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论之终结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摘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一直在探讨“历史终结论”的概念。
随着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一论断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本文首先回顾了“历史终结论”的提出及其内涵和影响，然后重点分析了中国现代化实践对这一论断的终结。
接着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意义和影响，以及展望未来。
总结了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的重要意义，以及历史观的重构和发展。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挑战了“历史终结论”，为历史观的更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这一过程不仅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观提出了挑战和启示。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实践、历史终结论、内涵、影响、挑战、重要意义、意义、影响、展望未来、历史观、重构、发展1. 引言1.1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历史终结论是由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提出的，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解体，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最终形式，世界范围内将不再有意识形态的冲突，这被称为“历史的终结”。
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最终胜利，将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制度，未来的发展将主要是关于制度运作的细微调整和改进。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一方面，一些人认为这一理论体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完善；也有人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认为历史终结论忽视了不同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1.2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历史终结论将自由主义民主制度视为历史的最终形式，而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却展现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
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独特的举措，这使得西方的历史终结论在中国的现实中显得并不完全适用。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挑战了历史终结论所宣扬的唯一正确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采取了一种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并批判过去提出的“历史终结论”。
这一观点认为，在冷战结束后，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导模式，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没有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观点一度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
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和现代化的实践，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受到了质疑。
本文将从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进行分析和探讨。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展现了新的治理模式和制度优势。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推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社会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积极探索和借鉴了西方的制度优势，逐步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系。
这种融合发展的方式既充分发挥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保障了公平和效率，实现了国家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而这种治理模式的成功实践，对于“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融合的重要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赋予了“历史终结论”新的时代内涵。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得到了持续的推进，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初步实现。
这种新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为“历史终结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也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持久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使得世界范围内对于现代化路径和模式的多元认识和选择逐渐得到扩大和深化，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充分展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发展的可能性，使得世界历史进程中再次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世界范围内对于现代化路径和模式的多元认识和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的成功，证明了“历史终结论”的错误。
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最终的制度形式，并预言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普及和巩固。
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快速发展，突破了这一理论的框架。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表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阶段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没有固定的终结点。
中国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路径，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束缚。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的成功，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可能性。
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成就无疑激发了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动力和信心。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为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和促进世界多极化提供了范例。
中国坚持通过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更多选择和实践路径。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的成功，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方案”。
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开放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为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支撑，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交流和合作，为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以及其意义，不仅仅是对历史理论的辩证反思和突破，更是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启示和借鉴，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推动和引领。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和重视，为世界注入了更多的想象力和可能性。
我们应当坚定信心，走自己的道路，推动世界的多元发展。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历史终结论”曾被认为是20世纪末的一个经典观点，它认为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获得全球优势地位之后，世界上不同政治体制之间的比拼已经结束。
