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就司法证明的方法而言，证据法律制度曾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变：⑴以“神判”为主的证明方法进化为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⑵以“人证”为主的证明方法进化为以物证为主的证明方法。

就司法证明的制度或者证据制度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即，从自由证明到不自由证明，再到相对自由证明。

西方国家主要是：神示证据法律制度→法定证据法律制度→ 自由心证证据法律制度。

(一)人类早期的证据制度证据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审判模式的发展变化有密切关系。

在人类早期的审判活动中，司法人员的认识活动在认定案件事实中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法庭也不是为查明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合用法律所设立的机构，而是为获得“神明旨意”所设置的带有强烈宗教色采的场所。

早期国家的审判组织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个人问案的“东方模式”；另一种是集体裁决的“西方模式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埃及和古印度，无论裁判者是神职人员还是行政官吏，他们在断狱问案时普通都实行个人负责制。

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采用的则是奴隶主集体负责的审判模式。

在不同的审判模式下，证据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和轨迹有所不同。

这在欧洲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尽管 11 世纪以前，罗马法和教会法同样影响着欧洲大陆和英国，但在“神明裁判”消亡的同时，欧洲大陆和英格兰的审判实践也开始分道扬镳。

前者实行了所谓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后者则形成以陪审制为核心的“对抗式”诉讼制度。

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诉讼制度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早在11 世纪的爱德华国王时期，英国的法官就再也不由深受教会法熏陶的教士来担任，而是由在王室法院中接受普通法训练的世俗律师来担任。

但是在欧洲大陆，不少法官都是在乎大利带有浓厚宗教色采的大学中接受过罗马法和教会法教育的人。

第二，从13 世纪开始，英国的法律教育和培训就以其自己的法律为基本内容，最初都由伦敦那四个(前殿、内殿、林肯、格雷)具有授予律师资格权的律师协会负责。

而在欧洲大陆，法律教育机构直到18 世纪末还只能讲授罗马法和教会法的内容。

第三，英国比欧洲大陆更早就确立了王室的中央权力，因此英国国王得以推行其偏爱的陪审团审判模式。

而欧洲大陆的小国君主们则不得不在维护其统治时借助罗马法的力量，于是，以罗马法为基础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就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确立起来。

(二)普通法系国家证据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1、陪审团审判模式的历史沿革及其对证据法律制度的影响。

英国的证据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其陪审团审判模式的产物。

英国的陪审制度并非土生土长，而是从欧洲大陆传进来的。

早在公元10 世纪前，欧洲大陆诺曼底大公的司法官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就经常传唤 24 名了解案件情况的人进行问询，然后在其陈述的基础上做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裁决。

这一做法后来被诺曼征服者带到了英格兰。

(1)做为邻里审判方式的“知情陪审团”。

在英格兰，陪审团首先被用于那些涉及王室利益的诉讼之中。

后来随着王室法院权力的增长，英国王又开始授予王室法院的诉讼当事人选择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早期的陪审团由 12 名了解案情的当地居民组成。

这些人被召到法庭的目的不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而是向法庭陈述他们了解的案件事实。

从现代审判的角度看，他们实际上属于证人。

他们既是证人又是裁判者。

显而易见，这种陪审制度合用于那些人口少、地域小的村镇。

因此，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陪审制度必然逐渐消亡。

无非，在英国的一些小村镇，这种陪审制度向来保留到19 世纪的后期。

(2) “不知情陪审团”的产生和发展。

在上述陪审制度下，证据规则显然没有存在的必要，至少现代证据法中那大量涉及证人证言的规则没有存在的必要。

后来，英国社会的发展促使这种“知情陪审团”向“不知情陪审团”转变，同时也推动了证据规则的产生和发展。

英国19 世纪著名的证据学家斯蒂芬(Sir James Stephen)通过历史上的一个案例说明，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是陪审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遇到的“知识不足”的难题。

由于在司法实践中这种需要别人提供证言的情况越来越多，所以陪审员了解案情与否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人口的增长和生活范围的扩大，知情陪审员越来越难找，于是陪审员在参加审判时对案件事实一无所知的情况屡见不鲜。

后来，为了防止陪审员带着事前的偏见参预案件的裁决，不了解案情又成为了选择陪审员的基本条件之一。

1352 年，英国的法律最终确立了被告人要求知情陪审员回避的权利，从而完成为了由“知情陪审团”向“不知情陪审团”的转变。

在尔后的数百年内，由不了解案情的陪审员参预事实裁决一直是英国审判的基本模式，并且对英国证据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757 年，英国法院的判例最终确认法官有权在陪审团运用证据浮现错误并导致错判时命令重新审判。

(3)陪审制度的衰落及其对证据制度的影响。

19 世纪中期以来，英国的陪审制度开始衰落，由法官单独审判的案件越来越多。

首先，随着刑事案件数量的增加和法院审判任务的加重，法律允许那些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选择没有陪审团参加的简易审判方式。

1883 年的“最高法院规则”(Rules of the Supreme Court)允许法院在民事案件中自主选择陪审团审或者法官审。

1918 年的“陪审团条例”(Juries Acts)进一步规定民事案件普通都应该采用法官独审制，除非法院有特殊理由选择陪审团审。

早在 17 世纪，陪审制度便随着英国移民进入北美殖民地的司法实践，而且它在美国的发展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1791 年生效的美国“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对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审判中的陪审团问题分别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有力地推动了陪审团审判模式在美国各地的发展。

