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
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卫生何为――中国近世的卫生史研究卫生是一个古老的词汇，以养生为基本内涵的“卫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
与此同时，现代意义的“卫生”概念则又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词汇，它是光绪以降在西方卫生知识的传入、日本近代的“�l生”(eiseyi)用语与卫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国士人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利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与hygiene对应的现代概念的。
1晚清以来，“卫生”的使用日益频繁，也承载了日益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
作为与现代西方文明相伴出现的现代卫生观念和公卫制度，不仅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象征，而且也成了国人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孜孜以求的目标。
一旦“卫生”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和文化色彩，其本身的内涵、价值和问题反而成了不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一部卫生史关乎的不仅是医疗和健康的演变，而且是社会和文化的变迁。
可见，关于中国近世卫生史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现实深具意义。
为此，本文将在对近百年中国卫生史研究做一鸟瞰式回顾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研究道路做一思考。
一、医学界的研究由于在现代人的认识中，卫生与医学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故而现代意义上的卫生史研究，也是与医学史研究相伴出现的。
早期的医学史研究多少都会谈到卫生的情况，比如中国第一部医学史专著―――初版于1920年由陈邦贤撰著的《中国医学史》，就在第一篇《上古的医学》中设有《周秦的生理卫生学》一章，不过谈论的主要是《素问》和《灵枢》中的生理知识，对卫生则只是从饮食卫生、性欲卫生和优生学三个方面简单提及;而在后代各朝的论述中，则未再专门列出“卫生”的名目来加以讨论。
不过在第四篇《现代的医学》中，对当时的卫生行政和卫生保健等情况做了不少的叙述。
2在这类专著中，卫生显然只是医学的附庸，而且在民-国之前，还是可有可无的附庸。
后来的医学史著作虽层出不穷，但卫生作为医学附庸的地位，则基本未有变化。
传染病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饭岛涉的《传染病的中国史公众卫生与东亚》评介
首先，该著作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作者通过对明末清初时期的历史文献、碑 刻、墓志、文物等方面的研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方面的交流与互动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作者还对这一时期中国与东 亚地区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深 化了我们对明末清初时期中国与东亚地区关系的认识。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曾经发生过多次传染病疫情。其中最为严重的是 1910年至1911年间的鼠疫流行，以及1928年至1929年间的霍乱流行。这些疫 情给上海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社会的动荡。
首先，传染病对近代上海社会的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染 病疫情的爆发导致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隔离、消毒、医疗等措施，以控制疫 情的传播。这些措施的实施需要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也考验了政府的危 机处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传染病疫情的爆发也加剧了社会的不平 等和分裂。
饭岛涉在《传染病的中国史公众卫生与东亚》中的写作风格流畅自然，使得读 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和作者的用心。作者运用生动的语言 和丰富的细节描写，将传染病给人们带来的恐慌和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 作者还通过故事的形式将许多复杂的观点表达得浅显易懂，使得读者更容易理 解和接受。
尽管饭岛涉的《传染病的中国史公众卫生与东亚》是一本优秀的著作，但也存 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作者在一些地方过于强调了传染病的危害和影响，可 能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消极情绪。此外，虽然作者对政府和社会的应对措施进 行了深入的分析，但对个体和社区的应对方式涉及较少，这一点有待完善。
总之，传染病对近代上海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 人员伤亡和社会动荡，也推动了上海社会在政治、经济、医学等各个方面的进 步和发展。在今天，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 高应对传染病的能力，为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奠基人 行医传教者
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奠基人行医传教者近代中国西医教育的奠基人行医传教者——嘉约翰的中国生涯作者：陈小卡简介：文中从鸦片战争后到中国的传教士医师嘉约翰的在华行医传教之路，并引导中国卫生风气之变。
