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法艺术概论

明代书法艺术概论肖燕翼明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继宋、元以来的帖学书法的发展阶段；即是以效仿晋、唐法帖书法，来创造本时代的新的书法艺术风貌。

一自北宋以来，特别是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代表宋代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艺术大家出现以后，标志着中国书法在彻底脱离开原来“附丽”于汉文字演变的重要艺术依据后，将朝着在原有的书法传统基础上，化陈为新，演变出个性鲜明，并由个性群体以集中反映时代的艺术新风，以这样的一条艺术途径来发展书法艺术。

在晋、唐时代，尤其在魏晋时，对人物价值的认识曾导致“文人的自觉”，并出现了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创造了书法艺术的百代楷模。

尽管如此，但由于书法艺术在中国各门类艺术中早熟，书法艺术的意识成熟必然落后于艺术创作实践的成熟。

而且，魏晋时代还在完成着隶而楷的过渡，形成的阶段，即便是唐代，也还有完善、规范楷体的任务，至五代、宋之前，伴随着汉文字演变、发展的终结，不仅各书体俱已齐备，还表现出异常的成熟和风格的丰富性。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失去了文字演变的依藉后，书法艺术该怎样获得生命力而继续发展呢？宋代的苏、黄、米等人的艺术实践就是开辟了这条艺术之路，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因此，可以认为唐末以前和五代、宋以后，是中国书法史上划时代的分界，是继魏晋以后书法艺术的第二次自觉和再认识；其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不仅元、明是沿续的发展阶段，即便是清代中期以后产生的碑学书法，为扩大艺术视野，效法自三代鼎彝文字，而至魏碑、摩崖、造像书法，仍是为推陈出新，挽长期效法晋、唐法帖而出现的颓势，其本质也没有根本的不同。

因此，当论及明代的书法艺术时，我们首先将其置于中国书法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便会得出上述的总体结论。

二宋、元以来的贴学书法发展到明代后，便又纳入了明代的社会轨道。

书法艺术的发展，从来是沿着双轨的道路前进的，即一条是艺术自身发展之轨，一条是社会历史变迁之轨。

社会历史因素对艺术发展的影响，只有强、弱之分，不存在互不干涉的现象。

就此而言，明代社会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和制约，较以往的历史时代显得尤其突出。

一方面因明初统治者曾对艺术发展进行过强力干涉，迫使书法的演变按照他们的意图来形成某种模式；而且当这种强力干涉削弱后，其后的艺术家因此产生了长时间的逆反心理，使书法的发展反其道而行之，也仍然可以认为是艺术受到社会制约后的别种反映。

不仅如此，后者逆反心理中，还渗入了后来社会的复杂历史因素，使艺术现象显得尤其丰富复杂，饶人兴味。

另一方面，随着宋、元以来帖学书法的发展，长期的艺术实践、揣研和总结，对书法的艺术形式，以及特定形式与特写艺术内涵的表里关系，自书法艺术自觉化以后，从来也没有被剖析得如此清楚，原来仿佛听凭魔力驱使般的艺术表现，现在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了。

于是，欲表达某种心情意绪、艺术意境、审美理想，不仅能了然于心，而且能应之于手。

于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艺术家，便自觉或不自觉地、一如人意地反映着社会的内容。

正因为如此，明代的书法便呈现出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不同的代表人物，这样一个鲜明的阶段性特点。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

从政权建立之始，统治者鉴于元朝被推翻的历史教训，一面采取一些减轻剥削，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促成了明初社会暂时的安定和经济繁荣局面；一面在政治上建立起高度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洪武三年（1370），明朝政府设科举，规定以八股文取士。

