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思考

辛亥革命百年思考:为中国进步打开闸门 2011年09月20日08:16 新华网内容提要●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

它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起的“骚动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数人“极端感情”或“革命狂热”煽动下的“幼稚与疯狂”，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辛亥革命还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辛亥志士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顾，置功名利禄于度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他们气壮山河、感动天地的英雄事迹，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主要表现在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爱国情怀，“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献身精神，关心民生疾苦、立志为百姓谋福祉的高尚品德，顺应时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

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00年来，我们的民族从不断沉沦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国家从风雨飘摇、濒临灭亡边缘到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的人民从穷苦不堪到总体上实现小康，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样的历史性巨变是怎样实现的？其中蕴涵着怎样的历史启示？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

它既不是由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起的“骚动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数人“极端感情”或“革命狂热”煽动下的“幼稚与疯狂”，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

根据这些条约，它们一方面牢牢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把封建统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一方面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在经济上进行剥削掠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生产力的发展。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极大危机。

1895年，孙中山先生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指出，中国的外部环境是“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内状况则是“政治不修，纲维败坏”，“鬻爵卖官，公行贿赂”，“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这是一幅何等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这是因为，造成近代中国国弱民贫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漆树芬在1926年出版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

资本帝国主义实为蚕食我之封豕长蛇；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桎梏陷阱。

”在这种情况下，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寻求民族振兴的出路，就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封建主义。

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革命运动，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如果要用最简洁明确的语言来回答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

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事实上，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美好追求，没有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辛亥革命以前，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面前，中国广大爱国将士和民众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顽强的抵抗，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

不论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如此。

但由于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这些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欺凌和压迫，拿起原始武器，直接对封建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展开武装斗争。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

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这两个运动最终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血腥镇压下惨遭失败。

三是戊戌维新派的政治改革运动。

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派总结了清王朝推行洋务运动、企图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成功做法和失败教训，决心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大胆改革，发动了戊戌变法。

但这些改革举措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变法活动仅仅进行了103天，就在慈禧太后的镇压下夭折。

这三个方面的斗争，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

虽然这些斗争都作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但总体来说都还只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因为它们都只是在个别方面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势力，还没有能够提出较为系统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

只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孙中山先生在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就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先生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别是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

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政治理念，把民主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但是，这场革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为军阀混战所代替。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的。

认清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可以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就像孙中山先生晚年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后继者只有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探索新的道路，进行艰苦斗争，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

不过，如果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则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赶跑了一个皇帝，更在于在两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思想作了根本性的颠覆。

一是过去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被宣布为罪恶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一个根本颠覆。

二是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

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又一个根本颠覆。

早在同盟会时期，革命派就提出“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在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孙中山先生特地要求加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内容。

这两条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至少在法律上、观念上得到了认可，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其对后来政治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十分深远的。

辛亥革命以后，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统治都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追根溯源，不能不说同上面提到的政治思想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

因此，辛亥革命后，政权虽然落到了袁世凯手里，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却并没有完全丧失。

辛亥革命不仅铲除了中国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而且促进了人们民主意识的极大提高，迈出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人们在道德观念、社会风俗及生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革命活动本身就是对许多陈腐观念的巨大冲击和涤荡。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大力革除封建陋习，提倡社会新风。

如废除对官吏的跪拜礼，禁称“大人”、“老爷”；废止奴婢，解放“贱民”；男子剪辫，女子放足；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等等。

这些措施，使社会一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对改变社会风气产生了长远影响。

辛亥革命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辛亥时期的革命志士们，始终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他们一方面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中国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在短期内“迎头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民生，“为人民谋福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振兴实业，成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使当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民国初年，现代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范围还是影响上都大大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这就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派曾提出过“反满”的口号。

这个口号自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实质还是反对以满族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独裁政权，而不是反对满族这个民族。

到了清王朝覆亡后，革命派就立即高举民族平等的大旗，强调消除民族畛域、促进民族和睦。

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是曰民族之统一。

”在另外的文件中，孙中山先生还强调只有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才能“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推广东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

”这些认识和举措，是以往历代封建政权所从未有过的，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后1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内在联系。

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的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有一部分是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甚至在同盟会时期就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有一部分是受到辛亥革命重大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