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明我会与明末中西交往-精选文档
中西文明在明代的相遇
中西文明在明代的相遇明代时期，中西文明开始相遇和互通。
在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展开了多种活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本文将从几个角度来分析中西文明在明代的相遇和影响。
一、简述明代中西文明的相遇和交流明代时期，西方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通过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医学知识和艺术品等方面的发展。
同时，中国也向西方传授了许多技术和文化上的知识。
这两个文明交流和互通的过程中，产生了非常有益的推动作用。
二、文化方面的相遇和互通在文化方面，明朝时期出现了两位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西方人，他们分别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德国医生马可·波罗。
利玛窦不仅翻译了许多西方学术著作，还将音乐、美术和建筑方面的先进知识传给了中国人。
马可·波罗则向西方传播了中国的瓷器、茶叶、药等文化产品，带动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
在此基础上，西方与中国之间开始逐渐建立起互信互通的联系，共同推进文化上的交流传播。
三、经济方面的相遇和互通明代中期，中西方开始在贸易方面得到了加强和发展。
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等前来中国，甚至骑上了中国的马儿。
这次交往，首先树立了东方和西方的友谊。
其次，中国红降花越来越流行，在贸易中更占上风。
在此时期内，西方传播了许多宝石、珠宝、白银等贵重物品，也带出了艺术品和科学技术等。
同时，中国也向西方传播了丝绸、瓷器、茶叶、药材等高品质的商品。
这样的交流，创造了许多经济上的机会和变化。
四、科技方面的相遇和互通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和西方先进的科技各有卓越之处。
明代时期，中国为世界第一强国之一，在许多方面也发挥着先锋作用。
而在西方，葡萄牙人带来了最新的航海和冶金技术，并应用在枫糖炉、炼银技术以及水泥制造等方面。
此外，荷兰人也引入了当时流行的动力装置，间接地推动了中国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壮大。
五、结语在明代时期，中西文明的相遇和交流，除了成就了一些经济、科技、文化上的活动之外，更带来了文化和观念交流的可能。
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缘起及其作用
□西京学院赵丹摘要明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文化体系的接触及交流，具有开创意义，特别是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不但带来了西方先进文化，同时也将中国传统文化带到西方，最终成为两大文明交流的最高典范。
关键词明代中西文化交流明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文化体系的接触及交流，具有开创意义，特别是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不但带来了西方先进文化，同时也将中国传统文化带到西方，其中以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及中国的徐光启为代表，产生了积极的交互影响。
明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与希腊、拉丁及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交流及融合，当时是以耶稣会为载体的西方传教士出于宗教的热情来到中国。
他们往往以西方近代天文、数学为媒介，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及融通。
一、明代中西方文化的内在需求1.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需求。
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欧洲的贸易格局，并最终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欧洲各国对亚洲市场的渴望，便构成了西方对中国文化交流的一种需求，其有着鲜明的社会及经济需求。
明代时期正值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当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开辟了新航路，这从根本上开拓了西方的视野，对整个西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驱动，欧洲各国迫切需要进行海外扩张以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对亚洲及美洲市场的争夺显得尤为激烈。
文化作为推动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有力工具，自然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文化输出。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率先开辟新航路的欧洲国家，当时的葡萄牙垄断者印度洋航线，这一时期到达中国的大多数为葡萄牙人。
欧洲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生及发展。
另一方面，明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西方社会也有着宗教方面的因素进行文化的交流。