书写试帖的特殊体格的书法，也是士人必习的课目。

并且，出于统治阶级点缀升平和歌功颂德的需要，文学艺术，也包括书法艺术在内，便成了统治者的御用工具，使书法艺术的装饰性作用迅速膨胀起来。

经过洪武年间的奠基阶段，在永乐年间就形成为“台阁体”。

这种特殊体格的书法，特别注意表现书法的形态美，表现为字形端庄雍容，笔法婉丽遒美，规范性特强的诸特点。

这就要求书法家必须具备娴熟的技艺，但又不得任意发挥，而流露出较多的个性。

值得注意的是，台阁体书法并不仅限于御用书家的作品。

由于科举制度对士人的羁魔，更由于明初文化政策的专制，台阁体书法曾流行于明初的朝、野间，而且还不仅指楷书一体，也包括能够反映其基本特点与艺术风格的各体书法的作品。

这就是说，台阁体书法是明初书法的主体，因而体现了明初书法发展的总趋势和明初书法的基本特点。

从成化、弘治年间以后，直到嘉靖年间，我们把它看作为明代书法的第二阶段的发展，即明代中期的书法艺术。

在这一阶段中，社会的政治、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明初以来的文化高压政策日渐松弛，是由于统治者日益腐败，只知荒淫享乐，不愿也无暇再顾及许多。

对于整个社会来讲，随之便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不可治愈的两大通病，就是疯狂的土地兼并和宦官专政、党争纷立所引起的内忧外困的黑暗政治局面，结果都使得社会矛盾异常尖锐。

与此同时，在江南一带，城市经济相对地繁荣、发达起来。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因素开始出现。

虽然以其出现之日起，就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榨取，也仍旧在社会生活中立即产生了它的影响。

于是，台阁体书法衰微了，一些因政治黑暗而不愿步入仕途，或宦场失意的士大夫文人，则趁时重新焕发起对艺事的浓厚兴趣。

其开始时，首先表现出对台阁体书法的不满，并力图重创新风，而纷纷返回到古代的优秀艺术传统中寻找可资借鉴的改革凭藉。

这是发生在成化、弘治年间的艺术现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实践，终于在正德、嘉靖年间出现了明代中期的书法艺术代表——吴门派书法。

吴门派书法是活动于江苏苏州一带的文人书法家所创造的，他们中间的领袖人物是比较艺术成就高低后自然形成的，彼此间或称师友，或称子弟门生，尽管其中也不乏达官贵人，却没有因位尊爵显而在艺坛上占居显要地位。

这是市民意识对封建秩序的一种冲击，是资本主义萌芽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反映。

活动于当时城市经济重心苏州的吴门书派，其艺术家们蔑视权力地位，只较艺术成就的高低，不难从中找到社会因素的作用。

由于书法艺术不长于对社会现实作直接的反映，所以吴门书派的书法家们在返回书法传统中寻求再创作的凭藉时，他们首先注重于纠正台阁体的弊病，同时为了抒发书者的思想情绪，更为强调个性风格的体现，这就使他们与魏晋书法发生共鸣。

其结果，最终认识到宋、元的书法家已经进行过长时间的努力和实践，处处显得与宋、元的文人书法家息息相通，尤其感到与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书法更贴近。

这样，明代书法在经历了明初台阁体书法的特殊表现，又复归于宋、元帖学书法发展的轨道上来，所以说，明代中期的书法，是文人书法取代台阁体书法，重新抬头，再度表现，获得了强烈的艺术生命与广泛影响的一种结果。

从万历年间至明王朝的灭亡，是明代书法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明末的书法表现时期。

自明代中叶以来的社会危机愈演愈烈，张居正的改革也没能挽回明王朝的颓势。

内扰外困的局面一触即发，终于导致李自成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和满清贵族的入侵。

处在这个时代中，清醒者无可逃避，浑噩者醉生梦死，都面临着血与肉的抗衡。

社会凝聚力的散失，再也无复明初的一统艺术，和明中期的结社艺术，而呈现出艺术家纷争林立的繁复现状。

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其一是欲图表现一种超然物外的意境，其二则无意或有意地反映出社会现实中力量的抗衡，心灵的扭曲。

超然物外，本是中国封建士大夫文人“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两种心理准备中的一种表示。

