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农民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的嬗变_李云
浅谈晚清到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
浅谈晚清到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是围绕农村社会的运作及生产进行构建的。
从晚清开始到民国初期，中国正处于困境之中，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问题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农民没有任何保障和权利，需要在政府的规范下完成其生产和生活，所以治理农村的制度一直被看作是国家大力推行的重点。
晚清时期，农村基层治理主要由两个制度构成：巡按制度和庄员制度。
巡按制度是指当地政府选派官员巡查辖区，确保治安的稳定和税收的到位。
而庄员制度则是由地方自行组织，设立农民代表，负责监察村干部，并向上级权利机关申诉处理。
进入民国时期，农民运动掀起，许多地方开始了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不同的实践活动不断地推进和影响着治理农村的制度。
最终，农民代表会和乡村自治制度逐渐普及，取代了巡按和庄员制度，成为了十分重要的农村治理制度。
民国时期，乡村自治制度包含三个方面：自治组织、自治法规和选举制度。
自治组织代表了农民自己的利益，由农民选举产生，负责农民的日常事务、解决民生问题和维护治安稳定。
自治法规包括有关村民行为规范和自治机构权力范围等具体规定。
选举制度则是由政府监管，在满足选民合法性要求的基础上，实行普遍、平等和竞选的选举制度。
在乡村治理制度构建应用的过程中，还应用了一些技术和方法，如土地调查和土地统计，以获得可靠的数据、对贫困基础进行精准判断，并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积极开展农村教育普及和技术转化。
同时，新型农村社会组织也应运而生，如农民合作社、贫困村产品销售站等。
总的来说，晚清到民国的农村治理制度，是在与当时时代背景的紧密结合下，凭借试错和不断改进而形成的。
在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热心于农村治理工作，不断地尝试和实践新的制度和方法，不仅对解决当时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且仍然对现代乡村治理制度的构建、实践和完善产生着积极影响。
从政治边缘人到集体行动者：农民工行为的演变逻辑
关系 。农 民工参政 权 的流失 主要 表现 为村庄 的政 治参 与低效 甚至 虚置 ， 与所 在城 市社
１ 问题 提 出和文 献 回顾
近年 来 ， 由于群 体 性事 件 频 发 ， 民工 政 治 参 与 问题 越 来 越 受 到学 术 界 的关 注 。 农 国 内学者 通 过 大 量 的 实 证 研 究 来 分 析 农 民 工 政 治 参 与 的 特 点 。 傅 慧 芳 和 何 瑞 鑫 （０ ５ … 、 ２０ ） 张胜 利 和孙 良 （０ ８ 发 现 农 民工 的政 治 参 与 呈现 出边 缘 化 的特 征 。他 ２０ ） 们 认 为社会 资本 的缺 乏 ， 资 、 力、 力和权 利不 足是 导致 这 一状 况 的原 因。徐 增 阳 物 能 动 和 黄 辉祥 （０ ２ 通过 调 查研 究发 现 ， 民工 的政 治参 与行 为 并不 令 人 乐观 。一 是 ， ２０ ） 农
准、 对短 期利 益 的重视和 独特 社会 结构 使 他 们往 往 对政 治 参 与 比较 冷 漠 。但 是 ， 二 第
的； 同时还 发现 收入 和经 济社会 地位 相对 较低 的农 民工 ， 却意 外 地 具有 比较积 极 的社 会态 度 。影 响农 民工态度和 行 为 的因素 ， 重要 的可 能不 是 社会 横 向利 益 比较 ， 是 更 而 自身 的纵 向利 益 比较 ， 因而更 显著 地遵 循 历史 决 定 逻辑 ， 而不 是 经济 决 定逻 辑 。农 民 工从 乡村 进入 城市 并没 有 因为 流动 而把 以家庭 为 纽带 的亲缘和 地缘 关 系给抛 弃掉 ， 而 是 贯穿 于农 民工流 动 、 生活和 交往 的整 个 过程 。对 于农 民工政 治参 与 问题 ， 国外 学 者 早 有涉足 。亨 廷 顿 （ ａ ｕ ｌＰ Ｈ ｎｉｇ ｎ １６ 认 为 第 一 代 游 民 无 产 阶 级 （ 民 Ｓｍ ｅ ． ｕ ｔ ｔ ，９ ８） ｎｏ 农 工） 具有 明显 的保 守主 义 和 顺 从 倾 向。 农 民 工 生 活 条 件 的 改 善 、 有 的农 村 价 值 标 原
清末至民初时期农民革命的心理认知和社会行为01
清末至民初时期农民革命的社会行为和心理认知摘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在清末民初的十数年间，中国的农民也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
他们的革命运动是清末十年间清政府和民国初期北洋军阀政府面临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本文从清末民初的农民革命的类型、特点、原因和心理状态等方面论述了这一全国范围内的重大事件。
基本展现了清末民初农民革命轮廓，指出其是各种因素以及根本原因交互作用的合力的结果。
爆发于全国的农民运动是一种以自发形式反抗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分散力量，囿于自身的局限性有不可避免的带有落后性。
但是，它延缓了清末新政的进程，使清政府挽救其专制统治的自强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以其积极地客观效果，促进了辛亥革命在全国的爆发和新民主主义的发展。
关键词：清末民初，农民，革命行为，民众心理。
文章结构第一节绪论1.1选题的目的和意义1.2对“革命”的理解1.3相关资料的分布1.4论述方法和基本框架1.5创新与不足第二节清末民初农民革命概述2.1类型：2.1.1反教会的斗争2.1.2抗捐抗税抗租的斗争2.1.3抢米反饥饿的斗争2.1.4政府改革和变更引发的一系列其他斗争2.2特点：2.2.1广泛性2.2.2差异性2.2.3时代性2.2.4落后性第三节清末民初农民革命诱发因素3.1社会原因：3.1.1人口与土地的矛盾3.1.2列强的侵略和扩张3.1.3洋人的债务、政府的苛捐杂税3.1.4中央政府的管控能力降低3.2自然原因：自然灾害3.3根本原因：小农经济的抵抗性第四节清末民初农民革命的心理表现4.1生存危机下求生的本能4.2盲从流言、谣言4.3从众心理第五节清末民初农民革命的积极影响第六节结语附：引用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第一节绪论1.1选题的目的和意义中国经济的重心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而农民是小农经济中的主体。