这种观点提出的时候，它往往被视为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于自己全球领导地位的正当化。
它含义深远，对于人类社会制度的认识、经济政治的发展甚至对于全球秩序的塑造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个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国的不断崛起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让人对“历史终结论”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的世界。
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已经对这一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助于对历史终结的反思和重建。
首先，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化实践让我们认识到历史是不断变化的。
事实上，“历史终结论”本身就是一个静态的思维模式，它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永恒的稳定状态，即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获胜。
这样的观点无法理解历史的动态性与复杂性，缺乏对于人类历史进化和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
其次，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也告诉我们，不同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选择不同的制度路径。
与自由民主和市场原则相关的制度体系不是无所不能的基础。
这种观点体现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自信，反对单一化、一刀切、机械化的历史观念。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向我们证明，发展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断努力的过程。
过去，人们普遍相信，现代化可以通过对不同领域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实现。
但现实表明，现代化进程是一场长跑，需要全社会不断努力，尤其是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仍然面临挑战。
以上三个方面都是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的终结及其意义的体现。
通过对历史终结的反思，我们可以重建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与意义。
现代化的实践也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是结束，而是经常在演变，我们有必要针对当前的挑战，不断探索组成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各种力量和模式，从而开辟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更加光明前景。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历史终结论”是由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提出的观点，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西方民主制度的胜利，人类社会将不再有大的制度性变革，民主自由制度将成为唯一的制度选择，历史将走向终结。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崛起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终结的认识，更意味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新的历史走向的可能性。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现代化实践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成功，更体现在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不断完善社会制度、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等方面。
在政治上，中国实践了一种独特的发展路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保持了政治稳定，又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
在社会领域，中国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些变化和成就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崛起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挑战。
中国的成功证明了“历史终结”的假设不成立，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制度模式，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没有一个模式适用于所有国家。
中国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格局，中国的崛起使得世界上不再只有西方国家主导，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国际秩序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中国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更意味着世界上更多国家获得了发展机遇，这将对世界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挑战了“历史终结论”，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崛起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中国如何保持现代化的发展势头，如何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持续取得成就，这需要中国不断探索和创新。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自20世纪末以来，有关“历史终结论”的讨论一直在国际学术界和政治舞台上持续不断。
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纷纷展开对这一理论的探讨和批判，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人》。
该书的核心观点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自由经济体系的胜利，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了全球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的终结点，代表着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最终形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各国实践的不断发展，“历史终结论”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
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其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彻底击破了“历史终结论”所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
福山在他的著作中将自由民主制度视为“最终形态”，这种看法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表明，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多样性和并存的可能。
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成功地保持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还不断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成功实践告诉世人，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最终形态”，而应该是各种文明在相互尊重、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共同进步。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重新定义了“发展”的概念，对“历史终结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在福山看来，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绝对的政治制度标准，并通过全球化的推动，逐渐成为了全球的普世价值。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再次证明，发展的道路没有标准答案，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理论探索的范本。
中国的成功实践向世界展示了，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发展的唯一标准和唯一途径，各国都应该根据自身国情和人民意愿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还丰富了“历史终结论”所代表的现代化道路。
