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祛魅”论及其对人生价值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祛魅”论及其对人生价值的影响马克斯·韦伯被称为“当代政治科学传统的开创者”，致力于研究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认为现代社会有两个特质：理性化、由理性化导致的“祛魅”（disenchantment）。

祛魅强调人们的工具性目的，忽视人生价值和目的这种“超验”问题。

祛魅化的世界能取得一定的物质和文化成就，但也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将在对韦伯祛魅论产生根源、思想内涵介绍的基础上，浅论其对人生价值的影响。

标签：韦伯；祛魅；价值；影响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是韦伯研究的一个重点主题，他在《以学术为志业》这篇演讲中说道，“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祛除巫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最终极、最崇高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世界，或者走入个人之见的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博爱之中。

”1韦伯“祛魅”论产生的理性化根源1.1韦伯关于社会行为类型的划分首先，关于韦伯上述那段演讲词中的“理性”的内涵，要涉及到其关于社会行为类型的四种划分：传统行为、情感行为、价值理性行为与工具理性行为。

前两者分别指无意识的机械行为和由情感冲动而做出的行为，都是传统社会的主要行为。

而现代社会主要则是理性行为。

包括价值理性行为和工具理性行为。

前者是指对纯粹行为本身的绝对价值的一种自我信仰，对所偏爱的价值目标的追求是基于信用的，而不考虑是否有现实成效；后者则指选择某种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以追求效率为核心。

1.2工具理性的统治造成“世界的祛魅”韦伯认为新教的伦理精神使教徒们的生活态度日渐理性化，同时也促进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

但当科学技术日趋发展进步，工业化时代到来，人在技术意志的支配下，已变成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的工具，个人已被吞没在功能之中，生命已变为一种纯粹的功能，已丧失了它的历史特性。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逐渐远离作为其源动力的价值理性，两者间产生了疏离，手段压制了目的，价值理性逐渐被工具理性否定和消解。

工具理性占据了全面统地位，而价值理性却在逐步消退，世界的祛魅化过程由此而产生。

2韦伯“祛魅”论的思想内涵对“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由前缀‘dis’（表否定）和‘enchantment’（魅力、魔力）组成，因此又可译为“除魔”、“去神秘化”等，即把魔力从世界上祛除出去，使世界更加理性化。

其核心思想是指：除了满足人们的工具性目的，世界上不具有任何其他目的。

人生价值和目的这种“超验问题”，完全是非理性的和无意义的。

因此，祛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生意义、价值、信仰进行的全面而体系地解体。

在韦伯看来，祛魅的思想内涵包括以下几个部分：2.1浅层内涵：祛除“巫术”或“魅力”这是祛魅最浅层的内涵，也是从字面意思上理解的。

韦伯在解释新教伦理的作用时使用祛魅这一概念，通过祛魅来否认天主教教会、圣事能拯救人类，彻底清除了一切非理性的巫术、魔力和神秘主义。

祛魅在西方国家发展持续几千年，新教的加尔文主义是其发展达到的顶峰。

新教伦理体现高度理性化，彻底否定世界上有魔力存在，对巫术、迷信、神秘主义等进行了根除，强调人们应该致力于世俗的职业来实现救赎，因此新教能够形成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理性主义，实现西方社会想现代化的转型。

2.2中层内涵：祛除“克里斯玛”神秘光环祛魅的第二个内涵是对“克里斯玛”神秘光环的祛除。

“克里斯玛”（Chrismatic）也是“魅力”的意思，这源于韦伯对社会生活统治方式的划分：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

前两者都有神秘主义、神圣权力因素的体现，尤其是后者，又称“克里斯玛统治”，指统治者具有能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的超凡魅力，且这些追随者对具有上述品质的统治者具有忠诚度，这种超凡魅力就是一种“克里斯玛”。

但韦伯认为再有魅力的统治者都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魅力型统治是最不稳定的，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其最终结果要么是统治终结，要么就会走向常规化。

因此，祛魅就是祛除这些统治者身上的“克里斯玛”神秘光环，即非理性的魅力，而是让普通民众看见这些统治者真正的品质，用能力和实际成果说话，消除盲目崇拜的弊端。

2.3深层内涵：世界观从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如果说祛魅的浅层内涵聚焦的是宗教层面，中层内涵聚焦的是统治者层面，那么其深层内涵则聚焦于人们的世界观。

在古代传统社会，人们相信世间事事皆有其内在根据，个体生命只有在这种神圣的秩序中才能实现意义。

但祛魅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产物，它否定神秘的魅力，将工具理性作为世界上的唯一目的，与此同时价值理性逐渐消褪。

于是，近现代人们的世界观受祛魅的影响，理性化大大增强，原先那种神秘的巫术或魅力起不了作用了。

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

总的来说，无论是宗教层面、统治者层面，还是社会层面，祛魅的基本思想内涵都体现为对神秘魔力、魅力的祛除，对理性化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宣扬和发展。