使中国的教育、医疗，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精神病防治、对待妇女方面，在观念与方式上引入西方模式。
关键词：嘉约翰医学教育近代中国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随着鸦片战争的烽烟渐散，以传教行医为先行的西方软文化之和风细雨接踵而至，传教士医师嘉约翰，乘此文化风潮，来中国传播基督教和西方医学。
嘉约翰（Kerr JohnGlasgow），于1824年11月30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邓肯维尔，从小勤奋好学，十六岁考入大学，二十三岁毕业于费城杰弗逊医学院，并当了七年的医生，加入教会。
东行来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像西方基督教各派教会一样，都趁中国闭关大门刚开的时机进入中国传教。
根据基督教传教传统习惯，多派懂医道的传教士到新开展传教的地方传教。
于是，美国北长老会要选派医术好、不畏艰苦、可应对复杂困难环境、能开拓新局面的人到中国行医传教。
主动请求到中国行医传教的嘉约翰，非常符合条件而被派往中国，先在澳门行医，再到香港东华医院工作，然后到广州行医传教。
踏上半世纪的来华行医、办学、传教之路嘉约翰来华，与一家医院结下一生之缘，就是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于1835年在广州创办的眼科医局，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西医院。
1854年5月15日，嘉约翰带着新婚妻子抵达广州。
他的妻子金斯伯，因半年的船上颠簸，加上不适应广州的炎热，一年后里因病去世。
新婚燕尔，娇妻亡故，嘉约翰非常哀伤。
然而，他办完妻子后事，就投入到行医传教中去。
1855年，伯驾回美国休养，5月5日嘉约翰受聘接替伯驾，接掌广州眼科医局。
嘉约翰正准备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开展医疗工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于1856年爆发，眼科医局在战争中被焚毁，夷为平地。
在中国与西方列强激烈对抗的时局，身为西方人士的嘉约翰难在中国立足，更别说行医了，夫人去世后，生活无人照顾，加上行医传教生活非常紧张，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只能于次年返美，入费城杰斐逊医学院进修，但并未放下他在中国从事的事业，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四出为重建广州眼科局筹款，购置了一批医疗器械。
传教士与中国教会医院
中国近代医院和医学教育的开创在100多年间里，教会医院它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理人才以及医院管理等方面都曾做过许许多多工作，并为千千万万病患者解除过痛苦或是挽救过生命。
西医得以经传教士之手传播至中国。
澳门的眼科诊所和广州的伯驾医院是传教士最早在中国建立的医院。
1838年2月，以推动医学传教为宗旨的专门机构中华医学传道会(TheMedicalMissionarySocietyinChina)在广州成立，它导致一大批医学传教士涌人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他们可以立足的地方都首先建立起医院或诊所。
1842后，这类诊所和医院推广到香港和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地。
1860年后，这类诊所和医院被推广到整个沿海、沿江和广大的中国内地。
据统计，到1850年，中国至少有10处这样的场所，1889年有61所。
1900年以后的头20年，教会医学事业的发展却日如中天，迅猛异常，其重要特征是教会大学蓬勃兴起，教会医学校在各地出现。
如广东女子医学校、北京协和医学堂、汉口协和医学校、济南共和医学校、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福州协和医校、沈阳教会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系、湘雅医学校。
除上述重要医学校外，尚有山西川至医学校、北京中法大学医学院、女基督教徒医学院(上海)等数所。
据1913年的统计，教会医学校学生500人。
1915年统计，在华教会学校23所，各类护士学校、药学校、助产学校36所(参见医学教育章)。
教会医院的增长虽不及医学教育显著，但是，1900年后的头10年，一些原著名的教会医院业已全部重建，原有的医院几乎均建在现代化的建筑里。
据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统计，教会医院业已遍及全国20多个省区达166所，诊所241个，教会医生301(男207女94)。
到1915年，医生数量达383人(男277女106)。
1921年的统计表明，主要省区均有教会医院，具体是：河北：医院24所，独立药房(即不在医院内)7个；安徽：医院8所；浙江：医院19所，药房9个；福建：医院41所；河南：医院16所，独立药房11个；湖南医院18所；湖北：医院27所，独立药房8个；甘肃：医院2所，独立药房12个；江西：医院12所，独立药房19个；江苏：医院34所，药房6个；广东：医院39所；广西：医院4所；山西：医院11所，药房12个：贵州：医院3所，独立药房6个；东北三省：医院25所等。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外国传教士也得以进入中国，进行传教和宣教活动。
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
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积极影响1、传播基督教外国传教士是在中国最早传播基督教的人之一，他们带着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积极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精神。
在传播的过程中，他们做了很多善举，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照顾孤儿和老人，开办医院和学校等。
