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笔下的“父亲与民国”] 父亲与民国白先勇
谁是台北人——论白先勇的乡愁众生相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谁是台北人——论白先勇的乡愁众生相张淅妍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院摘 要：通过对白先勇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的解读，了解特殊时代背景之下，特殊的台湾乡土文学。
战争是一个时代中最能改写人命运的因素，它改写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某一代人，某一个巨大的人群的命运。
台湾文学也区别于大陆其他省份的乡土文学作品，有其除地域特性之外，绝对特殊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有别于台湾本省作家的“外省人”作家，描绘出一个时代中特定人群的特殊生活以及心态。
关键词：台湾文学；乡土性；白先勇；台北人；乡愁作者简介：张淅妍（1983-），女，汉族，北京市人，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22-02引言：由于历史背景的迥异，台湾文学作品和中国其他省份的文学作品在内容和涉猎范畴上都大相径庭。
他描述的不仅仅是一方水土、风俗人情，还有家国动荡恒久绵长的后遗症。
台湾文学也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派系。
一方是土生土长的台湾本土作家，一方是1945年后陆续去到台湾的“外省”作家，两派人笔下的台湾文学也是完全不同的着眼点与思想内涵。
本文将以分析白先勇的小说集《台北人》为引子，梳理出台湾文学的简单脉络。
1、历史背景1.1台湾历史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开始，台湾就与中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历程。
作为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台湾人对于日本人的情感，和大陆人的仇视敌对心里并不相同，而是一种既怨又渴望融入的纠结心态。
日本人在台湾的作为，完全不同于在大陆的侵略行径，而是在获取能源的基础上，对人民进行一定的安抚与统治，让台湾人学习日语，日化，使台湾人认为自己和日本人同起同坐，而实际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二等公民。
而这种对于不平等而引发的仇视心情和由于杀戮引发的仇恨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因此造就了台湾本土并没有仇日文化。
在台湾的影视作品或者本土小说中，我们常常不能理解其亲日性，但这就是设身处地的时代背景殊异造成的台湾文学与同时期大陆各地文学作品中的抗日情绪背离的客观原因。
白先勇：父亲受拿破仑启示提出“以空间换时间”
[键入文字]白先勇：父亲受拿破仑启示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白崇禧(1893 年3 月18 日—1966 年12 月2 日)，字健生，回族，广西桂林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新桂系中心人物之一，与李宗仁合称李白。
北伐战争时，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
北伐成功后，和蒋介石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二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屡有胜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白崇禧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白崇禧于1966 年在台北病逝。
口述者简介今年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 周年，白崇禧是国民政府指挥抗日战争的重要将领。
近日，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在南京就父亲和自己的抗战经历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的专访。
白先勇(19 3 7 年8 月16 日- )，台湾当代著名作家。
白崇禧第五子。
从小酷爱文学，童年在重庆生活，后随父母迁居南京、香港、台湾。
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学美国艾奥瓦大学。
1965 年取得艾奥瓦大学硕士学位后，白先勇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
他在19 9 4 年退休。
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
不久前，我在台湾世新大学作了抗战讲座，并和齐邦媛先生一起回忆了我们童年、青少年时代抗战的情况。
