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勇士》叙事结构的互文性

《女勇士》叙事结构的互文性摘要互文性是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在跨文化、跨语言的文学研究之中，互文性理论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女勇士》是美国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的成名作，论文通过对该小说的文本细读分析共存关系互文手法与派生关系互文手法，揭示《女勇士》与中西方文本系统之间的指涉关系，并结合后现代叙事理论及文化研究方法，阐释了文本存在的双重叙事及其所指涉的深层互文性意义，进而分析文本表意系统的构建与互文性写作之间的关联性。

关键词：《女勇士》叙事互文性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英文小说《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是美国华裔文学的标志人物——出生于美国的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代表作。

《女勇士》发表于1976年，发表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读者和学术批评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以至于美国许多高校英文系把该书列为必读书目。

该小说以自传体笔调讲述了一个华裔美国少女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以及种族、性别压迫下成长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游离于母亲叙事中的中国记忆以及美国社会的文化现实之间，并以此为线索追溯童年和少女时代的华裔生活经验。

根据文本间的依存关系，表层的互文性写作手法可以分为“共存关系的互文手法”与“派生关系的互文手法”两大类。

在《女勇士》这一文本中，两种类型的互文手法都有所反映，并且互相交叠。

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首先进入阅读视野的是大量共存性互文手法的应用。

而在文本深层的叙事结构中，派生性互文手法则更多地发挥作用。

这两种互文性手法相互依存而又融会贯通。

二《女勇士》中共存关系的互文手法共存关系的互文手法即是直接将异质的文本并置的互文写作模式，包括直接的引用、暗示、抄袭以及参考等情况。

引入的文本并没有明显地消除其意义指涉，却又与文本相容共存，形成一个统一的意义建构体系。

以《女勇士》为例，引用、暗示、抄袭和参考在文本的意义建构过程中都带有互不相同的表意特征。

1 引用（citation）在《女勇士》中，直接引用的情况并不太多，作者似乎刻意与引号保持距离。

文本中，引号几乎带有某种负面的、消极的意义。

例如，在文本中较为明显引用的文本是中国（特别是广东地区）的俗谚，文本中的“宁养呆鹅不养女仔”、“洪水里捞财宝，小心别捞上个女仔”等俗谚的引用都是针对女性的歧视性说法，引号不仅表明了一种距离感，也将引号内所呈现的意义强化，传统中国重男轻女思想指涉的相关文本通过被直接引用而并置呈现出来。

2 参考（reference）参考资料既是作者写作时调动的知识储备及叙事意图的反映，也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建立文本释义系统的重要依据。

在《女勇士》这一文本中，参考资料的出现主要是典籍在文本中有三种用典的情况较为明显。

其一是一些有助于表明时间坐标和社会地位的典籍引用。

例如在第一章提及了“蓓蒂·格拉布尔主演的《喔，你这个漂亮的妞儿》”，以及“约翰·韦恩主演的《他戴着黄绶带》”。

这是一处有助于定位故事年代和唤起美国记忆的引用。

在文本中起到唤起读者辨识其叙事者社会所处社会阶层和审美趣味等信息的作用。

其二是第三章涉及到“鬼”的话题时，作者有意密集地援引中国古典神话中与鬼相关的典籍，例如《聊斋》里的《青凤传》、黄钧宰的《金壶七墨》等故事来证实鬼的存在。

另一种明显的典籍引用则是第四章中关于唐人街情景的描述：“在街上都能听到孩子们在朗读课文《我是中国人》。

一家慈善机构门前，一个识字的人正在大声朗读贴在窗户上的《金山消息报》，一群听众看着那上面的照片发出一片‘啊呀’声。

”此处选取了具有明确符号意义的参考资料（报纸，课文）嵌入到叙事之中。

典籍引用更类似于举证道具的作用。

3 转述（retail）“转述”可以视作“参考”手法的一种特例，虽未使用引号或者标注手段来确切指明出处，但却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引入文本的信息，并重新加以编译，以便更好地嵌入到文本之中。

