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人俄国到中国

俄国的“多余人”形象在中国——从《罗亭》与《沉沦》谈起2007-06-04 22:35:08| 分类：默认分类|字号订阅摘要：“多余人”形象作为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它起初产生于俄国，在中国，则是有郁达夫首创，自那以后，中国变产生了一系列多余人形象，这些“多余人”形象，既具有俄国“多余人”普遍特点，同时也富有了中国的特色。

要比较二者的不同与相同，我想要从两位具有渊源的作家谈起，这二位作家便是屠格涅夫与郁达夫，因为郁达夫的“多余人”创作直接受到屠格涅夫的影响，而要谈这两位作家“多余人”形象，就不得不从他们的成名作《罗亭》和《沉沦》谈起了，这篇文章便是从以这两部作品为支点，来探讨中俄“多余人”形象的异同的。

关键词：多余人中国俄国比较研究黑格尔曾说：“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钢笔与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的比较的能力。

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的同，或同中的异。

”比如在19世纪中后期产生于俄国作家的笔下的多余人形象，受到了各国作家青睐，在其影响下产生了许多多余人形象，中国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作家的笔下也开始出现多余人的形象，这与俄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两国的多余人形象在共同点中有许多的不同，同时在相同中也包含着许多的相同，找出其中的“异中的同”，“同中的异”，得出其产生的不同和共同原因和作家创作普遍动机，正是我们的工作所在。

郁达夫作为中国多余人形象的首创者，《沉沦》是其主要代表作之一，主人公“我”也是中国多余人形象的代表。

而其直接受到屠格涅夫的影响，无论是从抒情基调，还是作家的个人气质上讲，郁达夫和屠格涅夫都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要比较中俄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还得从屠格涅夫的《罗亭》和郁达夫的《沉沦》谈起。

从而在具体的文学形象中，找到普遍规律所在。

作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中国和俄国，多余人形象产生的原因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要使其探讨有意义，我们得从其相同之处说起。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

当任何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发生转变时，社会的政治文化氛围也会随之变化。

那些最早接受启蒙思想的人就成为那一时期中重要的典型人物。

这样的人不仅俄国有之，西方有之，东方亦有之。

而中国和俄国的“多余人”形象即是变动时代中的特定产物。

多余人形象缘起于俄国19世纪20—50年代，指的是当时一种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

他们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厌倦自己所在的上流社会，他们能够发现农奴制度与沙皇专制的一些弊端，但又空怀理想，毫无时间的恒心和毅力，缺乏想社会抗争的勇气，被迫在盲目与失败的痛苦中死去。

他们是生活在新旧两个世界边缘的人，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多余人”形象在中国的出现同俄国一样，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环境影响下的必然结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不难发现，中国这一段历史与俄国19世纪，即产生多余人形象的时代非常相似。

阶级矛盾尖锐，国家外忧内患，民族日趋衰亡，人民生活艰辛，渴求改革。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批有着新思想新头脑的知识分子踊跃而出。

他们站在时代的浪尖上，最容易发现问题也最容易陷入问题，这样，中国的“多余人”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中国和俄国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变革的环境下产生了多余人形象。

俄国先后出现了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

而在其影响下，中国也开始出现一系列多余人形象，郁达夫是中国第一个将“多余人”用于创作并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的作家。

他将之称作“零余者”，是由他翻译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而来的（郁将之译作《零余者的日记》）。

并在屠格涅夫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系列多余人形象，《银灰色的死》《沉沦》《茫茫夜》等小说中都塑造多余人形象，他们都是五四之后，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况下的产物。

可见，在其产生原因上，有许多的相同之处。

郁达夫与屠格涅夫一样都是具有忧郁和感伤气质的作家，在人物自我形象塑造上，郁达夫明显地受到了屠格涅夫的影响。

对郁达夫来说，屠格涅夫是一位“深切哀伤，幽婉美妙的大诗人”。

他的忧郁孤独的气质，漂泊不定的生活都在郁达夫这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郁达夫说：“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位北国巨人的影响。

”因此在郁达夫《沉沦》和屠格涅夫《罗亭》中完全可以找到许多的共同之处。

我们发现在“他”的身上许多地方都刻有“罗亭”的痕迹。

《沉沦》中“他”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闲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

这是作为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在吸取了丰富的知识给养和接受启蒙思想后所一定会萌发出的想法。

“他”把自己当作“ZARATUSTRA”就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罗亭也是这样的人物。

在他发现自己的才学知识高出周围的要求时，他便产生了同救世主一样的心理来，企图挽救和改变社会现状。

而作为时代的弃儿，“他”和罗亭又体现出惊人的相似。

“他”总是怀疑日本同学在笑自己。

在日记中“他”写道，“这五六年的岁月（指留日的时间），教我怎么挨得过去。

”在“他”看来，自己的学识才华都成了被人耻笑的把柄，都是使他在日本岛国度日如年的罪魁祸首。

“他”无力挽回这些，也没有勇气去改变这些。

所以只好将愿望内转到心灵，渴求纯美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这就顺理成章地构成了落魄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变历程。