在现场，有几位90 岁高龄的老人唱抗日歌曲，包括《松花江上》、《万里长城》等，很感人的。
听到这些歌曲，一下子回忆都回来了。
父亲研究了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战争，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作长期抗战”抗战是中华民族对抗异族入侵的一场圣战，军民一体，不分党派。
这是20 世纪中华民族对抗外族入侵最大的一件事。
从历史上看，牺牲的数字是数千万(注：中国人民抗1。
在我心中父亲是英雄人物_谈白崇禧将军_李怀宇
书香中国为父亲作传李怀宇：你为什么会产生撰写《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的想法？白先勇：我觉得民国史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哪一方面好像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论述，有些在资料上、观点上都蛮混乱的。
关于我父亲的事迹，我看到的文章有一些资料还不全，跟我父亲的生平有点出入，尤其部分观点有些偏颇。
所以，如果由我来写关于我父亲的事情，我是近距离地看他，有些地方是第一手的资料，可能可以补充一些看法。
李怀宇：历史上儿子为父亲写传记的例子并不是很多，以你这种身份来写这部传记，有没有特别之处？白先勇：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作家，可以写；第二，以我的观点来写，我了解的父亲，当然还有很多地方是别人的看法，我的看法也可以是一个方向吧。
李怀宇：你原来是写小说的，现在进行历史著作的研究和撰述，花了哪些功夫？白先勇：我写小说有自己绝对的自由，传记就不一样了，很多地方就得靠资料和我的记忆。
历史就是希望能够求真，因为我不是学历史的，在写我父亲的传记之中，也等于是在重新研究学习民国史，民国史好复杂！我对民国史一向就很感兴趣。
李怀宇：你在写作过程中，小说家的笔法跟历史学家的笔法有什么不同？白先勇：我在写我父亲传记的时候就比较客观了，用比较客观冷静的笔调，也非常简练，跟原来小说风格完全不一样。
李怀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传统，在《史记》里，司马迁用了很多文学的笔法，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白先勇：没错，我觉得《史记》也是一部最好的小说。
你看《史记》其实是用小说的笔法来写历史的，人物的对话很生动，场景的制造都是小说的笔法，人物个性刻画得很好。
我想历史与文学是密不可分的。
李怀宇：关于你父亲的传记，此前有程思远写的《白崇禧传》，还有陈存恭等人在你父亲生前做了一百多次的口述历史，你对这些著作有什么感想？白先勇：程思远的《白崇禧传》，我看得蛮仔细的。
因为程先生跟我父亲的关系很近，很长一段时间跟我父亲他们在广西、在“中央”，所以他对我父亲有很深的了解。
他写的这部传记，在史实方面相当翔实，因为他是在大陆写的，立场观点当然有他的看法，我想这就是见仁见智了。
白先勇先生录音整理
源流在史诗，那个史诗分为荷马史诗，我们的这个是历史，我们的史记里头……比如我们的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啊这些，再往下我们的戏剧，我们的《长生殿》，我们的《桃花扇》，都是历史痕迹很重的，诗、小说、戏剧，都是如此。
所以说我们以前文史不分……当初，很多年前，我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台北人》，可能在座的很多都看过，……大概是我二十几岁……是很多年前的，半个世纪以前的，我在写《台北人》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篇，首篇叫《永远的尹雪艳》，那篇小说是《台北人》的第一篇，在写第一篇的时候我就引了刘禹锡的《乌衣巷》来作为题目。
这首诗呢现在想起来，后面写台北人的十四篇里，每写第一篇的时候，我都把这首诗放在前面，现在想起来，这首诗可能是我这本小说集的主题的指标。
我想我引这首诗的原因，第一，我本人在抗战胜利之后从重庆飞到南京，所以我童年的时候在南京呆过一阵子，在南京的古迹，像秦淮河、乌衣巷、朱雀小街等等都去看过，所以有了这个小时候的印象，然后呢，在唸到唐诗的时候，唸到刘禹锡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诗人，他写的《金陵怀古》的几首诗，当我唸到这首诗的时候特别有感触。
大家看看这首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一首诗，它中间含有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故事。
大家都知道，在西元316年，西晋亡了，大批的王公贵戚从洛阳迁到建业——现在的南京——金陵那边去，在那里居住下来建立了东晋王朝，东晋开始，这首诗讲的呢，就是东晋时候——朱雀桥跟乌衣巷都是东晋贵族子弟居住的地方，那些贵族子弟穿的衣裳都是黑的衣裳，所以叫乌衣巷，这首诗是中唐的时候，它来记载这么一个历史故事。
这个时候“朱雀桥边野草花”，已经荒凉了，“乌衣巷口夕阳斜”，下面一句呢，“旧时王谢堂前燕”，王呢即是王导，谢是谢安，都是西晋的高官，到东晋了也过去了，现在的燕子飞入寻常家，写的是历史的一些改朝换代的沧桑。
