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正确认识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是国家制定外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也是搞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行未来战争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列宁曾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了一个时代转变为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3 页)；只有“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4页)所谓时代，就是社会形态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它是按照一定历史时期的某个阶段在政治活动中所占据的地位，以及依据各阶级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来划分的社会各个发展阶段，它是国际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的客观反映，决定着历史发展的主要容和方向。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同样，关于对当今时代的有关论述和观点，不仅是其新时期军事思想的重要容，而且也是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

就时代而言，时代的基本容和性质，在这一时代没有完结之前是不会发生质的变化的。然而，它的具体容却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同一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有着不同的矛盾和主题。就当前的时代看，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一些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没有彻底得到解决。然而，这一时代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运动形式、力量对比和具体容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来，比如60年代以前，帝国主义战争和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是当时世界的主要历史潮流，阶级斗争主要是通过激烈的对抗形式表现出来的；进入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问题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基本问题；世界总的形势趋向缓和，对话多于对抗；各个国家都把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作为自己的急务等等。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一是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尽管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投有消失，但其表现形态已不是过去两大阵营的联盟对抗了。目前，在某种意义上说，两种社会制度基本上进入了共处与竞争的相持阶段，斗争方式也由过去的武力对抗为主转变为以和平竞争为主上来。二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相互依赖因素超过了相互矛盾因素，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经济上的又对抗又联合，而不是军事上的直接抗衡。三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某些调整，以及他们对劳动人民统治和剥削手段的不断改换，客观上使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矛盾有所缓解。四是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逐步获得独立，以往那种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国家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也有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代之以突出的是经济上的渗透、控制，掠夺。这些变化势必使时代的特征与主题发生变

化。

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深思熟虑，高瞻远瞩地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6页)的这一概括，抓住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指明了今后较长时间人们的奋斗目标，即把主要精力由过去的战争与革命转到和平与发展上来。从而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时代特征的思想。

一、维护和平是当代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所谓“和平”，就是指国际行为主体之间非战争的政治关系状态。世界和平就是指未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历史状态。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由于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存在，几千年来各种战争连绵不断，不仅使数以亿计的生灵涂炭，而且使人类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遭到了极大破坏，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难以抹灭的巨大创伤。千百年来，世界各国各阶层的人民特别是亿万劳动人民，总把追求和平、消灭战争作为自己的美好理想，并为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努力。早在中国古代，就有“小康”、“”的传说；到了近代，世界各国大都把维护国际和平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为了维护和平，19世纪50至60年代，欧洲连续召开了4次和平大会，并发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号召，世界和平运动由此发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开始出现了一批和平组织，像1883年瑞士成立的“和平与仲裁委员会”，1907年在芬兰成立的“和平联盟”等等。这些组织的出现，使世界人民维护和平的自发斗争变为有组织的运动，也使各国部人民的斗争发展为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人民反对战争、制约战争、争取和平的运动也一直没有中断。这些运动尽管没有完全制约大战的爆发，但在当时对于打击法西斯的嚣气焰，不同程度地延缓战争的爆发，以及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动员群众等方面确实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当然，在世界和平运动兴起的同时，也伴随出现了一些和平主义的思潮。但是和平运动与和平主义是两个不同质的概念，决不能混为一谈。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的认识。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吞噬了近1亿人的生命，直接物资损失在l万亿美元左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完全结束的时候，人类头上又笼罩着新的更加残酷的世界战争的阴影。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从而揭开了核时代的序幕。人们开始意识到，新的世界战争将以核武器来进行。根据世界核弹头的拥有数量，有人对其威力和后果进行了估算，核当量可以将地球上的生命毁灭数十次，核大战一旦爆发，就不可能有胜利者，即使存在所谓名义上的胜利，实际上也是失败。这就是说，核武器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大大超过了人类社会自身的承受能力，战争已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的和唯一的手段。因此，反对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是关系

