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小说中女性形象

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摘要作为一位有着鲜明个性的女作家，王安忆在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以其独特的女性审美视角观照世界，塑造了形形色色、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表现了其鲜明的女性意识。

本文从性意识的觉醒、对传统秩序的反叛和做生活的强者三个角度分析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生命形态。

关键词：王安忆女性形象觉醒反叛强者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王安忆自20世纪80年代跨入文坛以来，不断书写，不断超越，为读者呈现了一部部内涵丰富的优秀作品。

王安忆以女性独特的视角，真诚且大胆地书写着女性自身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欲求。

从她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她的笔下，中国女性从数千年被压抑的历史中解脱出来，她们充满了生命力，积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王安忆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颇有光彩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对女性形象情有独钟，善于揣摩女性的心理和情感，她客观地评价过自己的两性形象，坦言不善于写男性，认为自己塑造的男性形象大同小异、缺乏个性，例如，《叔叔的故事》的主人公是男性，他就不如女性形象那样生动、具体。

王安忆小说世界中的女性有着不同的经历和命运，但她们在某些方面又那么相像，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就如生活中的女子们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一般，她们正是作者潜意识中形成的对女性的一种评价，蕴藏着王安忆内心的女性意识。

一性意识的觉醒在中国传统性观念中，性几乎等同于淫，“万恶淫为首”，性是丑陋不堪、不能言说的。

封建宗法父权制对性持贬斥的态度，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温柔、贤淑、驯顺的女人才是美的。

那些胆敢与男人眉来眼去，在男人中周旋的女人，则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妖女、荡妇。

在传统观念中，女性鲜活的生命之躯和热烈的情感一直受到压抑和遮蔽。

一直以来，女性的角色是贤妻良母，作为女性自身权利的性欲却是不能启齿的，是时常为社会文化所否决的。

性是男性的特权，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玩物，其性欲只是生育的附带部分，女性如果涉及性欲，则是不洁的，甚至是有罪的，需要遭受惩罚的。

父权社会对女性性欲进行压制，女性的性欲一直处于压抑阶段，女性只要触犯父权制社会的性戒律，就会受到野蛮甚至毫无人性的惩罚和摧残。

总之，对于性女人是不能接近、不能享受、不能体验、不能谈论的，而且还要避之千里。

弗洛姆曾说：“人道主义的立场是没有任何事物比人的存在更高，没有任何事物比人的存在更具尊严。

”每一个体都“应该以自己为唯一的目的，而不是服务于任何超越人的意志的工具”。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大批对以描写女性欲望与隐秘情感为主题的作品，其中就包括王安忆的“三恋”和《岗上的世纪》，在此类作品中，作者颠覆了传统的两性关系，对其进行了重构，对欲望的书写也较为直露。

王安忆曾坦言，如果要真实地表现人性，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就是爱情，而只要写爱情就一定会涉及性爱。

王安忆认为，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地、立体地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一个作家思想严肃且有深度，性这个话题就是无法逃避、必须涉及的。

王安忆在《小城之恋》中写性就是为了展示女性被压抑的“性”渴求，展示长期被遮蔽的女性的存在。

小说中的“她”和“他”同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他们在懵懵懂懂中长大，生理上日趋成熟。

在“性”的吸引下，年仅十几岁的她百般煎熬，最终和大自己四岁的“他”偷尝了禁果，并且一发不可收拾，空旷的练功房、昏暗的后台以及不怎么清净的河岸，都成了他们随时消磨欲念的地方。

