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晋商的票号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票号的出现，创造了属于晋商的大时代
票号的出现，创造了属于晋商的大时代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21年第21期就像世界上著名的金融中心纽约、香港、伦敦、东京等地一样，商业繁荣的地方也是金融业繁荣的地方，山西在清政府时期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而当时的平遥被后人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山西荣获这样的称号当然离不开晋商的崛起，晋商长期地外出闯荡让他们拥有超越常人的大视野，他们的足迹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等地，南至香港、加尔各答，东达大阪、神户、横滨、仁川等地，西到阿拉伯国家，甚至远涉欧洲。
所以才会有关于晋商的调侃：“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晋商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离不开其背后强大的金融支持。
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晋商的经营范围扩展到哪里，背后支持的货币资本就跟到哪里，这些商号和能够进行资金流通与贷放的账局常常又是属于同一个东家的。
在19世纪，这样的账局开始从商人的资本中脱离出来，以票号的形式出现，晋商也由此进入最辉煌的时代。
一票号出现的具体时间在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但多数人都认为，是雷履泰开启了票号时代。
他设立的日升昌成了票号的鼻祖。
当时，有很多在北京开铺做生意的山西商人，每到年终结账的时候就是大家最烦恼的时候，因为商铺的总号都设在山西，各个商铺都要将一年的盈利送回总号，一般这项任务都由镖局来完成。
但是，世道的不太平和运镖的高成本都提高了这项任务完成的难度。
这时，西裕成颜料庄的大掌柜雷履泰率先以拨兑的方式来替大家解决难题，有需要的商户只需要将银两交给西裕成在北京的分号，然后北京的分号写信给总号，商户持信件就能够在总号兑取现银，而西裕成颜料庄适当收取部分汇费。
这样的方式深受大家喜欢。
于是，要求汇兑的人日益增多，汇兑业务也越来越兴旺，等到年终结账的时候，颜料庄这项汇兑的副业盈利竟然比主营业务还要多，大掌柜雷履泰与东家商量，将颜料庄的业务停掉，主营汇兑业务，于是，日升昌票号就此产生了。
日升昌的成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中国产生了专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以此为分界线，它也见证了晋商在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崛起。
从票号 发展衰亡看金融创新
从山西票号发展衰亡看金融创新李天怀2003-09-01 09:22:43山西票号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期，即清朝道光年间。
它是主要为工商业经营存、放、汇等银行业务的信用机构，随着清朝中叶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晋商的崛起而产生。
山西票号之所以被社会上称为票号，源于开始经营汇票业务，故称为票号。
山西票号也是我国第一家票号，牌号为“日升昌”，是山西平遥县人雷履泰首创的。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曾兴盛近一个世纪，当时清朝的经营汇兑业务基本上由山西票号所垄断，创造了盛极一时的辉煌历史。
然而，在清末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困扰下，在与新型的现代银行竞争中，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短短几年便销声匿迹了。
究其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试图从金融伦理这一角度来探索山西票号的衰亡原因。
一、山西票号初始阶段所制定的伦理道德规范不能一以贯之地执行山西票号在创立之时，就十分重视票号制度和道德规范建设。
如素有“三帮”之称的平遥、太谷、祁县票号就在成立时制定过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道德规范，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不准接眷外出；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在外开店；不准染习不良嗜好；不准蓄利放贷；不准用号款借与亲友；不准买空卖空，投机取巧；不准懈怠误事；不准向号中相与之家浮挪暂借，违者议处，直至开出号外等。
从山西票号这些行为规范来看，即使今天也不落后，然而在切实践行这些道德行为规范方面却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
在山西票号发展的后期，由于整个清朝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危机不断，而那些山西票号的东家们多有穷奢极欲，纸醉金迷，腐化堕落者，他们在事业有成后，对于票号经营疏于管理，当初所制定的那些行为规范成为一纸空文，豪华生活，坐吃山空，焉有不败之理。