这些活动深受中国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2、推广现代教育和医学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也积极推广现代的教育和医学，带来了现代教育和医学的理念和技术，对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不仅在中国建立了许多学校和医院，还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有才华的人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外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和观念，使得中国人逐渐了解了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他们也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贡献。
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负面影响1、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曾经对中国的主权和尊严进行了侵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持批判态度，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干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压力。
2、带来了外来宗教和文化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带来了外来的宗教和文化，使得中国的文化受到冲击和侵蚀。
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信仰进行抨击和否定，使得中国的文化传承遭到阻碍和破坏，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和冲击。
3、在中国传播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也传播了一些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思想，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心，甚至引起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
三、结语总的来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是一个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我们应该客观看待他们的活动和影响，既要肯定他们的贡献和努力，也要警惕他们的不良影响和负面作用。
希望未来外国传教士能够更好的融入中国的社会，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多的贡献。
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肇始(1)
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肇始(1)近代医院制度主要起源于欧洲，且和宗教结下不解之缘。
天主教在中世纪取得统治地位以后，把设立医院作为传播教义的手段之一。
公元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许多与寺院相连的医院。
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日益进步，医院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以医疗为主，集治病与护理为一体的近代医院制度。
西医传到中国，最初被赋予“借医传道”使命，一些医院也成为一边医治病人一边传授教义的场所。
西方医学扎根中国以后，树立了的良好示范，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医疗空间和医患关系的转型，而且催生了20世纪初中国传统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也随之启动。
[1]一、传统医疗空间及医患关系的转型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医院”与近代西方的医院制度是大相径庭的。
李约瑟认为，至少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有关医院的概念。
第一个附带有诊所的救济机构是南齐君主在公元491年建立的。
公元510年，第一个政府管辖的“医院”随之建立。
省一级半官方半私人的“医院”在隋代似已出现，比如公元591年，隋代有一位退休官员就曾出家资为感染流行病的数千平民提供医药和医疗服务。
[2]在古代中国，医院是宫廷的产物，传统的医事制度基本上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的，历代的太医院系统虽分科颇细，如元明两代太医院均分十三科，但都是就中央官医的需求而定。
[3]由于为王权服务的职能所限，古代医疗机构为平民医治的程度和规模相当有限。
明代以后，随着中医“世俗化趋势的全面渗透，中医全面流入民间，成为每个人都可研习的一门技术，但护理空间仍以家庭为单位。
”[4]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医疗空间是由私人运作的。
医生以个体为单位独立而分散执业，或坐堂开店，或应请上门施诊。
那些从儒生中分离出来的游方郎中，走乡串户，悬壶行医，治百家病，吃百家饭。
“家庭”是原始的医疗单位和护理空间，医生对病人的诊治、把脉、开方以及病人家属照方抓药、全程护理等过程皆在家中完成。
在医患关系上，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由地择医而治，对医生召之即来，呼之即去，医生只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
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医学的贡献
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医学的贡献
秦永杰;王云贵
【期刊名称】《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年(卷),期】2006(027)007
【摘要】传教士在中国近代的医疗活动促进了西医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医学人才；借鉴了国外管理体制，提供了医学教育模式；发扬了医生职业道德，解除了人民疾苦；建立了乡村医疗网，揭开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序幕。
