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权力 ——福柯与德勒兹的对话
福柯
1950 福柯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再次出现自杀念头，并到医院接受戒毒治疗。
1951 获大学哲学教师资格文凭，退出法国共产党，并在冈格的指导下，准备哲学国家博士文凭。从此，福柯还担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心理学讲师，同时准备考取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医生资格。
1953 福柯能加贝克特《等待弋多》新书发表会，促使他的思想发生根本性转折，从此对布朗肖、巴塔耶和尼采深感兴趣。福柯参加拉康的研讨会，并研究德国精神病治疗学、神学和人类学，特别集中研究和着手翻译宾斯万格的著作，对其中的《疯狂只是生平现象》深感兴趣。当年夏天，福柯亲自前往瑞士精神病治疗学家罗兰·库恩在医院中举办的精神病人嘉年华晚会。同年获心理学学院的实验心理学文凭，取代阿尔杜塞而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担任哲学讲师。
1943 福柯获高中毕业文凭，并升入普瓦捷的路易四世大学预备班，为升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作准备。
1945 报考巴黎高等教师学院第一次失败后，进入巴黎亨利四世大学预备班，遇见名哲学家依波利特，从此师从依波利特，在哲学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友爱、哲学和政治：关于福柯的访谈
友爱、哲学和政治：关于福柯的访谈作者：丹尼尔·德菲尔汪民安来源：《读书》2008年第01期汪民安：德菲尔先生，非常荣幸地能见到您，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地点，在您和福柯共同生活过的家中。
您是福柯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福柯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同您密切相关，但是您的学术背景，中国读者还不是很了解。
德菲尔：我开始是学哲学的。
但博士论文是关于社会科学认识论的。
因此，实际上我是一个社会学家。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我一九七五年去过北京大学。
我知道福柯的书在中国经常被翻译，有一些书，他们的出版时间比美国还快。
但我不太清楚福柯在中国的接受情况。
汪：近十年来，他有可能是中国被谈论得最多的外国思想家。
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对西方思想家的接受和选择是非常历史化的，每个人的接受方式可能都不一样。
福柯之所以受欢迎，我只能最简单地说几点原因。
第一点，毫无疑问是福柯思想本身的魅力，它所引起的冲击如此之大，无论是对西方人还是对中国人而言，都是一样的。
第二点，是他写作和表述方式本身。
他写得太漂亮了，有时像一个古典作家一样，就写作而言，他的书甚至可以说完美无缺。
另外一点也很重要，福柯的个性，他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他对生活的想象和理解，对年轻人来说有一种谜一般的魅力。
当然，同任何思想家的命运一样，在中国也有人不喜欢福柯。
在我的印象中，您好像对福柯的政治立场有一定的影响，你们一起创立了影响很大的监狱信息小组，德勒兹也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了。
德：我是法国的毛主义者。
法国的毛主义是欧洲毛主义的一个分支。
在法国，毛主义被看做是非列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
它比较注重“长征式”的东西，而非“党派”观念。
“长征式”的意思就是“军事式”的——长征队伍吸收了广泛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党派”则有限定，它只吸纳正规的无产阶级。
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工人政治团体对流氓无产者持怀疑态度。
与之相反，长征中朱德领导的军队却吸引了流氓无产者。
法国的“长征式毛派”，有些像朱德将军的军队，它吸纳了农民、工人、中产阶级还有其他社会边缘群体。
从“知识-权力”解析福柯的主体理论【最新哲学类】
从“知识—权力”解析福柯的主体理论第一章福柯对传统主体哲学的批判主体哲学是近现代西方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对人们研究哲学有着强烈的影响。
福柯的哲学思想不同于大多数人，他并不是将人的理性作为自己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而是从边缘性文化开始，对诸多社会现象，例如监狱、疯癫、医学和性的历史进行分析，在西方传统哲学所忽略的思想领域进行哲学批判和反思，论述了自己关于主体的观点和主张。
