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日本政坛门阀政治及其影响

一、日本世袭政治日本“世袭政治”是指世袭议员在当代政界占有很大势力，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日本内政和外交的政治现象。

这种“世袭”，不仅仅是家产,名望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包括选举地盘即后援会，政治资金管理团体等的继承。

本文探讨的“世袭政治”，主要指“世袭政治”对外交的影响。

日本世袭政治是战后60年代以后开始凸显的一种政治现象，冷战之后越演越烈。

在世袭政治的影响下，日本的对外政策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有利于日本与各国友好邦交的发展。

然而于此同时在风平浪静的外表下面也存在着一系列的危机，如阻碍人才的选拔，诱发政治腐败等等，都在无形中侵蚀着日本民主的根基。

世袭政治是长期发展演变的产物，是在短期内还没有办法根除的一种利弊相连的政治制度，在怎样走好今天的世袭政治之路上，还有很长的距离。

二、世袭政治产生的原因首先，显而易见的是选举制度的“规定”或“漏洞”，显然是造成“世袭政治”的一个主因。

一方面由于日本选举制度和选区划分相对固定，无论是战后长期以来实行的中选区制度，还是改革后的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制，相对稳定的选区，为议员长期经营“地盘”，建立稳定的后援会，实行家族式垄断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日本选举制度对世袭子弟继承“三件神器”没有任何限制性规定。

如果说“招牌”或“名望”继承属于精神遗产，无需进行实质性限制的话，那么地盘继承、政治资金继承就是实实在在的物质遗产。

其中政治资金虽是“遗产”，可是根本不用缴纳高额的遗产继承税，便“凭空”得到一笔令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巨额财富。

而且，现行选举制度下候选方式的规定，亦有利于世袭子弟参选。

日本国会选举的候选人分为个人名义和政党提名两种方式。

如若以个人名义参选，获胜几率往往很小；而政党提名，一般需要得到拥有5名国会议员以上或在最近的众议院或参议院选举中得票在2％以上的政党推荐。

世袭子弟可以凭借长辈或亲属的关系，轻而易举地得到政党的提名。

有了政党支持比普通候选人获胜机会大大增加。

此外，政党政治和派阀政治也是“世袭议员”产生的重要的制度诱因。

“金钱选举”、利益交换是“世袭政治”久盛不衰的经济动因但究其根本原因却只有两点，其一为日本自古形成的“家族性”；其二为二战后不彻底的农地改革。

一般认为，日本现代的世袭政治是在二战后形成的，但其渊源则可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

二战后日本按照《波茨坦宣言》的要求建立民治政府，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在外力的影响下突然发生了政制的转变；不过，占领军当局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并不干涉日本政府的具体组成和运作。

美国在日本没有实行在德国那样的军政，“而是君临于日本天皇和政府之上，”间接统治。

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虽有权随时改变日本政府机构和更换不满意的人事，但美国占领日本的最终日标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

11所以，除新宪法规定从向天皇责任转为“全体之服务者”（第十五条），即置天皇于无权之虚位，并改组参众两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给予普通民众选举权以外，并未影响日本官僚体制的传统。

因未爆发过民主革命，人民的民主观念十分淡薄，世家门阀趁机利用自己在当地深远的影响力拉拢选票，使得二战后日本原来的上层阶级依然掌控着国家政权。

历史上家长式教育模式以及家族性的传统，构成了现代日本官僚机关内部关系的一个准则。

而这两种原因的社会意识背景，大概在中国也能找到，即历史上缺乏尊重个人权利的传统，不过在日本主要表现为喜欢服从的人比喜欢自由的人多。

28服从或盲从正是家长制家庭所具有主要特征，或许也是任何形式的家族性得以存在的基础。

所以在拥有上千年封建历史的日本，家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家族观念、家族传统影响深远，潜移默化中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

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家”，是以家业为中心、以家产为基础、以家名为象征，以直系的纵式延续为原则的。

传承家业，光宗耀祖成为每一代“家长”的终极使命。

即使是现代的日本政治家也往往难以脱出这个精神窠臼。

因此本文的“世袭议员”，一般意义上是指接替三代以内亲属的位置并借助其影响或力量而当选为国会议员或地方议员的政治家。

这种“世袭”，不仅仅是家产、名望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包括选举地盘即票田，以及个人后援会、政治资金管理团体等的继承。

但是世袭门阀是如何长时间，特别是在二战后的民主革命之后仍保有大量地盘，即票田的呢？这便是因为第二个根本原因——二战后不彻底的农地改革。

日本在二战结束后曾进行农地改革。

此后,曾经作为明治政权基础的地主阶级,由于没有了阶级势力和阶级意识,逐渐走向消亡。

然而,农地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特别是通过对战败的日本拥有绝对权力的GHQ的强制命令实现的，因此,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

GHQ 对日本进行农地改革目的,在于培植满足于零星土地的保守农民,并由此构筑对抗激进势力，如共产主义的防波堤。

因土地私有制仍然存在，以前原来的土地所有者仍是地主，贵族仍保有原有土地。

因此造成了后文中提到的现象，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日本的农村充当了保守党的“票田”。

三、世袭政治的影响（一）日本世袭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日本的世袭制度对于日本的内政外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国家政权一直掌握在这些政治世家中，所以其对内对外政策都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不会发生巨大的变动。

以中日关系为例，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日本国内政坛的变动，都会使得中日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

福田赳夫于1976年就任日本67任首相，福田赳夫提倡全方位的和平外交，为日本的利益考虑，1978年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其长子福田康夫于2007年就任第91任首相，福田康夫继承了其父的和平外交思想，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当时改善紧张的中日关系提供了平台。

