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哀祭文讲解

古代的哀祭文在古代，人们产生万物皆有灵观念的同时，也就出现了祭祀。

当时祭祀天地山川，往往有祝祷性的文字，称作祭文、祈文或祝文。

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指出：“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其文并无哀伤之意，与后代的哀祭文是两码事。

而专门用来追念哀悼亲友丧葬的文字，古人常用的形式是诗歌。

春秋之际，《诗经》中的《凯风》、《葛生》、《黄鸟》、《蓼莪》等哀诗，悲切伤痛，传诵于黄河流域。

战国以下，屈原的《九歌》、宋玉的《招魂》、景差的《大招》等祭歌，缠绵悱恻，流播于江汉之滨。

到了两汉，又有《薤露》、《蒿里》等挽歌，哀音纤徐，声绕闾里。

所以清代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曾说：“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

”古代以散文形式出现的哀祭文，最早见于《尚书》中的《周书·金縢》:惟尔元孙某，遗厉虐疾。

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干天，以旦代某之身。

写周武王病笃，周公旦祷于三王，请以身代，史官纳其祝册于金縢之匮中。

虽仍属于祭天祈祷之词，但毕竟悬念生死，情切骨肉，可视为哀祭散文的萌芽之作。

其后，周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宗法礼教制度，特别重视厚葬，王公贵族卿大夫死后，都要在祖庙前举行祭奠仪式，由史官宣读诔辞，以表彰死者功绩，并确定其谥号。

儒家又把此种仪礼伦理化、规范化，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周礼》郑玄注称：“诔者，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

”诔也就成为古代哀祭文的早期形式。

同时《礼记·曾子问》中还规定“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又给它打上了明显的封建等级烙印。

最早的诔，据《檀弓》所载为鲁庄公诔县贲父、卜国，认为“士之有诔，自此始也”。

但只有记事，而无诔辞。

现存最早的诔辞，为《左传·哀公十六年》所载鲁哀公的《孔子诔》：旻天不吊，不【A】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全文虽只短短数语，但词哀情切，体现了“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的抒情特征。

因诔辞必经宣读，其中“呜呼哀哉”的呼号语，就被以后哀祭文所广泛套用。

两汉之间，扬雄的《元后诔》、杜笃的《大司马吴公诔》、傅毅的《明帝诔》、张衡的《司空陈公诔》、蔡邕的《济北相崔君夫人诔》、卢植的《郦文胜诔》等诔辞先后出现，盛极一时。

其体例大致为：“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

论其人也，暖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

”（梁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也就是前列小传，记叙死者生平，表示颂扬之意；后写四言诔辞，称誉死者荣耀，寄托哀悼之思。

前者为散体，后者为韵体，从而开两千多年来哀祭文韵散结合之先例。

与此同时，由辞赋派生出来的哀辞、吊文，由颂神式祝辞衍生出来的散体哀祭文也相继出现。

哀、吊两体从文辞上说，要求“情主于伤痛，而辞穷乎爱惜”。

（刘勰《文心雕龙·哀吊》）。

一般都前有序言，后有韵语，与诔辞近似。

所不同的是早期哀辞“率以施于童弱夭折、不以寿终者”（晋挚虞《文章流别论》）。

如曹植的《金瓠哀辞》，悼念他十九岁天折的女儿：在襁褓而抚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终年而夭绝，何见罚于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无愆。

去父母之怀抱，灭微骸于粪土。

哀痛伤悼之情，溢于言表。

吊文则内容广泛，为古代群众性的哀悼文体。

如贾谊的《吊屈原文》：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

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

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

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

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

鸾风伏窜兮，鸱鸮翱翔。

阘葺尊显兮，谗谀得志。

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以屈原自喻，借悲悼屈原面抒发自己受贬冷落的愤懑之情。

此外，还有班婕妤的《自悼赋》，吊影自怜，哀顽凄艳，为后来自祭文的滥觞；杜笃的《吊比干文》，仅“敬申吊于比干，寄长怀于尺牍”两个偶句，可算是古代挽联的最初形式了。

至于哀悼性的散体祭文，首推汉光武帝的《临吊侯霸诏》：惟霸积善清洁，视事九年，汉家旧制，丞相拜日，封为列侯。

朕以军师暴露，功臣未封，缘忠臣之义，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终。

呜呼哀哉！此为政府文牍。

见于私人文翰的，则有曹操的《祭桥公文》：故太尉桥公，诞敷明德，泛爱博容。

国念明训，士思令谟。

灵幽体翳，邈哉晞矣。

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

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

士死知己，怀此无忘。

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

”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匪谓灵忿，能贻己疾，旧怀惟顾，念之凄怆。

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

裁致薄奠，公其尚飨！此为正式以“祭文”命名的开始，内容专以悼念死者为主，且追述“临时戏笑之言”，收尾又使用“尚飨”一词。

这种写法，打破了以往常规，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使用，而成为后代祭文的基本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思想解放，文学观念加强，哀祭文除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之外，也出现了一些悼念骨肉、悲痛身世的至情文字，大大增强了这一文体的抒情气息。

这一时期的名篇，诔辞有曹植的《王仲宣诔》、阮籍的《孔子诔》、潘岳的《马督诔》、颜延之的《陶征士诔》等；哀辞有上述曹植的《金瓠哀辞》以及陆机的《吴大司马陆公少女哀辞》等；吊文有祢衡的《吊张衡文》、王粲的《吊夷齐文》、李充的《吊嵇中散文》、陆机的《吊魏武帝文》；祭文有王珣的《祭徐聘士文》、陶潜的《自祭文》、王僧达的《祭颜光禄文》、孔稚圭的《祭外兄张长史文》、刘令娴的《祭夫徐悱文》等；还有用辞赋体写的哀悼文，如曹植的《慰子赋》、潘岳的《悼亡赋》、江淹的《伤爱子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

