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主要指自商代、西周到甲午战争以前的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

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国家产生于夏代。

但由于缺乏信史资料，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一般从殷商、西周时期开始。

经济政治背景夏、商、西周都是奴隶制社会。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奴隶本身，政治上实行奴隶主专政，而创造财富的奴隶却处于牛马不如的地位，生活毫无保障，人身没有自由。

国王是最大的奴隶主，国家机器以国王为中心，形成了君主制。

君主独断专行，对奴隶实行暴虐统治。

奴隶常常被任意杀害，甚至成为奴隶主的殉葬品。

为了摆脱悲惨的命运，奴隶们采取各种形式同奴隶主进行斗争。

这一时期，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奴隶主往往采用宗教和神权的说教对人民进行统治。

春秋末期至鸦片战争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社会。

在封建社会,为数不多的封建地主阶级,拥有大部分土地，广大农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

在政治上，实行地主阶级封建君主专制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起以地主绅士为中坚的庞大官僚机构，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

广大农民没有任何参政议政的权利，只有服从的义务。

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

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举行了大小几百次的武装起义。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政治思想的分期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从内容上可划分为殷周、春秋战国、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等 3个时期。

殷周时期商代、西周时期,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当时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世界观统治一切。

在商、西周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与这种宗教世界观密切相关的神权思想。

统治者假借宗教迷信进行统治。

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宣扬君权神授，宣称国王是受所谓至尊无比和主宰万物的“上帝”之命来人间进行统治的。

周取代商，给君权神授观念以很大的冲击。

周统治者为了自圆其说，提出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观点。

这样，神的一元论逐渐过渡到天命人事并重的以德辅天的二元论。

在周取代商的斗争中，周的统治者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保民”、“慎罚”等政治主张，这是中国民本思想的开始。

（见彩图[河南安阳小屯南地甲骨片,记有主宰人间的“帝”]）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和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

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逐渐变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日趋瓦解，出现了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

这是一个社会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君臣无常位，社稷无常奉”，战争频繁，人民生活十分痛苦。

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恢复社会秩序，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和认识出发，提出救世方案。

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的政治控制不十分严格，社会上没有绝对的权威，言论相对自由。

特别是由于战争年代，各国很需要人才，知识分子的地位较高，因而他们言政议事也较为积极而较少顾虑，形成了百家争鸣，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

当时著名的思想流派有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学说等。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幻想回到相对统一、相对安静的西周社会,以周礼为标准统一人们的言论和行动,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

他向各国统治者呼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用“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人民和处理一切人际关系。

他向统治者建议以德治国，以刑辅之,但同时又提出以宽济猛,以猛济宽的治国思想。

他要求人们加强道德修养，遵守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

强调人治，主张“举贤才”。

生于战国时期的孟轲则认为解决时局的关键是实现中国的统一，而只有“不嗜杀人”的仁人才能统一中国。

他发挥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提出了仁政说，认为“政在得民”，并进一步发挥了西周后期的民本思想。

他的学说被统治者视为迂阔，孟轲之后的荀况肯定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纠正了其不周世用的迂阔之处。

他既主张尊君，亦提倡爱民；既提倡“隆礼”，亦主张重法，并对礼作了系统的发挥；他一方面宣传仁义道德，同时也宣传刑罚法治。

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提倡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

法家代表商鞅、韩非主张富国强兵，提倡耕战；尊崇暴力，强调法治，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任法不任智，提出了“刑无等级”、“以刑止刑”的观点，否认一切伦理道德，主张用武力进行统一；要求强化社会组织，对人民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

他们还主张绝对君权，宣传独裁政治。

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提倡无为而治,向往小国寡民的社会生活,反对一切法律制度和物质文明。

道家要求人们谦虚退让,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

它赞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道。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尚同，强调把天下的思想统一于天子，统一于天；主张尚贤，即用人唯贤；提倡兼爱，非攻，揭露不义之战的罪恶。

农家学派的党徒们主张君民共耕而食，无上下等级的区别。

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这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并吸收其他各家思想而形成的“三纲五常”说发展变化的时期。

这一时期可分以下3个阶段：①儒学独尊和儒学神学化，即“三纲五常”说神学化阶段。

秦王朝实行法家政治统一了六国，但把法家学说绝对化，迷信暴力，导致速亡。

汉代君臣和思想家们认为，秦的速亡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针对当时民生凋敝的情况，他们主张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借以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于是博采道、儒、法诸家之长的黄老之学便应运而生。