他们承担着政府的徭役和赋税，对古代中国社会的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浅谈晚清到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
浅谈晚清到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制度经历了一系列变革与探索。
该制度的发展可分为晚清时期的试探阶段和民国时期的建立与实践阶段。
晚清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试探主要表现为官僚体制向乡村延伸，试图通过官府的行政力量来管理乡村。
这一时期，政府在农村实行行政区制度，设立各级乡绅与乡官来执行政府的政策和法令。
乡绅在乡村中起到了一定的领导和管理作用，同时乡绅还从事一些经济活动，为农民提供资金、设备和技术支持，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乡官的任命多由官僚体制控制，容易导致腐败和权力滥用现象的出现，治理手段不灵活，难以满足农村的实际需求，这使得乡村治理制度在晚清时期并未得到有效的建立和实践。
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的建立与实践是在晚清时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民国时期，政府在乡村设立了乡村自治制度，倡导“注重农村，鼓励农民，致富乡村”的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是乡村自治，即由乡绅与农民共同管理乡村事务。
乡村自治意味着农民可以自行管理本村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资源，自治会成员由农民自行选举产生，并负责农村的事务管理以及公共事务的提供。
通过乡村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农民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参与权益，能够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并有助于提高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
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还包括了一系列促进农民生产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与机制，例如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民合作社的成立等。
这些政策和机制的实施，有助于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推动农业现代化，为农村发展和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制度经历了从试探到建立与实践的过程。
晚清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在政府的官僚体制下试图管理农村，但效果有限，存在一些问题。
而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则更加注重农民的参与与自治，建立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机制来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权益的保护。
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的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为后来的农村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武昌起义后的农村变动_GAOQS
武昌起义后的农村变动李喜所 《历史研究》1982年02期经过武昌起义疾风暴雨的洗礼，广大农村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动？六十年前，鲁迅先生写了著名的小说《阿Q 正传》，他所描绘的未庄就是当时广大农村的缩影，不过这是艺术的真实。
我们这里以所见到的二百八十多种辛亥革命后编修的县志为主要资料，探讨一下武昌起义后农村的阶级变动和政权演变，旨在揭示历史的真实。
一、农村的阶级变动革命是各种人物充分表演的大舞台。
武昌起义的炮声惊醒了农村的各个阶级、各种政治集团和各类政治人物，他们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力图在这种“动乱”中争取最好的前途。
因此，武昌起义后的农村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在这种“乱哄哄”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三种势力。
第一种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开明士绅。
这是清末在农村出现的一股新的政治势力。
它导源于某些地区商业的勃兴和清廷在一九○一年后推行的“新政”。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农村经济的破产，经商致富成为一些地主士绅津津乐道的热门。
尤其在东南沿海和经济比较富庶的两湖、四川等地，许多农村中的地主逐渐注重于开店铺、办手工工场，变为地主兼商人的新型人物。
以定海县为例，据一九一二年前后的统计，全县人口约十三万人，其中业盐者7％；业渔者18％；业农者26％；业工者9％；业商者15％；其他者25％（《定海县志》食货志第六，方俗志第十六。
）。
这里从事工商者“趋之若鹜” （《定海县志》食货志第六，方俗志第十六。
），占24％，已相当可观。
