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
论述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 概述说明
论述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概述说明1. 引言部分的内容：概述：本文将论述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
票号作为古代中国商业发展中的一种独特形式，曾在山西地区兴盛一时，然而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衰落。
通过对山西票号的兴起和发展、衰落与衰退以及经验总结与启示等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旨在从历史角度审视山西票号，并总结其中的教训和启示，为今后的商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文章结构：本文分为引言、山西票号的兴起和发展、山西票号的衰落与衰退、山西票号的经验总结与启示以及结论五个主要部分。
首先，我们将在引言部分介绍本文研究背景和目标。
其次，在第二章将详细讨论山西票号的兴起过程及原因、发展特点和规模；第三章将分析影响山西票号衰落与衰退的因素、管理问题以及经济环境变化对其造成的影响；第四章则会对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问题与挑战进行总结，并探讨借鉴的价值和意义，为今后的商业发展提供启示；最后，在结论部分将对研究内容和观点进行回顾总结，展望山西票号的前景并提出相应建议，同时也会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方向建议。
目的：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深入研究山西票号的兴衰经验，揭示其兴起与衰退之因，并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希望通过对山西票号历史发展的回顾与剖析，能够为现代商业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此外，本文还旨在加深人们对历史商贸实践中种种因素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其对商业发展产生影响的认识，并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了解山西票号经验与教训的视角。
2. 山西票号的兴起和发展：2.1 背景介绍:山西票号是中国古代贸易金融机构之一，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明代。
山西地处中国的华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商业繁荣的地区之一。
在明代中叶之前，山西的商人主要从事商品交易和本币贷款业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的增加，山西商人开始开设票号，这为他们提供了更为便利和灵活的货币流通方式。
2.2 兴起过程及原因:山西票号得以兴起和发展的原因有多方面。
首先，山西商人具备丰富的商业经验和广泛的商业关系网络，在商品贸易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山西票号的名词解释
山西票号的名词解释山西票号是指中国古代山西地区的票号业务，是中国商业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票号在中国历史上起源于明代，而山西票号则成为了明清两代商业繁荣时期的代表。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对山西票号进行深入的名词解释，探讨其历史、功能以及影响力。
一、山西票号的历史背景山西票号的兴起与山西地区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
明代时期，山西地区发展迅速，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
其中，山西的矿业资源和商业活动为票号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此外，山西地区的商业家族也因其商业才华而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了票号的主要经营者。
在明代末期，由于战乱和政治动荡，票号的发展遭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
然而，随着清朝的建立，山西票号再度迎来了发展的机遇。
清代的山西票号达到了巅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商业系统，对当时的中国商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山西票号的功能山西票号起初是为了解决商人在长途贸易中的资金问题而设立的。
票号作为一种商业机构，向商人提供贷款和票据兑付服务，以此促进贸易的发展。
与当时的银行相比，票号更加灵活、便捷。
商人只需递交财物或抵押品，即可得到所需的资金，大大简化了交易流程。
此外，票号还承担着票据兑现的责任。
在当时的商业环境下，票据是商人进行贸易的重要手段。
票号承兑商人的票据，并按约定时间将资金支付给持票人。
这种制度提高了商人的信用度和交易安全性，进而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三、山西票号的影响力山西票号在中国商业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票号的出现填补了中国古代金融体系的空白。
由于传统的银行机构功能不足，票号成为满足商人资金需求的重要渠道，推动了商业活动的繁荣。