小说中写到，当性本能得到满足时，她面色姣好，姣好到使人不去注意她硕大笨重的体态，头发也黑亮而浓密。

虽然皮肤微黑，但细腻光滑，如绸缎一般。

当处于性压抑时，她会更加肥胖起来，赘肉多出来，就像一个臃肿的村妇，臀部沉重地压在腿上，走起路来要像鸭子那样摇遥摆摆才能前行。

并且开始不顾形象，日益邋遢，对穿着毫不讲究，穿得一塌糊涂，脸上却还扑粉。

举止也很随便，即使穿着裙子，也会将裙子向后一撩就坐了下去，站起来时，凳上便留下一个屁股的形状，那是她留下的汗迹。

因为受到男权文化的教育，女舞蹈演员在对性爱充满渴求的同时，也伴随着极度的恐慌，这恐慌由内而外地折磨着陷入情欲泥潭中的“她”。

对“她”不美外貌和随便行为的描写，揭示出了情欲压抑的巨大威胁与破坏能力，进而肯定了女性追求“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在男权文化笼罩的社会中，女性只要认识到自己不是男性的奴隶，而是有权获得“性”的权利和快乐，不管她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自己的需求，都是对男权文化的反抗。

在《我爱比尔》中，阿三有着西方的先进思想，也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为了更好地吸引美国男友比尔的注意，勾起比尔的兴趣，可谓煞费心机。

小说中写到阿三在白色连衣裙外套上床头上的一件绸衣服，说是要向这个外国男人表演中国人的性，然后又套上了同学的一件睡裙，接着又套上了第三件，当她认为可以表达的时候就这样层层叠叠、长长短短的走向比尔。

阿三想的没有错，这个异域男人果然被她征服、被中国的表达征服，他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与她缠绵在一起。

阿三成功地俘获了这个异国男人，以主动的姿态实现了自己的“性”需求。

王安忆在《岗上的世纪》中，把她对男权文化的否定更深入了一层，她以嘲弄男性的方式、以女性对男性的救赎来颠覆男权文化，将性爱当做人类创造自我而不是创造儿女的神圣行为。

女主人公李小琴是一个下乡知青，为了能回城求助于生产队队长杨绪国，而杨绪国对这个聪明美丽、给人无限诱惑的女孩则有非分之想。

如果按照传统的叙事方式，一定是杨绪国以自己手中的权利为手段霸占李小琴，而李小琴只能忍气吞声。

可是王安忆却恰恰相反，她对杨绪国和李小琴性爱关系的描写，将传统的男女秩序颠覆了，传统男人粗暴蹂躏女人的场面没有了。

在路边干沟里，当圣洁美丽的李小琴赤裸裸地站在杨国绪面前的时候，他被女性的伟大魅力征服了，陷入了被阉割的恐惧之中，自惭形秽地失去了生命的本能。

女主人公成了这个男性眼中的英雄，她将他踩在脚下，鄙视地看着他。

李小琴并非按照男性为自己创造的女性形象创造了自己。

在这里，女性是强大的，是男性的上帝，男人是无能的，是不能满足女人的废物。

这是女性世界对男性世界的胜利。

二对传统秩序的反叛中国一些已经超越传统文化的女性受到女性思潮的影响后，她的生活准则和方式就会与传统秩序相背离，《弟兄们》就是很好的佐证。

在小说开头，王安忆就描写了三个已为人妻的女人在大学的反传统生活：在学校里，她们不称呼姐妹，而是以兄弟相称，分别有着很阳刚的称谓，为老大，老二，老三，而三个丈夫却被称为老大家的，老二家的，老三家的。

班上只有她们三个女生，但她们巾帼不让须眉，无论什么都要超过男生，生活习惯也要向男生看齐，她们的宿舍，脏乱程度要超过男生宿舍；碗是从来不在吃饭后洗，都是在下一次吃饭前洗；衣服也不在洗澡后洗，要在下一次洗澡前才洗；早上要在最懒散的男生起床后才起；每到星期天或节假日不用上课的时候，她们可以卧床24小时，从前一个晚上一直到后一个晚上；可是当她们勤奋的时候，又比起得最早的男生还要早。