【总页数】2页(P59-60)
【作者】秦永杰;王云贵
【作者单位】第三军医大学医学检验系,重庆40003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09
【相关文献】
1.试论女医学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护理教育——以维奥拉·费舍为个案 [J], 宋瑞璇;高原
2.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农业的贡献 [J], 强百发;李新
3.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医学及医学教育的发展 [J], 王显超;牟英俊
4.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医学的贡献 [J], 秦永杰;王云贵
5.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 [J], 牛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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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传教士医学教育的影响
中国近代传教士医学教育的影响【摘要】近代中国传教士医学教育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教士医学教育的引入不仅为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西方先进理念和技术，提高了医疗水平，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在教育领域，传教士医学教育的推广推动了中国现代医学院校的建立和发展。
传教士们通过医疗事业传播基督教信仰，拓展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
传教士医学教育也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西医知识和技术的医务人员。
传教士医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意义和启示也值得深思。
传教士医学教育的综合影响将持续影响中国的医疗和教育领域，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关键词】传教士医学教育、中国近代、影响、医学、社会、教育、基督教传播、现代医学、贡献、综合影响、发展地位、意义、启示。
1. 引言1.1 传教士医学教育介绍传教士医学教育介绍：传教士医学教育是指19世纪至20世纪初，由来自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在中国开设的医学院和医院，旨在传播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传授现代医学知识。
这些传教士医学教育机构不仅培养了一批具有西方医学知识和技术的医生，也为中国的现代医学教育和医疗体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传教士医学教育通过传授西方医学知识和技术，带来了医学教育的现代化、科学化，推动了中国医学的更新与发展。
传教士医学教育也为中国社会带来了西方医学的理念和文化，促进了中西医学的交流与融合，对中国的医学、社会、教育和宗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传教士医学教育的实施，为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医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1.2 传教士医学教育的历史背景传教士医学教育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自19世纪初，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传统中国医学开始受到挑战和影响。
传教士们将西方医学和现代医学知识引入中国，并在当地建立起医院、诊所和学校，开展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
这些传教士医学教育机构的兴起，标志着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起步。
传教士医学教育的历史背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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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何小莲(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上海200092)摘 要:传教医师不仅是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卫生健康状态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也是新学说新观念的教导引介者。
应当说,晚近以来健康观与卫生思想,基本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
特别是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的病因解释,都归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
因而,卫生问题成为国族存亡的隐喻。
在公共卫生观念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角色开始是被动的,尔后逐步转向积极主动。
关键词:传教医师;公共卫生;现代化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29-05收稿日期:2006-04-05作者简介:何小莲(1966-),女,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医药工作的发展,不仅使医院规模扩大、医师人数增多,也扩大了医学工作的范围。
教会医疗机构是近代中国最早注重公共卫生的机构。