到人类在地球上所创造的一切文明能否保存和人类社会能否延续下去的大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常规武器的性能也有了成倍增长和质的飞跃，也使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常规战争变得空前紧，激烈和残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国之间乃至世界围爆发一次常规大战，其后果要远远几倍超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后果。

维护和平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但是战争的因素还在不断增长。正如指出的那样：“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由于两个超级大国正在进行军备竞赛，战争因素还会发展。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2页)事实也正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的世界战争虽未爆发，但局部的热战和东西方的冷战时断时续。殖民体系已经土崩瓦解，而侵犯主权、武力征服的事件屡有发生；大小国家本来一律平等，而强权政治仍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作用；种族隔离政策虽然遭到举世谴责，但南非当局倒行逆施变本加利；人类创造的财富有了无数倍的增长，但南北之间的贫困鸿沟反而更加扩大等等，都使我们的世界充满着矛盾和对抗、动乱和冲突，存在着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和令人忧虑的现象。一方面是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核武器和高技术常规武器不断积累，象一把利剑悬在世界人民的头上；另一方面是国际局势动荡不安，随时有可能因种种事件把悬挂利剑的细线碰断。一方面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核武器和现代化的常规武器作为现代文明的结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这些成果又反过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延续，变成人类的克星。地球蕴藏的丰富资源，人类具有的聪明才智，以及不断加速增长的社会财富，是用于战争，毁灭人类，还是用于发展，造福人类，世界各国善良勤劳的人民在关系自身根本利益的十字路口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世界人民要生存，要发展，只有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才能为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让人类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为此，人类为维护和平，反对新的世界战争的爆发又进一步作了大量的不懈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斗争为目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代表着争取和平、争取社会进步各种斗争的核心力量，尽管国际共运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着一些严重曲折的历程，但对其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功绩不能完全抹杀。因为现代和平运动，谋求的是制止当前的具体战争，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铲除战争的根源——私有财产和阶级，以最终消灭战争。而要最终消灭战争，只有通过制止当前的具体战争才能逐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与争取和平的斗争，无论是在目标上还是在斗争对象上都有着许多共同点和联结点，而且，争取和平的斗争完全应该而且可能纳入争取社会进步的洪流之中，而不应该把二者割裂开来。从战后世界各国维护和平斗争的实践看，维护和平的斗争和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正在汇聚成汹勇澎湃的洪流，有力地推动着世界政治的向前发展。同志也正是主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世界和平的力量将超过战争力量增长这一论—断的。他在1985年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又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但是战争的危

险还存在。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5页)这一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当今世界历史的主题已经从战争向和平位移，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已经开始走出过去那种战争与革命的理论模式，必须将当代的战争与和平理论更直接的建筑在谋求和平、维护和平的基点上。这是我们在把握维护和平是当代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这一观点时所应注意的。

二、促进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核心问题

当今世界，是东西矛盾、南北矛盾相互交叉、对立统一的世界。和平问题、发展问题是国际关系中的大坐标，只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只有把二者辩证的统一起来，以和平和发展总揽世界的全局，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认清国际事务中各种具体问题的实质和基本趋势，也才能全面把握战争与和平思想的真谛。发展问题同和平问题一样，是当今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中影响全局的、非常重大的战略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的生存与经济发展，关系到整个世界和平的一系列伟大斗争。可以说，它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政治力量与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

从时代背景看，发展问题的提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新兴的、独立的力量屹立于国际政治舞台。这些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为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可能性。这些国家要改变历史所造成的长期贫困落后面貌，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这是因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仅仅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而缺乏经济上的独立作为依托，可以说其政治上的独立也是非常不牢固的，根本不能承受帝国主义随时而来的各方面的压力。同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在经济上长期依附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独立强大的民族经济，也不可能使人民群众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与压榨。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要摆脱经济上被剥削被奴役的状况，谋求发展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项根本任务。尽管这些国家在60—70年代为改变经济和社会不发达的状态也作了许多举世皆知的艰苦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有目共睹的成效。然而，就整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仍然是很低的，其贫困落后的面貌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也使其中一些国家陷入了“经济增长危机”之中。80年代以来，发展问题已逐渐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同。解决发展问题和解决与发展相关的问题，也已成为近年来联合国各种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把发展问题提到