其实，真正的“超然”者，大多是无可奈何者，否则只是标榜超然而已。

明末的一些书法家就是这样的，他们身居高位，拥有腴田万亩，家多姬妾，却偏偏摆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清心寡欲的样子。

他们的艺术代表了当时大地主阶层的审美要求。

绝对地占有了社会物质利益的大地主阶层其审美要求有日金日银、富丽堂皇、炫耀财富的表现；也有日淡日雅，似乎超然物外的表现。

对于大地主阶层中的官僚文人来说，标榜“清高”，与占有财富的贪欲，好像不是矛盾的，他们一面利用和发扬了文人艺术的传统，一面借以逃避由他们的贪欲而引起的社会尖锐矛盾，因此比较以往的文人艺术，显得更加“文”化。

此外的另一些书法家，也是人数更多的人，其身世经历，社会的政治、经济地位，虽各有所不同，但他们的书法艺术却可以反映出是在追求力量、气势的表现。

这是耐人思索的一种艺术现象。

因为在明代初、中期时绝少这种现象。

纵观其书法的粗拙笔法，欹侧险劲的结构，使人仿佛感到一种受到压抑，而又欲挣脱羁绊的潜在力量。

对于某些书家来说，可以用他们的身世经历和能够较清晰地把握的思想情感，来解释他们的艺术现象。

但远不是所有的书法家都能这样解释的。

而当成为一种较普遍的艺术现象时，我们就不能不用社会的现实来说明问题了，即这是社会现实的阴影印在一些艺术家心头的折射。

明末的两种艺术表现是对立的，因为在人们的直观中它们是殊别的；也因为在其中的一些书法家的言论中，已经表明他们是在对立中创造自己的艺术作品的。

在对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其相互联系与统一之处。

其一即共同的或类似的艺术渊源，基本上没有逾越帖学书法传统的范围；其二即共同地追求一种朴拙的艺术风格，当然前者是朴拙而秀，后者是朴拙而茂的同中之异的表现。

因此，明末的书法也仍是帖学书法在继续发展中，随着不同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的表现。

与以往时代、时期所不同的是，正是由于明末社会现实促使书坛上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表现，暗示着帖学书法愈来愈糜弱而衰微，又暗示着挽此颓势，必将寻找到新的艺术力量以振兴，这些趋势，可以在清代的书法中得到证明。

三带着所有上述的印象，我们就可以具体他说明明代书法的不同时期和各种书法艺术现象了。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指出：“国初诸公尽有善书者，但非书家耳。

”所谓的“法书家”主要指以书法为职业的人，其次指其书法形成的一套固定的模式和体格。

由元末而跨入明代的书法家，大多数是兼善书法的文人，他们基本上沿袭着帖学书法的道路，或者直接笼罩在赵孟书法的影响下。

例如危素、宋濂、俞和、张羽等人，就是这样的书法家，尽管他们已身入明代，并且有的还做了明王朝的高官，但他们的书法仍是元代的风轨。

明王朝政权建立后，几乎立即对书坛上的情况产生了使之变化的影响。

其一使书法家中出现了朝野之分，其二在朝的书法家不能不俯就朝廷对书法的要求，即由宋元以来书家多擅行草书，而变成一部分明初书法家多擅楷书和篆、隶等规范性书体。

于是，开始有人被征召入宫做御用书法家，如体兼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楷法、善署书大字的詹希元；号称小篆之工为“国朝第一”的宋璲；以及以楷法精严而齐名的杜环、揭枢，先后任中书舍人一职，承担缮写诰敕、典册、碑匾等。

此时书法的朝野之分还不十分明显，因为在洪武年间最著名的书法家“三宋”，就有在朝的宋璲，也有在宫廷之外的宋克和宋广，其中还以宋克的艺术成就最高。

对“三宋”的书法，昔人曾分别作过这样的评价：“克书出魏晋，深得钟王之法，故笔精墨妙，而风度翩翩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