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秘书的自我设限翻译

《论秘书的自我设限》英文参考文献中文翻译稿专业班级：汉语（文秘）0902 学生姓名：周琴指导教师：乔芳职称：副教授通过自我设限策略来自我归因：酒精的诱惑与自身不努力爱德华E.琼斯史蒂芬·博格莱斯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医学院摘要：探讨酒精的使用和自身不努力的假设可作为解释个体外部表现不佳和内部表现良好的原因。

这种策略较多地被使用在那些有一个不稳定却不完全消极的自我能力感的个体身上。

这一战略被偏好的原因可能遵循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由于父母在意子女的能力表现，致使子女对于自己能力低下的结果更加失落；二是个体可能因为某些意外的表现获得了他人的认可，但不能因此预测到未来是否成功，从而陷入一种恐惧：无法通过自我控制来维持成功的结果。

酒精的诉求策略与自身不努力之间存在联动关系，都是被用来克服失败恐惧的心理策略。

在逃避失败的前提下，人们使用自我归因来保护自我形象。

我们认为，个体积极地去控制自我行为的结果，是为了维持自己在他人心中的有能力、有智慧的形象。

不可否认，这是一种通用的保护模式，超越了口头声称和自我披露。

我们将要探讨的假设，即使用酒精的意义，可以被理解为使行为结果的归因不明确。

笔者将试图把借助酒精作为个人通过控制自我努力来自我归因的策略，探讨其与低成就、高成就之间的关系。

如果在归因前提中有任何新的不确定因素，个体便会自我暗示：不要做一些易引起他人质疑自我能力的行为。

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理论（1954年）提出了一个基本对策来应对此种情形，即获得准确的对现实的看法和对自我能力的确切评价。

事实上，归因理论本身通常有颇为稳定的外部环境特征，能够准确地穿透社会本身的因果结构。

哈罗德·凯利（1971年）通过了解自我归因和自我控制之间的关系，使他的研究重点非常明确。

但人们总是不断地问自己是谁，究竟当他们处于最佳状态时能取得怎样的成功？我们对此表示怀疑，我们认为社会心理学家都忽略了每个人真正的需求，反而让他们留有幻想来自我维持和自我美化。

为了说明过度的自我认知的危害，我们提供了一个摘自智商只有125的丹尼森·安德鲁斯的文章（1975年）片段：“保持冷静。

控制颤抖的膝盖。

智商125，确实不聪明。

我不是被埋没的天才。

不要紧，还是像其他人一样每天开心……没有人比我的股票经纪更聪明，没有人比我的保险代理人更聪明了。

但是在我申请医学院的时候，他们笑了吗？……是的，智商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人真的会认真对待智商……谁又是奥迪斯啊？我的测试太失败了。

智商不等于创造力，正如温斯顿·丘吉尔。

也许是因为我最近心情比较低落，我耳朵开始痛了，又或者是因为一个糟糕的睡眠，也许是我在浪费时间做白日梦。

创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痛苦的防御性归因，但我们现在所说的是，人们为避免失败主动设置这些障碍，从而使行为结果的归因不明确。

正是因为这些预期的借口，安德鲁斯得以自我安慰。

我们所探讨的这个假设，具体来说，就是很多人为了避免失败带来的消极反馈的影响，提高成功带来的积极反馈的影响而诉诸酒精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人们用喝酒来逃避责任逃避失败的一种方式，但它又不同于普通的归因，是指个体为了回避或降低因表现不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任何能够增大将失败原因外在化的行动和选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设限”。

通过发现或创造一些不易使自己的行为结果受质疑的障碍，自我设限很好地保护了个体的自我效能感。

如果结果确实不尽如人意，那么他会将之归因于外在的障碍，或许是杯子，又或许是瓶子。

如琼斯和戴维斯（1965年）在其研究中所述：在竞争中，自我设限者很难正常地与他人进行能力比较。

如果失败了，他们会将之归因与预先设置的障碍；如果最后确实成功了，那么自我设限者会认为在存在障碍的前提下仍然成功是优秀的表现，根据凯利（1971年）的增强原则，此时自我设限者的能力会得到适当的提高。

酒精就是凯利所指的影响成功结果的抑制因素，而能力是促进因素。

作为推断控制归因的因素，控制自己的能力水平的外在表现被与借助酒精的方式等量齐观。

无论结果是什么，自我设限策略不能忽略，至少在这种情境下，预先设置障碍后的自我归因比行为本身更加重要。

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一些其他自我设限的案例来说明酒精的使用只是众多自我设限障碍中的一个。

一个高三学生如果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前仅仅睡了两个小时，那么他就有可能是一个自我设限者。

正如一个圆滑、世故的人会避免透露自己的真实喜好和意见，以此来保护自己免受排斥。

那么即使他被拒绝，也不是很糟糕，只要他认为“我只是想做得更好”，只要他认为自己正在提高。

同样，如此不断地通过自我设限来控制归因，失败永远不会真正被归因为自我能力的低下。

自我设限在体育界很常见，比如网球选手因表现不佳而调整自己球拍的弦（认为表现不佳是因为球拍的原因）；又如高尔夫爱好者将不良的表现归因于自己的球杆，自我设限现象随处可见。