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传教界更加重视公共卫生。
中国人之渐渐接受新医,公共卫生的开展实为一关键因素。
虽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有限,但传教士的努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开展,并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前近代时期:公共卫生的沼泽地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
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
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
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
中国当时也没有人口统计,疾病的灾害到底使中国人遭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人全然不知。
“天寿在乎天命”的观念普遍主宰着人们的意识,人们从来都不会想到,人有力量来保障自己和集体的生命。
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
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
早期来华西医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将中国的疾病,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大类。
汉口医师麦考尔(P.L.Mcall)曾这样写道:“没有必要特别提醒人们,中国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
大多数人都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景像———一个乡村池塘,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水上漂浮着死狗,稍远处有台阶,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为日常家用。
就在旁边,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
”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断了腿,因为没有及时救治,没有用夹板固定伤腿,伤处的皮肤也溃烂坏死,伤情更加严重,此人的一生都被彻底毁掉了”。
[1]95当美国社会学者罗斯(E.A.Ross)1910年来到中国时,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所见:“这片土地人口拥挤,感觉压抑,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2]24“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稠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镇中,拥挤在肮脏小巷内低矮、阴暗、通风不良的房屋中,睡在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
饮用的是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脏水,吃的是变了质的猪肉、以污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疏菜。
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产生的有毒物质使无数的人丧命。
”[2]27城市里都没有公共用水设施。
靠近河边的城市,河水就是居民的公共用水。
由专门卖水的人直接将不经处理的河水用水桶挑着送到各家各户……如果河水太污浊,人们通常就用装有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入水中进行搅拌,等水变清流澈后再饮用。
[2]5在这样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将是很可怕的事。
譬如天花,加上大家对此都漠不关心,也不会采取隔离措施,以致疫情传染开来,结果后患无穷。
[1]95公共卫生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
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
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
在地广人稀的乡村,公共卫生问题也存在,但不很突出。
在地狭人众的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互动频率加大,公共卫生问题就凸显出来。
二、传教士的早期努力教会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
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教士的卫生工作也是从教会医院———起初多是传教士的“家里”开始的。
在教会医院里,中国人首先学到近代卫生法则,然后再扩大至整个社会。
医院的整洁有序是个人清洁的前提。
为了使病人配合治疗和防止疾病流行,医生和护士要向人们宣传不要随地吐痰,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食物的重要性。
一些医院还引导病人养成洗澡的习惯。
鉴于中国有大量的传染病,隔离设备显得极为重要。
当时的传染隔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纱窗的安装,用于防蚊蝇。
20世纪初,公共卫生学博士巴姆(Harold Balme)所主第27卷 第5期2006年10月 大连大学学报J OUR NA L OF DA LI AN U NI VE RSITYVol.27No.5Oct.2006持的教会医院的调查报告显示,教会医院有隔离设备的共有69个,占全部医院的42%。
[3]966这样的统计结果显得过于乐观,但这种隔离手段的应用,却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关于消毒,消毒在任何医院当中,都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特别是在手术室里和外科包扎的工作上,消毒工作应当做到绝对保证。