再看广东的大埔县，其商业分四类：专营出口土产者；专营过境转运之业者；专办外地货物销售内地者；专去内地采买货物贩运者。
该县商品贸易“除内地产销货物不计外，人口货物总额必在五百万元以上，而出口货物总额却不过二百余万元。
”（《大埔县志》卷十，民生志。
）虽然进出相差很大，但商品经济还是较发展的。
南海县的手工工场也相当发展，据一九○九年所修该县县志统计，仅丝厂就有三十五家，分布于二十二个村庄。
该县志称：“从前丝厂，顺德为多，南海次之，新会亦有，约近百家。
浅谈晚清到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
浅谈晚清到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在这段时期，中国的乡村治理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和改革，对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进行展开，探讨其特点、变迁和影响。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呈现出一种混合的特点。
在清朝晚期，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主要以传统的宗法制度为基础，乡绅地主在乡村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而随着近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些新的乡村治理制度逐渐被引入，如道德会、保甲制度等。
在民国时期，西方的现代化理念和政治体制也开始对乡村治理产生影响，乡村自治组织得到更多的发展和推广。
这些制度的相互交织和影响，使得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
在晚清时期，乡村治理主要以农民自组的“村民公约”和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乡绅地主在乡村中扮演着主导角色。
而在清末民初，国家开始对乡村进行改革，推行县、乡两级权力分立的体制，加强对乡村的管理和控制。
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乡村自治制度和土地改革逐渐被推广，新的乡村治理模式逐渐形成。
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乡村治理制度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新的农村自治组织和政府机构出现，给乡村社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对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乡村治理制度的变迁和改革，为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组织支持。
新的乡村自治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出现，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乡村治理制度的现代化改革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为中国的乡村治理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经验。
晚清百态的内容概括
晚清百态的内容概括晚清百态是指晚清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普通百姓生活、社会风尚和政治局势的一个简要概括。
晚清百态主要分为政治百态、社会百态和生活百态三个方面。
首先，政治百态是指晚清政治局势的百态。
晚清政局动荡不安，国家面临外患和内忧。
自南京条约签订后，列强侵略便不断涌入。
晚清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社会治安恶化，政权的无能和腐败使人民生活贫困，社会不公现象严重，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苦不堪言。
辛亥革命进一步揭示出清政府的腐败和危机，清朝的统治日益岌岌可危。
其次，社会百态是指晚清社会风尚的百态。
晚清社会封建等级观念深入人心，封建礼教中的男尊女卑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社会阶级严重分化。
传统文化的束缚使得妇女和士人的地位低下，他们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人权。
另外，晚清社会风气封闭保守，科举制度严格，知识分子普遍保守，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排斥，不思进取，封闭锁国思想严重拖累了中国的发展。
此外，生活百态是指晚清百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况的百态。
由于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百姓们生活拮据，大部分人生活在贫困中，饥饿和疾病时有发生。
农民生活艰辛，税收沉重，土地兼并等问题严重扰乱着农民的生计。
城市中，工人阶级的生活同样困苦，工资低廉，劳动条件恶劣，劳资矛盾日渐激化。
由于无法得到解决的社会问题，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总的来说，晚清百态反映了晚清时期的政治、社会和生活状况。
在政治上，晚清政权腐败，国家局势岌岌可危；在社会上，封建礼教束缚了社会风尚，阻碍了社会进步；在生活中，人民普遍生活贫困，面临诸多困境。
晚清百态揭示了封建统治下的社会弊病，也成为中国民族觉醒和革命斗争的催化剂。
浅谈晚清到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
浅谈晚清到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乡村治理体制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同时也是国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乡村治理体制承担了维护社会秩序、传播文化教育、调解纠纷、税收征收等多种职能。
