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七国之乱

西汉七国之乱西汉七国之乱西汉七国之乱这是发生在公元前154年发生的一次叛乱，参与叛乱的共有七个诸侯国，所以叫做“七国之乱”。

发生的原因是地方王国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矛盾，还有当时的皇后——吕后专权等原因。

汉景帝平定了王国叛乱，为后来汉武帝继续清除地方王国的势力奠定了好的基础。

吴楚七国之乱事件概述吴楚“七国之乱”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大叛乱。

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

吴王刘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

刘濞蓄谋叛乱为时已久。

这场变乱导火线是，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趁机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

刘濞就乘机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诸侯王，发动了联合叛乱。

刘濞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为主力。

同时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用“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举兵西向。

叛军顺利地打到河南东部。

景帝因很惶恐，先从袁盎议杀了晁错，想满足他们“清君侧”要求换取他们退兵，但晁错已死，叛军不退，还公开声言要夺皇位。

叛军至梁国(治今河南商丘)，为景帝之弟梁王刘武所阻。

至此时，景帝才决心以武力进行镇压。

他命太尉条侯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三十六将军，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只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大破叛军。

刘濞逃到东瓯，为东瓯王所杀。

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七国都被废除。

背景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刘邦时形成的。

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见异姓诸侯王)。

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沙王吴芮以外的六人。

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九人为王，即同姓九王。

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

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

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

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

齐王肥献城阳郡地与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

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

当时齐王肥的2儿子朱虚侯刘章、3儿子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

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刘襄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刘襄继承帝位。

刘襄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

灌婴屯兵荥阳，与刘襄相约连和，待机共伐诸吕。

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

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

于是协议，舍齐王刘襄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

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

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

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

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徒封梁王。

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

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刘肥的诸子为王。

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刘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

此外，袁盎、晁错针对淮南王长骄横不法，都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

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

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削夺王国土地。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

原来，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刘襄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

前177年，城阳王刘章死去。

济北王刘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

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徒蜀，死于道中。

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

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按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按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事件起因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昂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

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

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昂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

胶西王昂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

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

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

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

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

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

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

吴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

吴国的彰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开山铸钱、煮海为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

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

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

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

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

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决心以武力平叛，以轻兵断绝叛军粮道，三个月即平定了叛乱。

发展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

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肴渑地区活动。

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

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

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视齐、赵兵。

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建议景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

景帝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

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结果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梁国横亘其间。

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

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联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

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

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

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

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

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

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

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

东越人杀吴王濞。

楚王戊也军败自杀。

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

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

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

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

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

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意义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

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

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见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评价七国之乱反应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王国势力威胁基本清除，大大加强了汉朝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也在一定程度常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