这首诗给我的印象呢，当然刘禹锡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唐朝的盛世已经过了，唐朝的整个国势已经走下坡的时候，所以这个刘禹锡深有所感，于古于今，深有所感，写下这首诗。
了解真相才能愈合伤口
了解真相才能愈合伤口2014年香港书展，白先勇推出两本新书：《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牡丹情缘》。
《止痛疗伤》重寻了白崇禧1947年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赴台宣慰的历史。
入台后，白崇禧颁行“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等命令，短短十六天即见“止痛疗伤”成效。
白先勇说，在台湾，至今还有很多冲突是由“二二八事件”这一历史根结引起的，写此书是为还原历史、填补空白，让人们了解真相，最终走出伤痛—没有什么比真相更能愈合伤口。
白先勇专门找来研究民国史的青年学者廖彦博合作，使《止痛疗伤》一书更具学术性，也采访了“二二八事件”幸存者如萧锦文。
89岁高龄的萧锦文提起往事不禁老泪纵横，直言当年被押赴刑场枪决路上，因白崇禧一道特赦令逃过一劫。
至今，有关父亲，白先勇已写了《父亲与民国》和《止痛疗伤》两本书：“我父亲的故事是讲不完的。
《父亲与民国》讲的是他一生的事迹和个人的家庭生活，《止痛疗伤》写…二二八事件‟。
”《牡丹情缘》则是白先勇过去十年关于昆曲的文章结集，亦收录了白先勇访问昆曲大师蔡正仁、张继青、华文漪的文章，还有别人对他的访问以及外国报纸的剧评。
十年来，白先勇不遗余力推广昆曲，诚为“昆曲义工”，有一腔近于宗教的热忱，甚至专门请夏志清和叶嘉莹等文化大家来看昆曲：“我觉得21世纪是一个转折点，中国需要一个文艺复兴。
我在这个时候拼命推广昆曲，希望拿这做个样板，希望我们的古文化还能够有新的生命，还能够打动所有华人的心灵。
”“二二八事件”中的三道命令时代周报：你在《止痛疗伤》一书序中写到对“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反思，你认为白崇禧将军在这十六天中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白先勇：1947年我父亲去台湾的时候是3月17日，“二二八事件”已经发生了，军队在3月8日晚就上岸了，开始镇压。
在9日到17日之间，的确有不少台湾精英分子和一般平民被秘密枪决或者被抓了起来。
有的是无辜的，有的是参加了这次事变。
我父亲去的时候全岛沸腾，台湾人民非常恐慌，人心惶惶。
父亲与民国 下载 父亲与民国
父亲与民国下载父亲与民国春意悄然降临的南京，黄昏一场小雨过后，先锋书店内热闹非凡，不大的地方迎来了两位贵客：来自台北的白先勇与来自北京的章诒和。
这两位当代华文文坛的大家，一起出现的机会并不多，不辞辛劳，共同前来，为的就是白先勇的新作――《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厚厚的两册书，收录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各个时期的几百张珍贵照片。
作为儿子的白先勇，更用自己饱注感情的笔，一一为这些封存已久的资料写上注解。
“真是非常难得的好书，先勇配写的文字，绝不马马虎虎，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背后的故事、时代，都写得特别用心，连起来，就是一部民国历史侧影。
”同样是善于说故事的章诒和，对白先勇的这套新书赞不绝口。
《新民周刊》记者独家近距离与白、章二位大家深夜倾谈。
“好好写出来，白家父子太值得说一说了！”章诒和充满感情地对记者说道。
历史就要真相《新民周刊》：白老师，一直听说您在为自己的父亲写传。
如今传记尚未出，图录先登场。
是怎样的机缘促成了这本不寻常的画册在两岸三地同时出版呢？白先勇：这些年我都在写父亲的传记，在这过程中我找到了许多照片，有好几百张，涵盖了我父亲一生中各个阶段，很多照片我都是第一次看见，很感动。
我发现，照片是会说话的，它们往往还原了历史现场，而历史就是要真相。
很多细节，比如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与李宗仁的关系等等，不消三言两语，照片上已经显示得清清楚楚了，所以我就留心，编辑出版了这本书，也算作是我为父亲写的“前传”吧！《新民周刊》：章诒和老师大概是本书最早的读者之一了。
您写的读后感最近刊登之后，影响很大。
章诒和：其实国民党很多高级将领是可以拿出来单独写的，只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比如这次的出版和首发活动，特别要强调白崇禧，在北京政协开发布会时还称白崇禧将军，到了南京办图片展，就去掉了将军名号。
但不管怎样，我总觉得，北伐、抗日这些国民党将领还是做出了许多成绩的，不能被遗忘。
先勇也够累的，我陪他就是北京和南京两站，接着他还要去武汉，7月还有香港书展，接着还有台湾，这次是台版、港版、大陆版三个版本同时出版，不容易。
白先勇和父亲白崇禧
g各界I封面故事白先勇和父亲白崇禧/章诒和在台湾的图书馆，白先勇的书属于“核心收藏”，因为从他的作品里，能看到近百年中华文化的时空流转和社会延迁。
故而，在海那边，人们管他叫“永远的白先勇”。
白先勇的笔，是以小说为开端的。
翻开《台北人》，首先看到的是一行献词：“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
”书中的许多人物虽然生活在台北的公馆，但其灵魂和情感或储存、或消失在了从前。