基督教会具有传播性的特征，正处于文艺复兴的欧洲基督教，其教义权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耗，这就需要扩大海外宗教版图，以寻找新的出路。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来华考察的大多为传教士，而作为当时反对西方“反革命运动”的核心的耶稣会，他们的海外活动便是中世纪教权及神权在世界传播的希望。
明清时期的文化交流东西方文明的互动
明清时期的文化交流东西方文明的互动明清时期的文化交流：东西方文明的互动一、背景概述在明清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互动。
这一时期，中国的宋明时期和清朝时期相继出现，与此同时，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迅猛发展。
两个文明体系的相遇，既带来了冲突和问题，也促成了宝贵的互学互鉴。
二、文化交流的方式明清时期的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展开：1. 使者互派明清两代都积极派出使者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
比如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和清代的康熙、乾隆派遣使节，这些使者在外交的同时，也带回了大量西方的文化物品和思想。
2.传教士的传播在明清时期，大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不少西方艺术家也随之来到中国。
传教士们不仅传播了基督教文化，还将西方音乐、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带入了中国。
3.文化物品的输入明清时期，西方的物产通过贸易进入中国，如瓷器、丝绸、钟表等，这些物品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中国的丝绸、茶叶等产品也通过贸易传入西方，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4.书籍的传播明清时期，也有不少西方的书籍被引入中国。
西方科学、哲学、文学等思想的传播，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推动了中国的学术发展。
三、文化交流的影响明清时期的文化交流对东西方文明的互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科学技术的交流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的交流推动了中国科学的进步。
同时，中国的制瓷、纺织等技术也通过贸易传入西方，对西方的工艺水平有所促进。
2.艺术风格的融合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与西方的透视法、油画等技法相结合，形成了新的艺术风格。
这种融合既保留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特色，又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技巧，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3.思想观念的变迁明清时期，西方的启蒙思想、科学方法等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推动了中国传统观念的更新和学术思想的多元化。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对西方的哲学、宗教产生了影响，为西方思想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明代对外交往的变化作文
明代对外交往的变化作文说到明代的对外交往，真的是一部活脱脱的“国际戏剧”，从一开始的“小打小闹”到后来的“大场面”，这其中的故事可有得聊了。
我们先从明初说起。
朱元璋刚刚建立明朝那会儿，正值“旧世界”的大门刚刚开启。
这个时候，明朝的对外交往像是一个刚刚从乡下搬到大城市的小伙子，既兴奋又有点儿忐忑。
明初的外交活动，主要是和周边的朝鲜、越南以及一些小国打交道。
明朝和这些地方保持着友好的交流，但更多的是“你帮我，我帮你”的那种小互助。
后来到了明中期，形势就变得复杂多了。
明成祖朱棣搞了个“永乐大典”，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外国情报，也就是把世界地图上的“点点”给连起来了。
这时候，明朝的外交活动有点儿像是换了档次的旅游团，开始派遣大使到更远的地方去打交道，像是和印度、阿拉伯的商人交换货物，还搞了个“郑和下西洋”的大计划。
这可不是随便去哪儿溜达溜达那么简单，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环球巡游”！郑和的“舰队”真的是超级奢华，估计当时的“游艇”比现在的豪华邮轮还气派。
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交易，更是为了展示明朝的实力和威望。
可以说，这时候的明朝外交有点儿像是个大企业在做市场推广，目的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嘿，我们明朝来啦！”在这期间，郑和和他的随行人员可真是个忙碌的“旅行团队”，每到一个港口，都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你想啊，那些本来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地方，突然有了一大群华丽的“外宾”来到，他们当然是开心得不得了了。
为了促进友谊，郑和还带着各种珍贵的礼物，这可让外国朋友们直呼“赞啊”。
不过，到了明末，局面就变得有点儿不一样了。
明朝在外面交朋友的方式开始变得有点儿不同。
由于内忧外患不断，明朝逐渐变得像是一个越来越沉闷的家庭，外交活动也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了。