但是进入20 世纪以来，美国审判实践中使用陪审团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减少。

由此可见，陪审制已经不是普通法系国家的主要审判方式了。

毫无疑问，英美证据法的大多数规则都是为适应陪审团审判模式而设计的，都是为防止陪审团在使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浮现混乱或者偏差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陪审团不是法律专业人员，智力水平和道德素质也参差不齐，于是不能让他们自由行使采用证据和评断证据的权力。

但是，在陪审制度衰落之后，大多数案件的审判主体都变成为了职业法官，为什么英美等国依然沿用过去的证据规则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英国的衡平法院长期以来就不使用陪审团审判，但是它同样合用大部份普通法院使用的证据规则。

这就说明那一套证据规则彻底可以合用于法官的审判之中。

第二，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尽管证据制度的建立主要考虑到陪审员的弱点，但是这些考虑实际上也合用于法官。

诚然，法官在这些弱点上的表现比较轻微，但是毕竟不能彻底避免。

总之，英美证据制度是在陪审团审判模式的框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其合用范围并不局限于陪审团审判。

2、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律规则的历史沿革。

英国现代证据学家特文宁(William Twining)曾经指出：英国早在 16 世纪以前就浮现了关于盖有当事人印章之文书的证明效力的证据规则。

关于证人能力或者资格问题的证据规则也在16 世纪问世。

反对自我归罪特免权的证据规则大约确立于17 世纪。

关于传闻证据规则的起源问题，人们向来众说纷纭，但是肯定在16 世纪以后才开始形成。

从历史的角度看，英国的证据规则主要包括两部份：其一是关于文书证据的法律规定；其二是关于口头证言的法律规定。

(1)文书证据规则的历史沿革。

文书证据规则起源于古代司法证明方法中的“文书审”(Trialby Charters)。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书审”是古代那些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法中最具有理性特征的一种查明案件事实的方法，它主要合用于统治阶级成员之间的民事纠纷。

所谓“文书审”，就是由诉讼提起人把与争议事实有关的普通都是由被告人制作的文书提交给法官，以便裁定原告人的主张是否在该文书中有足够的依据。

后来，法律规定在契约纠纷等类案件中，必须采用“文书审”。

诚然，早期的“文书审”并不等同于现代的文书证据规则，其中还带有“神明裁判”的痕迹。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书审”的核心是文书，因此事前在庄重形式下制作的文书内容就是对日后诉讼争议的裁定。

法庭的任务不是自己做出裁判，而是让文书做出裁判。

顾名思义，“文书审”就是由文书进行的审判。

一言以蔽之，没有文书就没有裁判。

第二，制作文书被视为一个人事前通过特定“程式”来处理自己权利的行为，因此证明文书的效力就必须证明该“程式”的存在。

这一证明只能通过传唤那些亲眼目睹该“程式”的证人来实现。

证人必须到庭，必须发誓证明该“程式”的存在及其正当性，因为这是采用“文书审”的前提条件。

换言之，只要当事人向法庭提交文书，就必须传唤制作该文书的目击人来证明其可靠性。

第三，由于文书本身就是一种“决定”，而审判无非是让这种“决定”生效的特殊程序，所以法庭的证据调查不能超出该文书内容的范围。

换言之，这是由文书进行的审判，不是由陪审团和法官进行的审判。

无论文书的内容看上去多么虚假荒唐，被告人也不能对这些内容进行质疑。

“文书审”不允许对与文书内容无关的事项进行调查，也不允许用其他事项来修改文书中确定的“判决”，因为“文书审”就是“文书审”。

“文书审”的上述特征构成为了英国早期文书证据规则的三条基本原则：其一是必须提供原始文书；其二是必须由辅助证人证明文书的制作过程；其三是不能用口头证言修正或者变更文书的内容。

虽然现代英国的文书证据规则与昔日相去甚远，但是其发展历程向来以这三条基本原则为主线：第一，就必须提供原始文书的原则而言，文书证据规则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法律扩大了必须提供原始文书规则的适用范围，它不仅合用于狭义的“文书审”案件，而且合用于一切审判中的文书证据。

第二个阶段，法律相继认可了一些不必提供原始文书的“例外”情况，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一原则的法定“例外”越来越多。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英国的衡平法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阶段，随着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中公共档案的数量和重要性日益增长，必须提供原始文书的原则进一步受到削弱。

18 世纪后期，由于私人很难拿出公共档案的原件，所以法院普遍允许当事人根据公共档案的副本提起诉讼，而不必提交原始文书。

第二，在必须由辅助证人证明文书制作过程的问题上，英国的证据规则走过了一条循环发展的道路。

在古老的“文书审”中，辅助证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证人是文书“程式”的必要组成部份。

后来，随着“契约之诉”代替了“文书审”，法律对辅助证人的严格要求也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18 世纪英国的证据法律再也不要求对文书证据必须进行辅助证明。

然而，到了19 世纪，这一规则又表现出回归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