思一样。
帝国的律法规定每个城市必须用一定高度的墙围起来，不过，它和许多其他法令相同，没有形诸文字，坚决要求实施，因为有很多城墙没有任何保护设施，任其颓毁。
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一个城市曾被起义者攻破，并被占据了好几个月，尽管城墙没有被全部摧毁，可从那以后，十几年都没重修，还有许多城墙不过是薄薄的一层泥墙，连狗都可以任意爬进爬出。
所有这些颓败的现象只反映了帝国的贫困，一旦有危险警报出现，首先就是修城墙。
而修城又成了官吏或暴发户掠夺的最便捷的途径。
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城墙，是因为政府不信任百姓。
尽管从理论上说，皇帝是百姓的父亲，他的臣僚也被称为“父母官”，但所有的人都清楚，那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就像说“加”或“减”一样，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真正的关系是孩子与继父间的关系。
整个中国历史充满了起义，如果中央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大多数起义显然可以避免。
可是，政府并不想及时采取行动，也可能是它不希望这样做，或者有某些原因使它不能这样做。
起义正在悄悄地准备着，政府也知道，可官员们只是像乌龟一样地把头缩进壳里，或者像刺猬一样团成球，立刻躲进现成的防御城堡中，把动乱留给军队去收拾。
中国民族性格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意义
中国民族性格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多元的民族特性。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民族性格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演变，其所形成的独特性格特点与现实意义备受社会关注。
一、中国民族性格的历史演变1. 儒家文化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塑造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古以来，“仁爱”、“礼让”、“忠诚”等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广泛流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这些价值观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也为后代人民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性。
2. 家庭文化与忠孝精神的传承自古以来，中国人特别注重传统的家庭文化，家庭观念也是中国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传统家庭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深深地植根于家庭观念，十分注重对家庭的关注和维护。
同时，“忠孝”这一价值观也被广泛传承，人们在行为上表现出一种恭敬、孝顺的态度，这一点对于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3. 长期的封闭激励了中国人的团结意识在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地理位置和政治原因等因素，导致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外界的交流相对较少。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的团结意识得到了很好的发扬和强化。
在面对来自外部的威胁时，中国人愿意携起手来团结抵抗，这一特质也是中国民族性格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中国民族性格的现实意义1. 促进国家和人民的团结中国民族性格所形成的团结意识和家庭观念，在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无论面对经济波动、自然灾害、社会危机，中国人总能够携手应对，打造一个更为稳定、发达的社会。
2. 增强国际影响力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其民族性格所形成的特点和魅力也是其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力量之一。
当今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而其民族性格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也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受到重视，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软实力。
高中历史之教学教研 中国人的性格简史,从春秋到明清素材(1)
中国人的性格简史,从春秋到明清自民国开始，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非常多,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论。
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来中国前他有一个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
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他看到的中国人却像《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陈敬济，用他的原话来说"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
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现实中国和他在书里读到的中国相去甚远。
更早的时候,英国海军上将乔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
那是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但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莱布尼茨、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
英国人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
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是胆小、冷漠、麻木和残酷的。
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英国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报告里，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几段文字——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广为人知："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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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常断流、奄奄一息了，而现代的中国，则是一片汇聚了有毒污染的茫茫浊水。
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两个不同的物种记得读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
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现代的中国人。
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现代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点道理。
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
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
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
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如果你不信，我随手举几个例子。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
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
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
《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
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
《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
”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
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
《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
”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
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
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
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
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
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
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
”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
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
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
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
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
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
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
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
“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
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
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
“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
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
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
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
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
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
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
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
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
”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
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
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
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
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
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
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
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
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野有死麇，白茅包之。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
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
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
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
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
《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
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
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
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
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
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
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
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
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