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监禁刑之高监禁率现状研究

美国监禁刑之高监禁率现状研究2009年美国监狱在押人员总数为230万人，如果将正在缓刑或者假释的人员计算在内，总数达到730万人以上。

2009年美国的监禁率是0.748％，居世界之首。

美国监禁人口的空前增长给国家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

监禁的规模之大已经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带来了社会的、法律的甚至是道德维度的改变。

犯罪率的增长只是影响美国高监禁率的一个诱因，根本原因在于刑罚理论向古典主义思想的回归。

现代刑罚理论应该融合报应与预防于一身，而不应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钟摆效应”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刑罚理论的历史运动规律。

古典主义的刑罚轻缓化属于刑种的轻缓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折中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刑罚理论的历史使命应该是继续减少犯罪和刑度的轻缓化——即减少监禁刑的使用。

标签：监禁刑；高监禁率；犯罪率；刑罚理论一、美国监禁刑之高监禁率现状概览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平均囚犯居住空间是大约5.6平方米的牢房，比一个特大号双人床或者小浴室稍大一点的空间。

典型的牢房包括一个床铺，一个下水槽，一个厕所，通常还有一个置物架或者是书桌，另外还有一个带锁的或者开放的空间用来放囚犯的身外之物。

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空前大规模监禁带来的结果却是，美国的大多数囚犯在他们的牢房里又多了其他一些东西——至少是一个其他的囚犯。

(一)纵向概览从最初的“犯罪战争”，进入“毒品战争”，最后毫无争议地转为国家各个矫正机构内部的“囚犯战争”。

这场战争的第一枪打响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政治家们开始认为监狱是无所不能的，应该更大程度地利用监狱。

国家越发拥挤的监狱系统中监禁数量和监禁时间开始了空前的增长。

1970年美国联邦监狱和州监狱共有在押犯人不到20万，2009年这个数字增长了7倍，达到了1613556人，加上看守所的767620名在押人员，2009年美国监狱在押人员总数为230万人。

监禁人口的增长，带来了缓刑和假释人口的巨大增长。

目前，包括被监禁人员、正在缓刑或者假释的人员，总数达到730万以上，比1980年增长了290个百分点以上。

这种增长趋势与这之前50年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之前50年国家监狱系统中的监禁人数的增长与国家人口的增长基本同步。

在1920年到1970年期间国家人口增长了几乎1倍，监狱中的被监禁人数的增长也只是比人口的增长稍微高了一点点。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监禁率一直盘旋在大约100000个人中监禁100个人的规模。

尽管这50年里发生了较多的历史事件，重要的社会转型和经济混乱，但是却没有制造出任何相伴的国家监禁率的改变。

这些历史事件包括经济大萧条、二战影响、二战本身、二战余波、朝鲜战争、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切都开始改变了。

在半个世纪的近乎完美的稳定之后，监禁率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不懈的爬升。

在1970年到2000年之间，国家人口只增长了不到40％，而国家被监禁人口却增长了超过500％。

(二)横向概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只有两个国家能和美国竞争这份世界上囚犯最多产国家的“荣誉”，它们是俄罗斯和南非。

当然，这两个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经历过影响深远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基础的巨变，然而美国却没有。

2009年美国的监禁率是0.748％，居世界之首。

事实上，在人口监禁比例上，美国最终毫无争议地成了现代世界的“领袖”。

二、美国监禁刑之高监禁率现状影响历史学家Lawrence Friedman是这样评价美国监狱的：“我们现在存在一个惊人的比例的监禁人口，在美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这样糟糕的事情。

刑罚学家和监狱管理学家已经被此打击得不知所措。

”美国监禁刑造成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耗费巨大并且带来了广泛的消极后果。

事实上，监禁刑罚之痛，已经达到了社会所能容忍的心理的、经济的甚至是文化的极限。

(一)对个体的影响美国监狱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矫正机构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

例如1979年，加利福尼亚监狱工作人员担心处理96％的矫正系统入住率、总数达到超过18000个囚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然而20年之后，监狱系统的入住率已达将近170％，囚犯数几乎是20年前的10倍。

监狱拥挤问题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已经是残酷的和资源贫乏的环境当中。

大多数的监狱专家认为监狱生存的压力永远都不会被过高估计——甚至在最好的环境下也是如此。

如果是在最坏的环境下，监狱可以变成无法忍受的和具有毁灭性的地方。

社会学家曾经用“制度化”一词来形容监狱生活，囚犯被制度环境塑造和改变，有时也叫做“监狱化”。

尽管在反自然的和不正常的监狱环境下，却要求囚犯们必须做出代表着自然和正常回应的适应性表现，这对囚犯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

事实上，它已经影响到囚犯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监狱拥挤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当代监狱生活的压力。

同时，监狱释放人员在回归社会时通常带有大量未解决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通常在回归社会时会被严重化。

囚犯出狱后调整的成功机会本来就很渺茫，这就更加剧了出狱后囚犯调整的难度。

曾经有过被监禁经历的人员数量是相当庞大的，他们都是“囚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

近几十年被称作美国的矫正“残酷之季”，国家的刑事司法体系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执行惩罚和施加痛苦上，这也成为一个政策问题。

这些残酷政策带来了广泛的负面影响，不仅影响了大量的监禁人员，同时影响了另外一个更广泛的群体——与被监禁人员有直接或者间接联系的群体，即被监禁人员的亲属、爱人和孩子。