黄老之学主张清静，倡导无为而治，对人民的事务实行不干涉或少干涉的政策。

但道家思想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只能在大的政治动乱后起暂时缓解作用，不能作为长期的政治指导方针。

由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统治者虽然不肯完全放弃法家的政治学说，却不愿公开采用法家的主张，因而以温和、稳健、文雅为特征，强调入世的儒家学说便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推崇的学说。

经过陆贾、贾谊等人提倡，到汉武帝时,董仲舒适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

董仲舒的儒学不完全是孔孟之道，是经过改造的，以儒家学说为骨干，吸取了阴阳家、道家、法家某些思想的新儒家学说。

它在哲学上宣传“天人相与”,政治上宣传“君权神授”,伦理上提出系统的“三纲五常”说，并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到了东汉，新儒学发展成为谶纬神学，蜕化成预卜吉凶的迷信。

②儒学玄学化阶段。

晋初，国家暂时统一，不久又出现“八王之乱”，随后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南北对峙，征战无已，社会非常黑暗。

由于社会动乱，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知识分子常因言语不慎而遭大祸，社会上形成恐怖气氛,人们不敢鲜明地表达政见,因而出现了提倡道家学说,宣传虚无,主张无为而治的玄学。

何晏、王弼等玄学家通过注释《老子》、《庄子》、《论语》、《周易》等诸子经典，建立起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利用道家思想中的道和“自然”等范畴来论证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宣传“名教本于自然”，实行儒道结合，儒学被玄学化。

此外，以曹操为代表的法家思想，鲍敬言的无君思想，傅玄的务实思想，《列子》书为代表的纵欲思想等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影响。

③儒学哲理化阶段。

隋、唐和两宋仍奉儒学为官方政治哲学。

为了强化儒学的吸引力和控制力，唐朝的韩愈著《原道》，把儒学提到“道”的高度来认识和宣传，给儒学蒙上了一层哲理的色彩。

宋朝的统治者和一些知识分子总结了历史经验，又吸收当时流行的佛教、道教的某些内容,把儒学和佛道结合起来,使儒学哲理化，形成理学。

以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理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派别,而以南宋陆九渊,以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是理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

尽管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哲学观点不同，相互攻讦,但它们的思想核心都是为了维护“三纲五常”,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君权和封建统治秩序天理化。

他们认为凡是同“三纲五常”教条相违背的便是“人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此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限制人民的合理要求。

他们还夸大人的精神作用，大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认为只要人的意诚、心正,天下便太平了。

程朱理学在南宋中后期，取得了统治阶级官方哲学的地位，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配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达六七百年之久。

政治思想领域争论的主要问题中国奴隶社会中，政治思想方面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天命还是强调人事。

商人尊神,强调天命；周人尊礼,强调人事，因而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记载。

在封建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争论的问题主要是：礼治与法治礼治是儒家的政治主张，法治是法家的治国方略。

礼治强调防患于未然，用温和的手段解决问题。

法治强调事后的惩罚，用暴力对犯法者进行威慑。

方法不同，目标则一，都是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巩固地主阶级统治为目的。

儒家否认人类平等,认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并且认为“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通义”。

他们试图建立一套以等级制度为特色的社会规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各安其位，互不相侵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

汉朝的贾谊，宋朝的司马光、王安石以及明儒、清儒都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礼的言论。

法家不否认等级制度，但他们认为治国在于赏罚。

他们提出了“任法不任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大法”，“刑无等级”，“以刑止刑”等法治原则。

他们鄙视伦理道德，迷信暴力，认为“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十者是亡国之物，宣传君主独裁和君主至上。

他们把法治建立在暴力、独裁和君主至上等原则上。

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礼治和法治的争论，是在德治和刑治的争论中体现出来的。

德治与刑治德治与刑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以德服人,以刑辅之,后者主张以力服人。

前者是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后者是法家的政治主张。

儒家主张用礼约束人，用教化的方法感化不守礼的人。

孔丘说：“为政以德。

”孟轲说：“以德行仁者王。

”儒家主张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恻隐、辞让、恭敬、是非之心，可以通过教化，潜移默化地使人人皆为尧舜。

他们认为这种心理上的改造是最根本的改造，是最好的办法。

孟轲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他们反对法家惩办的办法，认为“法能刑人，不能使人廉，能杀人，不能使人仁”。

法家认为人性是恶的，“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用说服的办法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提倡暴力政治，主张以力服人，“以刑止刑”。

韩非反复强调“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等暴力思想。

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关于德治与刑治的争论。

两汉时期，桑弘羊认为治民需“绳之以法，断之以刑”，而贤良文学的代表则主张治国应该“蓄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盐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