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杨小凯)
杨小凯的贡献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
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别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因而不能解释价值悖论――为何钻石用处不大但价值很高，而水非常重要但价值很低？新古典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可以解释价值悖论。
但由于着重于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却忽略了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
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
但专业化的选择是，要专业下海捕鱼还是要专业上山打猎，而不只是在边际上增减捕鱼或打猎的时间。
因此，对分工与专业化的分析，不能只用边际分析，而必须比较不同专业点。
小凯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符合个人效用极大化，市场均衡等），设计出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的简单模式。
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
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是能通过专业化的经济（由于有报酬递增）而提高生产力。
由于学习与其他固定成本、熟能生巧等原因，用两倍的时间捕鱼能够捕到超过两倍的鱼。
但一个人不能单单吃鱼，必须用来交换其他产品，而这必须付出交易成本（包括把产品带到市场与带回，讨价还价等）。
最优的分工水平是在提高专业化的经济与减低交易成本之间做最优取舍。
在我们的简单模式中，每个人天生一样，生产要素只考虑劳动时间（后来文玫引入自然资源），没有政府（后来李克与廖伟文分析政府），也不考虑不确定性（后来由刘孟奇Monchi Lio所分析）。
一个人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假定对产品的价格没有影响（张定胜和我正在做厂商对其产品的价格有影响力的模式）。
他可以选择把他的时间用在不同物品的生产。
当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每个人生产所有自己需要消费的物品。
当交易成本足够低或专业化经济足够高时，人们的最优选择是部分分工，减少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出售自己较专业生产的物品，购买自己没有生产的物品。
当交易成本继续减低或者说交易效率继续提高时，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继续减少，专业生产继续增加，生产力也随之提高。
杨小凯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华人。
杨小凯原籍中国湖南省湘潭县，出生于吉林省，在湖南长沙长大。
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
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
他曾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2004年于澳洲墨尔本的家中去世，享年55岁。
主要成就：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方法和理论提出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代表作品：《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等重要事件：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杨小凯，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
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
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
财务理论奇才布莱克称此书为“天才著作”。
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
”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
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
”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卢卡斯(Lucas)、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
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研究领域：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
主要著作：1、《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
交易成本文献综述
交易成本文献综述一、交易成本的含义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是由于“使用价格机制是有代价的”，这一代价就是交易成本。
在1960 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明确使用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他指出，“为了执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订契约、实施监督以保证契约条款得以履行等等。
这些工作通常是要花费成本的"。
在科斯看来，交易成本是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项目：（1)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
价格是不确定的，要将其转化为已知，进行市场交易的当事人必须付出代价.（2）谈判和签约的成本。
因为交易人之间常会发生纠纷、冲突，这就需要讨价还价，签订和履行合约。
这些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
(3)其他方面的不利因素（或成本）.例如签订长期契约时面临的更大不确定性，在以后解决交易细节问题时需要花费的成本。
在科斯之后，众多学者对交易成本的概念进行了自己的理解。
肯尼斯•阿罗最先使用“交易成本"这一术语，他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它包括信息成本和排他性成本；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成本。
奥利佛•威廉姆森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
他认为交易成本就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威廉姆森将合同方法作为分析交易最基本的方法，把交易成本划分为合同签订之前的“事前”交易成本和签订合同之后的“事后”交易成本。
事前的交易成本包括起草、谈判和维护一项协议的成本；事后的交易成本包括：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倘若为了纠正事后的偏离而做出双边努力，由此而引起讨价还价成本；伴随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而带来的成本;确保各种承诺得以实施的保证成本。
同时威廉姆森还对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他特别强调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这三种因素。
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概念的主要提倡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on)。 自从他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没有公认一致的看法。 西蒙当年认为有限理性的理论是 ' 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 '。他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但是近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构成有限理性概念的核心。西蒙是个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的人，但是过去二三十年中，主流经济学却在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将西蒙提到的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 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 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对策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 用来揭示不 完全信息 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认为大多数有不完全信息。 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 论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级无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进入的序贯均衡模型中虽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但这个模型中，没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目标函数以及一个不确定的生产函数参数的所有可能状态，及各种状态发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动态规划和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优动态对策，并对对手的最优动态对策完全了解。