同时，这些人们也必须面对来自经济的、家庭的和人际关系的不稳定性。

个人、社会和经济资源都在变得越来越匮乏，因为家庭、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都在努力填补监禁所带来的空缺，并承受着监禁释放人员重新回归他们的居住环境所带来的后果。

(二)对社会的影响“囚犯战争”在美国制造的监禁人口的空前增长给国家带来了太多的直接的和间接的伤害。

监禁的规模之大已经改变了整个社会，这次危机的结果带来的是社会的、法律的甚至是道德维度的影响。

监狱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矫正机构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

大量使用监禁刑政策实施几十年来已经出现了矫正机构的空间和资源的严重匮乏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里，大量监禁和对于犯罪与刑罚的过分关注给民族集体精神和生活质量都带来消极的影响。

“刑罚学家和社会理论学家认为社会创造和保存的监狱是一面镜子，它现在带来的后果是实施监狱系统的国家所应得的。

”美国监狱系统在规模上已经成长得相当庞大，它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回应社会。

也就是说，监狱系统已经不再是仅仅通过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来塑造社会，而是它本身拥有禁刑，学者们还发现了其他一些可能影响犯罪的因素，包括整体经济形势、就业率、年龄、人口分布、毒品滥用率和地理变化等。

在过去的30年里，监禁率的增长带来了大量的经济花费和社会投入，但是它们对于犯罪控制的影响却是相当有限的。

监禁刑只是影响犯罪率的一个因素，它对于犯罪率的影响要比高监禁率支持者们所认为的谦虚得多。

监狱行刑本身存在许多矛盾之处：其主观追求与客观运作具有预防重新犯罪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监狱行刑的实际状况则有可能使罪犯更加难以回归社会，如家庭关系破裂、标签效应、监狱化等，从而导致重新犯罪。

这与决策者的主观愿望是背离的，监狱预防重新犯罪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其负面效应抵消。

因此，就监狱行刑本身来说，其预防重新犯罪的作用是有限的。

事实上，监禁率的不断增长带来的却是不断减少的回报。

不断增加监禁率而忽视更为有效的控制犯罪的做法给法庭、矫正机构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给犯罪率带来的影响却是末端的、微乎其微的。

实践证明，“囚犯战争”是一个错误的开端，它所带来的危害结果现在所显现的仅仅是一个开端。

“囚犯战争”带来的伤亡告诉我们应该这样来处理犯罪——城市改建、减少贫困和消除一直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

李斯特认为，预防与控制犯罪不能单纯地依靠刑罚，而应着眼于社会原因的分析及社会政策的拟制，比如种族政策、就业政策、医疗保障政策、老人和妇女儿童政策等。

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评估这些动态变化和影响犯罪率的各方面因素，采取平衡的综合的犯罪控制政策。

(二)关于刑罚理论的启示如前所述，刑罚理论历来存在古典主义与实证主义两大阵营。

古典主义关注报应目的，追求刑罚的公正价值；实证主义关注预防目的，追求刑罚的效益价值。

“刑罚论的发展史和监禁刑的发展史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监禁刑自产生之日到今天，其价值追求一直徘徊于公正与效益之间。

笔者认为现代刑罚理论应该融报应与预防于一身，而不应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钟摆效应”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刑罚理论的历史运动规律，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折中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刑罚理论的历史使命应该是减少犯罪和刑度的轻缓化，即减少监禁刑的使用。

1刷罚理论的“钟摆效应”解读19世纪后半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化。

在转化的过程中，人口大量流向都市，贫富差距扩大，失业、贫困、卖淫、酗酒、颓废等许多社会问题接踵而至，犯罪尤其是盗窃之类的财产犯罪数量急剧上升，累犯、常习犯显著增多，少年犯或青少年犯罪也呈激增趋势。

在汹涌的犯罪浪潮面前，古典学派的刑罚理论表现得无能为力，于是一种新的、重视犯罪原因实证研究的刑罚理论应运而生。

这就是启蒙运动后期出现的刑事实证学派。

意大利的菲利在《实证派犯罪学》中指出：“在意大利，当古典犯罪学理论发展到顶峰时，这个国家却存在着从未有过的数量极大的犯罪行为的不光彩状况，这确实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对比。

……正因为如此，实证派犯罪学便与其他学科一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在美国，实证派犯罪学遭遇了古典派犯罪学相似的命运。

实证派犯罪学产生后，监禁刑被认为在政治上是具有正当性的，并公开阐明在美国把人们放到监狱中是合理的，因为囚犯与他们进入监狱前相比较，在释放时会有不同的经验，或者从某些层面来看会有更好的经验。

监狱被普遍地认为是改变人们的温室，并且监禁刑是用来从积极方面改变被监禁人的，它代表的是一种在美国监狱政策中尤其重要的“复归主义”思想或目标。

从193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早期的近30年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稳定和轻微的犯罪率的全面下降。

然而，196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的犯罪率激增、累犯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状况持续恶化的社会现实与马丁森报告提出的“矫正无效论”引发了人们对康复模式和复归模式指导下的美国矫正实践效果的怀疑。

由此导致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刑罚理论向主张惩罚和威慑效应的古典主义回归，这种趋势逐渐主导了美国的刑事政策。

古典主义犯罪学理论和实证主义犯罪学理论都遭遇了在其发展到顶峰时，国家却存在着从未有过的数量极大的犯罪行为的状况，这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指出：“报应与预防两个基本思想，乃刑罚意义与目的的两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