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帝制中国宗法一体化的传播结构_李庆林

2008年2月社科纵横F e b ,2008总第23卷第2期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 R E V I E W V O L .23N O .2论帝制中国宗法一体化的传播结构＊李庆林＊＊(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内容摘要】在帝制中国,差序格局下的社会(生活)传播作为一种横向的信息传播机制与高度中央集权下信息的垂直传播机制相结合,维护和强化了家国一体化结构,传播的闭合性和社会结构的整体性相互作用,完成了对社会的强控制。

这种控制刚柔结合,伸缩自如,是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多年朝代频繁更迭而基本制度保持不变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帝制中国　宗法一体　传播结构中图分类号:G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08)02-0142-03 帝制中国这里指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帝制到1840年鸦片战争。

1840年以后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中国虽然还保持帝制,但已经开始了近代化进程,东西方文明激烈交汇,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开始解体,社会和文化新的结构因素开始植入和生长。

因此,本文把帝制时期限定在1840年以前。

1840年前中国社会经历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传统文化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迁,但最终外来文化都有机融入了传统文化的血脉中而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中华文化的完整性得以保留。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一体化即家国同构的社会,这已是人们的常识。

帝制中国的传播活动主要受这一结构所限定,形成了宗法一体化的传播结构。

一、集中控制的政治传播系统①在政治结构上,皇权专制相当于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了维持一个地广数千里的大帝国,在扩大信息通道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俗、开驿道、通水路等等。

他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设立了各种职官,从而建造了一个分层级的集中控制行政系统。

皇帝则处在这个系统的中心,通过等级制的官僚制度实现其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的目标。

在秦始皇创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以后,天下定于一尊,与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相适应,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垂直的信息传播体制:信息层层上传,层层下达。

来自普通民众的信息首先通过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最后到达皇帝面前;皇帝发出的信息,也要通过同样的官僚体系达到民众面前。

集中控制型结构由一个控制中枢集中控制各被控对象,各被控对象缺乏横向的通讯联系。

而以分层级的形式串联集中于控制中枢。

系统自身以及外部输入的信息,都馈入控制中枢。

然后根据系统状态和控制目标,控制中枢将控制指令逐级发布给各个被控对象,在系统中的每一级,既是其下级的控制者,又是其上一级的控制对象。

在正常情况下,官僚们可通过上朝、奏折等方式向上传递信息,皇帝则通过临朝、下诏、颁旨等方式发布信息。

遇有特殊情况,大臣们还可以通过庭诤、直谏甚至死谏的方式向上陈情;皇帝则在正常的信息渠道之外,一般都会建立起只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秘密信息渠道,或者干脆自己微服私访。

对于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平民百姓来说,他们所能利用的信息传播渠道非常少。

如果直接管理他们的“父母官”不能倾听他们的呼声,关心他们的需要,他们就只好踏上漫漫上访路,跃过层级去求得问题的解决。

不难想象,这种集中控制系统具有严重的弊病。

系统越庞大,其层级数就越高。

然而,伴随层级增加的同时,必然意味着控制能力的衰减。

以致当系统庞大到相当程度时,甚至可能使控制中枢对最基层单位的控制能力衰减为零,这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朱元璋废除宰相,总揽大权后,每天要批阅奏章一百四十余件,此外还要处理几百件政务。

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调节能力,最大不能超过他所能堵塞的系统变异度。

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选择能力。

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靠官僚的力量。

在王朝初期,人口较稀少,各种社会问题也相应地不那么尖锐凸出,而且行政效率较高,官吏数量一般较少。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成倍地增长,耕地扩大了,城市繁荣起来了,相应的管理事务也必然会增多。

因此,官僚机构和人员的增加是自然趋势。

但是即使官僚数目大大增加了,由于腐化造成行政效率越来越低,所以总会出现控制失效的地方,所谓“天高皇帝远,猴子称大王”正反映了这种情况。

在这一控制系统中,由于各被控对象没有独立存活的功能,因此不能形成有活力的子系统。

每一级的运转都需要等待来自上一级的指令,逐层递推,直到控制中枢。

而在信息上达的过程中,信息必然会发生衰减和误差(失真),这里还包括各层官僚根据自身利害对递送信息所作的定向筛选,实际是有意造成的失真。

而这种信息衰减是技术手段所无法避免的,除了信息衰减之外,每次信息传递和处理142＊＊＊本文为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经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桂教科研[2006]26号。