罗亭也是如此。

在他的种种思想抱负经过努力发现不能实现之后，他也转入到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向往。

原本这种追求是不错的也是正常的，而两人又相同地走到了悲哀的境地里。

“他”对异性的变态渴望最终导致了美好爱情的不可实现。

小说最后在妓院中的一段文字更加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罗亭与之稍有不同。

他的贵族劣根使他无法全心投入到一场爱情中去。

而与两个社会的这种分离（贵族社会和市民社会）直接使他成了无用的“多余人”。

这样一来，二者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罗亭和《沉沦》中的“他”这两个“多余人”的相同与不同，让我们看到了郁达夫的创作明显的受到了屠格涅夫的影响。

但是郁达夫的创作也不是仅仅局限于“多余人”形象的刻画，和屠格涅夫的“多余人”相比，他的“多余人”具有了中国文化内涵，具有中国特色。

因此这两个“多余人”形象中，我们又能看出太多的不同。

首先在产生的原因上，中国的社会比俄国更为复杂，中国社会在五四以后纷繁复杂，既有内忧也有外患，而且受到中国几年传统文化的压制，需要的是更加激烈的变革，因此在中国的多余人形象中，性格更加复杂，压在他们头上的压力也更大，这些“多余人”的道路也更加艰难，结局也就更加悲惨了。

因此在郁达夫的《沉沦》中的“他”，是一个患有忧郁症的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他自己的“性”的苦闷下，感到自己在孤独，甚至看到日本的女人，他都心跳加速。

他在日记中写到“我的祖国，你为什么不强大起来啊”、“我现在把我的祖国当成我的情人了”等等，说明身在异国日本的中国人的“他”，面对自己国家的落后，被别人称为“支那人”的“他”，要承受多么大的苦难，无论他是怎么样的奋斗，但是致使至终都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只能以“自杀”而告终。

整个小说都充满着忧郁感伤的情调，蕴含了作家郁达夫深深爱国情调和对年轻人的苦闷的思考。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他”和罗亭一样都是多余人的形象，但是“他”却似乎比罗亭更加性格多样化，压在他头上的压力也更大，结局也更加悲惨。

罗亭虽然无法找到自己真正的出路，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但是他却依靠自己的漂亮的言辞和严密的逻辑，得到了广大人羡慕和倾倒，他甚至打败了别人，他也差点得到了自己爱情，对于罗亭来说，这是多么愉快的体验！可是《沉沦》中的“他”，几乎是一个孤独者，“他”也曾经想融入同学当中去，但是没有理他，因为他是“支那人”，所以他坐在教室里，虽然周围都是同学，他也感到“孤独”，他完全没有找到过自我，最后也只能在忧郁中自杀，由此看出，中国的“多余人”更具有悲剧性，给人的思考也更加深刻，这是与中国苦难分不开的，因此在中国作家笔下的“多余人”，在中国这个多难民族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交融下，产生了更具震撼，也具有中国特色的“多余人”形象，可以说，多余人到了中国，已经被中国化，因此也具有了中国化意义，绝不是简单的模仿俄国。

最后，我还想谈谈两个国家的“多余人”不同的现实意义。

“多余人”是俄国普希金的首创，在中国郁达夫则是多余人形象的首创者。

之所以都叫他们的“多余人”，我想主要是因为他们共同生活在社会变革时代，处于探索之中，他们一般都有先进的思想，就像罗亭一样，但是由于旧势力的压迫，和前进道路的曲折，因此他们往往都只是大谈理想，却做不成实事，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一次次的失败，由于这些新的势力太微弱，在别人看来，好像就是多余人一样，无关痛痒，有没有他都无所谓，因此这些人是出走也好，自杀也罢，在别人的眼中，都是毫无影响的。

但是，从深层次来看，这些多余人真的是多余的吗？我想绝不是的，他们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任何一件新的事物的产生和成功，都是经过无数人探索而得到的。

而在这种新的势力产生之出，是那样的微弱，就像多余人一样，但是没有他们的探索和开拓，又何来以后新势力的壮大。

正是因为这些多余人的存在，才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从而找到正确的道路。

因此俄国的改革的成功，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这些“多余人”是分不开的。

因此我觉得中国的“多余人”也好，俄国的“多余人”也罢，他们绝不多余。

“多余人”作为俄国和其他各国一群独特的人物形象，在各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只要有社会的变革，就有多余人的存在。

这一独特的审美形象，具有悠久和独特的魅力。

中国的“多余人”从郁达夫开始，发展至今，构成了长长画卷，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叶绍钧的《倪焕之》的倪焕之、洪灵菲《流亡》中的沈之菲、《家》中的高觉新、《北京人》中的曾文清、《雷雨》中的周萍、《围城》中的方鸿渐、王西彦《神的失落》中的马立刚等等，构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多余人”。

这些“多余人”形象具有俄国多余人产生之初的共同特点，同时又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具有了中国自己的特色。

“多余人”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参考书目：1、《外国文学史》，黄宝生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3、《郁达夫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4、《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1986年5、《屠格涅夫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磊然译，2001年6、《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江西教育出版社，王向远著，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