这哪是有限理性，这明明是超级无限理性，比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传统的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决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产条件和嗜好及他们的决策，他只根据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在这种模型中，每个决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论模型在推动有限理性数学模型方面是一个失败。 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可以说是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但不少经济学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这类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处理费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最近发展起来的五花八门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也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所谓羊群行为)，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象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最优决策的本质并未变，只是当约束条件复杂时，最优决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 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学派模型可以将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九十年代的动态对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来预测供求不等的现象。钱颖一的有名的软预算约束对策论模型中，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长期供不应求就是自利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任何个人都不能单方改变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并不一定意味供求相等。很多动态均衡模型还能预见内生变量自发地随时间流逝而演变。所以西蒙及奥地利学派，非线性演化经济学派反对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学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
杨小凯对经济学重大贡献有哪些
2002年3月25日，1986 年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教授在莫纳什大学进行访问,他在演讲中大力赞扬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积极贡献。
布坎南甚至在研讨会以及副校长和校长参加的午餐会上分别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贵校，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经有很多当年留学北美的华人学者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这些人当中，杨小凯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并不是说他在顶尖的经济学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最多，而是他对于经济学的贡献是具有原创性的。
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往往都是沿着导师或者某一领域的带头人的方向去作一些推进工作，很难成为某一领域的带头人。
而杨小凯则是公认的研究劳动分工——超边际经济学的开创者。
他对于经济学的一些贡献已经被一些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出版物的匿名审稿人、评论以及他的出版物和研究计划的评估报告所承认。
找回分工与专业化早在1984年出版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杨小凯已经提出了研究分工的基本想法，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用超边际分析来解释劳动分工问题的框架已经形成，超边际分析是对自马歇尔以来的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的一个重大挑战，而超边际经济学则是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挑战。
古典经济学的重心在于专业化与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含义。
而自从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来，专业化与分工就被主流经济学家所遗忘。
杨小凯的先驱工作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正式分析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寻找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一举奠定杨小凯在国际经济学界地位的是他199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
这篇文章对于经济增长理论具有突出贡献。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黄金时期。
自从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1956年发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以后，成百上千名经济学家卷入了对增长理论的研究，但是7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章突然从各主要经济学杂志上消失了，原来相当有建树的增长经济学家逐渐转向其他研究领域。
杨小凯说真话的经济学家 乔新生 文
杨小凯说真话的经济学家----摘自:2004-07-11东方早报乔新生文就在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忙于洗刷自己道德污点的时候，7月7日，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悄然离开人世，享年55岁。
杨小凯一生坎坷，大器晚成。
他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被称作是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
马歇尔、萨谬尔森等著名的经济学家称他是当世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杨小凯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经济研究重新回归到社会环境中去，丰富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
如今，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已经习惯于用经济学概念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但是，恰恰是这些经济学家，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意承认经济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国有企业改造的问题，但是，这些经济学家在处理全国人民用数十年的艰苦努力积累下来财产问题上，居然主张把国有资产的处置和国有企业的命运交给少数的能人，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倒是远在海外的杨小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后发劣势”的演讲中，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设想。
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国内的许多演讲中，运用古典经济学知识，非常有说服力地解释了拉美的经济危机以及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
杨小凯在广泛深入地研究了近代工业革命，世界各地经济发展的内外部原因之后，大胆地提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路径。
现在看来，他的一些结论不免过于超前，他为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特别是中国农村土地问题所提出的建议也许不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
但是，没有人认为他在其中包含有自己的现实利益诉求。
远在大洋彼岸，他没有到任何国有企业担任独立董事，也没有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利益集团，更没有参与任何由上市公司发起并且组织的经济学家俱乐部。
