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约定还款期限的诉讼时效如何起算的看法

关于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的诉讼时效问题民法关于时效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其制度的重大功能在于稳定法律秩序、作为证据的代用和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

我国民法通则专设诉讼时效一章，规定的时效是消灭时效，即权利不行使的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内持续存在，应发生该权利人丧失胜诉权的法律效果。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三种时效期间，即普通时效期间为2年，特别时效期间为1年，另外规定了最长时效期间20年，其立法思想在于促使权利人尽快行使权利，加速社会经济流转。

对于普通时效期间的起算点，规定为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时，并以权利受侵害最长不超过20年的期间作为补充。

但“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时”的规定极为原则，因为具体请求权的根据及标的不同，决定了权利人对权利被侵害“应当知道”的时点上有着种种差异。

通常情况下，时效期间的起算点能够准确确定，但在审判实践中也存在着起算时间模糊、不易确定的情况。

如在审判实践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当事人在借款时，出于信任或是疏忽等原因，出具借条时未约定具体的还款期限。

一旦发生纠纷诉诸法院时，就会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诉讼时效如何计算。

目前，关于该类问题相关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无具体的司法解释，审判实践中通常有以下较为常见的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此类债务的诉讼时效应从债权成立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

即从出具借条的次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当超过两年，被告即可以超出诉讼时效为由对抗原告的请求权。

在审判实践中，也有人经常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中“诉讼时效时效期间从出具欠条之日起计算”作为支持该观点的主要依据。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该类案件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债权人向债务人第一次主张权利起开始计算。

该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2年的规定，以及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时起算”。

即是参照有履行期限的借款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该观点在审判实践中有较好的操作性。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从债权人主张权利，并给予债务人的准备期限届满之时开始计算。

这里给予债务人的“准备期限”包括法律规定的和当事人约定的。

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以及《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债权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也就是说，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并不是从第一次主张权利时起算，而是从主张权利直至“准备期限”届满时才开始计算。

笔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该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已经说明了存在权利被侵害的事实是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前提。

因此判断上述3种观点合理与否的标准应该是“权利是否受到侵害”。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从债权成立之日起计算。

由于是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合同，按照法律规定可以随时主张权利。

但在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之前，债权人并不会知道或应该知道债务人会侵害其权利，因此不能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另依照对欠款问题的批复解决借款的法律关系也是不妥当的，下文中有论述。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从债权人向债务人第一次主张权利起计算。

因为只有债权人主张权利后才可能知道或应该知道其权利是否受到侵害，才能引起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在审判实践中，2000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借款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复函》也是该观点的有力支持。

但直接从债权人向债务人第一次主张权利起计算忽略了法律的规定，即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关于未约定还款期限的，都给予了债务人“必要的准备时间”与“合理期限”（统称准备期限）。

在法定的“准备期限”内，债权人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一般情况下，只有“准备期限”届满后，通过债务人履行债务的积极的或是消极的行为才能准确判断。

第三种观点考虑到了“准备期限”，使得“权利受到侵害”这一不稳定状态在“准备期限”届满后得到确认，并且债权人也知道或应该知道权利是否受到侵害。

因此，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案件时效期间从“准备期限”届满后起算是符合立法原意的，也是最为合理的。

但在审判实践中，运用第三种观点解决纠纷还应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如何理解“准备期限”的含义。

这也是涉及诉讼期间起算点的关键问题。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以“准备期限”应与“债务履行期限”这两个概念等同为前提。

而与之容易混淆的概念是“合同履行期限”，它是与“债务履行期限”有区别的。

例如，某甲借款给某乙1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

合同到期后，某甲向某乙要求还款，某乙称资金紧张，要求推迟还款，某甲同意5日内还清借款。

该借款合同中“合同履行期限”为1年，而“债务履行期限”为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的期限，即5日。

对于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合同，依照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应当视为不定期借款合同。

该类合同履行期限可以由债权人决定，也可由债务人决定。

即当债权人实施了要求借款人返还借款的民事行为的，从借款合同成立到债务人返还借款之日即为借款合同的履行期限；当借款人实施了返还借款的行为的，从合同成立到借款人返还借款之日为借款合同履行期限。