本文将浅谈晚清到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制度，探讨其特点、优缺点以及对当代乡村治理的启示。
晚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对乡村治理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时期，中国乡村治理体制主要包括了庄、镇、乡三级政府和官员、义务、民间团体这三方力量。
这种乡村治理模式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文化传承。
由于科举制度的废止、地方官员腐败、民间团体权力不断削弱等原因，晚清时期的乡村治理体制逐渐出现了许多弊端。
当时的官员腐败严重，无法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和解决民间纠纷。
大量的农民起义和农村暴力事件也显露了乡村治理体制的脆弱性和不完善性。
这种制度弊端在民国时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反而继续扩大并深化。
在民国时期，农村治理的任务更为艰巨，因为民国时期正值国家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秩序混乱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治理的主要特点是政府与农民自治组织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
在政府层面，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如《村组自治章程》、《乡自治组织法》等，加强了对农村的管理与控制。
而在农民自治组织层面，各类农民团体如农民协会、乡贤会等也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乡村治理体制中，政府和农民自治组织间的互动与协调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乡村治理相对更为正常和稳定。
由于战乱纷争、政府腐败等问题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体制依然存在不少弊端，在一些地方出现严重的混乱和暴力事件。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体制，虽然存在一些不足和弊端，但其中也蕴含着不少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乡村治理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权责分工，政府和农民自治组织应当各自明确自己的职责和权限，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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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农民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的嬗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李 云1840爆发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1911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寿终正寝。
史学界一般把1840-1911期间称为“晚清”。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恶化,作为晚清王朝最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在面对帝国主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时,既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又采取了激烈的反抗行为,生成了许多为古代农民所不具备的政治特质。
一、晚清时期的社会震荡一般而言,社会转型或社会震荡必然对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产生强烈的冲击和震撼。
因为人总是社会的人,是生活于社会环境中的人。
一旦社会情境、社会实践发生改变,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也必然打上社会震荡的烙印。
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中说:“变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特征,变化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物品、社会和组织,变化也正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心态和行为模式。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随后的一系列其他战争,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被彻底“解构”,至此,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临近了历史循环的尾声”(1)。
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晚清农民的政治心理与行为模式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和影响。
第一,政治局势动荡不定。
从宏观视角来看,“外患内忧”是晚清政治局势的典型特征。
宏观政治动荡见诸于乡村社会即乡村政治矛盾的激化。
具体表现为农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凸显且加剧。
前者主要是由帝国主义修建铁路、建立教堂等掠占农田所导致;后者则由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剧所导致。