１．１福柯进行主体解构的原因分析在福柯看来，主体思想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哲学的研究，必须对这种主体学说存在的一些缺陷进行批判，以消除其不良影响，解放人们的思想。
１．１．１主体哲学对主体的迷信在福柯看来，现代西方哲学陷入了深深的沉睡当中，而且根源就在于对主体的迷信，进而使得现代西方哲学成为了以主体哲学为主的体制结构，而他对主体哲学进行批判就是为了将现代西方哲学从这种沉睡中唤醒。
现代西方主体哲学主要把人当作是主体，并且把它作为哲学的基础或中心，坚持用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方法来研究问题。
主体哲学不但把主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还将它视为是主要的研究领域，“主体——自我既是它（指主体哲学）的起点又是它的终点。
”①从这个角度上讲，近现代诸多哲学家的认识论观点基本上都属于主体哲学研究的范围。
许多哲学家都把人当作是主体，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从人那里找寻到答案，都是关于人的问题，呈现出人类中－ｔＬ，主义的态势。
世界是人的世界，真理是人的真理，不管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都必须通过人去把握，而客体则成为相对意义上的存在。
这样，主体就被授予了最高权威，成为一切问题的起点和终点，甚至可以说，主体哲学对主体已经形成一种迷信。
福柯用人类学沉睡来描述这种迷信，当然这里的人类学有其特殊的含义，是指哲学特有的某种结构，它的性质决定了当前的哲学问题都囊括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就是人类的局限性。
而福柯的人类学专指现代西方哲学的结构，是以主体为基础和中一ｔＬ，的，从对主体的反思出发，最终又要回归到对主体的反思。
从生命权利到生命政治
从生命权利到生命政治Maurizio Lazzarato170年代以来，米歇尔•福柯通过生命政治这个概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今天已变得日益明显的话题：“生命”与“生物”成为新政治与新经济战略的筹码。
他也同时向我们展现出，“生命的历史进入”（l’entrée de la vie dans l’histoire）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息息相关。
实际上，从18世纪以来，权力（pouvoir）与知识（savoir）的展布就已被纳入“生命过程”以及检查与修正这些进程的可能性。
“西方人慢慢地明白了生物在一个生命世界中的含义，以及拥有一个身体，生存的各种条件，生命的各种可能性，个人和集体的健康，大家可以调节的各种力量……”只有生命与生物，只有物种和它的生产条件才能被变成政治斗争的筹码，在人类历史上构建一次彻底的更新。
“数千年来，人还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非常具有政治生存能力的生物。
现代人是政治中的动物，他的作为生物的生命受到了质疑。
”基因专利与智能机器的发展，生物技术及其在生命力量中的应用，给生命权力描绘了一个崭新的图景。
这些战略把讨论纳入到生命自身的形式中。
福柯的工作正是以间接地描述这些新的生命权力为轴心的。
如果权力把生命视为训练的客体，那么，福柯所感兴趣的正是去指出那些在生命中抵抗权力的东西，通过这种抵抗，创造了一些主体化的形式和从生命权力中退出的生命样式。
我以为，如何定义一个新的“从19世纪以来便被大政党与大的政治机构占有的政治产生途径”的条件，正是贯穿福柯全部思考的一条重要线索。
实际上，“历史中生命”（vie dans l’histoire）之论述已被福柯阐释为构想一个从身体出发并从“把伦理主体思考为政治主体”的力量出发的崭新本体论，用来反对仅在“权利主体”的形式下思考它的西方思想史传统。
福柯拷问权力，它的展布及其实践，不仅从一种服从理论和承认形式出发，更从全部的“权力游戏”所能牵连的“转变能力”与“自由”出发。
福柯三角:知识—主体—权力
福柯三角：知识—主体—权力
周慧
【期刊名称】《现代哲学》
【年(卷),期】2013(000)005
【摘要】知识、权力和主体是福柯始终关注的三个核心问题,这一“福柯三角”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其思想的关键.但这三个轴心与我们的传统理解大相径庭,权力与知识并不是格格不入的.恰恰相反,所有科学分支的发展都与作为物质性实践的权力运作紧密相连；而权力,也通过与知识的联手,即通过规训技术、坦白技术和针对“人口”的治理术,将个体塑造为客体和主体.晚期福柯从“权力的支配技术”转向“自我的伦理学”,试图发展出一种导向生存艺术的伦理学,使得个体在知识与权力的网罗中,仍有希望成为独立自由和充满创造性的审美存在.