他所做的一切研究，乃至他得出的一切结论，都是建构在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上面。
如果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他的学术成就，可以这样表达：他把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现代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
关于利润最大化假设：理论、经验、及评论
关于利润最大化假设：理论、经验、及评论1[①]谢作诗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编：110034《经济评论》2001(4)假设（hypothesis）是一种理论展开分析的逻辑起点，是任何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
经济分析尤其离不开假设。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虽然不存在刻板一致的分析方法，但设置假设却是经济学家们构造理论和建立模型必然的出发点。
一项研究主题确定之后，研究者会发现有许多变量影响着对该主题的分析，如果不作任何选择，整个分析过程将呈现为一个庞杂的混沌体，从而难以把握问题的主旨。
为了使研究易于处理，必须有赖于科学的抽象，即进行假设。
假设与理论构造的相关性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承认和强调。
经济理论对假设的依赖性似乎更为突出。
例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 O. E.）就曾以行为假设的差别，来说明有关经济组织的若干理论之间的差别（高明华，1999，P.43）。
仅仅由于假设的改变，理论体系便可能面目全非。
而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发展又正是通过假设的改变来实现的。
一般地，对假设的要求是：1）易于处理；2）有足够的现实性；3）不限制太严以至于损害研究的范围和价值（汤普森，1990，P.6）。
1. 新古典主义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市场竞争、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和劳动分工具有提高生产率的进步作用，是经济学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
后者与经济组织紧密相关。
然而新古典主义仅成功地形式化了斯密的第一个思想（分权市场的作用）。
原因很可能在于：一是与起源于18世纪的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的学术之争有关（德姆塞茨，1999b，P.1 78）。
二是要用数学模型同时描述斯密关于分权市场和劳动分工这两个主要思想需要非常复杂的数学工具，而当时还不具有这样的条件（杨小凯、黄有光，1999，P.7-9）。
2[②]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问题，并不重视许多古典经济学家也曾十分注重的经济组织问题。
这个体系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分为前提，并假定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效用函数为拟凹的，quasi-concave）和生产中没有无止境的规模经济，从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假设导出供给函数，从效用最大化导出需求函数，从供求相等条件导出协调个人利益的市场均衡。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是指由中国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和原则。
杨小凯是中国现代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和贡献被广泛认可。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知识创新原理：杨小凯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知识的创新和应用。
他提出了"创新决定性原理"，即创新是推动经济增
长的决定性因素。
2. 逆向选择原理：杨小凯提出了"逆向选择"原理，指的是市场
经济中存在信息不完全、信任不足等问题，导致市场交易偏向于劣质产品和服务，而非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3. 非完全竞争原理：杨小凯认为，现实经济中的市场并非完全竞争，而是存在垄断、寡头垄断等非完全竞争现象。
他提出了"非完全竞争市场秩序"这一概念，并研究非完全竞争市场中的
价格、产量和利润等经济现象。
4. 规模经济原理：杨小凯研究了规模经济现象，指出企业在一定规模范围内，生产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5. 技术进步原理：杨小凯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强调技术进步的创新和应用对经济的影响。
杨小凯经济学原理在中国经济学界有很大影响力，对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它为理解和解决经济中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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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理性杨小凯澳洲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有限理性'概念的主要提倡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on)。
自从他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没有公认一致的看法。
西蒙当年认为有限理性的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
他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
但是近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构成有限理性概念的核心。
西蒙是个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的人，但是过去二三十年中，主流经济学却在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将西蒙提到的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
首先以Wald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对策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来揭示不完全信息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
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
例如Aumann(1997)认为大多数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论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级无限理性模型。
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进入的序贯均衡模型中虽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但这个模型中，没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目标函数以及一个不确定的生产函数参数的所有可能状态，及各种状态发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动态规划和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优动态对策，并对对手的最优动态对策完全了解。
这哪是有限理性，这明明是超级无限理性，比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传统的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决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产条件和嗜好及他们的决策，他只根据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在这种模型中，每个决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低得多。
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论模型在推动有限理性数学模型方面是一个失败。
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可以说是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
但不少经济学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这类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处理费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最近发展起来的五花八门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也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所谓羊群行为)，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象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