在这些各体具备的作品中，与前代相比，亦有所不同。

其表现在内容上的，因本期战争迭起，叛篡频见，统治者在夺得权位后，多思正名以自固，故出现了以政府文告形式书写的哀策文。

如曹丕的《武帝哀策文》、王珣的《孝武帝哀策文》等，实为古“诔”与哀辞的混合体。

而一般知识分子，则感时伤世，或托古喻今，对人生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情绪。

如陆机的《吊魏武帝文》：悲夫！爱有大而必失，恶有甚而必得，知慧不能去其恶，威力不能全其爱，故前识所不用心，而圣人罕言焉。

若乃柔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亦贤俊之所宜废乎！祭吊像曹操这样不可一世的人物，本可慷慨陈词，而本文却低回想象，怅然系之，涂上一层迷惘徬徨的伤感色彩。

而表现在形式上的，由于本期骈体垄断文坛，一切文牍书翰，风行骈四俪六。

如梁萧纲的《祭战亡者文》：降夫既旋，功臣又赏。

班荷元勋，苏逢漏网。

校尉沾荣，属国蒙奖。

独念断魂，长毕灰壤。

膏原染刃，委骨埋泉。

徒闻自没，讵辨名传。

可见当时连祭文也骈偶化了。

同时祭文的格式也进一步趋于完备。

如东晋殷允的《祭徐孺子文》开始为：“惟太元六年龙集荒落冬十月哉生魄，试守豫章太守殷君谨遣左右某甲奉清芗合，一簋单羞，再拜奠汉故聘士豫章徐先生。

”具体点明时间、职务、主祭人、祭品以及死者，从此就成为祭典开场白的定格。

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骈体形式渐微，散体文字时新。

只是由于赋体、骈体接近于诗歌，尚有利于表达感情，所以哀祭文除散体之外，仍有采取赋体、骈体的。

但不管采用何种形式，其内容与体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其一是本期谥法简化，谥议废除，正如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说的：“古之诔本为定谥，而今之诔惟以寓哀，则不必问其谥之有无，而皆可知之。

至于贵贱长幼之节，亦不复论矣。

”同时也不再局限于四言，而逐步向骚体、长短句过渡。

如韩愈悼念欧阳詹、柳宗元悼念吕温的文章，既称“诔辞”又称“哀辞”，可见二者基本上已经合流。

到了北宋，“南丰（曾巩）、东坡（苏轼）诸老所作，则总谓之哀辞焉”（明吴讷《文章辨体》），哀辞终于取代了诔辞的地位。

虽然以后在清代小说《红楼梦》里还出现《芙蓉女儿诔》，那不过是作者袭用旧称的游戏之作，已非古诔的原貌了。

其二是吊文范围也逐步扩大，它不仅可以凭吊死者，而且可以凭吊可悲的事物，如唐李华的《吊古战场文》。

其三是祭文名称进一步为社会各阶层所广泛运用。

此外还出现告、哭、悼、葬、奠、酹、悲等别称。

如李商隐的《奠小侄女寄寄文》、柳识的《许先生颍阳祠庭献酹文》、富弼的《哭尹舍人文》、陈亮的《告祖考文》等。

至于韩愈的《祭鳄鱼文》、白居易的《祭庐山文》、苏轼的《祭城隍神文》，是古代祭神遗风的流传，不应属于哀祭文之列。

唐宋八大家及其他名家的哀祭佳什，篇帙纷陈，美不胜收。

其中以散体称誉于世的，有陈子昂的《祭韦府君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白居易的《祭浮梁大兄文》、李商隐的《重祭外舅司徒公文》、苏轼的《祭欧阳文忠公文》等，而又首推《祭十二郎文》，此文在内容和写作上均不依旧法。

不写十二郎个人事迹，只写早年的困苦家境，成年后的暌违远隔，末尾写噩耗传来时的悲痛哀绝：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易其有极！真乃字字血泪，哀哀感人，曾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以韵文称誉于世的，有王勣的《祭杜康文》、张说的《祭元十郎文》、李翱的《祭韩侍郎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苏辙的《祭亡兄端明文》等。

而又首推《祭石曼卿文》为代表作，此文首先慨叹死者声名之不朽，继悲死者墓道之凄凉，然后追忆过去交往之真挚；从应该忘情达观立论，却以终不能忘情作结，文笔突兀，音节抑扬，写出了作者的无限哀思，亦被誉为千古绝唱。

特别是“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两语，常被后代祭文所引用。

南宋末期，民族矛盾尖锐。

王炎午于文天祥被元兵所俘时写的散体《生祭文》，与文殉国后写的韵体《望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

当然，从写作风格来对比，唐宋祭文还是各具特色的。

唐文以情胜，宋文则以理胜。

因唐代碑碣墓志，大量涌现，有关死者升降起居之迹，歌功颂德之词，已被此等谀文所囊括，祭文所写，多属哀挽之语，更显得情真意切。

如前述的《祭十二郎文》，固然洋洋千言，一往情深，就是韩的另一短章《祭房君文》，亦复如是：维年月日，愈谨遣吏皇甫悦以酒肉之馈，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呜呼！君乃至于此，吾复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无以妻子为念！呜呼！君其能闻此言否？尚飨！全文仅六十余字，写来却一字一泪，令人不忍卒读。

宋代的祭文，则由于受到宋诗议论化的影响，也蒙上了一层议论的轻纱。

如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的起笔：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复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该文本系长篇韵体祭文，却不作缠绵往复语，而从议论入题，称道欧阳修的生平为人，气势豪健，在当时诸文家所作祭文中，也被评居首位。

至于李易安的《祭赵湖州文》：“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