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标志着个人自由和法治的胜利，它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历史终结论是知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他于1989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失败以及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人类历史将会终结，西方民主自由制度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政治制度，这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和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提出了挑战，甚至可以说是对其进行了终结。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得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实力提升和全球影响力的扩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不同政治制度的可行性。
中国采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即政治上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
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在全球化时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实践打破了历史终结论中的“西方民主自由制度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政治制度”这一观点，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具备可行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企业改革等，通过引进外资、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强国内市场的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本国的发展路径，而且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实践揭示了历史终结论中忽视经济发展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的局限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了文化传统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并没有完全抛弃其传统文化价值观，而是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这种文化自信使得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凭借独特的文化优势赢得了国际认可，并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多元化的现代化路径。
这一实践否定了历史终结论中关于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
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终结对历史终结论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不能以单一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和历史发展。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及其意义1. 引言1.1 1. “历史终结论”的兴起“历史终结论”的兴起可以追溯至20世纪末，由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
福山在其著名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中阐述了这一观点，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种理想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终极形态，即民主资本主义。
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享有政治自由、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持支持态度，认为这一论断符合事实，而另一些人则提出质疑，认为历史仍在不断发展变化，不存在终结的概念。
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对“历史终结论”的怀疑和反思。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挑战了福山的观点，展现出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路径。
中国的成功经验和发展成就，使人们重新审视了“历史终结论”的合理性，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化范本。
1.22. 中国现代化实践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代化实践之一，它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展现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这与“历史终结论”所预言的西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是不相符的。
中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也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上进行了各种实验和探索，这种探索挑战了“历史终结论”所认定的“普世价值”的唯一性。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促进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表现出了显著成效，这与“历史终结论”所宣称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模式是现代化的必然路径的观点相悖。
中国通过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挑战了“历史终结论”对西方模式的绝对认同。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范本，这种思路和范本对“历史终结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提出了挑战。
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的成功经验也为“历史终结论”所带来的启示提供了有力的反驳，表明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没有一种模式是绝对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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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结论之终结章永乐：福山——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字号:小中大2013-12-17 15:49:36更多59关键字 >> 福山弗朗西斯·福山王绍光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政治秩序的起源国家能力迈克尔·曼中国国家制度2012年10月，因《历史的终结与末人》（以下简称《终结》）而名扬国际学界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以下简称《起源》）推出中文版。
福山本人也飞到北京为其新书做宣传。
尽管出版者和销售者用“巨著”这样的词来描绘该书，但该书在中国知识界并没有引发热烈的反响。
这一结果绝非偶然。
《起源》提出的核心命题——良好的政治秩序由国家、法治以及负责任政府三要素构成——在西方知识界也许有一定先进性，但对中国知识界来说，却绝非什么了不起的洞见。
这位在冷战走向终结之际因“历史终结论”而成名的学者，只是从西方世界流行一时的盲目乐观中较早醒悟过来，醒得比多数人更早一些而已，可谓“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
弗朗西斯·福山一、从《终结》到《起源》福山在西方世界曾经是一位“先知先觉者”。
1989年，正值苏东阵营岌岌可危，福山在当年夏季号《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论证人类历史结束于自由民主，此后不会有新的替代可能性。
此时哪怕是在西方国家的情报界，也很少有人能想到整个苏东阵营会在短短几年内全面崩溃。
福山的预言似乎很快应验，西方世界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
1992年，福山又将此文扩充为《历史的终结与末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预言书变成办喜事的礼花，一时洛阳纸贵。
然而，如果换一个参照系，福山的“先知先觉”又存在着巨大的盲点。
1991年，时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的王绍光发表了一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体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的论文，以尖锐的方式提出了“国家能力”问题。
在王绍光看来，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作为支撑的民主社会并不是可欲的。
威权政府的国家能力未必强，民主政府的国家能力也未必弱，需要的是民主与强国家能力的某种结合。
此时的王绍光尚未对“转型”的政体目标提出质疑。