最优决策的本质并未变，只是当约束条件复杂时，最优决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
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
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学派模型可以将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
九十年代的动态对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来预测供求不等的现象。
钱颖一的有名的软预算约束对策论模型中，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长期供不应求就是自利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任何个人都不能单方改变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
所以均衡并不一定意味供求相等。
很多动态均衡模型还能预见内生变量自发地随时间流逝而演变。
所以西蒙及奥地利学派，非线性演化经济学派反对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学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
1980年代以来有几个研究方向开始触及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对策理论经济学家早就用囚犯难题的模型证明，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Neyman(1985)和Rubinstein(1986)发展了有限固定规则机制(finite automata)模型。
在这类模型中，对策局中人没有什么最优决策的理性，只是按固定规则决策，而社会理性却有可能在个人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出现。
Smith(1982),Weibull(1995)，Fudenberg和Lerine(1998)发展了不少演化对策模型。
在这类模型中个别决策者没有最优决策的理性，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选择不同策略的局中人人数随时间演化，一些看似理性的所谓纳什对策均衡会在这些无个人理性策略演化过程中出现。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个人的个人理性可能产生社会无理性的后果，而缺乏个人理性的决策的交互作用之演化有可能产生从全社会而言看似理性的后果。
而颤抖之手(trembling hand)对策模型预见个人非理性策略有可能在均衡中占优势。
Guth等人(1982),Binmore等人(1985)和Aumann(1997)将游戏规则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相区别，他们认为规则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
他们用社会实验证实人们追求规则理性的行为(例如追求'玩的就是公平'，Fair play)看似象是个人行为的非理性。
例如法轮功和一些宗教人士追求人权的行为，看似没有个人行为的理性(例如不怕死)，但却可能导致规则理性。
而规则理性往往不能由个人行为的理性产生。
早在1921年，Knight就指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
Georgescu-Roegen(1971),Shackle(1961),Slater和Spencer(2000)都将这一思想发挥。
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是指决策者知道某一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以及每一值发生的概率，而根本的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变量有几个可能的值，更不知道每一个可能值发生的概率。
凯恩思学派的经济学家称这种根本不确定性为认识力的不确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见Lawson,1960,pp.42-43)。
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
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
凯恩斯(1973,p.113)将这种社会性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aleatory)不确定性。
如果我们以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作为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础，则我们可看出，西蒙提到的和对策论模型中的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根本不搭界。
不完全信息概念可能与完全理性并行不饽。
实际上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模型中，岂止是完全理性，每个局中人都具有超级完全理性。
最近黄有光，姚顺田，杨小凯，赵一民等经济学家掀起一阵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研究有限理性理论的浪潮。
他们重提Hurwitz定理，该定理证明瓦尔拉斯竞争模型是所有可能的激励机制中达至社会理性所需信息处理费用最小的激励机制。
换言之，瓦尔拉斯竞争机制在达到社会理性的条件下，对个人理性的要求最低。
这种特点不但指社会总的计算费用低，而且个人决策面临的不是不完全信息，而是'根本的不确定性'。
每个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一无所知。
如果他们要获得这些不完全信息，收集不完全信息的费用大得不可行，即使收集到了，以此为基础计算最优决策的费用大得不可行。
因此每个人只能按照看得见的市价做决策，而不理他人的决策及他人的私人信息。
而市价与决策又有互相依赖关系。
更复杂的是，当人们用超边际分析(给定职业对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加选择职业时用的总费用-效益分析)选择专业时，每个人的最优专业化水平依赖于看得见的价格，而什么价格看得见又与所有人选择的专业化水平有关。
例如如果所有人选择自给自足，则市场上就看不到任何商品的价格。
由于这种看得见的市价和决策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一个经济中即使没有外生的不确定性，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也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
而人们的做决策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他们决策的互动以及所有人决策与价格之间的互动，逐渐用价格制度试验不同的分工网络，一步一步通过社会试验，了解对全社会有利的组织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价格制度只能逐步向人们传递抽象的信息，而不能传递具体的私人信息。
例如当木材价格上涨时，房层建筑商了解到从他自己的利益而言，最优决策应该减少木材的使用量而增加其它材料的使用量。
但他并不可能知道木材涨价是森林起火，还是人们对木材家具更喜爱产生的。
而这种与他自己利益有关的信息就包含了所有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对全社会福利影响的信息，尽管个人并没有能理解这全社会福利信息的理性。
换言之，在这个社会用价格制度做社会试验，逐步获得社会理性过程中，个人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
个人面对根本的不确定性，他不可能了解其他人的私人信息。
也就是价格制度和社会试验不可能减少根本的信息不对称，相反它可以在每个人只知道全社会信息的极小一部分时充分利用所有分散在各地，各个专业的信息。
由于这种自由价格制度的功能对个人理性和信息能力要求极低，所以可以大大促进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又会增加信息不对称。
例如每个专家根本不必懂其它专业的事(隔行如隔山)也可以通过市场竞争享受各行各业价廉物美的产品。
这正是海耶克，奥地利学派所说的市场在个人有限理性和根本性不确定性条件下，综合利用分散在各地各人的信息的功能。
黄有光，杨小凯将他们描述有限理性的模型称为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模型(Walrasian sequential equlibrium)。
，姚顺田用不动点定理证明了序贯均衡存在的条件。
我们用几个例子说明瓦尔拉斯序贯均衡概念。
首先。
看麦当劳连锁店的创立和发展，在麦当劳连锁店创立前，饭馆的价格相当高。
当时市场对饭馆的需求也似乎与供给相当。
如果饭馆服务的价格稍微降低(以经济学术语而言即为在边际上调节)，利润将会减少。
因此，用传统经济学来指导决策将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市场已在均衡中，利润已最大化，创办更多饭馆或大规模减价只会造成损失。
但是，当麦当劳连锁店的创办人认为可能有另一种市场均衡，在这种均衡中，饭馆服务价格比现有饭馆低得多，因而很多人会减少自己做饭的次数，而增加对专业饭馆的依赖，专业饭馆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内部专业化加深，也可以使服务成本大规模地下降，因此大规模降价也会有利可图。
如此一来，麦当劳创始人就不是以当时市场的边际调节信息定价，而是将价格订在普通人能经常上馆子的很低水平。
麦当劳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大规模经营，用连锁店的合约形式组织总部与分店之间的分工，使专业化的计划管理，餐馆设计，原料采购，广告成为总部的专门部门。
结果这种'组织创新'成为本世纪最大的商业成功之一。
传统的经济学对于分析这类'组织创新'的奥秘完全无能为力。
其原因是，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以内点最优决策为基础，而实际经济决策是以角点决策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