世界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即同志所指出的“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从他们的自身利益出发看到发展问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国际学术界许多专家都有一个共识，即第三世界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在未来研究中应占优先地位，因为脱离了人类绝大多数的发展前景，研究未来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近年来，像“新发展哲学”、“国际发展新环境”等一系列口号和概念的出现，不但反映了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迫切性，而且也是包括发达国家在的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明确指出：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可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6页)这就是说，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南北双方是否能够就发展问题达成谅解，取决于穷富两个世界是否能真正意识到在共同劳动和生活中的相互依存与互助互

利。

从世界全局看，发展问题关系到全人类经济的共同繁荣。根据目前世界上比较统一的说法，发展问题主要指南北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概括虽同地域有关，但又不单是一个世界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世界经济政治概念。南北问题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同志明确指出：“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7页)与此同时，同志还把发展问题看成是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看成是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就是说，发展问题主要指南北问题，然而又不仅仅如此，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全人类经济振兴、社会进步的大问题。

当今世界，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十分重视本国经济的发展或再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进一步显示其社会制度的优越性，都在普遍进行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对外经济的扩大等一系列工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使其经济得到再发展，也在千方百计地进行经济调整，以解决长期存在的经济低速增长、高赤字、高利率、高失业率等难以克服的痼疾。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在采取措施，亟待改变和摆脱饥饿及贫困落后的状况。这些情况表明，发展经济已成为在目前形势下世界各个国家的急务，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振兴．尽管在70年代以来，经济生活的国际化有了很大加强，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但是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占人类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南方经济得不到发展，势必会造成连锁反应，影响和制约其他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志高瞻远瞩地深刻指出：“南方问题不仅是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人民日报》1986年4月10日)。这主要是因为：其一，南方问题关系到北方国家的继续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形势下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北方国家的经济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南方国家。北方国家的重要原料产地仍然是南方国家；北方国家的重要销售市场仍然是南方国家；北方国家的重要投资场所也仍然是南方国冢。这就是

说，在现代化经济的大发展时期，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关起门来自我发展，也不可能独具经济发展的资金、劳动力、资源、技术和市场等五大要素。尽管北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占据优势，但离开南方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作为依托，北方的优势也就很难得到正常发挥。事实进一步证明，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不可能建立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即南方经济的停滞与贫困基础之上。其二，南方问题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国家同绝大多数南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就实质而言是新型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这既有利于南方国家开展反对北方国家控制与剥削的斗争，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扩大对外经济往来和经济发展。其中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是南方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更是休戚与共的。60年代以来，南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双边贸易发展迅速，双方的多方位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日益加强。到80年代初，我国已同近120个南方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

济贸易关系，贸易额达90多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近1／4．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愈来愈需要在同南方国家的合作中实现，同样也不可能建立在大多数南方国家的停滞与贫困的基础之上。促进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这既是南方国家的迫切需要，也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可以说南方问题不解决，整个人类的发展将是非常困难的。

从发展问题的实质看，发展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目前在世界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越来越高，充分反映了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延伸和发展，这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一方面，占人类3／4的南方各国人民，强烈要求在国际间进行平等互利的交往，要求独立自主地开发利用本国的资源，以改善生存环境，进而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一斗争的巨大历史意义丝毫不亚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独立。否则，不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不到发展，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成果也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因此，南方国家谋求发展的伟大斗争，明显地具有反对国际垄断资本的意义，是在世界围的国际经济关系领域进行的最实际的反帝、反殖和反霸的斗争。另一方面，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涉及到改革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涉及到整个国际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动和不同类型的国家、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集团的切身利益，特别是也涉及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义和强权政治的利益围和势力围，比较敏感地触及了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这必然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这种情况也同时要求世界各国人民在进行一系列经济斗争的时候，不得不进行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政治斗争。这两种斗争的相得益彰，必然会进一步增强第三世界反帝反霸的力量，增强南北对话的实力后盾，完全符合全民族的愿望和要求。这也正是把南方的发展问题看成是核心问题的最本质的出发点。所以，对发展问题既要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肯定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又要从发展的总趋势，从无产阶级的觉醒和壮大，从世界围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创造条件等方面去认识南方国家促进发展的巨大政治作用，还要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对于保持世界稳定、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去把握其历史意义。