山西票号如此迅速衰败，它启示我们，在金融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的金融部门和单位要时刻牢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克服国有银行存在的那种“家大业大，浪费一点没有啥”的错误观念，坚决反对以贷谋私，贪污受贿，损公肥私的行为，要深化纪律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强化监督机制，加大稽查力度，严防大案要案发生，同时要加强金融职业道德教育与实践。
晋商论文
心得体会学号：10321090784 班级: 103英九班姓名：王钦票号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晋商文化，源远流长。
在山西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上，在商业迅猛发展的大潮中，催生了一批又一批著名商帮，涌现了一批又一批著名商号，孕育了一批又一批商业奇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
山西票号是晚晴民间自发创办的旧式金融机构，发迹于道光二十年左右，兴盛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延至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条件，并最终于1940年退出历史舞台。
山西票号存在的一百多年里，它几乎垄断了国内埠间汇兑业务，并赢得中国界“执牛耳”的显赫地位。
山西票号继承了晋商深厚的经营文化底蕴，它的一些经营理念及运行模式对现代经济具有明显的借签功用。
“以信为本”是山西票号的经营特色。
山西票号放款业务向来看重商家的信誉，一般不做抵押贷款，这在现代社会简直匪夷所思，但山西票号却乐此不疲，并依此经营特色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以上经营理念要求与之配套的大环境。
首先是政局稳定，该因素也是一切经济正常运行的必备条件。
山西票号中前期的顺利经营与较少的政治，军事冲击关系甚大。
其次是正常的商业习惯及商业心理。
晋商“以信为本”的商业习惯由来已久，闻名塞外的复盛公商号就是靠与之交往商号的信誉支持才勉强站住脚跟，并最终成就为著名的大商号，山西票号继承了晋商的优良传统。
正常的商业心理至关重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赚的钱一定要赚，但不应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欺骗心理，坑害商家。
山西票号的主营业务为汇兑，存放款业务亦是为方便商家调拨各地款项而设立。
山西票号极为注重自身信誉，很少有拖欠客户存款事例的发生。
敏锐的观察力是落实“以信为本”的重要手段。
它也是该经营理念的核心要求。
考察市场，调研客户的职责一般由各票号的跑街来承担。
各票号号规也有严格的规定，在开拓市场时，先做汇兑业务，待市面熟悉，各商号内情了解之后，再做存放款业务。
由此而知，山西票号对商号“信誉”的考评及论证是极为重视的。
浅析山西票号的历史地位
Forum学术论坛 2017年3月169浅析山西票号的历史地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 高洁摘 要：山西票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做为现代银行业的前身，从清代和近代以后，在资金运转、存、汇、兑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许多经营制度和管理制度一直影响到今天。
本文主要对票号的历史地位进行探讨，分别对票号与近代工商业、清政府及近代工业交通的关系进行讨论，从而进一步了解票号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关键词：票号 历史地位 近代商业 近代工业与交通业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3(b)-169-02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
经晋商经营开拓业务，名声大噪，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控制着全国金融。
其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
山西人最早经营票号项目，且创造出一系列辉煌的历史。
世界最早的票号便是平遥古城中的日升昌记，而最鼎盛时期，平遥城中仅票号就有22家，他们的分号遍布全国50多个商贸城市，可以说是真正的“汇通天下”，控制了全国的金融网络。
这段时间使晋商走上了历史最高点。
正是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史占据着“执牛耳者”的地位，所以，其对中国金融史、中国历史进程都起着重要作用。
票号潜移默化地凭借其内部管理制度、外部运营体系，奠定了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1 票号发展了工商业1.1 票号完善了工商业内容从票号经营汇兑开始，工商业者就是其最广泛的顾客来源。
这是由于他与票号遍布各地的特点相适应，双方可以相互交流合作。
因此票号与工商业产生了强烈而紧密的关系。
19世纪，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萌芽，并且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商业越做越大，许多商号在若干城镇设有分庄或练号，从事长距离的贩运贸易，资本在城镇间调拨频繁。
这与票号分布的特点相一致。
同时，一些大的商业组织，是商业和工业混合企业。
他们一般都是前店后厂，在产地加工，到外地销售。
在山西这种商业主要包括盐业、冶铁业、茶行、药材行、烟行、颜料行等行业。
探析山西票号的衰败之路以及对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启示
三、总结