明末的外交更多的是“应急处理”，要么是解决一些外交纠纷，要么就是处理一些外交危机。
比如说和荷兰、葡萄牙的关系，有点儿像是你和邻居的关系搞僵了，大家都在忙着解决问题，没有时间去参加什么大型的聚会了。
明代对外交往的变化作文
明代对外交往的变化作文
在明代，对外交往可真是热闹啊！那时候，中国的国力逐渐强大，很多国家都想和我们搞好关系。
所以，明朝的皇帝们就派了很多使者出使外国，也接待了很多外国使者来华。
这些使者们去了好多地方，见到了好多人，发生了好多有趣的事情。
我们来看看明朝使者出使外国的情况。
那时候，中国使者的形象可真是高大上啊！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戴着珠宝首饰，手里还拿着礼物。
他们去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向当地的国王或者贵族表示了我们的友好之情。
当然啦，他们也带去了很多中国的商品，比如茶叶、丝绸、瓷器等等。
这些商品在外国可是很受欢迎的哦！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外国使者来华的情况。
那时候，外国使者可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有钱，他们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和船只。
他们来了之后，住在宾馆里，吃的是咱们中国人做的饭菜。
不过呢，他们也带去了很多特产，比如马肉、鹿肉、鱼干等等。
这些特产在中国也很受欢迎哦！
除了正式的外交活动之外，明朝时期还有很多民间的交流。
那时候，有很多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和中国人做生意。
这些人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学会了汉语，也适应了中国的生活。
有些商人甚至在中国成家立业，成为了中国人的朋友。
当然啦，这些商人也会把外国的商品带到中国来卖，比如咖啡、巧克力、烟草等等。
这些东西在中国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哦！
在明代时期，中外交往非常频繁。
这不仅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还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现在的我们也可以去看看那些历史文物，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风貌。
希望我们也能像明朝时期的使者一样，传承友谊，传播文化。
明朝的文化交流与国际关系
明朝的文化交流与国际关系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而繁荣的王朝，其文化交流和国际关系在当时的全球范围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明朝的文化交流与国际关系。
首先，明朝时期的海洋探索与贸易使得中国与其他文化相互接触。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开拓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贸易联系。
这种交流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涉及到了文化的传播。
中国的文化和技术传入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也吸收了这些地区的文化。
例如，从东南亚地区传入的许多植物和烹饪技术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从非洲和南亚传入的一些动植物也丰富了明代的动植物资源，为中国的农业和养殖业作出了贡献。
其次，明朝时期的外交使得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明朝的政府派遣使臣出使邻国，并与其他国家签订友好条约。
这些外交关系对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明朝时期，来自中东和欧洲的外国使节也来到中国，传播自己的文化和知识。
这种国际交往促进了中外文化的融合和交流。
例如，来自中东的外国使节带来了伊斯兰教的文化，对中国的宗教、建筑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明朝还与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和外交关系。
与朝鲜的关系尤其重要，两国通过亲善使团往来增进了了解和友谊。
这种交流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还包括了文化、教育和文学等方面。
明朝的文化对朝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王朝也通过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来改革和发展自己的国家。
与日本的关系也是一样，明朝时期与日本进行了大量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对日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总的来说，明朝的文化交流与国际关系在当时的世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通过海洋探索和贸易，中国与其他文化相互接触，互相传播和吸收知识和文化。
与其他国家的外交交往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融合和交流。
明朝还与邻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和外交关系，对周边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些文化交流和国际关系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也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和地位。