从当前的情况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破旧立新、促进发展的斗争，必须紧紧围绕同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同债务问题进行的斗争、同初级产品价格下跌进行的斗争这三个突出的问题而展开。这三个方面是关系到目前发展中国家能否摆脱经济困难的“热点”。当然，随着南方国家经济的日益发展，南北之间的经济关系只会越来越密切相连，这也必然会带来双方之间斗争的进一步复杂尖锐。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舍此是不可能使南北关系得到根本改善的。

总之，和平与发展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任何国家的高速发展都是不现实的。反之，没有发展，和平也就因失去基础和实力而很难保持。所以，一定要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把二者辩证地作为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加以处理。

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的胜利，不排除以和平方式实现的可能性，但推翻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最积极、最有效的方式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理论，曾主“用战争消灭战争”、“用革命制止战争”等以战止战的持久和平的思想。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一些国家胜利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尝试过以和平方式，以及按照和平共处的原则，解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争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总体而言，由于长期“冷战”的国际局势，那种“以战止战”的形式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国际争端、争取世界和平可供选择的重要途径。在当今条件下，世界各种基本矛盾都呈现出与过去相比许多不同的特征。如何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是继续沿用“以战止战”的手段，还是用其他非暴力的手段，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继承和发展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思想的重论和实践的新课题。同志根据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主要依靠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抑制战争爆发的新思想。他在1984年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明确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有个想法，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我们提出大陆与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8页)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思想的重大发展。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之所以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主要是因为，在当今时代，影响和制约战争的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基本因素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变化，由此而带来的战争的社会功效发生了重大变化。几十年来的社会实践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战争在当代并非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最佳选择，把以发展经济为主要容的和平竞争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选择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可能性。具体表现：一是战争的经济效益已明显下降。历史上的战争尽管多种多样，但

就其本质来说，无非是为了获取各自的经济利益，所以，作为实现一定政治和经济目的的战争，任何一方就不得不考虑其经济效益。为此，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战争发动者以战争的手段掠夺“生存空间”，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及投资场所，以垄断资本弁取暴利。历史上一切帝国主义的暴发户，无不是靠战争发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旧殖民体系的瓦解，靠武力实现资本的对外扩路子越来越窄。尽管有些国家以武力夺占了一些落后地区，但结果往往“失”大于“得”。相反，战后日本、西德、意大利在相对和平的发展中，却得到了当年他们在战争中所不能得到的东西，经济出现了奇迹般的快速增长。战后的历史表明，战争和扩军备战的结果只能阻碍经济的发展。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战后经济的衰退，正是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和超承受能力的对外军事负担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此外，由于科学技术对经济的推动力加强，现代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主要不是传统的劳力、资金、原材料等“硬资源”，而是科学技术等一些“软指标”。为此，战争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可能途径越来越不是最佳的选择。二是运用暴力所付出的代价已经出现了超过政治目的价值的可能性。历史上的各朝代统治者之所以重视以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主要是因为，暴力手段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它可以在条件许可围能比较迅速而有效的实现政治目的。这种情况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由于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自身的极限，从而使战争的手段和战争的政治目的产生了矛盾，这一点在核战争中更为突出。多年来，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相互之间竞争激烈尖锐，但双方都不敢冒然诉诸武力，不能不说是“核均势”在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为此，双方都在限制核武器，并不断把以军事斗争为主的单一竞争开始转向以科技为先导、经济为基础、军事为威慑的综合国力的全面竞争上。当前国际形势进一步趋向缓和，一些地区冲突也开始出现政治解决的转机；一些已经爆发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就罢手言和；一些长期敌对的国家双边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等等，都说明采取非暴力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的趋势正在发展。因为暴力随着武器的进一步高技术化，其摧毁力有可能超过运用暴力政治目的的价值，解决国际争端不一定必须运用流血的暴力手段不可，而社会的发展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选择围。

