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教育的功能

（一）传递保存文化的功能

文化的传播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一定社会文化共同体内的文化传输，即指在同一社会文化共同体内将文化从这一代传到另一代，我们可称这种传播为“文化传递”。它在文化的时间维度上，使文化保持着延续性。另一种是跨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传输，即指文化从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传输到另一个社会文化共同体中去，我们可称之为“文化传播”。它在文化的空间维度上，使人类文化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同一性”。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化与全球文化的一体化趋势，便是各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结果。人类学家弗尔德吉尔宁认为，文化的传输不像倒水，从一个容器倒进另一个容器，而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互动或相互作用进行的。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对于外来文化，本土文化的“深层结构”就像一个“变压器”，使外来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必须像电流一般通过它，才能发挥效用。在文化的传递过程中，亦不是单纯的灌输，不仅受着个体接受水平的制约，也受着全体文化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制约。对此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对我们考察教育在传递和传播文化中的作用及发挥作用的条件是有帮助的。

教育是文化传输的重要工具。既是文化传递的重要工具，又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教育传递着文化，因而使得新生一代能较为迅捷、经济、高效地占有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财富的精华，使一个人从毫无文化内容的“自然人”变成一个具有摄取、鉴赏、创造文化的“文化人”。如果人类文化不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那么，人类文化的保存、积累与发展就成为绝对的不可能。任何新生的一代都得去重复他们的前辈所经历的事，人类就不可能进化，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结绳记事，钻木取火的蒙昧时代，并随时都有可能从地球上消失。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继承者，这是就其世代交替的整个人类而言的。就其每一代人来说，首先是文化的承继者，然后才能是文化的创造者。只有先承继文化，才能创造文化。“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接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般说来，每一代人对于人类文化进步做出贡献的大小与他们的先辈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多少成正比。教育传递文化，从其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意义来说，受教育的过程，也就是获得间接经验的过程。任何个体，如果没有间接经验且不说发展，就连生存都不可能。谁都知道，一个言语器官生来很健全的儿童，如果出生以后不与人类社会接触，就不可能学会说话，甚至不可能形成人的心理。所谓“狼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教育传递文化，将人类的精神文化财富内化为个体的精神财富成为整个生命的一部分，这样，人类的精神财富便找到了它最安生、与人类共存亡、且具有再生功能的“保险库”。因此，教育作为传递文化的手段，也就具有了保存文化的功能。教育传递文化，实质上是一个精神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这个再生产的过程，具有经济、高效、迅捷的特点。“再生产科学，同重新生产科学所需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这一精神文化的再生产过程，是一个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互动作用过程，它是一个受教育者在客观精神文化的作用下不断重组和建构自身主观精神文化的过程。人类学家格里库里贝特森的研究是对上述观点的佐证。贝特森在《思想生态学的步骤》一书中，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文化本身是复杂的，学习文化的过程也是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每一代人对他们自己的文化，都有一个重新发现和理解的过程。每一代人不仅学习自己的文化，而且重新结构自己的文化。”在这里，我们不准备深入讨论教育传递文化的复杂机理问题，而只想强调教育作为传递文化的手段，具有保存文化的功能。在人类世代交替的过程中，它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对整个人类，还是任何个体。

（二）传播交流文化的功能

文化既然可以传递，也就可以传播交流。文化的传播，一般指某一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向另一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传输过程，是单向的；而文化的交流，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共同体的文化相互传播，是双向的或多向的。

文化的传播交流，可以通过教育、战争、贸易、移民等途径和手段来进行。历史昭示我们：狭隘的地方主义会导致文化停滞。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文化，不管它有怎样辉煌的过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前途。一种文化只有对其他文化开放，在与其他文化的主动接触中吸收、融合别的文化的优良因素，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因为文化的传播交流，会促使各文化形态能增生出许多不被原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所羁束的、从更高层次上超越其地理环境和原有文化传统的新的文化因子。文化的交流，对于双方都是自我超越的过程，都是向自身灌注生命力和新鲜血液的过程。教育作为传播交流文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也就具有了丰富文化的功能。如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在促进“文明开化”方面，公共教育扮演了先锋的角色。许多西方人士被邀请到日本来，并向他们学习和寻求异域现代文化的新知识。这些努力，使日本政府和社会得以高速西方化。学校教育被公认为是最有效的工具。