【总页数】9页(P67-75)
【作者】周慧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广州51027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565.59
【相关文献】
1.知识、权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简析米歇尔·福柯微观权力视野下的后现代科学知识观 [J], 徐俊
2.后现代知识权力理论反思——从尼采的“权力意志”到福柯的“话语权力” [J],
葛卉
3.主体如何生成——在福柯权力—知识的网罗中 [J], 刘莉
4.从权力主体走向审美主体——论福柯晚期的思想何以走向生存美学 [J], 胡春光
5.福柯“权力-知识”结构的一个真实例证——简评《我,皮埃尔·里维耶》一书在福柯中期思想中的位置 [J], 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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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权力概念及理性权力的运作.doc
福柯的权力概念及理性权力的运作批判与继承是真正的思想家面对思想史的基本立场,也是思想生成和发展的根本途径。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阐释中,这样一种立场不仅要被一般地提及,而且应该被本质地贯彻。
当代西方的许多思想家和思想流派都是在与马克思的批判性对话中发展起来的,显示出一种断裂与连续的辩证法。
虽然断裂与连续哪一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并不一致,但却共同表现了思想发展的开放性。
福柯对于马克思的忠诚就是一种令人震惊的背离,他并不只是停留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而是着眼于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
按照莱姆克的说法,福柯非常忠实于马克思最初的直觉,他用一种政治理性的批判补充和扩大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1](P13)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阐释了对于政治的理解,打破了现代思想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建立的封闭线,而福柯则是对于政治理性本身展开批判,揭示了理性统治的本质。
做个简单的类比,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成为核心的范畴,而权力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力量关系则构成了福柯思想的中心。
从资本批判到权力批判,从马克思到福柯之间的跨越到底有多大呢?通过实现这种跨越,福柯如何进入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氛围,这样一种进入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域中得到考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福柯的权力概念及福柯对理性的权力如何在话语和身体中的运作所展开的分析。
一在现代政治理论中,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化成为基本的分析框架。
围绕着政治国家和公共权力这对范畴,现代政治理论的核心就是确保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划定公共权力的运行边界。
不论是通过选举实现政治权力的轮流更替,还是通过制度确立权力之间的分化与制衡,权力都是与国家和政权联系在一起的,指的是宏观的、制度化的公共权力。
现代政治解放就是确立了理性化、世俗化的政治权力概念和运行机制,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私人生活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
但是马克思认为,现代国家的统治恰好以现代资本主义的确立为前提,资本作为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新型的统治关系,平等的交换原则使统治不再直接表现为政治暴力和政治强制。
知识分子与权力 ——福柯与德勒兹的对话
《福柯文选》第8部分原文：'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Intellectuals and Power)译者：吕文江校者：应星、张广生字数：8723说明：本文是福柯与德勒兹的一次对话，最初于1972年3月发表于L'Arc, no.49,后又于同年5月发表于Le Nouvel Observateur,英译本收入了《语言、反记忆和实践》一书中。
中文翻译主要依据英译本，并参考了法文本。