继而，他又在另一本小说《孽子》里,对台湾新生代写道：“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
”从《台北人》到《孽子》再到后来的《纽约客》，白先勇的文字都是在历史主轴上的不断延伸，沧桑又悠长。
由个人延及家国，无不是以文学形式的历史想象，呈现的情景是——人在台北，心怀大陆，活在当下，回望过去以及寻问我们的未来。
若看台版的《台北人》，细心人则可发现，14篇文章的篇首，均写有刘禹锡的七言绝句《乌衣巷》：“朱雀桥头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他为什么要重复引用？这不属于个人偏好，白先勇和父亲白崇禧应该说，这首古诗承载着白先勇心灵的重负。
白先勇的故事和文字虔诚，哀戚。
可以说，白先勇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伤逝之情、身世之痛和一份不忍不舍。
若问：这种心情是什么？我答：这是浓重的历史关怀，他把父辈的沧桑、家国的命运和对人类的悲悯，一齐都融汇进去，漫延开来，贯穿下去。
当你已经或即将进入“老，病，死”的人生阶段，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光？这是很残酷的一问，可答亦可不答；不答，也照样乐呵呵打发余生。
早已跨过中年的白先勇，觉得这不仅仅是性命或寿命的问题。
2000年夏天，他突感不适。
送医院及时手术，才捡回一条性命。
白先勇觉得是上苍有意挽留，尚有未竟的志业需他完成。
其志有二，一是搬演昆曲《牡丹亭》；二是撰写白崇禧传记。
白先勇从小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感，觉得世上—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
一曲歌，一出戏，于他都会生出莫名的感动和许多思绪来。
谁道人生无再少_名人故事
谁道人生无再少童年与成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没几天，广西桂林的白公馆传出一个婴儿的啼哭声，白崇禧将军的第八个孩子出生了，取名白先勇。
这孩子打出生体质就不好。
六七岁的时候，别人都去上学了，他却患了肺结核——那时叫肺痨，和现在的癌症一样，属于令人谈虎色变的绝症。
白崇禧将军遂教老八彻底在家养病。
白先勇这一病就是四年多，还是单住在山坡上的一所房子里。
一天晚上，白先勇站在山坡上望见家里的灯火、人影，又听见不断的笑声——病前百般受宠，病中独自面对——为世人遗弃的悲愤之情使他不禁大哭。
他自幼形成的敏感、多思、内敛、悲悯、富于想象等气质，既构成了他的性格，也影响了他的文字。
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家里的厨子老央。
每晚，他都要老央给自己说书。
一老一小守着一个炭火盆，就开讲了，讲的第一个故事叫《薛仁贵征东》。
别小看这个场景，白先勇因此熟习了文学叙事。
病愈后，好强的他拼命读书，不分昼夜。
我曾问他：“你读书时期的特点是什么？”他淡然一句：“过目不忘。
”还珠楼主的五十多本《蜀山剑侠录》，他从头至尾看过无数遍，小学五年级又开始细读《红楼梦》。
抗战时期，白家几十口人辗转于南京、重庆等地；一九四八年，白家定居香港；一九五二年，移居台湾。
一九五六年，白先勇从台湾有名的建国中学毕业。
说来有趣，那时他的理想是参与修建三峡大坝。
于是，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成功大学水利工程系。
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真正的志向是文科，于是打算转学，更换专业。
他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白崇禧将军说：“男孩子以理工为主，法商次之，文史属下乘。
”那时，他在水利系是第一名，这让白崇禧将军特别看重。
还是母亲说了一句：“随他去吧，行行出状元嘛。
”第二年，白先勇转学至台湾大学外文系，改学英国文学。
对白先勇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一九六二年母亲的去世。
“天崩地塌，栋毁梁摧”，出殡那天，灵柩入土的一刻，他说：“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黄庭坚在一首《虞美人》里写道：“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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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笔下的“父亲与民国”] 父亲与民国
白先勇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两岸三地学者参与的“白先勇先生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暨两岸艺文合作”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1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分文学写作、昆曲复兴与历史书写三个专题展开研讨。
本文特选择历史书写的部分研讨内容予以呈现？
主题：白先勇的历史书写