山西票号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的辉煌，它在创造了一个金融奇迹之 后的衰败引起我们的深思。这里有社会大经济环境的原因，有山西票号 内部产权不明晰的原因，也有当时官商勾结的原因 。 从山西票号的发展 历史中，我们不但应该总结山西票号走向失败的原因，更重要的以历史 而鉴现实，汲取山西票号兴衰史中的经验和教训，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櫎殼
3. 分设了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金融网络 帮” 一起被称为山西票号，创造了中国金融业的巅峰。 以得以辉煌发展的根本 中，有以下几个重点原因。 1. 与清政府的勾结，使山西票号从市场化走向了政府化 。 督抚来往甚密，得其信任，亦步亦趋，虽调任亦与之同行”
39
中国外资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承担越来越多的 赔款，而且用于战争的军费也不断增加 。 但是，当时大量的鸦片和洋货 输入中国，社会经济萧条，关税自主权被列强剥夺，财政亏空。 在这样 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以以捐纳 、 捐输这些变相的卖官、 摊 派来解决财政危机。并且让山西票号承办筹拨汇兑京饷 、 军政费用等本 属于国家财政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 这也使得晋商有了行贿纳礼、 结交权 贵的可乘之机。因此，晋商成为清政府的工具，晋商的命运也完全与清 王朝绑在一起。随着清政府的衰败，山西票号也就必然衰落。 2. 山西票号内部的激励机制产权不明 激励机制应该使组织中的每一个经济行为体产权明晰，只有这样才 能为组织中成员提供足够的约束和利益 。 人身顶股制是票号初期财东为 了激励员工所建立的制度，但是，这种经营机制存在弊端： 入银股的票 号资本家对票号承担无限责任，而经营者的股票 只 是 身 股，不 承 担 责 任。这种情形违反了组织行为学中 “责任与权利必须相等 ” 的组合原 则，而且随着经营者的身股增加，产权趋于模糊。据统计，到 20 世纪初 期，各票号身股数普遍超过了银股数。 这样就导致了主权界定的问题。 经营者与财东对资本盈利共享，风险却不共担。 这样，经营者会去选择 风险大收益达的业务来为自己谋利同时又不用担心自己的损失 。 这就导 致了票号内部组织出现无效率，阻碍了票号的发展和创新，最终走上了 衰败之路。 3. 过分依赖信誉，不注重风险的防范，由于晋文化中的 “安分守 己” 的纯朴民风，山西票号在初期从选择经营者到判断员工是否可以入 身股均以诚信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放款时，也多以信誉为依据， 没有适当的防范措施。而当后来社会时局变化，很多票号的信誉不复存 在，但票号主确没有认识到这点，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在大量放宽无法 收回的情况下，仍然超负荷经营，导致票号最终陷入困境 。 票号经营初 期的主要利润来源是汇兑收入，后来由于放宽利润丰厚，在 19 世纪 90 年代，票号改变谨慎的经营原则，迅速业务规模，形成了房款规模大大 。 于此同时，使用 超过存款的局面，甚至动用作为抵御风险的 “护本 ” 信用房款贷给商人、官吏及个人，不采取任何保障措施，造成了许多呆 死账。到了后期，为政府借垫公款成为主要的房款业务，过多的依附于 政府，失去了独立性。因此，当清政府垮台，巨额的借款无法回收，导 致大多数票号无力偿付挤兑而倒闭 。 除了上面详细论述了几个原因以外，还有很多原因也直接或间接导 致了山西票号的衰败，如当时战事频繁，时局不稳的大环境； 如当时外 国资本大举入侵； 如当时世界产业格局变化等原因 。 1期 ［ 3］ 刘鹏生，崔鸿雁，刘建生 ， 《山西票号错失变迁机遇的新制度 ，商海明鉴 经济学分析》 ［ 4］ 张亚 兰 ， 济 2004. 12 ［ 5］ 隋运生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 从山西票号的兴衰看我行的改 ，金融论坛，2002. 2 革和发展》 《山 西 票 号 的 兴 衰 与 金 融 协 调 》 ，中 国 合 作 经 ” 山西票号通过其 “自身股” 的激励模式，将财东和经营者还有 监管。 员工之间基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产生的外部成为 专为内部成本，由于经营者不但不负责出自而且还能在其中分红，活着 的时候可以得到利益，身故则留给家人。 这种从动机监管出发的激励机 制使山西票号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 我国也应该不断发展分业监管模 式，比率监管等常规的监管已经不足以有效的监管我国当今的金融体 系，所以，必须加强动机监管。 2. 但是，山西票号到最后也走向了衰败，这与山西票号与清政府勾 结和过分依靠信义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国的监管体制还应该进一步完 善我国的监管法律系体。在当代，也是由一些企业像山西票号当时一样 与政府交往过多，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采取寻租行为 。 因此，我国监 管体系应该加大监管力度，认真查处寻租行为，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 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从山西票号过分依赖信义的角度，我国监管机 构应该进一步建立监管系统对市场内部的企业建立一定的保护制度，以 法律来约束一定的行为，而不是简单的靠诚信。 3. 针对山西票号内部最后的产权不明晰的状态，我国监管机构应该 建立明确的产权明晰制度，最大限度的使个人努力与收益以及所担负的 责任具有正相关性。因此，目前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应首先形成规范 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 总经理之间的权 利、责任和利益，形成相互制衡关系，加强内部约束机制： 使股东会为 公司的权力机构； 董事会受股东会的信任托管、 掌握公司重大事务的决 策权和对经营者的任免权； 董事会委托总经理，总经理在董事会的授权 下行使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管理的权利； 监事会受股东会的委托负责监 督董事会和总经理的活动并接受股东会的监督。