其次，票号的商业模式为中国商人提供了新的商业思路。
山西票号的经营者往往是商业家族，他们具备丰富的商业经验和财务实力。
票号的经验和模式被其他地区的商人学习和借鉴，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商业体系。
最后，山西票号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票号的弹性贷款和票据兑现机制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资本流动。
这一机制不仅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也为农民和手工业者提供了融资渠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浅析山西票号的历史地位
Forum学术论坛 2017年3月169浅析山西票号的历史地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 高洁摘 要：山西票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做为现代银行业的前身，从清代和近代以后，在资金运转、存、汇、兑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许多经营制度和管理制度一直影响到今天。
本文主要对票号的历史地位进行探讨，分别对票号与近代工商业、清政府及近代工业交通的关系进行讨论，从而进一步了解票号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关键词：票号 历史地位 近代商业 近代工业与交通业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3(b)-169-02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
经晋商经营开拓业务，名声大噪，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控制着全国金融。
其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
山西人最早经营票号项目，且创造出一系列辉煌的历史。
世界最早的票号便是平遥古城中的日升昌记，而最鼎盛时期，平遥城中仅票号就有22家，他们的分号遍布全国50多个商贸城市，可以说是真正的“汇通天下”，控制了全国的金融网络。
这段时间使晋商走上了历史最高点。
正是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史占据着“执牛耳者”的地位，所以，其对中国金融史、中国历史进程都起着重要作用。
票号潜移默化地凭借其内部管理制度、外部运营体系，奠定了其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1 票号发展了工商业1.1 票号完善了工商业内容从票号经营汇兑开始，工商业者就是其最广泛的顾客来源。
这是由于他与票号遍布各地的特点相适应，双方可以相互交流合作。
因此票号与工商业产生了强烈而紧密的关系。
19世纪，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萌芽，并且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商业越做越大，许多商号在若干城镇设有分庄或练号，从事长距离的贩运贸易，资本在城镇间调拨频繁。
这与票号分布的特点相一致。
同时，一些大的商业组织，是商业和工业混合企业。
他们一般都是前店后厂，在产地加工，到外地销售。
在山西这种商业主要包括盐业、冶铁业、茶行、药材行、烟行、颜料行等行业。
“山西票号”与张家口
票号，亦称“票庄”或“汇兑庄”，后来统称“钱庄”。
据《察哈尔省通志》记载：“民国12年(1923年)以前，张家口的票号、钱庄达42家。
这些票号和钱庄都由山西人经办，并且全部由山西人一手控制和操纵。
”山西票号在河北张家口百余年的经营活动中，始终掌握着这里的经济命脉。
当时，张家口商业极为发达，桥西堡子里内棋盘街有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为民国中央政府官办，经理是山西榆次车辋镇人常老九，并通过常老九的介绍，由山西榆次人郭恒斋担任张家口分行主任，跑业务的为山西徐沟人李金山。
堡子里开设的还有宏盛票号、豫兴票号。
股东是山西人的大商号大盛魁，经理是山西祁县人王明府，宏盛票号有经济雄厚的大盛魁作靠山，生意特别兴隆。
王明府还被商界推选为张家口商会会长。
棋盘街设有兴隆达票号，股东为山西祁县城内永聚祥的分号；裕源永票号，掌柜的是山西文水县人王毕义；兴吉票号后改为“大川玉”，经理是祁县人王锡驾。
兴隆街有集股开的票号永瑞，经理为山西太原新城人何尧臣；书院巷的宝丰裕票号是集资开的，经理是祁县人段寿。
张家口上堡水岔街的锦泰享、锦泉涌以及后来开办的锦泉兴、锦泉永钱庄，股东是山西太谷县北洗村财主曹三喜的后人，经理是祁县人罗汉山。
此外，还有“兴太”、“广义”、“恒盛”、“永吉”、“大业”、“汇丰”、“世合德”、“万裕兴”、“聚德”、“万裕兴”、“义顺成”等票号。
这些票号的股东、经理均是山西太谷、祁县、平遥、榆次、文水县人。
在张家口最著名、经济实力最强的山西票号是山西平遥县的日升昌票号，也是最早在异乡开办的票号。
山西平遥帮最早在张家口开办了一家叫“百川通”的票号。
百川通票号的资本银为10万两白银，仅1900年前后4年当中，就获利603万两。
山西人在张家口开设的票号地址大部集中在堡子里，因为堡子里有高厚城墙，极为坚固，是最为安全的地带。
堡子内有一较大票号叫宏茂，股东是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的乔范五。
另一家票号叫“大德通”，是祁县城内“大德通”的分号，也是乔家开办的。
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业务