转述的策略不在于对引入文本加以颠覆、解构或者嘲讽，而仅仅是出于语境的需要对之加以改造，以消弭直接嵌入所产生的突兀感。

在《女勇士》中，主要的转述主要是与鬼有关的文本。

例如第三章中叙事人就“鬼”与“吃”这一话题展开铺陈叙述的时候，便连续援引了高仲斗海妖、周易汉吃鬼、陈峦峰（应为鸾凤，系译者误）、斗雷神、魏庞吃鬼、无名氏吃青蛙鬼五个故事。

虽然经过转述，原文本已经面目模糊，但是大致的叙事结构依然被保留了下来。

除了在狭义文本的层面上应用转述之外，在广义文本的层面也有转述的现象，包括文化、历史、习俗等方面。

在《女勇士》中，直接的文化、历史和习俗方面的转述着墨不多，但也起到了较好的互文效果。

例如：假如你想把草帽保存起来留着来年戴，那就得趁早摘下来放好，否则在地铁上或者走在第五大街上，任何一个陌生人都有可能抢下你的草帽用脚踏穿。

这是一种庆祝新季节到来的方式。

这一段作者仅仅是较为客观和简练地通过人物之口引入一个美国的文化习俗，而并未有明确的改写或者戏拟的意图，因而也应当归入转述一类。

植入这一文本，也就意味着置入一个迥异于中国文化的美国传统，将文本置于真切的西方文化传统和众多的互文文本之下。

4 暗示（allusion）暗示是一种更为常用的引用方式，虽然同样是反映已有的文本，却更为融入于新的文本中，并且进一步淡化原文本的表意系统和叙事结构对文本所造成的干扰，以求浑然一体。

《女勇士》中暗示这一互文手法的应用是以特定的意象或者语词暗示中国文化传统的在场。

文本俯拾皆是的中国意象并不全是修辞性的暗示，也有带有明确互文意味的互文性暗示：“算命的说她将来会去异国他乡，会有六个孩子。

“‘六’”，他说，“乃万物之数。

你的运道真好。

‘六’乃天地之数，东西南北外加天地乃为六合。

风有十二声，六高六低。

风、寒、暑、湿、燥、火为六气。

人有六识、六德、六行；还有六书、六畜、六艺、六度。

两千多年以前，六国联合灭秦。

六线形，指的是《易经》。

当然还有大六，那指的是中国。

”在这洋洋洒洒的一段叙述中，作者如数家珍般罗列了传统文化中关于“六”的词汇，除了诸如“东西南北外加天地乃为六合”等属于转述的情况之外，大部分都是需要经由互文释读才能破解的暗示性文本。

例如“六书”，在这一语境中，一个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能直接地理解这一个词汇暗示了中国传统经典，而非意指六本书。

三《女勇士》中派生关系的互文手法除了直接引入的文本，更为常见的互文写作形式是由甲文本派生出乙文本，甲文本在乙文本中被重复和转换。

这种经由派生关系实现的互文手法，也就是吉拉尔·热奈特定义的“超文性”。

“超文性”派生的两种主要形式是戏拟和仿作。

这意味着尽管在叙事结构、叙事风格等方面，派生出来的文本与原文本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其意图并不在于复制原文本的表意结构，而是着眼于新生成的意义。

1 戏拟（parodie）《女勇士》中，最为著名的戏拟莫过于对花木兰故事的移植和改写。

花木兰故事是中国家喻户晓、彰显忠孝主题的民间传说。

尽管除了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之外以文字形式保存的“花木兰”故事并没有太多文本，但“代父从军”这一叙事架构无疑已经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女勇士》中虽然没有明显声明对《木兰辞》的借鉴，我们还是非常轻易地认知并接收了这一潜藏其中的文本的叙事模式。