她们竭尽全力破坏循规蹈矩的生活，颠覆对丈夫的附属，而且发誓不要孩子，这是她们对传统女性角色的拒绝。

传统文化中女性的身份无非就是“人妻”和“人母”，这是女性终身的使命，至于女性自我，是被遗忘的。

而这“弟兄们”则把自己从社会既定的角色中剥离出来，卸去了这两种累赘，这看起来不符常理的生活却使她们获得了独立的意义与价值。

王安忆让她的主人公在这样超道德的意识中生活，用她们的成功与失败表现着自己对女性解放的思考。

《我爱比尔》中，阿三是一个有个性的女孩，她的个性来自于她的标新立异，来源于她对西方思想的认可，她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和不同于传统观念的价值观。

阿三的行为在中国的道德规范内是不合法的，可是在她自己的世界中是正确的。

她承担与比尔约会的费用和房租，平等意识使她不能像传统女人那样心安理得地享受男人的钱财。

当给丝绸厂画手绘丝巾赚钱与学习相冲突时，她毫不犹豫地退了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她的思想里是没有丝毫痕迹的。

当阿三把她的处女之身献给比尔后，她不希望比尔看到自己身下的鲜血，所以她扯过毛巾毯将它盖住。

比尔说之所以喜欢她是因为她谦逊，阿三就特别生气，故意用颜色涂了自己一身来表示自己不是比尔所想的那样，她要的是打破传统的束缚来张扬自我意识。

三生活的强者“强悍”与“柔弱”历来是传统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分别界定，在传统文化中男性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

而王安忆的写作则颠覆了男强女弱的传统界定。

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很平凡，有纯真的下乡女知青，有城市的普通市民，有质朴的乡下女孩。

她们为衣食住行所忙碌，身上没有耀眼的光芒，但是她们绝不平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看起来弱不禁风，却无比的坚强，她们的力量足以让男人自叹不如。

正如王安忆所说，不知道的人也学会认为上海女性是柔弱的、婉约的，因小桥流水造就了她们的吴越之风，其实她们也有“硬”的一面。

她们的硬不一定是指“攻”性较强，而是在“守”，抗“攻”能力较强。

她们能够忍受委屈，并不是天生懦弱，所以逆来顺受，而是为得而忍，已权衡过得失的，所以她们的眼泪不代表软弱。

王安忆笔下女性共同的特征就是生的顽强、生的坚韧，以此来对抗生命之中的不幸和磨难。

《富萍》和《妹头》这两篇小说在对女性命运的探索中有着相同之处，那就是上下两代女性都有着生命的韧性、意志坚定，而男人在她们的生命中是可有可无的。

在《富萍》中，奶奶是一位女性中的佼佼者，她16岁就只身一人来闯上海，勤勤恳恳，辛苦奋斗，不仅自己落下了上海户口，而且还成为了自己过继孙子的养育者、保护者。

在不期而至的爱情中，奶奶没有迷茫、哀怨，而是拿得起、放得下，做了爱情和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在《妹头》中，小白的母亲一人承担着生活的重担，把儿子养大成人，是家中的顶梁柱，而父亲一直处于缺席状态。

作为第二代女性的富萍和妹头同样也有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她们取代了男性的家长位置。

富萍的命运是坎坷的，从小无父无母，可是生活的沉重和苦难却把她练就成了一个独立自强、永不服输的女孩。

因为对李天华不满，对以后的既定生活不满，虽然一无所有，不知去向，她还是在结婚之前逃走了，她梦想着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婚姻。

嫁给生活清贫、身有残疾的丈夫后，富萍成了婆婆和丈夫的主心骨，既要照顾婆婆又要照顾丈夫，还要为了一日三餐而操劳，俨然成了一家之主。

妹头也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子，她不但是家中的经济支柱，也是精神核心，完全把软弱的丈夫逐出了家长的位置，反而成了为丈夫遮风挡雨的一把大伞。

她在丈夫小白的眼里就是生命的支柱，在她存在的日子里，小白就能够感受生活的美好，充满生气，而当她离开后，丈夫则也失去了生命的气息，就像一个影子一样，无根无着。

对他而言，妻子就是自己的天，而妻子的离去，无疑是天塌了下来，他的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

《桃之夭夭》也是王安忆对女性顽强生命力发掘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