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 第十五章 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讲课稿)

第十五章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第一节中国文化的伦理类型一、中国古代文化的伦理色彩。

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系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

例：孝亲敬祖、尊师崇古、修己务实、不佞鬼神、乐天安命，等等。

斯宾格勒:“道德灵魂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符号”。

黑格尔：“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西方：“智性文化”，中国：“德性文化”，是一种德智统一、以德摄智的文化。

欧洲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对立。

中东和印度文化：注重超自然的神。

中国文化：把天地看做是父母，把百姓看做是兄弟，把万物看做是朋友。

把人伦的观念，贯彻到天地万物之中，显示出强烈的伦理型特色。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天地合德的伦理类型。

二、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型模式产生的原因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特征，在社会根源上，主要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体系的完善及其影响的长期存在。

血亲意识：即所谓“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的观念继续构成社会意识的轴心。

“孝亲”情感：这种情感不仅表现为对死去先祖的隆重祭奠，更表现为对活着的长辈绝对孝顺，所谓“百善孝为先”。

“尊亲”、孝道被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

宗法社会特定的伦理型文化，自有其正面的积极效用。

在中国文化系统里，强调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都是肯定凡夫俗子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

伦理型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还能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风亮节。

千百年来，无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都从传统道德伦理思想中汲取营养，立德，立功，彪柄千秋。

当然，伦理型文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它将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的理论之源。

第二节中国文化的特点一、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

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诸方面。

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人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佛教文化的传人和中国化。

融合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善于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

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其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的内在基础。

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异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恺撤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中绝并沉睡千年。

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

文化学界有人将七个古代文化——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密诺斯文化、玛雅文化、安第斯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国文化——称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

而在它们之中，惟有中国文化一种，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

这种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是其缘由之一。

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具体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

从文化心理特质上的自我确认，是中国文化强劲凝聚力的生动体现。

二、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

所谓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

1、重农、尚农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农民，“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凿井而饮”，躬耕田畴，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成为国家赋役的基本承担者，这就注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意识的变易观念，等等。

2、务实精神务实精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价值趋向。

“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

章太炎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

”①比较准确地刻画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

3、“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更是直接从农业文明中生发出来的国民精神。

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采用的主要是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他们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是一种区域性的小社会，与外部世界处于封闭状态。

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

安土重迁是他们的固有观念。

所谓“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上》)，便是农业社会古圣先贤和庶民百姓的共同理想。

4、循环与恒久意识的变易观念包含着循环与恒久意识的变易观念，与农业文明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受到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循环状况以及四时、四季周而复始现象的启示，使之产生一种循环论的思维方式。

正如《易传》所概括的：“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

”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以及人世间的种种变幻离合，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公式，便是循环论自然观与社会观的哲学表征。

循环论是盛行于农业社会的一种推原思维。

这种思维的特点是出发点与归宿点“重合”。

这恰恰是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和植物从种子到种子周而复始衍化所暗示的。

这类思维方式长期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

当然，农业生产也向人们反复昭示着事物的变化和生生不已，因此，与恒久观念相辅相成，变易观念在中国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如《易传》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

这种变易观带有很明显的循环论特征。

变易、循环和恒久在中国文化中很自然地结合、统一起来，其主要表现形态就是寓变易于保守之中，如汉武帝的“复古更化”，“复古”是承继尧舜三代道统，“更化”是以儒家哲理改变秦代遗留的恶俗；又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康有为变法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托古改制”。

这种以复古求变今的思路，正是农业经济所养育的中国文化在变易观上的独特表现。

三、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宗法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以家庭为细胞的农业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族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最深层。

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

父亲、自己、儿子就形成三代，这是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最基本的“宗族”。

如果将以“自己”为核心的这两层圆圈分别再往上往下延伸，上至自己的“高祖”，下至自己的“玄孙”，这样就一共包括九代，形成四层圆圈。

这就是《礼记·丧服小记》中所说的“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至九而“亲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

“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

”由尊祖到敬宗再到收族，整个社会就团结起来、统一起来，这正是儒家的思路。

从“亲亲”的观念出发，可以引申出对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等关系的一整套处理原则，这些处理原则是以“义务”观念为核心的。

正是由于传统文化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因而总是强调个人在群体中的义务和责任，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也就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道德平等意识仅仅成为一种理想，而与“权利”相联系的“法制”观念在这样的系统之内没有用武之地，这正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二重性。

四、尊君重民相反相成的政治文化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商品交换欠发达、彼此孤立的经济。

在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和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则来自专制君主。

因此，“国不堪贰”的尊君传统乃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

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如此方能为朝廷提供租税赋役，保障社会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社稷家国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之虞。

因此，“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思想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

“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总之，中国农业社会需要并养育了一个君主集权政体，而这种君主集权政体一经形成，又成为超乎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它剥夺了人民群众的一切权利，将军、政、财、文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以至皇帝个人手中。

这就是马克思多次论述过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东方专制主义”。

与集权主义相伴生，中国农业社会又培育了另一影响深远的政治意识，这便是“民本主义”。

中国自先秦即已产生的“民本主义”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含义和民族文化内容的概念，在使用时必须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概念加以严格区分。

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相对立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在19世纪由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提出的“人本主义”，是指抽去人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把人仅看做一种生物学存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观点。

而中国的民本主义则是与之完全不同的一个历史范畴。

民本主义植根于尚农、重农的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它是与重农主义相为表里的。

农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劳动力——农民的“安居乐业”。

农民安居乐业，农业生产才能稳定有序，朝廷的赋役才能源源供给，“天下太平，朝野康宁”的“盛世”便有了保障。

反之，如果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庶众失去起码的生存条件，出现“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状况，“民溃”、“民变”就会层出不穷，“国削君亡”就难以避免。

孟子对民本思想作了系统发挥。

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孟子·尽心下》)在这里提出了“民为国本”和“政得其民”的思想。

稍晚的苟子也有类似思想，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子·王制》)关于君民关系的这一形象比喻，给历朝统治者以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