晋商的创新经营及其对民营企业的启示
晋商的创新经营及其对民营企业的启示内容摘要：本文认为晋商能够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其关键在于能够不断创新，票号、股份制、人身顶股制等都是由晋商首创。
中国现代民营企业要想在强手如林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制度、管理、技术、产品等方面的创新。
关键词：晋商创新民营企业启示晋商的创新经营（一）山西票号晋商最重要的创新是成立票号。
票号，又称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
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经营存款、放款等业务。
票号在我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从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诞生到被近代银行业所取代，山西票号曾兴盛近一个世纪，几乎垄断了当时全国的汇兑业务，享有“汇通天下”之美誉，创造了盛极一时的辉煌历史，山西也一度成为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
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埠际贸易的发展，使传统的商人自带现金或由镖局押运进行现金收解和债务清算的方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就对货币金融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
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经常发生资金调拨。
过去均采用由镖局运送现银的形式。
但是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
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就应运而生了。
当时，在京师经商的山西人很多，每到年关，都通过镖局携带银两回家。
镖局运现费用高，路上也不安全。
有一位在京做干果生意的商人，与西裕成颜料庄的掌柜熟识，便托西裕成往老家捎带银两，他先把银两交到西裕成京号，由西裕成京号写信给平遥总号，等他回到山西后，再到平遥总号支取银两。
后来，由于这种方式比镖局安全、便捷，来请求兑拨的人越来越多，双方才协商交付汇费，变无偿为有偿。
西裕成的掌柜雷履泰独具慧眼，很快看出了巨大商机。
西裕成颜料庄从此便兼营汇兑业务，因获利颇丰，便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
1823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总号设在平遥，这就是中国第一家专门经营异地汇兑的金融商号。
金融发展史上晋商票号的里程碑意义
金融视线DOI：10.19699/ki.issn2096-0298.2021.10.079金融发展史上晋商票号的里程碑意义①济宁学院经济与管理系 齐慧丽 高尚君 朱微摘 要：票号是我国金融史上特有的金融机构，由晋商所创。
晋商遍布我国大江南北的商业体系，人们对资金汇兑的需求是票号产生的直接原因。
晋商票号首创汇兑制度，使中国的货币清算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运营上出现了类似很多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在我国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关键词：晋商；票号；金融；汇兑制度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05(b)-079-03在中国悠久的金融发展史上，晋商票号无疑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晋商票号产生于清道光年间，兴盛于19世纪60至90年代，清同治、光绪年间，晋商票号还承担了清政府的财政职能，为朝廷代办官饷，基本控制了全国金融。
晋商票号发展于近代，遗存史料较多，同时遗留了一大批造型精美、保存完整的实体建筑，堪称是实体的近代金融史博物馆。
晋商票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商业银行的萌芽，晋商票号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山西地方商业文化有机结合，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晋商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任何金融创新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自然条件，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晋商商帮的兴起是晋商票号诞生的土壤。
具体说来，大致有三个方面。