明朝的文化交流与东西方影响
明朝的文化交流与东西方影响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而繁荣的朝代，在文化交流和东西方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也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而多元的文化体系。
本文将探讨明朝时期的文化交流与东西方的影响。
一、丝绸之路的开辟明朝时期，中国丝绸出口的规模和范围大大扩大，丝绸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
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这种交流不仅仅是商品贸易上的交流，还包括艺术、科学、宗教等多个领域。
二、佛教的传播与影响明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传播到邻近的亚洲国家。
其中，僧人们的交往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佛教艺术的发展对明朝的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吸收了其他亚洲国家如印度、日本等的艺术特点。
三、明朝的海洋探险与交流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开创了中国海洋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郑和率领的船队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洋，甚至到达了非洲的东岸。
这种海洋探险不仅扩大了明朝的领土范围，也带来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明朝与东南亚、印度等地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四、西方文化的影响明朝时期正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科学、艺术等领域经历了快速发展。
这些新的思想和知识通过丝绸之路进入到中国，也对明朝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世界地理知识的传播、科学技术的引进以及西方艺术形式的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朝社会的面貌。
五、文化的融合与创新明朝时期的文化交流与东西方影响并非简单地接受和传承，更多的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融合与创新。
例如，外来文化的影响使得明朝绘画师从中学习到了透视法、人体比例等构图技巧，并融入到中国传统绘画中，形成了新的绘画风格。
总结：明朝的文化交流与东西方影响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过程。
丝绸之路的开辟、佛教的传播、海洋探险、西方文化的影响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明朝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
明朝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能够将其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独特的文化风貌。
21.9明朝6
（二）郑和下西洋时间及目的
共七次：永乐三年 永乐五年九月 永乐七年九 月 永乐十一年冬 永乐十五年十二月 永乐十 九年春 宣德六年 郑和第一次航行，有船只62艘，水手、船师、卫 兵、工匠、医生、翻译共2.7万多人。 最大的船长 44丈，宽18丈， 可以容纳一千多人， 是当时航行 海上最大的船只。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 具有 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航海设备和技术。 作用：1. 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上邦 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 2.赠送礼物 3.进行贸易活动 4.与南海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明史· 郑和传
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迄今七次，所历番国， 由占城国、爪哇国 … 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 阿丹国、木骨都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 沧溟十万余里…… 1431年郑和自述
二、华侨对南洋地区的开发 三、中日友好往来和东南沿海人民的抗倭斗争
1．民间贸易是中日贸易的主流 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后者成为主要形式。朝 贡贸易指海外诸国与明政府进行的以朝贡为名的 贸易 朱元璋在洪武二年（1369）遣行人杨载出使日 本，建立朝贡关系。l392年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 足利义满掌权向明朝称臣纳贡。永乐二年(日本应 永十一年)，明成祖派遣赵居任等出使日本，赠给 足利义满“日本国王之印”(金印)一颗，永乐条 中国的海上事业，在下只是些和平民众小规模的商 约。 贩活动，在上只是政府借以表示中国文化传播之一 种光荣礼节而已。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一、名词解释 黄册，鱼鳞图册，一田二主，金花银 二、简答题： 1.简述明初恢复发展经济的措施。 3.谈谈李贽的进步思想。 三、论述题： 1.张居正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2.如何正确看待中西文化交流。