同志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思想，坚持实事的思想路线，根据多年对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观察思考，提出了“在当今世界上要解决各种国际争端，就要有新的办法”，“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世界上一系列问题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要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否则始终顶着，这样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4页、38页、48页)这些论述的着眼点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方法，要力求使有关各方面都能接受。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能向人民交待，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8页)这一用非对抗性手段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灵活的运用和发展。关于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同志认为：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人民日报》1989年9月2日)，并且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4页)在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的理论和实践中，根据时代的特点，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体化，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一是实行“一国两制”。同志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际上是一种新的构想”。“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4页、58页)这一构想在解决我国历史遗留的和澳门问题上得到了成功的验证，并且也为解决问题和其他争端问题提供了重要经验。实践证明，实行“一国两制”，符合民族发展的潮流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美国兰德公司的高级智囊们曾指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对世界战争的抑制能力，从战略上看，超过了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当代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不是里根的“星球大战”，而是同志的“一国两制”．撤切尔夫人说，“这是天才的创造，令人神往的构想”。欧美的理论界也认为，这是20世纪世界战略史上从来没有攀登过的高峰，为未来的政治哲学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些评价充分说明，“一国两制”的构想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和宽大胸怀，是对国际政治学在理论上的一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思想的重大发展，在已经或正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为许多国家所仿效，并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二是进行“共同开发”。对于国际上许多争端和热点双方，往往在对利害关系的认识上差距过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寻找双方的共同点而缓解矛盾，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又一特点。如在领土争端问题上，认为，如果双方认识差距悬殊，可以采取把主权问题“先放起来”或是留给后人去解决的办法。当然，把主权问题先放起来，决不是不要主权，而是为了从政治上，寻找共同点以消除热点，稳定局势，暂时把主权先放到第二位；留给后人解决，也绝不是不负责任、不解决，而是通过多方面努力，逐步创造解决问题的条件，待条件成熟后，再寻求彻底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样可以避免双方兵戎相见，回到武力解决问题的老路上去。为此，同志主：“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9页)他明确指出：“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地方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的地方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不只是‘一国两制’一个方式，还有‘共同开发’的方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72页）领土争端，是当今国际争端的又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进行共同开发，就从经济角度提出了解决争端的新办法。其实质是以经济合同为中心手段，解决那种主权归属一时难以谈拢，并且有丰

富资源可供双方利用的争端问题。这对于双方的经济发展，以及‘热点’的消除和局势的稳定都是非常实际的举措，也是在国际关系领域灵活运用矛盾转化原理的成功尝试。三是经济合作与发展。非常重视国际间尤其是第三世界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对制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他认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一方面可以推进南北对话，缓解南北矛盾；另一方面也能够从根本上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为此，同志十分重视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穷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3—84页)。四是和平对话。认为，对话多于对抗、代替对抗是当今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他主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达成裁军或削减核武器的协议，进而实现解决国际争端、稳定世界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对于国际间的经济争端，指出：南北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3—44页)加强对话，并配以其他方式，避免矛盾激化，有利于国际争端的解决。

总之，关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的思想容十分丰富，既包括政治上的“一国两制”，又包括经济上的“共同开发”，也包括缓解矛盾的合作与对话。其目的都是为了避免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事实证明，这些都是明智的合理的能够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务实的方法。这种新构想，不仅使我国在对外交往中获得巨大的主动和成功，而且也正在引起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关注、拥护和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