在此，我们似乎也有必要指出，在一定文化共同体内部，大众文化交流，特别是视听交流的各种形式的发展，加上信息的传播，给教育和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境界并增加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文化交流可以创造一种“教育环境”，随着教育系统丧失对教育的垄断，交流成了教育的工具以及教育的课题。既然我们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创造活动及其全部成就“人所加于自然的一切”，那么，文化交流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或是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便成为一切生活方式的主要成分，因而也就是文化的主要活动方式。可以认为，交流起着丰富文化的重要作用；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基本也是文化的构成，它可以助长和影响人们的态度，激发并促进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传播以及造成文化的多元化。英格丽褒曼、简方达或阿兰德隆的电影，托夫勒、卡缨和弗洛伊德的著述，毕加索、柯罗和达利画作的复制品，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和莫扎特的音乐等，我们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或听到。作为不同形式的文化，它们在人类文化的传播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教育是教育人学会更好地进行交流，并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吸取益处的重要工具。因为在文化交流与教育之间存在着一种日益发展的、相互补足的关系。

（三）逆向选择：净化提升文化的功能

教育是文化系统的一个构成要素。在文化系统中，教育是处于被决定地位的。所谓教育对文化的“逆向选择”，即就文化和作为它的构成要素之一的教育的关系而言，教育是被决定者，首先是文化“选择”着教育。但教育又不是消极、被动地被决定着的。教育作为人类自身的自觉的能动活动，它能反作用于文化。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社会文化的糟粕必须摈弃，精华则有待发扬。这就需要教育对“文化”进行筛选，把经过“过滤”了的文化传递给下一代，以促进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然而教育对文化的选择是在文化决定教育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谓之为“逆向选择”。

教育对文化的“逆向选择”，是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机理。它主要是对精神文化的选择，意味着价值的取舍与认知意向的转变，并且是为了文化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学校教育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价值的引导工作。它撷取文化的精华编成教科书，提供适应社会生活发展变化需要的观念、态度与知识、技能，并通过教育评价手段来进一步保证和强化这种选择的方向性。

学校教育对文化的“逆向选择”，首先是通过对教育内容的选择而实现的。所以任何教育传递的文化都是经过了筛选的。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传播、传递的文化总是一种优势文化，即统治阶级的文化。“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某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教育对文化的“逆向选择”在多种文化观念相冲突的历史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和更为重要。如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观念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观念外，还有封建主义的文化观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观念，资本主义

的文化观念。但我们的教育，不论是社会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传播、传递的文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并通过社会中对先进人物的评选，学校中对学生的操行评定和“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或“优秀共青团员”的评选来保证这种选择的方向性以巩固其成果。

另外，教师的个体文化在学校教育对文化的“逆向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经过了对文化选择的教育内容还只是“文化源”，而将其内化为学生个体的精神财富，教师的个体文化在其中起着“过滤”、“变通”、“重组”的作用，正如列宁所说的：“学校的真正性质和方向并不是由地方组织和良好愿望决定，不是由学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也不由教育大纲等决定，而是由教学人员决定的。”人类学家乔治斯本德勒就曾指出，美国教育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在美国，大多数的教师都出生于中等阶级，于是就用中等阶级的是非好坏标准作为教育上的奖惩依据，合乎他们要求的就受到鼓励嘉奖，否则就遭到处罚。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在北大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因而在当时的北大，既有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也有宣传资产阶级学说的，还有鼓吹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这实质上是教师在利用教育对文化进行的逆向选择。

最后，校园文化作为一种“净化”、“提升”了的文化环境，它是教育对文化逆向选择的结果，同时它又强化着这一选择。也就是说，教育对文化的逆向选择，在选择客观上具有净化提升文化的功能，这也是符合文化的创造者、承继者即一定文化共同体中的人类的主观目的性的。

（四）创造更新文化的功能

人类文化的进步有着其内在的循环加速机制：思想革命、政治革命、教育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便是构成这个内在的循环加速机制的几个环节。日本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在他的《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中为此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佐证材料。汤浅光朝认为，一个国家的科技成果的数量，超过世界科技成果总数的25%为科学兴旺期。他根据1501～1950年科技编年表里记录的科技成果和人物传记辞典里编选的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作统计，得出了与英国科学家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关于科学和技术活动中心的几次转移相一致的结论。这个转移的时空顺序是：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6年）——美国（1920～）。科学的兴旺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它需要有适合于科学兴旺的文化氛围，如思想的自由、解放与活跃，政治的民主，教育的普及与发达，生产发展的需要等。教育在这个文化进步的循环加速机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保持和发展着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积极成果，把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普及于人民，并造就着杰出的科学人才和产业革命的劳动大军，而这些又成为推动科学革命与产业革命的能动力量。反过来，科学革命与产业革命又将进一步促进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教育革命。它们互为因果，结合而成一个开放的、向前发展的循环链。