（四）如何评价郑和下西洋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多明我会与明末中西交往在明清之际入华传教的欧洲天主教修会中，多明我会(Dominicans，又译为道明会)是与耶稣会、方济各会相并列的三大主要修会之一。
该会在13世纪初由西班牙人多明我(St．Dominic，?－1221)创立后，其成员很快遍及西班牙、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波兰、匈牙利等欧洲各地，成为中世纪以来对欧洲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主要天主教修会组织。
明朝末年，以西班牙籍为主的多明我会传教士联袂入华传教，从而改变了此前半个世纪以来耶稣会独自操控中国传教区的局面，对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以及中西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个重要的来华天主教修会，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缺乏基础性的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拟利用近年来所获见的西班牙文多明我会档案史料，对该修会在明末中国的早期活动状况及其在中西关系史上的角色进行初步探讨。
一、早期入华尝试天主教多明我会进入中国传教，是与16、17世纪欧洲海权扩张运动密切关联的。
16世纪以降，随着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兴起海外殖民热潮，多明我会也随之将其传教活动扩展到了亚洲地区。
由于葡萄牙是最早抵达中国沿海活动的西欧殖民势力之一，葡籍多明我会士也就相应地成为多明我会入华的探路先锋。
早在1503年，当著名的葡萄牙殖民首领阿尔布克尔克(Alfonso de Alburquerque)率兵进抵印度半岛西南端的科钦(Cochin)时，就有五位葡萄牙多明我会士随军抵达科钦，正式揭开该会在亚洲的传教序幕。
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了印度果阿(Goa)，果阿随之成为葡国在东方扩展的重要基地，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贸易、宗教中心。
1548年，在伯穆德斯(Di―ogo Bermudes)的带领下，一支由十二名多明我会士组成的传教团体乘船抵达果阿。
该传教团中的一位葡萄牙籍多明我会士加斯帕?达?克鲁士(Gaspar dela Cruz)成为首位进入中国大陆的多明我会传教士。
他先在印度传教，后来又转到东南亚马六甲和柬埔寨。
1556年，克鲁士从柬埔寨乘船到澳门，并寻机进入广州，在当地短暂停留，并将此段经历撰写人著名的《中国志》一书中。
克鲁士虽来去匆匆，但他仍被17世纪多明我会士视为“中国宗徒”。
葡萄牙籍多明我会士虽最早入华，但却未能在中国大陆久居，真正得以在明末中国大陆设立专属传教区并长久传教的是西班牙多明我会士。
继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殖民势力也侵入亚洲。
1519―1521年．绕过美洲进入太平洋的麦哲伦航线已成功开通，从而为西班牙人经拉美进入亚洲开辟了另一条海上通道。
1565年，西班牙殖民势力侵入东南亚菲律宾群岛。
1587年，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卡斯特罗(Juan de Castro)率领十五位同会会士，循着本国殖民者的脚步从墨西哥阿卡普尔卡(Acapulco)来到菲律宾，成立了圣玫瑰省(La Provincia del Santo Rosario)，以马尼拉为中心开展对远东地区的传教事务。
马尼拉所处的菲律宾岛屿，是中国古籍中所称“吕宋”之地，很早就与东南中国有来往。
特别是明代以来，擅长驾舟的闽南漳、泉居民，前往吕宋贸易谋生者，屡见不鲜。
到了明中后期，居留在马尼拉湾一带的闽南人日渐增多：“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夷土，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
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
人口以数万计。
”由于西班牙多明我会建立圣玫瑰省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想从菲岛进入中国传教，因此该会传教士进入马尼拉后，就在华人聚居区巴利安(Parian)设立教堂，派驻教士，进行传教，同时他们也从当地的闽南人那里学会了闽南方言及汉字，以为人华传教做准备。
从1587年到1626年西班牙人侵入我国台湾岛前，西班牙多明我会士进入中国大陆传教比较重要的尝试有七次，如下表所示：然而，上述人华传教尝试最终都没有成功。
造成数度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明朝廷此时奉行闭关政策，严格控制外国人入华。
东南沿海地区因为频年遭受海寇袭扰，当地官员对西人更是警惕，不会随便允许外人居留传教。
而多明我会士又常充当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的使节来华，其身份自然容易引起明朝官员的怀疑。
如1590年、1593年、1604年多明我会士曾经三次以西班牙使节身份抵达福建地区，但都被遣回。
其次，葡萄牙人的阻扰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15世纪末以后，葡萄牙享有在远东地区的保教权。
凡是前往隶方传教的欧洲传教士，都必须从里斯本出发，搭乘葡萄牙的海船，经印度果阿、澳门等葡萄牙人掌控的地方进入中国内陆。