第90任首相安倍晋三，二战甲级战犯、前日本首相、自民党高层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的母亲岸洋子），前任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的次子，其外叔公佐藤荣作亦曾任首相。

被称为“昭和之妖”的岸信介1936年赴日军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后又出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等要职。

日本投降后，他作为甲级战犯被关进监狱。

但“冷战”爆发后，岸信介出狱并两次出任首相。

日本媒体把岸信介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充满军国主义思想的甲级战犯、战后日本保守势力的统一者、日美同盟的最强烈鼓吹者。

安倍晋三多次承认，自己受外祖父影响最大。

在这样的政治家族成长起来的安倍晋三一直都是小泉内阁中对华强硬的鹰派，在其任职期间延续小泉时期的政策，积极与欧洲，美国接触，以期获得支持来遏制中国。

借助了朝鲜试射导弹和试爆原子弹的事件，安倍政府加快了军事正常化的步伐，防卫厅已经升格为省。

修改宪法也指日可待，这样从制度上为日本松绑。

在国际上也进一步打压朝鲜，目的也是在敲山震虎，对中国进行威慑。

麻生太郎是日本第92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曾为小泉再改造内阁成员，政前曾任家族事业麻生水泥的社长，在小泉纯一郎第三次组阁时任外务大臣。

“士志之会”的成员。

麻生太郎，，出身政治世家。

曾祖父麻生太吉是贵族院议员，父亲麻生太贺吉是自民党众议员，外祖父是日本著名政治家、自民党创始人之一吉田茂，吉田茂在战前干预中国内政，战后又成为美国坚实的支持者，对华态度强硬。

岳父是前首相、自民党第二代领导人之一的铃木善幸。

有人指出，麻生太郎一人身上犹如日本政治几十年的缩影。

麻生太郎的妻子铃木千贺子是前日本首相铃木善幸的三女儿。

麻生太郎是著名的鹰派人物，经常发表日本右派言论并在公开场合多次美化二战日本侵略历史，并质疑否定南京大屠杀。

鸠山由纪夫，日本第93任首相，其父为前首相鸠山一郎，鸠山由纪夫以其在安全及外交事务方面的政见著称强调日本军事自卫的权利，同时批判日本现行外交政策过于依附美国等西方盟国，强调对美独立，积极与亚州各国进行交流与和平外交。

明确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强调解决慰安妇问题，并表示：“国家必须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和恢复名誉。

国会必须承认事实，推动该问题进一步的审议。

（二）世袭政治的弊端：第一，世袭政治扭馥了民主的精神和价值观，有损于国民对政治的信任。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选举是民主的本质。

”⑴日本式“世袭”的问题恰恰在于，通过所谓的“民主选举”，给“世袭者”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所以才会在舆论调查中出现毁誉参半的结果。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民主具有某些特定的核心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定期、公平、带有竞争性的选举⑵。

日本选举的问题，恰恰就是缺乏公平，竞争性不够。

据《每日新闻》调查，2005年众议院选举，166名“世袭候选人”中133人当选，即当选率为80％，新候选人当选率为59％，而非世袭候选人的当选率仅为38％，前后相差悬殊⑶。

鉴于上述“世袭”与“非世袭”之间存在的一系列不平等，人们不得不怀疑日本选举的“民主性”。

这种非公平的竞争，必然会打击国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失去对政治的信任，侵蚀民主制度的基础。

因为“平等在民主中居于核心地位”，“只有在平等的情况下，才有理由相信应该实行民主，相信那是组织社会公共事务的正确与适当的方式”⑷。

第二，阻塞了人才选拔的渠道，不利于政治家素质的提高。

政治家子弟之所以能够年轻当选，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继承了父辈的三“盘子”。

而对于那些“三无”人员(指无地盘、无知名度、无经济实力)来说，能跳跃国会这个“龙门”，实属凤毛麟角。

“世袭议员”中固然不乏年轻有为者，但在没有经过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世袭体制”往往会产生不少缺乏韧性、能力平庸之人。

首相安倍晋三、福田康夫相继抛弃政权，令人震惊，“药膏王子”赤城德彦农相的表现，则让人忍俊不禁。

而那些“三无”人员像民主党的松泽成文，由于租不起宣传车，雇不起美貌的宣传小姐，只能是凭借“耐力、毅力、体力”，每天一大早就在车站宣传自己的政见⑸。

无须说，在这种闭塞的社会下，更多的希望靠“努力、实力和能力”以求在政治上施展才华的人，只能是“望洋兴叹”。

第三，世袭议员不知民生，漠视民意，难以形成有效的决策。

大多数世袭议员生长在东京优裕的环境中，而选区却在地方或农村，即使通过调查，了解一些现实差距，可对民众疾苦鲜有切肤之感，更难以提出卓有成效的方策。

这些长期“生活在云端上的人”与普通民众的隔阂日渐加深，日本著名评论家坍屋太一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日本政治的“凡尔赛化”。

由于日本这种“世袭”的权力传承，淡化了“世袭议员”头脑中“主权在民”的思想意识，容易让他们曲解民主政治的真意，迷信数量优势决定一切的所谓原理。

第四，强化了“利益诱导”，诱发了政治腐败。

世袭议员与后援会这种“特权与票源”的互惠关系，实际上也是“权力交换选票，国民税金兑换个人政治资金”的过程。

这种“兔死狐悲”的危机意识和相互依存的“利益绑定”，僵化了决策体制，使得世袭议员们往往囿于后援会的意向，局限于部门或局部利益，很难独立提出高瞻远瞩、富有创见的政策，而哗众取宠、小恩小惠的短期行为，实则损害了普通国民的整体利益，牺牲了国家的长远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