一旦债权人和借款人实施了上述的民事行为之一，即确定了该借款合同履行期限。

这一法律行为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合同履行期限的届至，但并不必然地导致债务履行期限的届至。

从《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对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规定的“必要的准备时间”与“合理期限”来看，合同履行期限届至后，法律是给予了债务人一定的“准备期限”，这是法律对这种特定债务履行的一种保护，这种保护使债务人取得了一种对立即履行债务的抗辩权。

也就是说“准备期限”即“债务履行期限”的届至才会引起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二、如何判断“准备期限”是否届至。

由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是以权利人知道或应该知道权利被侵害为必要条件，因此确定“准备期限”的是否届至最为关键。

在实践中，对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合同，当债权人请求借款人履行还款义务时，法律给予了借款人“准备时间”。

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债权人要求债务人还款，债务人明确拒绝的。

债权人知道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立即受到了侵害，而且给予“准备期限”已无实际意义，其债务履行期从债务人明确拒绝之时届至。

二是债权人要求债务人还款，借款人既未表示偿还，也未明确表示拒绝偿还的，应给予不低于法律规定的“准备时间”。

由于债权人的权利在“准备时间”内是否侵害仍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因此必须等待该“时间”届满时才能确定。

三是债权人要求债务人还款时，双方经协商达成了明确的还款时间的，此时应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准备期限”以协商还款时间届满为标准进行计算。

三、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与欠款的区别。

这两个概念大家往往容易混淆。

借款所体现的法律关系是借款合同法律关系，欠款则不是一种法律关系，而是一种事实状态，是一种法律后果。

借款与欠款放在一起看,存在逻辑关系。

即某一法律关系可以产生欠款关系，法律关系是因,欠款是果。

如借款法律关系可引起欠款，买卖合同关系可导致欠款。

由此看来，欠款能反映一定的法律关系，但本身不是法律关系，而借款能直接体现法律关系。

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上来看，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与欠款也是有区别的。

199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4]3号《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如何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计算。

”该规定明确了未约定还款期限的欠款从出具欠条之日（即欠款确定之日）起计算，欠款诉讼时效启动无需权利人另行主张，而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却不同，其诉讼时效启动最基本的条件需要权利人主张权利。

因此在审理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案件时，不能将其误认为欠款而适用上述批复。

四、关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年9月18日川高法[2000]243号《关于借款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的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中提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第137条的规定，借款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债权人应在二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请求偿还借款之时起算”。

这是省高院对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问题的复函。

该复函也是省内唯一明确指出未约定还款期限借款的诉讼时效计算起点的审判指导性文件，属于上文提及的第二种观点。

笔者认为，法律规定的“必要的准备时间”与“合理期限”，是为了使权利人的权利得以实现，而为债务人能够全面实现履行义务设臵的一个“缓冲区”，也是给予债务人一种立即履行债务的抗辩权。

《复函》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请求偿还借款之时起算”的规定并未充分考虑到“准备期限”，与立法主旨有所不一致。

五、“准备期限”的长度。

目前我国法律对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款合同案件的诉讼时效起算点并没有具体规定，民法通则与合同法规定的“准备期限”又过于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缺乏操作性。

法律规定的“必要准备时间”和“合理期限”到底应该多长最为适宜？虽然许多法律探讨都认同法律规定应给予债务人“合理期限”，但鲜有对这个期限长度进行研究的。

如果仅靠法官的经验判断审理案件，不仅缺少具体的量化标准，也使得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

笔者查阅资料时发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较好地解决了这类案件。

该意见第三条对债务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起算分三种情况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一是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并向债务人明确债务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二是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明确表示拒绝履行的，诉讼时效从债务人表示拒绝履行之日起计算；三是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了履行债务计划，债权人没有异议的，诉讼时效从履行计划载明的最后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该意见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解决了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审判实践中有较好的操作性。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第一种情况看出法律规定给予债务人的“必要准备时间”的长度是由债权人控制和掌握，这就不能避免债权人会用低于法律规定的“准备期限”的长度行使请求权。

笔者认为，在现行法律还未被修改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应对该类案件做出较为合理的司法解释，解决诉讼时效起算点及“准备期限”长度的问题，特别是对“准备期限”应原则上确定一个合理的期间，以解决审理该类案件存在较多争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