作者简介:李庆林,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传播学博士。

都要花费时间,这就会造成延滞。

等级层次越多信息传递的失真和延滞就越大,控制也因此而失灵。

各被控对象缺乏彼此之间横向的通信通道,因此各部门很容易造成摩擦、重复工作和低效率。

②集中控制系统的特性是其结构具有高度的刚性。

这就是说,系统中每一单元所发生的局部问题,都同时是关联到全系统整体的问题。

任何一个局部的振荡,由于各部门不具有自适应和自调节的控制能力,固此必然会造成对系统整体的压力和威胁。

所以每一局部问题对控制中枢都是全局问题,都不能不为维持全系统的平衡而做出强烈的反应。

在这样一种传播体制下,任何一种脱离体制的个人发挥都会被认为是一种有严重威胁的违规行为;在体制之外的信息溢出也同样需要严加防范。

处在这种高度刚性的结构的顶端,统治者对不符合规范的任何一种声音都极其敏感。

历史上,我们看到太多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字狱,常常惊讶于统治者的暴虐,其实,在这背后,有一种令统治者也无奈的制度压力。

二、差序格局下的社会生活传播“差序格局”是费孝通用来形象地概括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概念。

所谓“差序格局”的“差序”,也就是伦。

“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

”[1]潘光旦先生说,凡是有“伦”作公分母的意义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条理,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

”[2]伦是有差等的次序,“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

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

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的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这一圈圈的波纹,就是一个个的差序,就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亲属社会关系。

因此费孝通把伦解释为“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样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3](P27)传统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经历了氏族、宗族、家族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在周王朝以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族社会,宗族社会以宗法为本位。

所谓宗法本位是指周代以宗法制度为基础,在宗的局限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定社会秩序的方法和原则。

周代的上层社会,分为周王室、诸侯、卿、大夫和士等等级,在异姓贵族和平民百姓中也进行着类似的分宗安排,以这种制度把国家上至天子、下至诸侯大夫和乡民都网罗其中,严格规定了他们相互间的地位、关系和义务。

同时还制定了一些宗法规则来确保宗法分封制的延续,如规定大宗宗子对族人具有处置权,保持严格的姓氏制度以标志人们的血缘关系,遵循等级有序的宗庙祭祀规范以及严格的婚姻制度、墓葬制度、徭役制度等等。

宗法本位是中国社会型态的原点之一。

从春秋末期起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家族社会。

所谓家族社会是指以家族为主体的家庭成为社会基本组织形式、家族关系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活关系、家庭生活成为人们生活方式基本内容的社会形态。

随着井田制和宗法分封制的摧毁,小农家庭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形态。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家和万事兴”,这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的真实写照。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就是对以家族社会为基础的礼治秩序的生动概括。

在差序格局中,丢在水里的那块石头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而不是个体),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自我”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俗话说:“一表三千里”,“五百年前是一家”,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而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这造成了魏源所说的“群己权界”的不清楚③,“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向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

所以可以著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3](P30)。

所以孔子说“推己及人”,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他说自己“善推而已矣!”。

“差序格局”在人们的言行举止间划出了一条条界限,人们在自己的范围内按照既定的规范行动,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这些伦常界限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礼。

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克己复礼。

所谓“礼”无非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人之为人,就因为有这些伦常,“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陈独秀说:“愚以为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

何以言之?儒教之精华曰礼。

”[4]这是建立在血缘和上下尊卑基础上的纲常伦理,讲“礼”无非是为了维护“伦”。

这些纲常伦理是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无形的网络。

“在`礼'的思想中人的角色意义高于独立存在意义,这种思想的积淀养成了人们的`角色欲望',也就是人成为角色的奴隶,人一旦坐上什么椅子便会对这一角色所要求的一切被动、僵硬地接受,并压制自己的一切个人欲望———包括良知与尊严适应之。

”[5]在“差序格局”中生活的人时间长了,就会渐渐适应了现实,形成自己同时也是对别人的明确的“角色意识”。

正如一出戏,每人都得“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允许串词,更不允许串角色。

否则,这出戏就会被搅得一锅粥,无法继续演下去。

“角色”凌驾于一切之上,一个人没有独立意识,没有自我,只有走进角色,融入集体,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超出伦理范围,在更广大的社会生活范围还形成了所谓“小圈子主义”。

中国人爱搞“小圈子”是世界有名的。

一群中国人在一起,很快就会分出三、五派出来,个人围着自己所属的小圈子转,以小圈子的利益为衡量一切的标准④。

这些自发形成的小圈子通常以乡土关系(如同乡会)和裙带关系为纽带,并且常常有自己的利益核心。

形形色色的小圈子构成了社会信息横向沟通的障碍。

三、宗法一体化的传播结构上文所提到的集中控制的政治传播系统和差序格局下的社会生活传播内在地统一,形成了帝制中国宗法一体化的传播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