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下的侦诉联动

新刑诉法下的侦诉联动职务犯罪侦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同我国其他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一样，经历了种种曲折和磨难，直至年正式颁布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以后，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才开始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任何法律制度的建立，都需要一个自我完善的的过程，本文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针对该制度目前存在的种种缺陷，结合己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分析和探讨如何克服这些缺陷，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设想和建说并对与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相关的一些传统观念和理论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论证。

一、修改后刑诉法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有利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种强制措施修改后刑诉法将监视居住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住处监视居住，一种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在住处监视居住能一定程度地限制犯罪嫌疑人自由，但难以有效防止其串供、毁证，因为犯罪嫌疑人与家人共居一室，其家人完全可以协实施串供、毁证等行为，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意义不大（当然，如果犯罪嫌疑人家中只有他人，如裸官、异地交流的单身干部，在住处监视居住也有积极意义）。

因此，对职务犯罪侦查有积极意义的主要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根据法律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适用于两类犯罪：一类是无固定住处的，这主要是少数异地指定管辖的案件，少数异地的行贿嫌疑人等；另一类是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

可见，能够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一是数量少；二是要求高，要“符合逮捕条件”；三是审批严，要经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四是存在办案安全风险。

因此，它是一个有利条件，但有利的程度不是太大。

（二）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对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和重大侵权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适用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可以在侦查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有关证据，降低侦查机关对口供的依赖，对侦查犯罪有重要作用。

但对它也要实事求是地评估：它是重要的有利条件，但有利的程度也不是太大，因为第一，刑诉法修改前，技术侦查措施就一直在用；第二，能够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只是少数案件。

二、修改后刑诉法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一）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１．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任务。

过去通常认为，侦查的任务是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查获犯罪人。

修改后刑诉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任务，首先需要在侦查中予以落实。

２．律师可以广泛介入，并可取证。

原刑诉法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和已聘请的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都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

修改后刑诉法规定，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外，律师凭“三证”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会见时，不被监听。

还规定，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同时，原刑诉法规定，律师只有在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才可以成为辩护人，并可以调查取证。

而修改后刑诉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身份，因而就具有调查取证权。

３．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拘留、逮捕后要立即送看守所，并在２４小时内通知家属；讯问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看守所进行；要对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４．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明确对非法言词证据一律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有条件排除，并规定在侦查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的依据。

（二）增加了侦查工作的任务侦查工作不仅要揭露和证实犯罪、查获犯罪人，还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不仅要收集证据，而且要排除非法证据；不仅要收集证明犯罪的证据，而且要收集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不仅要收集与定罪有关的证据，而且要收集与量刑有关的证据；不仅要做好侦查环节的侦查工作，而且要做好出庭作证（目击证人）和出庭说明情况、证明取证合法性的工作。

新增加的这些任务，在内容上，主要是围绕证据；在诉讼环节上，说明侦查工作的任务已经从侦查环节（侦查的第一战场）延伸到了审判环节（侦查的第二战场），侦查人员只有打好第一战场的证据仗（既收集证明犯罪的证据，又收集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才能打好第二战场上证明证据合法的仗。

三、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应对挑战的措施要应对挑战（一）侦查理念从陈旧转变为合时理念是行为的先导，要转变侦查方式必须首先转变侦查理念，使之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实现与时俱进。

对此，曹建明检察长分别提出“五个意识”和“六个并重”，非常精辟，我们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就职务犯罪侦查来说，要做到“四个转变、四个树立”。

１．转变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的理念，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

打击犯罪本身是对人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同时，在打击犯罪过程中还要依法保护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侦查活动是对犯罪事实和犯罪人的证明，是一种回溯性证明，它要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被侦查机关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的人并不全是犯罪人。

如不重视人权保障，就有可能出现冤错案件，并进而可能使不特定的众多人陷入被错误追诉的风险之中。

其次，侦查中任何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取，都会不同程度地损害有关人的合法权益。

只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用准用好这些强制性措施，才能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和误用。