3、存贷款业务与汇兑结合 “顺汇” “逆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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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业务：发行银两票 可以随时凭票兑现，可以用于流通
代办捐项 京外人士捐纳官职 平色余利 票号在收取汇兑银子时，挑剔银子成色，在
秤码上小施手法减少分量
山西票号——制度
山西票号的制 度： 2、总号、分号 3、记账制度—
1、股份制
制
—龙门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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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弱国无强商
5、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发生在上海的三次金 融风暴 6、动荡社会局势——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辛亥革命
盛宣怀开设了中国第一 家现代银行——中国通 商银行
山西票号——灭亡
转型银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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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丰厚票号票号掌柜 李宏龄 看到了票号的弊 病，多次主张把票号改组为银行，可惜壮志未 酬，也是票号失去了转变为现代银行的机会
制
—龙门账
4、防伪制度
5、用人制度
6、学徒制度
7、铺规、号规
山西票号——制度
2、总号、分号制
1、股、记账制度— 2 、总号 、 分 4、防伪制度 5、用人制度 大掌柜一人 二掌柜一人 三掌柜一人； —龙门账 号制 制 账房先生一人 实习生若干； 文牍先生一人 实习生若干 正跑街一人 副跑街一人 练习跑街若干； 坐掌柜一人 分号机构： 与总号相似，除了固定人员之外，当地雇佣临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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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定期 为3—6月 也有一年以上的 月息在三四厘
左右 如提前支取则无利息
贷款：对象多为官员、商号、钱庄 “不图获利，但求稳妥与活动， “无论官商士庶，积有金钱，皆愿储票庄。上 而公款，如税项、军饷、边远各省丁糟等，下 最忌冒险与迟滞” 而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藏等，无一 不存票庄内” 减少了风险，但限制了存贷款业务的做大
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一、票号的兴起票号即票庄、汇兑庄，主要办理国内外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是为适应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
以前用起镖运送现银的办法，费时误事，开支大，不安全。
自嘉庆、道光年间，民间有了信局，通行各省，官吏及商人迫切要求以汇兑取代运现，遂诞生了票号。
票号的起源有几种说法，通行的说法是:山西第一家票号由雷履泰于道光初年，把日升昌颜料铺改成票号，总号在平遥城西大街路南，分号在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
几年后出现蔚字五联号等，为平遥帮票号。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
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
票号存在约百年，前40年(道光、咸丰时期)，是晋帮垄断时期;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浙商胡光墉在上海设阜康票号，继有杨源丰等，为南帮票号。
后60年(同治、光绪、宣统、民国初期)，是山西票号为主，南帮票号为辅时期。
曲殿元在《中国金融与汇兑》(1930年上海大东书局版)中说:"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约百余年。
"二、票号汇通天下票号是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而发展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交通发达、国内外汇兑的客观需要。
票号办理汇兑、存放款，解决了运送现银的困难，加速了资金周转，促进了商业繁荣。
票号商人与官府勾结，代清政府筹措汇解京饷、军饷，筹还外债，收存中央及各省官款，起过代理国库和省库作用。
票商也曾资助民族资本，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助产婆"。
票号不同于先有的账局、钱庄，也不同于后有的银号、银行。
票号主要业务是办理商业汇兑。
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
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号，总号多数在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
山西票号，中国银行的“乡下鼻祖”
山西票号，中国银行的“乡下鼻祖”作者：暂无来源：《企业观察家》 2016年第8期杜君立虽然晋商从明至清一直颇有影响，但直到票号兴起，晋商才真正崛起为“天下第一商帮”。
在票号出现之前，已经有不少从事金融服务的典当行、钱铺和银号，且不乏晋商投身其中。