当时,封建剥削加剧的突出表现:一是统治者、豪强门阀及土豪劣绅依仗权势,大肆霸占土地,致使“富者田联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二是清王朝的战争赔款及乡村地主的沉重地租和高利贷盘剥又使农民度日如年。
两个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农民由赤贫如洗”而“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
第二,小农自然经济趋于解体。
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已由原来的2-2.5亿,急剧增长为1850年的4.1-4.3亿(2),庞大的人口压力使乡村人地矛盾特别尖锐,加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由此,古老的农耕文明在土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再也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入侵强行剪断了中国传统耕织结合的纽带,使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和农业开始分离。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中国农民赖以为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农村商品经济开始起步。
有研究表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地区农家生活资料的约三分之一源于购买,农业产品的约二分之一用以出售(3)。
这说明,传统农耕社会的自给自足性开始消退。
乡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对晚清农民的政治心理与行为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乡村长期以来不与外界发生交往的封闭状态开始打破,近代化的因素、外部的信息开始进入乡村,这对农民的政治眼界、政治认知及政治交往产生重大影响;二是晚清乡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毕竟发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框架之下,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战争破坏不是造成中国农产品严重的产销危机,就是造成市场货物奇缺、物价高涨,因而此时的农民越是走向市场,就越是趋于破产和贫困。
严重生存危机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的反抗情绪日渐积蓄。
第三,宗族关系趋于松弛。
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入侵,动摇了宗族血缘关系赖以生长的基础。
由此,不仅普通农民开始了地域流动,而且乡村精英也开始了城市流动。
两种流动的结果导致了封建宗法统治已近158崩解。
这就如同田忠中夫所说得那样:“强大的宗法制度的威力,已被蔑视,家族散居四方,农业劳动力组织基础的大家族制度,已渐渐地弛缓崩溃了。
”(4)宗族关系松弛最直接的后果是对农民进行政治教化、政治控制的功能开始减弱,由此,不仅农民的宗族等级观念、忠孝观念、依附观念开始发生动摇,而且普遍开展反抗斗争。
对此,张鸣认为:“他们没有土地宗族的牵挂,也没有乡土道德的羁绊,闹将起来,运气好的话,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5)此时既便是仍有一些把持乡村权力的留守乡绅存在,但因其质量已大为蜕化,已“开始武化、恶霸化和流氓化”,因此反而成为激发农民反抗的直接根源。
第四,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迁。
如果说晚清以前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那么,随着西方的入侵和清王朝的败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逐步走向解体,各种新的政治文化开始填补社会剧变所造成的巨大精神空间。
其中最主要的是西方宗教文化对乡村社会的惯例习俗、偶像崇拜、伦理仪节等方面带来了赤裸裸的冲击和破坏。
不言而喻,这种冲击对农民心理的震动是强烈的,对农村生活秩序的干扰也是高烈度的。
它不仅令闭塞的乡民真切地感受到了异族侵略的存在,更使他们体验到了异族文化的强横与霸道。
正是在上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晚清农民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二、晚清农民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是政治成员对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不系统、不定型及自发的心理反映,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政治意志(毅力)等。
政治行为或曰政治参与是指一定社会群体以某种方式涉入政治过程,并对政治体系的运行及其结果施加影响的一切努力或活动。
历史地看,在社会震荡的冲击下,晚清农民的政治心理与行为模式主要发生了如下变化:1、在政治认知上,晚清农民对“国家”观念有了近似正确的认识。
毋庸置疑,古代农民对“国家”的认识极为朦胧,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依“愚民之见,以为己国之外并无他国”,即便是有“国”也并非平等的他国。
但是,鸦片战争后,在同洋人广泛而直接的接触、摩擦与打斗中,晚清农民对“国家”的认识有了重大的进步。
第一,他们初步有了国别意识。
晚清农民通过确认洋人来自于另外一些国家,认识到洋人的“国家”并非“大清国”之“夷”或“番邦”;进而不仅分辨出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这些“洋人之国”,而且朦胧地感觉到它们与以往的“番邦”大不一样。
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农民在称呼洋人时,往往是用“英国鬼子”、“法国鬼子”、“美国鬼子”之类的称谓的。
如当时流行的歌谣称:“英国鬼子真讨嫌,压制我买鸦片,美国鬼子惹不得,助运鸦片害中国。