对于自我设限者，我们认为应该克服障碍后夸大障碍，用各种影响因素来减少失败的个人责任并提高成功的个人贡献，如此便可在他人和自我的眼中创造一个成功的形象。

预先设限是一种自我防御的演习，其意义可能是夸大观众的存在，但我们要强调的公共价值却不是其原始动力。

这是在夸大个人的自我能力，即使在没有他人的情况下，自我设限者仍然会设法保护自我形象与个人能力。

以自身不努力为对策保护自尊。

自身不努力作为一项自我设限的策略，即个体在面对困难时，预先减少自身努力程度，与借助酒精不同，它不是加强抑制性的障碍。

如果一个人过分担心别人对于他能力的看法，无法面对自己被认为低能力的评价，那么或许他不用尽全力，并尝试一些可能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失败，比尝试和冒险一个牵涉到自我能力且无法挽回的失败会更好。

在不太可能出现的成功事件中，未尽全力的自我设限者会获得一定的自我安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积极的绩效反馈。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两大问题必须面对：一是对于自我能力的强烈关注来源于何处？二是为什么自我设限者选择借助酒精或减少自身努力程度来自我设限，而不是选择其他方式？以借助酒精维持个人价值，保护个人形象。

首先我们思考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明显，借助酒精必是源自自我设限者内心巨大的生活、工作压力。

杰瑟和他的同事（1973年）曾指出，借助药物和酒精，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有效地应对个人挫折和预期失败的方式。

因此，我们拥有很多导致个体使用酒精的因素，而这些可能会导致严重酗酒的问题。

从借助酒精到滥用成瘾的过程中，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这些远远超过我们目前的担忧和恐惧，在这点上我们所感兴趣的是致使个体诉诸酒精的原因以及强化他这种依赖性的因素。

虽然因为借助结晶的自我设限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失败对个人价值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无疑也会更加加剧个体使用自我设限的频率。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借助酒精和不努力之间的关系。

贝克特（1974年）指出，酒精和药物成瘾者几乎都是明显的后进生，即不愿意付出努力的个体。

杰瑟和他的同事（1973年）也指出了酒精、药物滥用与成就价值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虽然传统的解释会强调饮酒对于能力表现的直接影响，但我们目前的观点认为，饮酒和自身不努力可能都是自我保护策略的症状。

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借助酒精和自身不努力的自我设限者都害怕得到这样的明确信息：他们没有价值，没有能力完成这件事。

他们或许内心会自我怀疑这种观点，但他们都害怕被发现自己确实没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

这些都是源自当初自我设限者为成功预设的障碍，然而这样，个体便会更倾向于获得一些有关自我价值的模棱两可或带有偏见的信息。

另一方面，酒精对自我设限者的吸引力表现在，它是一种短期的临时性控制策略。

自我设限者认为自己可以通过适当降低努力程度来控制事情的发展。

同时，这种想法又让自我设限者认为，如果他下一次不再饮酒，并且尽全力完成，那么他就一定能成功，而事实上很多人并非会兑现诺言。

毫无疑问，酒精对神经系统功能有着直接的生理影响。

酒精对于个体的吸引作用已被普遍归因于它所产生的愉悦和降低焦虑的效果（卡佩尔和赫尔曼，1972年；金汉，1958年）。

当前，我们的论点增加了一个心理维度来减少焦虑现象。

这表明，焦虑通常是围绕一个人的能力或自尊，并且当饮酒为其表现提供了借口时，焦虑会随之减少。

这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酒精影响和心情复杂的交互作用，因为其中忽略了一些其他因素所引发的焦虑。

但无疑，酒精引起的愉悦感相比其他因素更加明显。

事实上，自我设限剂（或安慰剂，如酒精）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那些害怕面对失败的个体加强其行为表现。

韦纳和希兰德（1975年）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借助一些数字指标来测试高成就需要和低成就需要试验者的结果反馈。

其中各有一半使用了安慰剂，即酒精。

所有的被试者都被给予了失败的结果，并被记录下了自己的行为表现和心理反馈。

实验表明，那些强烈害怕面对失败的试验者在借助了酒精以后比同等条件下自我控制的试验者表现更好。

相比之下，高成就需要的被试者也比其他人表现更好，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失败客观地归因于自己的不够努力，并在今后有所改善。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强烈害怕失败的被试者由于酒精的作用可以改善自己的行为表现，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酒精减轻了他们失败后的焦虑，分散了其注意力。

个人能力情结。

现在回到之前所说的论点，重申探索个体采用自我设限维护自我形象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

为什么自我设限者要极力回避自己没有价值、没有能力的归因？我们不妨这样思考：自我设限者，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意识到良好的行为表现可以带来荣誉和光芒。

然而，外界给予我们的荣耀多数是双向的。

首先就是交换，获得荣誉的背后是代价的付出。

一个孩子刷了盘子会得到别人的感谢，并以此作为回报，而不会过多地思考自己的个人价值。

另外，感谢背后或许真的带有一些对个人自尊的评价增量。

因此，奖励是一种交换价值，但或许确实带有某种象征意蕴（参见琼斯，1964年）。

奖励潜在的双重意义的复杂性，让很多孩子都难以参透。

孩子们会思考，父母之爱（奖励）只是父母对于自己行为的回答（交流），还是确实是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肯定。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孩子们其实是想知道，如果他们没有做出这些行为，那么父母对于自己的爱是否还会存在。

因此，我们所探讨的自我设限者存在的“能力情结”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爱的给予是否存在条件。

对附带条件之爱的反应。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抉择点。

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调整策略混淆后续对于父母之爱的试验结果。

这样的孩子对于失败的恐惧更为强烈，因为他们认为失败会更加证明父母对自己的爱是有条件的。

一个人尝试地越多，在面对失败时的正确归因就显得更为重要。

但是一般来说，在这样的情境下，失败带来的是更多的失败经历。

高成就（增加自身努力程度）策略虽然是一个不稳定的策略，但是如果个体有足够的智慧，采取适当的调控行为，加上一定的运气，那么它就会为个体的成功创设良好的心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