当铺即以物品抵押小额贷款，钱铺和银号则以银钱兑换为主。
票号主要是做城市之间的银钱汇兑，规模远比典当行和钱铺、银号大得多，但其中仍有很多相似的历史渊源。
票号之所以能从晋商中发展起来，这也与其遍及全国的网络化商业有关。
票号其实并不是新鲜事物。
中国古代一直以铜钱和白银为法定货币，相比黄金来说，银和铜都属于单位重量价值较低的金属。
对于大额远程交易来说，因携带和运输不便，货币交割成本偏高，再加上银块没有统一标准，其重量和成色千差万别，因此便有了替代性的“飞钱”和“会票（银票）”。
对晋商来说，历经长时期发展，到晚清时，已经出现了许多资金雄厚的大商巨贾，其商业网络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海外。
大宗商业贸易必然伴随大额资金交易，这对远程汇兑既构成需求，也形成天然的便利条件。
就这样，山西票号就水到渠成地诞生了。
日升昌票号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山西颜料商人雷履泰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明清时期，人们的衣物大都是手织布，这种棉布须经手工染色。
颜料虽小，却价值巨大。
广阔的市场需求，使颜料商成为晋商中极其显赫的群体，特别是平遥颜料商。
仅在北京一地，就有36家平遥颜料商，此外，通州还有36家。
这其中，西裕成颜料庄是规模最大的一家，除了北京，它在天津、沈阳、四川等地也有不少分号。
晋商在外经商，经常要将大笔银两运回山西老家，为了保证安全，还要雇佣镖师沿途护送。
到嘉庆后期，北方接连爆发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起义，再加上灾荒歉收，饥民四起，运送现银的风险非常大。
靠着大树好乘凉，一些小商人便找到雷履泰，请他看在同乡的份儿上，从京城往老家代捎银两。
时间一长，便有了固定的做法：即先将银子交到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给平遥总号，然后再在平遥提取银子；西裕成也从免费的友情相帮发展到略收一些“内贴”。
山西票号的发展与演变精讲PPT
下面简要介绍几个制度
二、票号的组织架构
1、股份制与两权分离
晋商在明代就已经开始组织股份制企业，合作投资， 资本金根据投资人的经济实力与意愿确定股份多少， 作为股东，经营成果按照股份多寡承担风险和享有 收益，创造了中国最早的股权融资制度。
润分红后，按股份比例（包括实物资本股和人 身股），提取一部分红利留在企业参加周转使 用，这部分资金仍归个人所有，只付给利息不
分红。经营中若发生亏损，由副本支付，借 以确保资本充足率。
二、票号的组织架构
这项制度，我认为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 新资本协议草案（第三稿）提出的从管制性资本到 经济性资本的转变是一致的。
这种全权委托的东掌关系，将大掌柜的德能置于全 社会的监督之下，大掌柜若经营模式不善或不够尽 心，会面临信誉的损失，在当时的经理人市场上被 人低看，会威信扫地，没有出路，对大掌柜的保人 也不利。所以大掌柜都是忠心耿耿，尽职尽责，谓 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二、票号的组织架构
2、联号制度 山西银行实行总分支机构制，总号设在山西本
考核制度：总号对分号的考核，是以“结利疲帐定 功过”，但以不对它号造成损失为原则，否则给予 处罚。
报告制度：
书面报告：①正报 ②附报 ③行市
④叙事报报告 ⑤年终报告
口头报告：①每日晚上面报
②大掌柜巡视面报
③班期回总号面报
二、票号的组织架构
3、资本管理制度 票号资本金有正本与副本之分。 正本是股东的货币投资，在万金帐中记载。 副本也叫“护本”或者“倍股”，是在企业利
间传说票号号规为顾炎武“亲手所订”，是为家票 号。 不管那一种看法，票号确实发生于清代山西，渊源 于晋商。是适应商业资金调度需要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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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山西票号摘要：百年前山西曾经是中国的金融中心。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金融核心地位？为什么票号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深反思。
重新审视五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也让我们不由地忆起那些曾经的辉煌，那些曾经属于晋商的辉煌。
正文：我们都知道商业繁荣的地方，往往也会成为金融业繁荣的地方，例如当今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无一不是商业繁荣之地。
而山西之所以在近代逐步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决定性的因素是晋商的崛起。
商通天下——纵横四海的晋商足迹我们都知道商业繁荣的地方，往往也会成为金融业繁荣的地方，例如当今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无一不是商业繁荣之地。
而山西之所以在近代逐步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决定性的因素是晋商的崛起。
关于晋商在明清的崛起，很多学者都分析了地理方面的原因。
的确，从商业角度来看，山西的地理位置是特殊的，正如《五百年来谁著史》中提到的“自古以来，山西介于中原与北国之间，这里的文化不能不是多元交融的”。
在明清期间，山西是一个陆路贸易的枢纽，这一时期，活跃在“茶马之路”（中国对北亚和欧洲贸易的陆上通道）上的几乎全是山西商人。
也有人从地理的角度做出另外的解释：地瘠民贫才迫使山西人弃农从商，演绎了一个又一个“走西口”的故事，但是仅仅生存环境的恶劣并不是催生一个商帮崛起的充分条件，笔者认为晋商坚守诚信的品质、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敢于冒险的勇气才真正构筑了历久弥坚的晋商魂。