1.1 贸易活动的兴起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品贸易不被重视。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活动更加活跃，虽然明朝长期实施海禁政策，杜绝海外贸易，但走私活动长期盛行，禁而不绝。
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私人出海贸易合法化，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白银大量内流，促进国内贸易日趋活跃。
同时，在中国北方，蒙古和明朝也一直存在着历史悠久的贸易往来。
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与蒙古俺答可汗达成“封贡互市”协议，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战争状态，双方贸易规模迅速发展扩大。
晋商票号治理模式探究
摘要：自古以来，晋人善商，最早的山西商人可以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在春秋战国时期，三晋大地是名噪一时的商业繁荣区，如上党地区的“太行之路”成为当时的物资集散地，以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物产，吸引了广大商人，与此同时，晋国涌现了猗顿、计然等富商大贾。
晋商真正兴起并成为一支地域性的商帮是在明清时期，晋商在这一期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获得“执全国金融之牛耳”的美誉。
晋商注重信义，重视员工的道德教育，并首创了“两权分离制”“联号制”“顶身股制度”等制度。
关键词：晋商；票号治理；人力资源管理一、晋商股份制的创设及其治理结构晋中商人在封贡通市后为边疆地区做了突出贡献。
咸丰时期广西监察史张思衡的奏折中提到晋中富家的资产。
其中太谷、平遥、榆次等地百万以上家产者达百余家，可见晋中地区已经是山西乃至全国的首富之地。
当时，晋中商人开办票号，仅有太原出现过两家票号，全国其他地方也没有推广，当时全国所有的票号都设在平遥、祁县及太谷三个县，这三个地方又被称作票号故里。
晋中商人在开办票号时已经实行了股份制的资本组织形式及管理制度特别是针对员工的“身股”制度在全国都是首创。
他们采用顶身股的形式将掌柜、员工的利益及商业效益捆绑在一起这进一步激发了持股人的责任感与进取心，同时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这样的做法对于解决当前企业经营者与生产者的约束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晋商的股份制实践使得他们从一个个体小商贩逐渐成为大城市的坐商，进而形成全国性的商业组织。
这已经完全超越了小农经济的发展模式。
开始向现代企业方向发展，另外晋商创办的票号也是中国金融业的雏形，这里的票号不是简单的民间汇兑，已经是具有存放款业务的企业，即银行业务。
作为银股持有者的东家是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及资本经营者。
他会有效行使其所有者权能，尽可能降低企业风险。
此外，很多晋商还实行覆盖全国甚至海外的联号制度，以实现经营商品的多元化。
在对经理的选取上，东家一定会非常谨慎，在聘任之前会对掌柜进行严格的考察，同时还会考验其品行。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浅谈晋商票号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P100210058 10级金融一班赵亚鹏近年来由于《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大院》,《走西口》等文艺作品的影响，晋商，晋商票号半个多世纪后再此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这股热潮大多是一种人文渴求的自我满足，对晋商票号的研究应更多的还原其本。
晋商票号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山西晋中晋北地区自然条件较晋南地区恶劣，在以农业为根基的君主专制社会，晋中晋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直是滞后的。
从北宋后期开始，晋中晋北地区世代务农的农民中就有人离开贫瘠的土地，到口外谋生。
主要路线走出杀虎口到河套地区垦荒。
短命的元朝连年的战乱，这些走西口的汉子中出现了运送粮草发了战争财的财团。
之后开始涉足南北商贸物流，在尚处游牧的蒙古和富庶的华南地区的行商坐贾中积累的大量财富，为从事票号金融业打下了的基础。
其次，人力资源从严格限制个人的君主专制社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
世代在贫瘠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发现人挪活，经商致富是勤劳致富，应该受到尊重，于是自汉独尊儒术以来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被击碎，而且平起平坐。
孩子只要可以计数写字，便被大人送进商号学徒。
晋商上创造的“身股”制度，几乎是职业经理人制度的雏形。
个人的才能和积极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挥，为票号的兴起积累的大量的的人才。
最后，山西的地域文化为票号的发展提供的意识形态的保障。
晋北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因德才超群，居菩萨之首，故称法王子。
广泛的信众基础形成了崇德的社会风气。
临汾洪洞是明初大
移民的出发地，“问我老家在何处，大槐树下老鹳窝”，使走南闯北的晋商更容易获得认同感。
运城解州是关公故里，心同日月义同天，晋商以信义为纽带团结在一起。