除了对病房用具的蒸煮,还有被褥床垫的消毒等。
而在整个医院里,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一切设备和用具应当尽量做到没有病毒和没有传染的可能。
对那些供给被服的医院来说,如果洗衣工作由病人的亲友来做,为病毒的传播留下很多机会。
因此,有足够的洗衣设备,也成为当时教会医院追求的目标。
在医院里,最难解决的一个卫生问题,还有厕所。
19世纪以来,已有一些医院开始使用抽水马桶和污水消毒坑来解决粪便问题。
与此相关,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自来水是不能缺少的,而对一个内地的医院来讲,安装设备就更不简单了,甚至在一个人手缺少的医院里,既使有了良好的设备,基本的使用都成问题。
虽然,在大多数医院,仍然是传统的中国便桶,或不设盖的厕所,但问题的解决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从医院到社会,卫生问题变得越来越关键。
早期医药传教士将治病视为工作重点,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在中国,预防医学显得更为重要。
公共卫生工作不仅有益于那些患者,而且在改善了人们健康的同时,也将会减轻医师们的工作负担。
有一位传教医师指出:“我们急迫地为他们(指中国人)医好病,如果我们只是不停地这样做,势必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们仍要像潮水一样涌向医院,还将总是为同样一种病而烦扰。
我们必须寻找出病根,教会他们了解病因,帮助他们预防疾病免除痛苦。
他们必须知道诸如致病的原因、卫生学的基本原理、妇婴卫生,以及对于家庭和社团来说,平安和宁静在治愈疾病时所显示的作用。
”[4]著名传教医师嘉约翰(John K err)认为,医师的主要职责除了治病救人以外,还有预防疾病,根除引起病患的原因,医生只为治病,严格地说来,是一种狭隘的认识。
在某种程度上,以各种手段来预防疾病,应为医生的职责,医师们确实也认识到了这一职责,他们努力调研各种病因,尽力加以克服。
各级政府也应当采取卫生行政的手段,来保护家庭、公共场所,城市和游客,防止流行病传播,以显示文明的公共精神。
[5]88一些女性传教医师的到来,为中国慈幼卫生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依照中国传统,小孩子的卫生是从不讲究的。
中国小孩的长大全是依命靠天,有颗苗苗不愁长,全不赖人力的因素。
有病时,人们拜神求佛许愿,寻仙方,叫魂,压邪。
碰到小孩出痘出花,自然没有科学的防护,只要供一供“麻姑娘娘”、“花姑娘娘”,避避风,忌忌口,小孩子健康了安全了,烧香谢神;小孩若遇了危险,那便是“命中注定”!这一切古老的习俗,在教会医院出现以后,在西医的影响之下,慢慢地悄然地开始变化。
妇孺医院的建立,还对我国古老的育婴习俗产生影响,现代妇女孕期保健由此萌芽。
最初,下层社会的妇女对于医院往往不肯信任,她们总不能相信医院是为她们贫民而设的,对于产科医院尤其怀疑畏缩。
但教会中一些“巡行医师”、“巡行护士”的访问探察,施医送药得到孕妇的好感。
这些女传教士的努力,使中国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专业人士如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所提供的服务,这使得中国这个贫病的国家,妇女和婴儿的高死亡率开始有所下降。
近代中国卫生检疫工作的展开,也与传教士相关。
中国卫生检疫,创始于1873年7月,当时为防东南亚霍乱以及此后鼠疫、天花传入沿海口岸,上海与厦门的海关当局先后制定了检疫章程,并任命卫生官员仿效西方国家实施检疫措施,凡是疫区来船入港,须悬挂黄旗(Q字旗),指定地点停泊,接受医官检查。
当发现船舶染疫,除对病及有关人员隔离留验外,对船舶本身也实施短期隔离与除鼠除虫消毒等措施,这一时期的检疫,因由海关办理,通称“海关检疫。
”而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海关医官,绝大多数由教会医院的医生兼任。
在海关检疫展开前二年,在我国还首次建立了海关疟疾疫情统计制度。
1871年,曼松(Patrick Manson)等赴厦门调查疟疾,自4月至翌年3月诊治患者402人,许多人死于疟疾,占死亡总数第二位。
在我国过去史料中描述疟疾流行时,大多是笼统的、模糊的概念,如染疟疾甚多,瘴气伤人,死亡十之二三等等,到1871年,我国首次设疟疾疫情统计以后,疟疾调查报告中始有具体发疟数。
中国的疫情统计,开始出现从定性到定量,从单项到多项的具体报告和分析。
传教医师还积极投身于防疫治疫的实际工作。
近代中国,灾祸纷呈,疫病不断,往往在中医束手、当局无策之时,西医的效用展示出来。
1872年,天津发生霍乱,传教士“修合药料,施济活人,其方殊验,来乞者日众”,[6]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
鼠疫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急性传染病,其传播迅速,为害惨烈。
清政府遣派留学生二人前往视察,其中,伍连德医生亲赴疫区。
中华基督教博医会也派出传教医师,华北地区的传教医师十分踊跃,也有一些来自南方地区如广州、宁波,他们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
在伍连德医生的率领之下,疫情得以控制,但死亡者已达6万余人。
中国成功地抵御了东北鼠疫,1911年4月,国际防疫大会在中国召开,伍连德主持了这次大会。
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公共卫生事件,被视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医学的标志,在笔者看来,十分有道理。
其一,19世纪末的中国,疟疾、霍乱、天花等病的流行十分严重,中医通常无法医治,一旦罹患,只能怨叹不幸。
然而西方医疗利用其医治急症、传染病的特性,往往能获得不错的医治效果。
中国人对于西方医疗的重视,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普遍关注确是从这一事件开始的。
从此以后,民众转而信西医者渐多。
如时论所称:“中国政府,素来重中轻西。
自斯疫之发生及扑灭,中医束手、西医奏功,使政府诸公深感西医远过中医。
”[7]其二,近代一些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习俗都具有较大的冲击。
当瘟疫爆发时,一般民众自是恐惧和慌乱,在这种极度的恐惧慌乱中,鬼神迷信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