但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王绍光不仅在“国家能力”研究上走得越来越深，甚至也对“转型”的政体目标本身发生了质疑，认为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之外探索新的民主模式。
王绍光在这两个方向上的探索，都对中国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推动王绍光思考的是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是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经验，这场改革一开始采取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方式，以调动地方积极性，但到了1980年代后期，已出现了中央财政拮据因而难以号令地方的局面。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一文的背景就是关于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是否岌岌可危的辩论；另一方面，是苏联解体之后的经历。
苏联解体并不仅仅是政体的转换，同时更伴随着国家能力的大幅度弱化，但在大部分原成员国，尤其是俄罗斯，“转型”之后并没有出现大繁荣，反而出现了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社会混乱、腐败盛行的局面。
同时代的一些西方学者尽管没有看到中国1980年代的探索，但对俄罗斯的转型经验产生了深刻印象。
如史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与凯斯•R. 桑斯坦（Cass R. Sunstein）这两位美国学者于1999年出版了The Cost of Rights：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es （《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质疑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经典区分，认为所有自由的保护其实都依赖于国家的税收。
由此看来，在对“国家”的研究上，1990年代的福山不仅远落后于王绍光，甚至也落后于史蒂芬•霍尔姆斯与凯斯•R. 桑斯坦这样的西方“先知先觉者”。
但福山是一个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学者。
在长期政策咨询实践中，他接触到了许多“失败国家”的例子，而9•11袭击背后的恐怖主义根源更引发了他的思考。
在出版于2004年的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国家构建：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中，他将国家作为自己的直接研究对象，区分“国家活动的范围”与“国家权力的强度”，并批评在这两个维度之间的混淆。
与王绍光相比，这样的区分是“后知后觉”的，但对福山来说，却是其思想创造活动中迈出的重大一步，并且为其写作《起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起源》的雄心与成就《起源》的基本观点是，良好的治理需要三个因素的结合：国家、法治及负责任政府（民主是问责方式之一，即政府对大多数人负责；但一个贵族或寡头政府也可能存在问责）。
《起源》的努力方向是追溯这三个要素的历史起源及其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组合。
比如在讨论国家时，福山将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经典例子，认为中国国家的发育远早于西方国家。
而在讨论法治与负责任政府时，福山主要以欧洲为例子。
伊斯兰世界、印度与日本在福山的体系中也有自己的相应位置。
《起源》的雄心是建构一个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系。
该书文风明白晓畅，可读性强。
作者虽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用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对许多常见史料进行重新解释，当能让世界史研究者们从中获取许多新的启发。
然而，作者建构的这个理论体系，从很多方面来看，却给人以某种“急就章”的感觉，对之前的学术研究成果缺乏较为系统的吸收和批判。
试举一例：“统一中国的秦朝做出雄心勃勃的努力，想把中国社会重新整顿为一种原始极权主义国家。
这个工程最终失败了，因为国家没有工具或技术来实现这个野心。
它没有激励人心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解，也没有组织一个党派来实现它的愿望，凭借当时的通信技术还无法深入中国社会。
它的权力所到之处，它的专制是如此暴虐，以致激起了导致自己迅速灭亡的农民起义……后世的中国政府学会收敛雄心，学会与现有的社会力量并存不悖。
在这一方面，它们是专制的，但不是极权的。
”（页145）这段论述是比较笨拙的。
福山以所谓“现代极权政体”为参照，审视了秦朝的脆弱之处，但这只是描述了现象，并没有对这些现象进行较为精细的理论解释。
引文中所提到的国家的“工具”或“技术”，其实在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发表于1984年的论文“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国家的自主性权力：其起源、机制与结果》）中就已有相当系统的理论化。
迈克尔•曼对“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与“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作出区分，前者指的是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range），是“强加于社会的权力”（power over society）。
后者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社会，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即通过社会获得的权力（power through society）。
用这一对概念来分析，秦朝无疑具有强大的“专制能力”，但却缺乏足够的“基础性权力”作为支撑，尽管秦朝的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努力标志着国家“基础性权力”某些方面的惊人飞跃。
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论工具，福山的研究只能描述作为制度的“国家”的兴起，而无法为分析国家的能力强弱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而在“国家能力”研究方面，王绍光在迈克尔•曼的基础上提出的由认证能力、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监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和学习—适应能力构成的国家能力理论体系已经具备相当的成熟度。
这一体系能很好地描述和解释“国家”兴起之后的演变。
但很遗憾，我们看不出福山对如此系统的成果有什么借鉴。
即便在描述和分析国家的兴起时，福山的视角也较为简单。
《起源》非常强调国家“去血缘化”的维度，因为这是国家区别于部落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
由此，福山将中国的国家发育历史描述为一个不断脱离家族关系影响的历史，而他所关注的汉隋之间的政治衰退，其表现也在于退回到家族政府。
他批评马克斯•韦伯忽视中国国家制度所表现出来的“去血缘化”的特征，这无疑具有某种纠偏作用。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中国治理制度中的“去血缘化”和儒家意识形态中对亲族关系的强调是同时进行的。
福山笔下那个“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全部特征”的西汉政府是讲“以孝治天下”的；在福山非常重视的宋朝，士大夫在主动维护科举制的同时，也在基层进行宗族自治的建设。
在该书第21章，福山解释说“也许因为中国社会如此重视家庭，国家建设者认定，他们的特别任务就是在政府中杜绝腐败根源的家族或裙带的影响”。
但这恰恰忽视了中国社会对家族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统治者有意推动和维护的结果。
只看到“尊贤”而看不到“亲亲”，只看到“忠”而看不到“孝”，看不到中国处理“忠”、“孝”冲突的诸多制度实践，就无法全面地理解中国。
在这个问题上，福山和韦伯虽然各执一端，但恐怕都存在有片面化的问题。
《起源》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经典例子，认为中国国家的发育成熟远远早于西方国家。
福山也有意把对中国历史的论述放在前面，仿佛西方道路是对中国道路的偏离，这在叙述模式上与马克思、韦伯等经典作家恰恰相反。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看起来是一种更为“友好”的叙述模式。
但是，叙述模式的突破并不等于理论上的突破。
在福山看来，中国虽然有强国家能力，但没有法治与负责任政府，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而西方的国家建构进程虽然较晚发生，但三个要素发展较为均衡，在英国那里实现了第一次成熟的结合，然后又在其他国家陆续实现。
福山对西方历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探讨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历史关节点如何逐步发展。
但在分析中国的时候，他的关注点几乎都在第一个因素上，并致力于论证后两个因素的缺失。
这一分析进路是失衡的。
在探讨欧洲的时候，福山能够用细致的历史分析，展现三个要素从低到高的发展光谱，在其中法治与负责任政府无疑存在高低、强弱之分。
在《起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修辞性十足的表述：“欧洲法治的基础始建于12世纪，其最终巩固还得有赖于数世纪的政治斗争。
”（页282）而所谓“基础”，实际上是在“有”、“无”之间的模糊表述。
但在分析中国时，尽管国家维度呈现了强弱之分，但在另两个维度上，问题就变成了有无问题，而非强弱问题，仿佛中国还根本没有达到谈强弱、高低的门槛。
但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福山指出，中国存在能支撑经济发展的“足够好的产权制度”；中国虽然缺乏正式制度来迫使统治者负责任，但统治者往往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