工具理性逐渐远离价值理性这一源动力，并与其相悖，最终替代之，人们在世俗和功利的现代社会，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都更加追求效率、手段，行为本身的价值、信仰、信念则被忽视。

3“祛魅”现象对人生价值的影响祛魅有其进步性：从思想内涵来看，新教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理性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科学技术和实用理性得到发展；民众也应该更加关注领导人的能力、品质和统治效果，而不是一味地盲目崇拜；人们的世界观也从被动、愚昧的古代社会转化为独立、理性的近现代社会。

因此，祛魅现象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体现。

但另一方面，它对价值理性的背离，对人生价值、信仰的解体和忽视，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人的本质的失落、信仰的危机、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崩溃深深地刺激着每一个现代人，人们完全生活在随时可能面临巨大风险和灾难的不确定性中，这就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价值困境。

3.1“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祛魅将人的生活分裂为两个领域：“事实领域”（或“公共领域”）和“价值领域”（或“私人领域”）。

前者是指依照工具理性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生活空间，现代官僚体系就是其最典型的表现；后者的意思是：关于人生意义、目的和价值的问题完全属于私人领域，政府应在公民的终极价值问题上保持中立，不偏袒某一种人生观，个人选择怎样的人生价值完全是个人自由。

“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造成了价值的多神化和争斗。

3.2价值的多神化和价值的争斗祛魅将人们生活划分出的私人领域，包括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目标问题，因此每个人可选择自己的价值信仰、人生目标，但这也造成诸多选择的困惑。

价值多神化又称价值多元化，它使世界上各种价值体系相互冲突，即魅力祛除前的“诸神之争”。

“人类所追求的价值与目标，不仅众多，不仅相互冲突而难以共存，并且由于缺乏一个共同的衡量尺度，根本无法在其间比较高下，以便排定先后顺序。

”这就是所谓的价值争斗，每个人认为自己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合理的，因找不到共同的衡量尺度，便会排斥他人的价值选择。

这种价值多元化在今天很多方面都有着体现。

例如，“文化偶像”在80年代一直是被精英知识分子垄断的，而新世纪文化界的一个戏剧性现象就是文化偶像的多元化、碎片化、世俗化。

今天的普通百姓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有共同的精神偶像或权威，大众传播日趋发达，人们接触到的价值观也日渐多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追求，而当文化平民化和大众娱乐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普通人自己也可通过某种方式成为别人心目中的偶像，接受崇拜，让自身的价值观影响更多人。

典型的例子就是“超女”、“快男”、“好声音”、“达人秀”等名目繁多的选秀节目，草根出身的歌手也可一夜成名，一改过去少数偶像和权威的垄断局面。

3.3价值祛魅造成“无意义感”，信仰体系崩塌在世界未被祛魅之前，人们有着共同的价值信仰，这种信仰使社会就像一个大的共同体，人们因某种群体热情和归属感凝聚在一起，为心目中共同的价值追求痴迷。

如毛泽东时代，国人将其视为精神偶像，生前还未经历“祛魅”这样一个过程，但他去世后，不少国人却忽然失去了共同的价值信仰，或者说信仰体系瞬间崩塌，茫然无措。

即使在今天，人们面临各式各样的价值选择，却容易活得很累。

因为人们日趋理性，没有了原始的神圣情感的躁动，对各类价值观作出理性计算、比较与考量，因此往往难以获得一种真正的稳定的价值依托。

这是一种“精神危机”：人们缺失稳定的价值导向和依托，便容易沉醉于对外在物质的狂热追逐。

人在物欲追逐中会遗忘或迷失人生意义和人格的尊严，最终会失去生活理想目标而沦落于“无意义感”。

工具理性的极致发展和价值理性的日渐衰微，人们把达到特定世俗目的的手段作为生活的中心，反而逐渐远离精神上的满足和有意义的生活。

还是以选秀节目为例，不少年轻人缺乏合理、科学的价值观的引导，盲目跟风各类选秀出身的偶像，希望靠一夜爆红收获源源不断的利益，但或是没经过专业训练，或是没有足够的经验和历练，再或是根本没把音乐、演艺事业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成名获利的途径和工具，这又怎能真正的成功，成为所谓的偶像呢？4结语世界的祛魅化之所以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根源，即理性化。

因此，祛魅化的过程就是对神秘魅力的祛除，对工具性目的的片面追求。

但这种追求也会导致价值理性的忽视，给现代人的人生价值带来严重的危机，体现在价值的多元化和争斗、信仰体系的解体、生活的无意义感等方面。

面对祛魅，我们应看到其两面性，在追求工具理性的同时不忘价值理性，不要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在现代社会拂上一层厚厚的尘土。

参考文献［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丁晓军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3］陈建华.现代价值困境与检察官职业道德培养——马克斯·韦伯“祛魅化”思想的启发［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0,（3）.［4］王泽应.祛魅的意义与危机——马克斯·韦伯祛魅观及其影响探论［J］.湖南社会科学，2009,（4）.［5］陶东风.文学的祛魅［J］.文艺争鸣，2006,（1）.［6］葛晨虹.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J］.教学与研究，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