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培育法治思维

自觉培育法治思维，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刚才用相对比较多的时间汇报了全会的主要内容，当然讲的主要是一些梗概，因为决定还没有正式的公布。我下面再稍微讲一下第三部分，就是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大家为什么强调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实际上这是有考虑的，这个主要是面对行政部门，也就是执法部门的。我们一起来看几个案例，古今中外都有，但是他们都体现共同特点，就是行政和执法。因为各国都注重效果，你可以出台一个行政政策，可以做出一个行政行为，但最后都要看效果。法治是其中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遵守法治思维，依法办事，可以达到好的效果，所以对最后的政绩考核是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的。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可能在座的各位都有听过，英国政府的一个案例，他表现的也是，怎么样用法律手段、法治思维来达成好的行政效果。这是一个历史事件，18世纪的晚期，那个时候澳洲还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英国政府有移民政策，要把本土的人送到澳洲，让他们在那边休养生息、繁殖。但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是长途运送，路上拥挤不堪，海风、海浪等条件恶劣，所以移民途中死了很多人，死亡率很高。这个时候英国政府就做了一些调查，做了一个改变，改变这个行政行为。以前是某艘商业运输船，我上了100个移民，每个人假设付1个英镑，就付给你100个英镑，作为运费。现在呢，做了改变，不是说我上船多少人给你多少钱，而是到了之后，下船多少人给你多少钱。这是一个简单的法治思维，用一个行政手段提高了他的存活率、降低了他的死亡率。一个行政人员处理这样的事，法律手段是很好用的。

我们是非常关注法律的，我走了很多弯路，比如我在学法律之前学了6年的人类学，人类行为、社会组织等，学完人类学就学法律了，法律实际上是一个强大的手段，它可以改变大家的思想、改变大家的行为。

大家就说，正面、反面例子都有。大家可能看报纸、看电视都看到了，比如说拆迁，按照面积来进行补偿，那他就把小院盖成房子，一层变成多层，你是根据这个来的，用别的没有办法解释，只能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还有“假离婚”现象等等。作为行政部门就要看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对他理解了，就会更好地达到你所要的行政效果，来解决一些问题，改善有关情况等等，法律是一个很好用的手段。

第二个例子，就是醉驾，通过立法醉驾就入刑了，符合各国的案例，入刑之后大家看看，醉驾率真的少了，我觉得全国各地都不会提出异议，醉驾就是少了，这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举一个反例，也可能会有错误立法或者不慎立法，比如说黄灯停，你把黄灯当成红灯了，最后不了了之。

还有一个，北京市大家都有感触的，就是现在摇号买车，法学界有一个争议，就是你有没有权利来限购，因为你限制了我购买的权利，这个有没有合法性，这个可以讨论。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因为这确实解决或者缓和了现实的拥堵问题。我觉得基本上达到了预计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行政的个案。

我们再举两个例子，像天津滨海新区，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行政执法案例。行政审批局建立了在滨海新区，用1枚公章代替了以前100多个公章，所以在行政领域有很多办法是可以更好的达到行政效果的，1枚公章代替过去那么多枚公章中间有一个规定，比如权限立法等等。把一些问题规定起来，这也是一个法律手段，也是法律方式，很多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这也是法律达到的一个典型案例，现在大家也接受的。

另外一个案例，上海自贸区的行政法规、行政决策，包括行政行为，都有一些新的风气。比如说，因为他要处理一些新的事项，有很多要依法有据，于是就出台了一些新的规章和规定，行政行为也有些改变。你看，他是用法治这个方式来考虑的，我觉得这是比较正面的案例。

就是很多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如果用符合法治精神、法治思维的方式来处理，就是依法处理，会有各方面的红利。

反面案例不好举，就举两个，而且也都是切实发生，新华社有过公开或者半公开报道的。有一个是这样，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对一个市委书记进行调研，这个都有镜头记录的，这个书记在车上跟这个记者大谈加强法治的重要性，讲的非常好，完全体现了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而且讲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法。跟踪调查的下半段，下车之后他去拆迁现场指挥拆迁，这个拆、那个拆，而且很多是依法无据的，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表面上体现法律思维、法治精神，但在具体办事的时候还是老一套。老一套在以前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反而会被认为能干，但是现在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包括追究制度、政绩考核都不一样了。这个引用的是记者的调查，实际上我们身边也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事例。