知识分子与权力——福柯与德勒兹的对话福柯：有位毛主义者曾对我说：“我很容易理解萨特站在我们一边的意图。
他之所以卷入政治，他的目的何在，这都不难理解。
我也能部分地理解您的立场，因为您一直关注的是禁闭（confinement）问题。
但德勒兹却是一个谜。
”这番评论使我颇感吃惊，因为在我看来，您的立场似乎一直是相当明晰的。
德勒兹：我们今天或许正在目睹理论与实践之间一种崭新的关系。
实践有时被认为是对理论的应用，是理论的后果；有时则具有相反的意义：人们认为它可以激发理论，是创造新的理论形态所不可或缺的。
但不管怎样，人们都是从总体化（totalization）的过程来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
但我们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要局部与零碎得多。
一方面，理论总是局部性的（local），它与某个有限的领域联系在一起，它虽然也可以被应用在其它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与它或多或少有着距离。
理论的应用绝非照猫画虎的（resemblance）关系。
不仅如此，从理论进入它适用的领域那一刻起，它就会遭遇到种种的障碍、屏障和堵塞，这一切都要求理论被另外一种类型的话语所替换，（正是经由这种替换后的话语，理论才最终进入了不同的领域）。
实践就是一个从一种理论观点到另一种理论观点的“驿站”（relay）系统，而理论则是一种实践与另一种实践之间的一个“驿站”。
任何一种理论如果碰不到屏障，就不可能有所发展；而要穿透这一屏障，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
从后现代社会理论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惨处境 ，向我们揭示 了知识分子多灾多难 的命运 。知识分
子究竟 为什 么会招致 如此 多的不公待遇 ，他们在社会 中的
地位 和作用究竟 是什 么 ，由此 引起 了学界 的探讨 ，其 中后 现代社 会理论的探讨 尤其值得重视 。
对 知 识分 子 定 义 的争 论 ：知 识 、权 力 、超 越
［ 关键词） 知识 分子 ；后 现代 社会 理论 ；立 法者 ；阐释 者
［ 中图分类号 ）Ｃ １ ［ 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 文章 编号 ）１０ ４ ６ （０７ ３— １ １ ０ ００— ７９ ２ ０ ）０ ０ ０ — ５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 ，其存在及其作用的发挥 对社 会 的发展 和转 型具有重要 作用 。 自人类文 明产生 以来 ，从 古希腊 的苏格拉底之死到 中国秦始 皇的 “ 书坑儒 ” 焚 ，再 到 中国 “ 化大革命 ” 中知 识分 子沦为 “ 老 九” 的悲 文 臭
心价值强烈关怀 ，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 意义的通用
符号 的人 。３ 【 福柯认为 ，知识 是一种 权力结 构 ，将 知识 与 权力融为一体实现 “ 圆满结合” 的就是 “ 知识 分子” 。知
识分子从外观角度看似乎 是叙述 “ 识”，实质上 是某 种 知
一
、
“ 权力” 的化身 。“ 知识分 子” 将 “ 知识 的权力 ” 加 以转 换而成 为人格 的权 威。对 “ 知识 分 子” 而 言 ，其角 色 是 “ 知识的权力”与 “ 人格 的权威 ”合为 一体。知识分 子的 群体 角色也并非是某种特定职业所 限定 的。曼海姆提 出了 知识 分子是 “ 漂流 阶层” 的理 论。他认 为 ，知 识 分子 不
［ 作者简介）余 洋 ，上 海 大学文 学院讲 师 ，博 士研 究生 ，上 海 ２００ 。 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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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文选》第8部分原文：'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Intellectuals and Power)译者：吕文江校者：应星、张广生字数：8723说明：本文是福柯与德勒兹的一次对话，最初于1972年3月发表于L'Arc, no.49,后又于同年5月发表于Le Nouvel Observateur,英译本收入了《语言、反记忆和实践》一书中。
中文翻译主要依据英译本，并参考了法文本。
知识分子与权力——福柯与德勒兹的对话福柯：有位毛主义者曾对我说：“我很容易理解萨特站在我们一边的意图。
他之所以卷入政治，他的目的何在，这都不难理解。
我也能部分地理解您的立场，因为您一直关注的是禁闭（confinement）问题。
但德勒兹却是一个谜。
”这番评论使我颇感吃惊，因为在我看来，您的立场似乎一直是相当明晰的。
德勒兹：我们今天或许正在目睹理论与实践之间一种崭新的关系。
实践有时被认为是对理论的应用，是理论的后果；有时则具有相反的意义：人们认为它可以激发理论，是创造新的理论形态所不可或缺的。
但不管怎样，人们都是从总体化（totalization）的过程来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