教育之所以是文化进步内在循环加速机制中的一个环节，就因为它是文化结构中的一个能动的要素。教育在文化进步中发挥的能动作用，是通过进行逆向选择的文化传递、传播而实现的，高等学校作为文化创造的重要阵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前所述，文化不是自然赋予人类的，而是人类利用自己智慧创造出来的。换言之，人是文化的承继者，又是文化的创造者。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不断地更新与创造文化。教育通过传递已有文化，使个体“社会化”与“文化化”，并培养、造就与文化发展相关的个性和创造力，从而使文化能够得以发展和更新。也就是说，通过教育，把人类已有的精神财富内化为学生个体的精神财富，使他们具有参与文化生活的能力，并培养和发展他们的文化表现方式和创造能力（如音乐、绘画、文学、哲学等的创造）。新的一代，通过教育，迅捷而有效地占有人类全部文化的精华，然后即可站在前辈人的肩膀上进行新的创造。因此，教育作为传递人类文化的手段，不仅只有保存文化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文化繁殖”即发展文化的功能。一般说来，一个人受的教育愈多愈好，占有的人类精神文化的财富也就愈多，创造、发展文化的能力也就

愈强。而一个民族，教育愈普及，教育的质量愈高，文化发展的速度就愈快，文化水准也就愈高。这也是因为，教育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能动要素，是文化发展循环加速机制中的一个内在环节的缘故。也由于教育具有传播交流文化的功能，从而也就使教育具有了发展、更新文化的功能。因为，文化进步的根本动力之一来源于交流。正是由于交流，使得各本土文化遭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挑战，从而激发出了文化创造的生机，使得各个文化得以能够吸收其他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也正是由于交流，使得各文化处于不断的分化与重组之中，日益趋向于一种最优化的组合，即交流使得各文化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多元化总是优于单一化，因为多元化包含了各单一化的优点，而避免了它的缺点（退化与僵化）。

文化交流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如贸易、战争、移民等等，然而，教育始终是一条重要的途径。随着历史向现代推衍，学校教育在文化交流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例如，通过外语、外国文学艺术、外国思想史的教学，使得学生能够接触和更好地理解、鉴赏外国的文化成果，并自觉地吸收这些文化中的精华，起到开阔视野，提高文化创造能力的作用。

教育创造更新文化的功能，虽不像教育传递保存文化的功能、教育传播丰富文化的功能、教育提升净化文化的功能那样直接，然而它却是从上述功能衍生而来的，同时也是上述功能的一个深化。

（五）教育的文化分层功能

教育的文化分层是教育一个重要的恒常的社会文化功能。无疑，这一功能是由社会文化决定教育、教育反作用于社会文化这一双向互动的结构模式所决定的。“学校担负着一种筛子的任务，从小学各年级开始，一直持续到以后各个教育阶段，为挑选未来的杰出人才而进行筛滤。”在教育普及的现代社会，每个青少年在他们正式作为一定社会文化共同体中的一员以前，都必须先经过学校的选择。这种选择，实质上就是对每个个体的文化分层。教育之所以具有文化分层功能，是因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教育赋予不同的个体以一种特殊的“身份文化”，包括社会期望、自我认同、自我期望、价值观念、知识和智能结构等，从而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内扮演着相应的角色。

在学校教育远未普及的农耕文明中，享受学校教育是剥削阶级的特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的统治人才。这样，学校教育便成了世袭制度的御用工具。在这一时代，由于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贵族子弟与平民子弟不能站在同一水准线上向上攀登，因而教育的文化分层功能只能在十分狭窄的范围内以扭曲了的形式存在着。在中国封建社会（农耕文明最完善的制度化形态）中，地主阶级有了钱可供其子弟读书，这些子弟通过读书变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变为官僚，官僚则用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钱买更多的土地，成为更大的地主……在这个对地主阶级来说的良性循环中，“教育取仕”成为这个循环中的“联接器”和“推进器”。

在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教育的文化分层作用较之于农耕文明时期已是大大地拓展了其广度和深度。任何一个经历了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了一个“教育取人”的过程，即以严格的教育水平、教育种类来确定其成员的社会文化地位。所谓“学历社会”便是最充分的表现。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对美国的职业分层与教育资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认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教育与职业地位具有很高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73。在工业文明中，教育的文化分层功能得到了较好发挥。这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又是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机理。因为它加剧了存优汰劣、优胜劣败的合理竞争。

在现代社会中，系统的科学知识和相应的能力在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大，教育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日趋提高。因此，教育的文化分层功能的加强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在有阶级差别、阶层差别的社会中，受教育权，特别是充分发展每个人的潜能的受教育机会，还不可能真正彻底的平等，因而对于教育的文化分层功能的充分发挥，我们只能抱审慎的态度，因为影响教育的文化分层功能充分发挥的因素及教育自身不完善的内在因素还存

在着。如在美国，能上哈佛大学意味着能进入社会的精英阶层，然而能否上哈佛大学，除了学业成绩和能力外，家庭的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亦是重要因素。作为教育自身，因材施教，为每个学生提供充分发挥其潜能的公正的教育，条件也还远未成熟。教育的文化分层功能的充分发挥，还有赖于教育的民主化及其教育民主化的社会文化基础：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