另外一个也是新华社的调查，是讲市委书记干预司法的，采用的是老一套的思维，我是市委书记，我管干部，你是法院的院长，你比我低一级，你是检察院的检察长，比低我一级，所以就应该怎样怎样。后来这个书记也出事了，这个反面案例实际上也非常普遍。我们以前的一些行为方式正在转型，从思维到办事、从想到做都要有一个转变。十八届四

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也做了一个转型，我们以前一直提人治、法治等等，现在实际上是开始懂了，以前我们讲法治，更像是学者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我们讲依法治国等，没有四中全会的推动，我们现在还会停留在以前，四中全会出了这个决定，是给大家以期待的重大转变。

我讲几句话，第一句话，韩非子的一句话，这是总书记最近经常提的，“奉法者强则国强”。要尊法，用法来管理自己、管理自身，才能够强国富民，韩非子看到了法律手段合理性。西方同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但是从韩非子到现在过了多少年，我们一直没有做好，是不是四中全会能够有质的改变，我觉得还是相对乐观的。

四中全会要对中国社会做一个转型，这个转型我们在香港、新加坡已经看到了。香港以前也是如此，我的导师是西方世界最早研究新中国的法律专家，六几年的时候他是哈佛研究院的副院长，他要去香港，因为他到不了中国大陆，他到香港研究，比如从中国大陆到香港的移民。导师也是周恩来先生的好朋友，是第一个到中国的国外律师，我后来一个访谈文章还特别披露了，他做了很多大事，其中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是他的建议。他当时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是在一起，都在那个小城，在剑桥，他组了一个中国问题研究小组，请一些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人，搞了一个专家小组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写了一页纸的建议，建议尼克松总统派遣信任的适当的代表秘密访华，来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也是必须的，他之前对中国有了解，是非常友好的人士。这张纸给了基辛格，基辛格原来是他的同事，都是哈佛法学院的教授，刚刚被任命为尼克松的助理，基辛格向尼克松提建议，促成了此事。

我刚才讲的一个例子，说的比较远，我再拉回来。他的一个经历，他当时在香港租了一个地方，要装电话，他就必须给相关人员送红包，要不然就会很慢，那个时候香港就非常腐败了，全都是这么办事的。香港后来又一个剧变，廉政公署等等，向法治社会转向。这跟文化传统有关系，文化传统可能以前讲人情、包括送红包等，香港和咱们是同样的传统文化，新加坡也受这个影响，实际上都有一个转变。所以从人治，从人情社会，转变为法治社会，不是不可能，前面有一些先例。现在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我们建设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法治政府这三位一体，这是让大家有期待的。下面还有一连串的跟进，还有一些强有力的推动，四中全会就提出遵守法律、依法办事，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跨越性的。

下面讲一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从外部的表面上很难判断，和行政领导干部相关比较多的就是决策，比如，决策过程当中你提出的建议，包括发表的意见，是不是考虑到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不是合理地尊重了相关人或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按照国外的处理，虽然还没有进入到最后决策的过程，还没有拆或者不拆，还没有到具体的行政行为。但是如果他违背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哪怕是一个意见表达，他说了一句什么话，都有可能由此引起公愤或者自己有失职，这是国外比较极端的例子。

像举极端的例子，大家都很熟的，因为其他的例子也不好举，比如说“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权力相关者是有自己的权力的，不可能是全部由你来独揽，所以这种话是可以用法律思维来衡量的，而且会有严重后果。

法治思维不是说你怎么想的问题，实际上也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因为这个言语不慎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思维的表现是语言，也可能是行为，但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对领导干部衡量的一个硬性标准，是值得关注的。

关键要落实，如何落实呢？比如说在决策之前，我们提议要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做这种处理，可以保证在这方面不出问题或者少出问题。法治方式也是这样，法治方式也需要对法律、法规有扎实的了解，包括有一些具体运行的环节，先发文，而且发文要注意时间点，比如，我们看到很多例子，发文的时间假设是10月24日，10月24日之后的事情按照新的文来处理，这个文本身可能是符合规定，不违法的，但是因为之前的按照老办法，所以有的时候又回溯到过去了。法治方式实际上也落实到一些细节，我们也接到很多咨询，比如这种细节怎么样处理，也比较讲究，我可能回头会用案例的方式做总结。

我们的文件里以前提法治方式，现在提依法办事能力，这渐渐成了考察干部的具体要求，而且以后会改进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各级领导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会有指标，具体出台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