试想，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能够打破祖祖辈辈守土安贫的信条，走出家乡甚至走出国门开拓出数万里之遥的艰难商路，那期间要经历怎样的惊心动魄，我们今天的人已经是无法体会了。
山西商人的艰苦创业使这个群体的商业视野变得前所未有之大，他们的经商足迹南到香港、加尔各答，北至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等地，东达大阪、神户、横滨、仁川等地，向西延伸到阿拉伯国家，甚至远涉欧洲。
所以过去晋商自我调侃说：“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晋商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勇于开拓之外，还和山西金融业的支持有莫大的关系。
往往是山西商人经营到哪里，山西的货币资本就跟到哪里，而且经常是同一个东家既开商号又拥有账局（进行资金贷放的机构）。
进入19世纪之后，票号终于从商人资本中分离出来，从此开启了晋商辉煌的新时代。
汇通天下——黄土地走出的金融家多数人认为道光初年（约1823年前后）设立的“日昇昌”是票号鼻祖。
据说这第一家票号的成立其实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
当时，很多山西商人在北京开设商铺，到年终结账的时候，就需要给在山西老家的总号送回银两，以往由镖局运现银，成本高也并不安全。
于是，西裕成颜料庄大掌柜雷履泰率先开始以拨兑的方式承办捎银两事宜，商户只需要将现银交到西裕成的北京分号，再由北京分号写信给平遥总号，而商户持信件就可以到西裕成颜料庄总号兑取现银，当然，颜料庄也会适当收取一部分汇费。
随着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汇兑业务也越来越红火，年终一算账，兼营的副业——汇兑的收益竟然超过了主营的颜料生意！掌柜和东家一合计，干脆就专营汇兑业务，于是“日昇昌”票号成立了，它标志着专营汇兑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始形成，以此为分水岭，山西商人开始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上异军突起！很快，其他的山西商人也敏感地捕捉到了商机，于是也纷纷成立票号，到鸦片战争前期，山西票号业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19世纪60年代后，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商人增加了对票号汇兑业务的依赖，票号业的规模迅速扩大。
山西票号商人们在全国多个城市广设分号，足迹遍布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南京等重要城市，几乎覆盖整个中国，甚至还有的票商将分号开到了香港。
山西票号业的经营可谓蒸蒸日上，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期，山西的票号经营者们积极争取到了汇兑和保管官方款项的业务，使票号经营有了更为稳健的基础，至此，山西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票号业被时人评价为“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就连光绪皇帝在看到日昇昌票号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款项时都不禁赞叹道：“好个京都日昇昌，果然能汇通天下”！天下——这个词语在闭塞的中国古代人（也包括部分闭塞的近代人）眼中其实主要是指华夏大地的领土而已，而从黄土地走出的金融家们却并没有将目光只集中在中国本土的金融市场上，他们心中的天下比皇帝的更大！随着晋商对外贸易的拓展，山西的金融家们也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据考证，早在19世纪末就有票号在朝鲜设立代办所，开始经营国际汇兑。
到20世纪初，合盛元银行的经营者上书朝廷要求在日本设立分号，他们言辞恳切地表达海外经营的初衷，大意是：中国商民到海外的越来越多，而国际汇兑却掌握在外资银行的手里，在海外的华商“因无本国银行，不免仰外人鼻息”，所以要保护中国商民的利益，同时也不能让“金融机关操之于人”；而且，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办银行，那我们中国人也应该到外国去设立银行。
于是，在获得官方批准后，1907年山西票商终于在日本神户设立了“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
我们注意到，这家分号在日本是以银行的名称注册的，所以，中国的第一家海外银行其实是由山西人设立的。
后来，又有其他票号在南洋、新加坡、俄罗斯等地设立海外分号，而正当山西金融家们在海外征途上渐入佳境的时候，清政府垮台了，山西票号业也迅速地走向了衰败。
盛极转衰——山西为何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观点一：清亡票号亦亡有人认为，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可以用“成亦萧何，败亦萧何”来形容。
由于与清政府的关系绑得过于紧了，票号在资金上、业务上过度依赖政府的支持，甚至有的票号只办官款，而不屑于普通商民的业务。
于是，很多票号与清王朝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由于对政治局势错误的判断硬把自己和腐朽的清政府拴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
而且，从时间上来看，很多票号确实是在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很快就倒闭了，从时间上印证了“清亡票号亡”的判断。