以信取利是所有晋商财团的理念，各个商贾集散地均有关公庙，比如丝路重镇甘肃兰州永登县红城镇现存一座山西商人出资兴建的关公庙。
没有法制的君主专制社会，这些理念是涉足金融信用的重要保障。
晋商票号不仅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促进作业，而且为中国官商银行的设立，发展提供了条件，晋商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
一、改变了中国近代的金融流通方式
票号产生以前的资金流通，全靠镖局运现。
每有战乱，常使金融阻塞。
而票号产生以后的作用，则如1935年一份《钱业日报》载文《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之地位》所述：“所幸山西票庄，筚路蓝缕，以启荆棘，调查各地之市况，制定兑换之标准，虽市制复杂，银色相差，亦可使之彼此流转，互为交易，盖此种业务，在当时本为汇兑之便利计耳。
殊不知金融流通，即以此而做基础，我恐今日中国之金融事业，于混沌杂乱中，尚能回转流通者，山西票庄之所为或以不无关系也。
”
票号的号规是严格的。
所有票号都规定“十不准”，包括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
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刻除名。
这种严厉性在于它是公认的行规，凡是因犯事而被除名的伙计，其他商号都不得将其录用。
也就是说违反
行规直接会断送此人的经商生涯。
各个商号还会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更具体的规定，例如，除父母丧葬大事，不得请假，每月准忌讳平安家信，但不能带东西银钱，家信要送总号检查，并有总号转交。
这种不近人情的规章制度带来的是票号的生意兴隆。
这种治理结构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二、为近代官商银行的设立提供了人才
山西票号曾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分号，每个分号都需要优秀的管理人才。
在清政府开始设立官商银行时，这些票号的管理人员和一些票号股东中的优秀人才自然是银行管理人员的候选人。
如盛宣怀在1897年筹组通商银行时，在一封信中提到“拟于通商大码头用洋人为总管，于内地各省会用晋人为总管。
因内地分行，不能放账，仅能通汇票，或寓放账与汇票之中。
……如果一时得不到许多汾，太好手，拟将湖北，湖南，四川，陕西，山西数省，专用西帮，仍悬通商银行招牌，而悉照西号办法。
即请阁下速将函中所言之平遥巨手，代为延定。
……如此人不能来，弟亦决计要用西帮，但访求殊不易得。
公于都中各西号多熟识，望再费神代为切而求之。
”
票号之所以能够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分红制度。
晋商有言：“薪金百两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
”身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在本金亏损的情况下，顶身股者不承担相应的亏损责任，而有权利分红。
这样，掌柜和伙计就不用承担本金风险。
从这一点上看，身股制度并非资产制度，而是属于利润分成的激励制度。
为了给伙计示范，有些票号，对有重要影响或者创造巨大利润的人员，还实行身股继承制度。
即在其
去世后，票号依然会给与其家人一定年限的身股分红，最长可达七年。
这种制度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员工的利益和票号的利益紧密联系，从而能能有效的激发工作热情。
由于山西票号在山西影响大，信誉佳，使人们对山西票号产生了信任感。
袁世凯在天津开始银行学堂时，也“在山西招募学生六十名”赴津学习。
三、为开设官商银行提供了方法
就其性质来说，票号已经可以被看做是银行。
清末成立官商银行时，票号经营汇兑，存放款等业务的方法给成立银行提供了现成的经验。
诚如秦省如在1935年撰写的《山西票庄在今昔经济之地位》中说：“虽然银行之业务者，非自现代始，昔时已有之，不过比之现代银行，规模狭小，组织不完备而已。
中国货币制度发达较早，司其流通汇兑者，当亦曾有金融机关存在。
及至票号开设以来，汇兑，借贷，存款各业务，遂成为经营之专职。
当时之金融业，票庄最占势力，由今顾夕，则山西票庄，诚银行之先导也。
且银行设立之初，其组织固迥然有异，然规则习惯，犹有因袭票庄者也。
”
票号自诞生起，就形成一整套严密的经营管理制度，为票号的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形成一套独具特色，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方式。
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等制度构架，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
这些制度大都起自其创始人雷履泰。
当然，雷履泰也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依据晋商以往在做生意中日积月累形成的
日常经验和制度体系。
四、积累的丰富的金融商业文化
晋商文化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她继承并融汇了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验和自强创业的精神，在我国的商业金融思想史上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使得“晋商”这一由山西商人自始至终自发组织而形成的群体，汲取前人优秀的经商思想，积累的丰富的经验。
在明清时期迎来了商业资本的鼎盛时期，并且执全国商业资本牛耳达四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