西班牙多明我会士欲从菲律宾群岛直接进入中国传教，在葡人看来显然破坏了保教权规定，自然引起葡萄牙人的不满，千方百计从中作梗。
因此，当1587年、1612年、1619年多明我会士三次欲从澳门人华都遭到葡人的阻扰。
最后，由于当时菲律宾马尼拉华人多来自福建地方，两地商贸往来频繁，因此，西班牙多明我会选择福建省作为该会拓展在华传教事业的重点。
但是，福建是明末天主教开教较晚的省份，在1626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入闽传教前，天主教活动非常薄弱。
多明我会此时要想在当地立足，显然缺乏必要的传教基础。
尽管经历多次入华传教失利，西班牙多明我会士却并未气馁。
他们积极谋求开辟一条从中国台湾岛直接进入华南大陆的新传教路线，以避开澳门葡萄牙人的阻扰。
1619年，多明我会士马地涅(BartoloméMartínez)在往返澳门和马尼拉途中所乘船只曾经两度飘抵台湾岛，期间他对台湾岛地形进行了初步勘测，绘制了沿岸地图。
返回马尼拉后，马地涅即向西属菲律宾总督报告台湾岛情形，并劝说本国殖民者侵据台湾岛。
西班牙殖民势力与天主教多明我会在侵占台湾岛问题上可说是一拍即合，因为该岛既有利于西属菲律宾群岛与中国大陆、日本等地开展商贸活动，而且也可以成为多明我会士向中国大陆、日本等东亚国家传教的一个绝佳中转站。
鉴于马地涅上述测绘活动已经为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台湾作了很好的前提准备，1626年2月，菲律宾西班牙总督席尔瓦(Don Fernando de Silva)派遣威德士(Don Antonio Carreno Verdes)率领一支由十二艘舢板船、两艘大划船组成的舰队离开马尼拉前往台湾，马地涅也率领五位多明我会士随同前来，开始多明我会在台湾的传教活动。
此后，多明我会在台湾建立了鸡笼和淡水两个主要传教区，传教事业颇有进展，并最终以台湾岛为中转，建立起了一条马尼拉――台湾――福建海上传教通道，为该会会士顺利进入华南大陆传教奠定了基础。
二、开教闽东台湾传教区的开辟，不仅极大地拉近了西属菲律宾群岛多明我会与华南大陆的距离，而且也为多明我会提供了一个绕过由葡萄牙人把持的澳门的入华传教中转站。
不久，多明我会士即开始从台湾进入闽东，揭开其传教中国东南大陆的序幕。
1630年左右，西属菲律宾总督达瓦拉(Don JuanNino de Tavora)派人送给西班牙在台湾的殖民首领阿卡拉寇(Don Juan de Alcaraco)一套精美的银质餐具，命令后者在适当的时机派遣使节，携带此套餐具作为礼物，前往福建面见该省督抚，协商两地通商事宜。
鉴于多明我会士此前已经承担过多次此类出使任务，且在菲律宾和台湾岛中国人中传教日久，不少会士均知晓闽南语及中文，因此阿卡拉寇仍将此次出使使命交给在台湾的多明我会士。
而多明我会士也正想利用此次出使时机进入中国大陆传教。
在此背景下，时任台湾岛多明我会负责人高琦(Angel Cocchi)受命率团出使。
1631年12月30日，高琦与另一位多明我会士谢多默(Tomas de Sierra)在其余十一位使团成员的陪同下，分乘两艘中国舢板船离开鸡笼港前往福建。
途中他们遭到船上水手的袭击，同行的谢多默等五人被杀，高琦等人则在1632年1月1日漂抵福建沿岸一个荒凉的小岛，被一些在当地打鱼的渔民救起送至福宁州(州治在今霞浦)，最后被护送前往福州面见福建巡抚熊文灿。
鉴于高琦等人在海难中丢失了所有的公文及礼物，同伴谢多默及一些随从也被杀死，看上去颇为潦倒不堪，因此，当熊文灿从高琦那里得知其来意及路途遭遇后，颇为疑虑。
此时正值闽海多事之际，特别是荷兰等西欧殖民势力常常袭扰福建沿海，千里海疆，时闻寇警。
就在崇祯三年(1630年)，荷兰人犹进犯厦门，为郑芝龙所败。
而前此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又曾大肆屠杀闽南华人。
在这样复杂的中西关系背景下，熊文灿不可能不对高琦此时来使深抱戒心。
尽管其后熊文灿根据高琦提供的线索，捕获了抢夺高氏的那些水手，并且缴获了那套银质餐具，由此证明高琦所言不虚，但熊文灿还是决定将高琦等人逐回。
然而，已经在福州等候了四个月之久的高琦却不打算放弃这个开拓教会的大好时机，他决定潜留福建，寻找地方拓展传教事业。
在高琦抵闽前，天主教耶稣会已经在明末福建扎稳了脚跟。
1626年，有“西来孔子”之称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会儒略在辞官归里的三朝元老叶向高的陪同下进入福建传教，建立了以福州为中心的耶稣会福建传教区，皈依了大批教徒。
由于担心遭到耶稣会的排斥，高琦并未将自己准备潜留传教的想法告诉艾儒略，而是私下与一位来自闽东福安县的医生教徒刘路加(Lucas Lao)商量。
恰好其时由艾儒略皈依的缪士垧、郭邦雍等五六位福安文人教徒正在福州参加科考，鉴于福安县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天主教神父前往传教，当他们从刘路加那里知道高琦欲留下传教的想法后，立刻决定邀请高琦到闽东传教。
于是，在上述福安文人教徒的精心安排下，一位正要从福州去马尼拉的日本天主教徒穿上高琦的黑色会衣，用布帕蒙着头，装扮成患病的高琦的样子，在高琦其他随从的陪伴下，登上了福州南台港一艘准备开往台湾的船，由此骗过了前来监视的熊文灿下属，使其相信高琦已经被遣送回去。
而高琦本人则在刘路加、缪士垧等人的掩护下，悄悄地潜居在福州城内刘路加寓所数月，期间他开始学习官话及闽东方言。
1632年7月初，在缪士垧等人的陪伴下，高琦乘上一顶四周用布帘遮得严严实实的竹轿，离开福州，经过五六天的路程后抵达福安县城，受到郭邦雍等人的欢迎。
他成为第一个进入闽东传教的多明我会士。
在郭邦雍、缪士垧等人的帮助下，高琦的传教活动很快取得了初步成效，他不仅皈依了不少教徒，而且在福安城中建起了多明我会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座天主教堂。
此后，为支援高琦，马尼拉多明我会决定派遣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前往福安，协助高琦拓展教务。
由于方济各会也想借此时机进人中国大陆传教，因此派遣了该会会士利安当(Antonio Caballero deSanta Maria)、玛方济(Francisco de la Madre de Dios)与黎玉范同行。
1633年4月，黎玉范与方济各会士利安当、玛方济由马尼拉抵达台湾淡水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