时间：2012年11月9日下午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嘉宾：白先勇（作家）、齐锡生（历史学家）、杨天石（历史学家）、汪朝光（历史学家）等
主持：陆建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从《台北人》到《父亲与民国》
白先勇：我想讲讲《台北人》与《父亲与民国》二者的关联，两本书间隔了五十年。
动笔写《台北人》，是在1965年，我人在美国。
《台北人》的故事都是写大陆各地迁到台湾的那些人的命运。
大概二十六七岁开始写，写完不过三十一二岁。
现在看来，我用文学的方
式，不经意地写了一代乡愁，写了父亲他们那一辈的遭遇。
小说故事中，即便不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感受。
时隔五十年，我写了我父亲的身影集。
在是我父亲年龄的时候，写了这段历史，我年轻时恐怕写不出来。
那时候写文学，是感性的，现在有很多的理性在里面。
有一个戏曲界的朋友说我，《台北人》是用文学写历史沧桑，《父亲与民国》是用历史写历史的沧桑。
读《父亲与民国》宛如“剥洋葱”
齐锡生：最近这几年，我跟白先勇教授有了一个新的交点，那就是《父亲与民国》。
白先勇教授把一个历史上的沉寂了四五十年的人，重新放到历史舞台上。
这本书对历史学界来讲，在某个意义来说是他丢给我们一棵大洋葱，可能有好几次会议都只能是剥开洋葱的第一层，譬如白崇禧同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悲欢离合，以及二十世纪前半段的外交内政、艺术、社会等各种问题。
接着，洋葱下面一层就是白崇禧与李宗仁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第三层是桂系对外的策略。
还有一层，桂系跟美国有没有外交关系？《父亲与民国》这个大洋葱，可以一层一层剥下去。
常常是“触碰哪段历史哪段历史便重要起来”
齐锡生：我个人的感觉是，历史上下五千年，决定哪个时
代重要或不重要，历史学家实在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换句话说，如果历史学家写出好的作品来，在我们的认知中那就是中华民族一段重要的历史，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家写不出好的东西，那段历史就是不重要的历史，尽管那个时候的人辛辛苦苦做过很多事情。
大家都知道黄仁宇教授写了《万历十五年》，之后大家都觉得1587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他对1587年的书写，让我们了解大明是如何从极盛走向衰落的。
蒋介石对白崇禧镜头前与日记中有异
杨天石：《父亲与民国》中的白崇禧，是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军事家。
1949年以后蒋介石从大陆去台湾，继续书写他的日记，这时期蒋介石的日记里面有相当多的对于白崇禧的记述和评价。
刚才我们大家看白先勇先生带来的影片，有蒋介石到白崇禧陵前祭悼，送了四个字，意思是要纪念白崇禧的功劳。
我们还看到一个镜头，蒋介石在白崇禧的陵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
蒋介石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这个要看他的日记。
1966年12月10日，“昨晨，妄悼白崇禧之丧，其实此人（白崇禧）是为党国败坏内乱中之一大罪人也。
”说白崇禧是一个大罪人。
下面讲他能够因病去世，“如此善终”，“而没有像李宗仁、黄少红”，也是很幸运的。
提供了“基础性的材料”
汪朝光：历史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中有其独特性，它非常依赖于基础性的材料，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白先勇的《父亲与民国》，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基础性的材料，尤其是图片材料，这是以往学界相对重视不够的。
白先生这本书，除了基础性材料的提供，另一让我感受深的是其对历史的书写。
历史的书写，应该是多样化的，而且非常接近文学，但是晚清以来，历史教学被科学化，似乎成了技术性的T种，把生动的历史弄得乏味无比。
白先生的写作，有双重身份，一重是文学家，第二重是白崇禧将军的后代。
这双重身份之下的写作，确实可以看出他有自然的情感流露，当然这种情感流露在他的书中还是有节制的。
很多人可能会问，这样的写作会不会偏向主观，从而遮蔽历史所谓“客观性”。
我现在越来越不这么看。
我恰恰觉得，历史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部分，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书写主体也是人，凡人都是有感情的，再客观的历史研究你也很难避免它的所谓主观的一面。
恰恰在一种多样化的、能够充分体现主观感情抒发的各种不同文本历史书写中，我们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而不是简单地依赖那些所谓客观式的历史描述。
（朱玲整理）
（摘自11月16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