再次，在侦查中，控方拥有强大的国家资源，而辩方却十分弱小。

刑诉法就是通过“抑控护辩”机制即规定抑制控方权力、保护辩方权利的一系列制度，来平衡控辩双方力量，实现控辩平等，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免遭公权力不法侵害。

如不强化保障人权理念，认真落实修改后刑诉法关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一系列规定，就有可能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造成不法侵害。

因此，是否强化人权保障理念，是关系到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的重大问题。

２．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树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理念。

首先，严格遵守程序法是保证案质量，实现实体公正的需要。

刑诉法是办理刑事案件的操作规程，它服务于实体法，只有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侦查，实现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办案质量，实现实体公正。

其次，程序法本身具有体现法律公平正义、增强司法公信力的独立价值。

当前，人民群众对办案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关注案件的结果，而且关注办案的过程；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尽管实体处理没有问题，但因为违反法定程序或程序上有瑕疵，引起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怀疑，甚至引起舆论质疑和炒作；还有一些案件，因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最终酿成错案。

因此，必须恪守程序法，绝不能以牺牲程序的合法性为代价去追求实体的所谓真实。

必须明确，刑事诉讼法对诉讼各方都规定了权利与义务，绝不能认为犯罪嫌疑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侦查人员只有权力没有义务，只要有利于侦破案件，侦查人员就可以不择手段。

可以说，刑事诉讼法就像一个“笼子”，它规范了诉讼各方的行为，侦查人员必须增强“笼子”的观念，应当也只能在“笼子”的空间范围内开展侦查活动，去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惊心动魄的侦查剧来。

（二）侦查重心从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转变为正面接触、讯问犯罪嫌疑人前的秘密调查１９９６年刑诉法修改前的侦查方式把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作为侦查的重心，待获取了口供后，再进行外围调查核实。

刑诉法修改后，必须将侦查重心前移，放在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前的秘密调查上。

因为第一，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侦查人员一旦正面接触、讯问犯罪嫌疑人，就会面临１２小时或者２４小时的传唤、拘传时限和律师介入、会见犯罪嫌疑人的问题，传唤、拘传时限届满后，如不能对犯罪嫌疑人拘留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侦查工作的回旋空间就较小。

因此，将侦查工作重心前移至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之前，开辟秘密调查的广阔空间，是适应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必然选择。

第二，职务犯罪分子行动诡秘、反侦查能力强，且关系网密，保护层厚，一旦察觉侦查机关对其调查，就会进行串供、毁证、逃跑等反侦查活动，并调动其关系网阻挠对其查处，故要尽可能采取秘密方法调查取证，以防被其察觉。

第三，秘密调查是整个侦查工作的基础。

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使正面接触犯罪嫌疑人和采取强制措施有坚实的基础，才能使侦查员和指挥员坚定信心，敢于决策，推进侦查向纵深发展。

如不重视秘密调查，侦查工作就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且会走上单一的讯问之路。

第四，秘密调查有利于维护被调查对象的声誉，以便在案件不能成立时减少消极影响。

秘密调查的方法很多，如接谈察访法、借车行路法、以案隐案法、化装调查法、耳目内线法、秘录音像法、张网布控法等，一切能够在隐蔽侦查意图的前提下依法获取证据的方法都可以使用。

（三）侦查方法从传统转变为现代１．从偏重于人力转变为重视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

传统的侦查方法是人力密集型的侦查方法，侦查手段非常原始，基本上靠“一张嘴、一支笔”办案。

转变侦查方法，就必须重视对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运用，其核心是提高科技在侦查工作中的含量，以科技取胜。

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侦查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是划分生产方式的主要依据，也是划分人类社会的主要依据。

例如，以石器为生产工具决定了狩猎采摘的生产方式，其社会只能是原始社会；以青铜器、铁器为生产工具的是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其社会分别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蒸汽机等机器设备为生产工具的是工业经济生产方式，其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

当前，科技革命风起云涌，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水平越来越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重要内容。

与此相适应，科学技术也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犯罪和对犯罪的侦查，侦查中科技含量的高低，越来越成为衡量侦查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们必须实行科技强侦战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收集、固定、鉴别证据、侦破案件中特有的作用。

其次，在侦查中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是推进侦查模式转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