但我们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要局部与零碎得多。
一方面，理论总是局部性的（local），它与某个有限的领域联系在一起，它虽然也可以被应用在其它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与它或多或少有着距离。
理论的应用绝非照猫画虎的（resemblance）关系。
不仅如此，从理论进入它适用的领域那一刻起，它就会遭遇到种种的障碍、屏障和堵塞，这一切都要求理论被另外一种类型的话语所替换，（正是经由这种替换后的话语，理论才最终进入了不同的领域）。
实践就是一个从一种理论观点到另一种理论观点的“驿站”（relay）系统，而理论则是一种实践与另一种实践之间的一个“驿站”。
任何一种理论如果碰不到屏障，就不可能有所发展；而要穿透这一屏障，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
譬如，您的研究始于对监禁的社会背景的理论分析，其中着重关注的是某一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病院。
在那里，您开始意识到那些被监禁的个体为自己讲话，创建一个“驿站”的必要性（也有可能正相反，您所发挥的作用对他们已经起到了“驿站”的作用）。
你在监狱中发现了这种群体——那些在监狱里被囚禁起来的个体。
为此，您组织了监狱调查小组(G.I.P.: group of informatam on prisons)，1旨在创造让犯人自己能讲话的条件。
如果象上面那位毛主义者所暗示的，您通过投身于实践而践行了自己的理论，那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说法。
这并非是对理论的应用，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倡导改革或调查项目。
这里所强调的是全然不同的东西：在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里面的“驿站体系”，这个领域由各种复杂多样、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部件构成。
在我们看来，进行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成其为某一主体，不再成其为某种代表什么或有代表性的意识。
尽管某个小集团或工会仍将代表那些行动者和抗争者的意识的权利据为已有，但他们实际上已不再能代表那些人了。
究竟是谁在1“Group lnformation des prisons”:福柯著作《我,皮埃尔·里维埃……》及《规训与惩罚》源自于这一组织。
言说和行动？其情形总是千差万别的，即使在那些言说和行动的人里面亦复如此。
大家都是些“小团体（groupuscules）”2，代表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唯有行动——作为“驿站”和网络关系的理论行动与实践行动。
福柯：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涉身政治从传统上说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及这种体系所制造或强加的意识形态中的位置（诸如被剥削，贫困潦倒，被排斥，被迫害，被指控进行颠覆活动，以及品行不端，等等）；另一方面，是他们所拥有的足以揭示某种真理、足以在人们尚未觉察之处发掘出政治关系的话语。
这两种政治化的形式彼此并不排斥，但也并非重合在一起，它们各在一个序列中。
前者被列为“放逐者”，后者被列为“社会主义者”。
但是，在对当局进行暴烈的反抗的时候，这两者就容易熔合在一起，比如在1848年之后，在巴黎公社之后，在1940年之后。
而在社会状况不容置辩的时刻，在禁止说皇帝一丝不挂的时刻，知识分子则要遭到排斥和迫害。
知识分子是以被禁止言述真理的人的名义给那些尚未明白真理的人带去真理的——他就是意识，就是良知，他总是口若悬河。
但在最近一次的风暴中，3知识分子发现大众不再需要他们来获取知识了，大众自己目光犀利，全无错觉，他们甚至比知识分子更明白；而且，他们也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思想。
不过，仍存在着某种阻碍、禁止这种话语与知识，使之失效的权力体系。
这种权力不仅表现在审查制度这种直白明显的权威中，而且，它更深刻而巧妙地渗透在整个社会网络之中。
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这种权力体系的代理人（agents）——他们以“意识”为自己化身的观念和他们的话语形式构成了这一体系的组成部分。
知识分子不再是为了表达被压制着的集体的真理而将自己置于“前卫或边锋”的位置上，而是处在与某种权力形式作斗争的位置上，正是那种权力形式在“知识”、“真理”、“意识”和“话语”4的领域中将知识分子既变成了控制的对象又变成了权力的工具。
从这种意义上说，理论并不表达、阐释或运用于实践，它本身就是实践。
但是正如您所说，它是局部性的或区域性的，而非总体性的。
这种对权力的斗争旨在在权力最隐蔽、最隐秘之处揭露它、削弱它。