”(6)义和团时期流行的揭帖中也有“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的话语。
(7)这表明,在晚清农民的认知中,世界上的国是“分做一国一国的”,而“大清国”只是其中的一个,且仅指中国这一块。
可见,此时传统的“天下观”已在农民的意识中基本崩溃。
第二,他们对某些国家有了模糊的数量认识。
如京津失陷后,义和团在激励士气时说:“英俄虽称大国,而其地不过中朝三、四省,其人数不过中朝一、二省,何足惧哉!”(8)。
尽管这种认识并非很准确,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已经不限于分别国名,而是有了模糊的数量认识。
第三,他们对某些国家的地理方位也有了初步的感知。
如八国联军大举入侵后,有人传云:“蒙古王带兵将俄国占据,日本国京城亦被红灯照用法术烧去一半。
”(9)这说明,义和团农民中至少有人已经知道俄国是在北边,且靠近蒙古。
我们认为,对西方列强地理位置的了解,哪怕是很小的一点,也说明了晚清农民政治认知的进步。
2、在政治情感上,晚清农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
其具体表现为对西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民族国家的热爱。
当时,在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矛盾的时代背景下,“仇恨”与“热爱”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当侵略者从南到北“行同疯兽”、“肆意劫掠”时,“怨毒积中”、“普遍敌意”开始由南至北渐次弥散。
159在当时流行于乡里社会的民谣、揭帖、告白、通告中,晚清农民之仇洋、爱国情绪表露无疑。
在广州北郊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中,农民群众“妻号夫,儿号夫”,“父语父,夫语夫”:“官府不可怕,洋人不足畏”,“廓清妖雾见天日,个个杀敌逞英豪”。
(10)向世人首次显示了中国农民不畏强敌、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感。
而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在高唱“跟着红头反满清,杀死满清瘟皇帝”的同时,也十分憎恶“黄毛高鼻绿眼晴”的洋人,并积极投身于“活捉洋鬼,洋枪当柴烧”(11)的反洋、抗洋斗争中。
在此之后,一些流行于乡里社会的反洋教揭帖文书里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摒洋”、“防洋”、“讨洋”、“辟洋”、“荡洋”的反侵略观念。
如《延平告白》就说:“当今洋鬼子,诡计多端,存心叵测,殚我民财,鸦片恣其流毒;谋我土地,欺我冲主,谋我中国”,因此乡民们一旦发现洋教士,务必要“拆洋楼,杀鬼子”,“攻打灌粪,驱逐出境(村)”;不仅如此,告白也警告那些乡里入教的教民,“西洋贼教将人骗,这般愚人作主王”,“我劝尔等休奉教,可免死时挖脑浆”。
(12)至于义和团农民高喊的口号,如“顺清灭洋”、“保清灭洋”、“助清灭洋”、“与清灭洋”、“扶清灭洋”以及后期的“扫清灭洋”、“神助灭洋”等,无论前句如何,后句总为“灭洋”。
可见,其“仇洋”、“灭洋”的情感从未有过变化,由此“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13)的保国情绪也就自然成为义和团农民政治情感的另一面。
虽然晚清农民的政治情感较之于后来新型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感,具有相当的粗糙性、低层次性、非理性、盲目性特征,而且往往与文化保守主义相伴随。
但这种情感是乡村对外交流的结果,其已经在内涵上不同于往昔的忠君爱国情感,因而标志着晚清农民在时代震荡下的觉醒。
对此,就连老中国通赫德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数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
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其目的者也”。
(14)3、在政治动机上,晚清农民也表现出反馈于时代波动的新特征。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的政治动机首先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
鸦片战争后的整个晚清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此起彼伏,几乎燃遍了整个中国,用清朝官僚张集馨的话来说就是“遍地皆贼”。
这些反抗大多是农民在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时所做出的被迫反应,其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
毋须说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为了追寻古老的均平理想,就是看似一心要保国驱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具有解决生存危机之目的。
当时流行的一首义和团歌谣称:“你没吃,我没穿,趁早加入义和团,打败洋入吃饱饭”(15)。
可见,晚清农民的频繁反抗仍然是基于生存危机的被迫反抗。
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动机还具有满足安全需求的一面。
毕竟,晚清农民的反抗发生于近代。
在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势入侵,原本相对安宁的乡村受到了强烈的扰动,并与整个中国一道陷入了大动荡。
由此,怀有古老目的的农民反抗自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即恢复、寻求一定程度的、不受外来侵扰的安全与宁静。
程 在《晚清乡土意识》中谈到:“晚清的民族危机使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地弥漫着忧患感,不仅官僚畏惧大权旁落,商人焦虑洋货狂潮,就是乡里百姓也对外国势力全面而深入的渗透感到极度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