观点二：外资银行入侵当中国加入“WTO”时，对外承诺在5年内按要求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有人惊呼“狼来了”。
其实，“狼”已经来过了，就在一百多年前。
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登陆中国，之后列强的银行就纷至沓来。
它们作为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代表，来到中国当然不是作慈善的，自然是为攫取中国的经济利益而来。
起初，外资银行的经营重点还只是集中在国际业务和外商业务上，随着在中国业务的发展，它们开始盯上了票号的存款和汇兑业务，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和雄厚的资本确实给票号的经营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896年《申报》曾发表评论：“西人在华设立银行，华人趋之若鹜……各票庄无不仰其鼻息……”观点三：本土银行兴起由于外资银行的迅速发展，本土金融人士提出了“兴银行”的呼吁。
到1897年，不论官方还是民间已经达成共识：外资银行掠夺中国金融利益，而中国人必须设立自己的银行。
于是，中国通商银行在这一年成立了，之后户部和邮传部又分别成立了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
而清政府为了扶持新式银行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官方业务转到中资银行。
于是票号就从与外资银行勉强对抗的状态变成在中外银行夹缝中求生的格局。
观点四：改组银行失败当时不管是中资还是外资银行，在机构铺开的时候，总是遵循先沿海后内地，先发达地区后落后地区的模式；而票号则恰恰相反，总号设在信息相对闭塞且开放程度小的内地省份山西，而分号却设在北京、上海、汉口、甚至香港繁华之地。
这直接导致应对票号整体规划、发展负责的东家、总号经理们，在掌握经济、金融态势变化方面远不及分号经理。
当京都票号经理人发起合组银行倡议，并向总号的“各位乡台大人”提出改组银行的建议时，却遭到了无情地打击，总号的“乡台大人”们不仅把书信“束之高阁”，还有人批评说这样做的人不过是为了自己发财罢了。
于是山西票号能够改革已经落后的经营、管理制度的大好机会就这样被蹉跎了。
观点五：不做担保业务票号的运作，往往以信义为基础，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办事，凭信义开展业务合作，向外发放贷款一般不要保证。
现代的信贷管理学告诉我们：贷款发放前银行要求提供的保证是贷款的“第二还款来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信贷风险。
而票号以信用贷款为主意味着在经营的过程中要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是业务经营的局限性，即只能向熟悉的商户发放贷款；第二是业务的风险性无法规避，即便借款人很讲信用，但也杜绝不了因经营失败的风险，一旦借款人破产，就算他再想兑现归还贷款的承诺也有心无力了。
现代商业银行应该向山西票号学习稳健审慎的经营原则山西票号素以稳健审慎著称，他们往往把未来的可能风险有意识地放大，并采取针对措施加以规避。
例如山西票号习惯于“厚成”，即让账面资产价值远远低于实际价值。
如此一来，这些“留得一手”的账款、商品或其他财产只能是未来的盈利因素，而绝不会成为亏损因素。
我们的银行也应该有这个意识以降低风险，不要追求冒进主义，应该保持稳健的经营理念，对次贷风险应该有所防范，保持一定比例的存贷比例以防风险。
美国金融风暴就是银行人为地提高未来的可能盈利预期，粉饰会计报表。
正是在这种冒进而非稳健的理念主导下，银行对次级贷等金融衍生品所可能隐藏的巨大风险视而不见，执意增加在这一金融产品上的投资。
当次级贷产品价格由于楼市泡沫破灭而急剧下跌，银行也因此资产不断缩水，银行陷入资不抵债之破产境地，以致最终只能依靠美国政府的大规模注资才得以勉强维持。
这个教训很深刻。
诚信为先的商业伦理山西票号的经营者尊崇诚信为先，利润为后的商业道德。
诚信不仅是商业经营的手段，也是目的。
当时的山西票号并没有政府信用作为依托，也没有完善的法律进行保障。
山西票号的经营者清楚地知道，如果要从事异地存取兑换这样的金融事业，离不开诚信二字。
诚信对于票号至关重要。
以诚动人，以信服人，商业行为只有依靠诚信的道德支撑才能持久，才能真正立于常青之地。
基于这种理念，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上，极少出现欺诈等事件。
经过几十年的岁月，一个尘封久远的票据不应票号物是人非和频临倒闭而放弃兑现的承诺而被传为诚信典范的佳话。
作为银行诚信是最起码的商业道德。
信息公开透明是诚信的表现，我国商业银行大都已上市，成为公众企业，盈利和不良资产的真实性应该本着诚信与民的理念公开透明，只有建立完善诚信制度，我们的银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克尽职守的职业操守相隔百余年，山西票号和现代银行为数不多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采取的都是委托代理的经营模式。
只不过在山西票号中，是掌柜们对“东家”负责；而现代银行是银行家对国家和全体股民们负责。
山西票号的掌柜们表现出了高度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职业人格，对东家的委托认真负责。
在票号经营的近百年中，无论时局多么艰难，从未出现大掌柜贪污以及刻意侵吞东家利益的事件。
我们的银行家应该向日升昌的大掌柜雷履泰等学习，我们的管理者当然大都是兢兢业业，克俭奉公，但还应该加强学习和提高职业的忠诚度和职业操守，全国也有一些携款逃往国外的案例以及有贪污受贿的金融犯罪案件发生，还有服务方面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