我们的斗争目的并非在于“唤醒意识”（大众已经明白，意识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而且，作为主体性基础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是要消竭权力，夺取权力。
理论是与那些为取得权力而斗争的人们相伴随的活动，而非躲在一个风雨不及的地方去启发人们。
“理论”是这种斗争的一个局部系统。
德勒兹：的确如此。
恰切而言，理论就象一个工具箱，它与能指无关，它必须可以被运用，必须能起作用，不能为理论而理论。
如果从理论家自己开始（他这时不再是以理论家面目出现的）就没有人去运用它，那么，理论就毫无价值或不合时宜。
我们不会去修改无效的理论，而只会去创造新的理论；此外别无选择。
奇怪的是，普鲁斯特这位被视为纯知识分子的作家，也曾如此明确地说：要把我的书视为观察外界的一副眼镜，如果它不适合您，就请另找一副吧；您得自己去寻找最有效的斗争武器。
一种理论不可能总揽一切（totalize）,它只是增殖（multiplication）的工具，同时也在不断使自身增殖。
而权力的本性就是要总揽一切。
您认为，理论从本性上而言与权力正相反对，这一点我完全赞同。
理论一旦到钻牛角尖的程度，那我们就再看不到它在实践中有丝毫的重要性，除非它能突入（erupt）到另一全然不同的领地。
这也就是改革的观念为何显得如此愚蠢、虚伪的缘故。
改革或者是由那些声称能代表别人的人，以为别人代言为业的人所设计的，这种改革带来的不过是一种权力的安排，一种2参见“哲学戏剧”，第185页。
368年5月，即通常所说的“五月风暴”。
4参见《事物的秩序》。
新的、最终使控制力倍增的权力的分配；或者是那些相关者都发出怨言、都吁求的改革，而这实际上已不再是改革，而成了革命行动，这种行动（所偏好的是）对整个权力及维持这种权力的等级制度提出质疑。
这点在监狱里明显可见：囚犯们最微不足道的要求就能够戳穿普利文(Pleven)的假改革。
5如果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抗议声能被听到，如果他们的问题能被予以考虑，那就足以震撼整个教育体系。
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体系弱不禁风，这种体系在各个方面都极为脆弱，因而总需要进行一种全面的压制。
在我看来，您在书中以及在实践领域，首次教给我们某些根本性的东西：即为别人代言的可鄙。
我们嘲弄了代言现象，视之为昨日黄花，但我们尚未分析这种“理论”转变的影响，也即尚未充分理解只有那些直接相关的人才能用某种实践的方式为其自身立言这一理论事实。
福柯：当囚犯们开口发言时，他们就有一套自己关于监狱、刑罚体系以及司法的理论。
重要的正是这种对抗权力的话语，囚犯或所谓轻罪犯人（delinquents）的反话语，而关于轻罪的理论并不重要。
监狱问题是局部性的、边缘性的，因为一年之内被投入监狱的人不超过10万。
当代法国进过监狱的人数在30万至40万之间。
然而，这个边缘性的问题看来却使人人都感到不安。
让我颇感惊奇的是，有那么多从未进过监狱的人会对监狱的问题感兴趣，所有从未听过狱中人话语的人能那么轻易地理解那种话语。
我们对此该作何解释？难道这不是因为刑罚体系一般而言，是权力之为权力的最明显不过的形式？将某人投入监狱，将他监禁在那里，剥夺他所需要的食物和热量，禁止他外出，不许他作爱，等等——这自然是人们可想象得到的权力最狂热的表现了。
有一天，我与一位蹲过牢的女人交谈，她说：“想想看，我一个40岁的人，那时在牢中被罚每天只能吃一顿干面包的情景。
”这故事的触目惊心之处不在于权力运作的幼稚可笑，而是一种犬儒主义，权力正是借此作为强力以其最古老、最愚蠢、最幼稚的方式来运作的。
从孩童时候起，我们就明白没有足够的面包和水对人意味着什么。
监狱是权力以其赤裸裸的状态，以其最极端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唯一的场所，在那里，它被正当化为道德力量。
“我有权惩罚你，是因为你也明白抢劫和杀人是犯罪……”监狱的令人震撼之处在于：权力突然在此不再躲躲闪闪或乔装打扮，如同暴君毫不顾忌地施虐一般将自己展示出来的；它乖戾，同时却又纯粹、全然是“合乎正义的”，因为权力的实践能放在道义的框架内作出完整、系统的表述。
它残忍的暴行最终表现为“善”对“恶”，秩序对失序平静的支配。
德勒兹：的确如此；反之亦然。
不但囚犯被当作小孩对待，小孩也被当作囚犯对待。
儿童被强加了一种并不属于他们的幼稚（infantilization）。
由此而言，无法否认学校有些类似监狱，而工厂就更为接近监狱了。
我们看一看雷诺公司的大门就够了；这家公司的其它地方也一样：一天发三张票入厕。
您曾发现边沁写于18世纪关于倡导监狱改革的一份文献。
在这一颇受赞誉的改革的名义下，他确立了一种圆形体系（circular system）,在那种体系中，经过革新的监狱被树为模范，人们不知不觉地从学校转到工厂，又从工厂转到监狱，反之亦然。
这就是那场改革倡导和改革后树立起来的模范的实质。
与此相反，当人们开始为其自身言说、行动时，他们并没有用他们的代表（哪怕是恰相反的代表）来对抗另一种代表，并没有用权力一种新的代表性来对抗其错误的代表性。
譬如，我就记得您说过并没有与司法对抗的人民司法；这一点另当别论。
福柯：我想，促使人们憎恨司法体系、法官、法庭和监狱的，并非仅仅基于对更完善、更公平的司法形式的观念，而首先是基于权力的运作总要以人为代价这个共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