在汤亭亭笔下，传统文本的木兰故事被保留下来的只有“代父从军—征战—还乡”这一叙事结构。

而花木兰的故事则被延伸和丰富，文本中不仅详细叙述了花木兰在从军之前的拜师习武，还特意强化了花木兰的女性特质甚至罗曼史，花木兰不仅与情人在军中偶遇，还结合生子。

此外，花木兰叙事也与对“岳母刺字”故事的戏拟、对革命文学宏大叙事的戏拟等相结合起来，衍生出更为丰富的戏拟效果。

经由《女勇士》的改写，花木兰故事原有的“忠孝”主题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对女性自觉的体认。

岳母刺字的故事化用在此处也有同样的效用，在这一戏拟中作者置换了人物的性别身份，而又保留了“刺字—出征”的框架，从而颠覆了原文本中男性中心的英雄主义。

经由戏拟，作者以此叙事架构为出发点，缔造了新的花木兰故事，丰富了原文本的意义体系。

同时，戏拟也造成了陌生感和突兀感，引发阅读者进一步认知作者的叙事策略，接受作者的叙事意图。

戏拟的写作策略不仅仅体现在意象层面，作者还将西方文学中的母题也一并搁置于文本中，造成文本的内在张力。

文本中大量有关“疯女人”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一个互文性意味明显的戏拟。

无论在西方文学还是在东方文学中，“疯女人”都是一个人尽皆知、耳熟能详的形象。

浸润于西方文化的读者显然轻易便可联想到这一角色所引证的大量文本，这还不包括诸如《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样的评论著作。

在文本中，疯女人的形象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意义指涉。

除了沿用这一互文性意味强烈的意象之外，西方中世纪以降的“天使—魔鬼”、“吸血蝙蝠”等主题文本。

2 仿作（pastiche）作为一种互文性写作的手法，仿作并不仅仅是词句的转换，而是叙事结构、文学范式与表意策略的融会贯通，以求更为精巧地将叙事意图潜藏在阅读者熟悉的表述套路之中。

在《女勇士》中，文本的语言风格尽管有一定的文学渊源，总体而言并没有特别刻意仿作的例子。

而在叙事结构层面，仿作则是建立《女勇士》表意系统非常重要的互文性手法。

在叙事结构方面，就显性叙事层面而言，作者通过五个叙事主题勾勒了五位女性的形象。

而在隐性的叙事层面，倘若抽离出其叙事范式和主题的框架，则每一章节都可以视作是一个而独立的仿作主题。

例如第三章是写母亲勇兰的故事。

这一章互文的意味颇为明显。

围绕着“遇鬼”与“驱鬼”这一传统志怪小说母题用了大量的篇幅铺陈叙述，甚至于叙事的笔调似乎也是刻意参考了明清志怪小说的范式。

“shaman”原是“萨满、巫医、巫师”之意。

这一主题也暗合了西方文学中的“鬼屋—巫术”等主题，只是更具东方趣味。

这些命题在汤亭亭写作的六七十年代依然还是华裔文学的轴心，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

虽然沿用了成长主题的叙事模式，《女勇士》却与先行者的脚步迥异。

通过仿作华裔自传，作者实际上对这一文类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内涵，尤其是对华裔女性通过“被同化”、“被美国化”而受到主流社会接纳、实现“美国梦”的成功故事模式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在《女勇士》的结局，由蔡琰“胡笳十八拍”完结，足以为文本意义指涉的佐证。

四结语通过对《女勇士》中的互文性写作手法的深入分析，并对文本的意义指涉从互文性角度梳理之后，我们对《女勇士》文本所融汇于文本之中的文学记忆，有了较为完整的理解。

《女勇士》以古老中国神秘、奇异的历史背景和文学传统为叙事背景，描写了华裔女性在美国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

诚如作者汤亭亭所言：“我的故事形式受中国故事形式的影响。

中国的思维方式很流畅，不像西方的思维方式，它直接而精确。

”为了替华裔女性在美国社会中立言，汤亭亭以西方文化的视界返观中华传统文化，改写华裔女性的历史表述，以便塑造具有女性意识的独立的现代美国华裔女性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