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中国成年人健康信念量表的编制

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中国成年人健康信念量表的编制编制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特点的成年人健康信念量表。

根据健康信念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大量研究结果，确定健康信念量表包括合理性和可控性两个维度的理论构想；通过访谈相关医务工作者以及在心理学专家中征集项目的方式形成初始问卷，并通过预测筛选，确定量表的最终项目。

对天津市387名大学生、事业单位职员、公务员和农民工进行正式施测，检验量表的各项心理测量学指标。

结果：健康信念量表包括两个维度，分别是可控性和合理性，量表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内部一致信度、结构效度、内容效度以及校标关联效度。

结论：健康信念量表具备令人满意的心理测量学特征，可以被用来评估中国成年人的健康信念。

标签：健康信念，心理健康素质，合理性，可控性健康信念被认为是与健康有关的行为（例如预防行为）的先兆，而与健康有关的行为又是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布朗梅，郭莲舫，1991）。

信念是人格动力结构中的高级成分。

信念来自于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评价过程，是人的行为的重要动力来源。

健康信念是指人如何看待健康和疾病，如何认识疾病的严重程度及易感性。

如何认识采取预防措施后的效果及采取措施所遇到的障碍（李小妹。

2001）。

人们关于他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的信念，可以影响他对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生活事件的判断，从而影响这些生活事件同健康间的关系。

方蘅英等人（2007）研究发现良好的健康信念可以促进冠心病患者形成健康责任和营养两方面的健康行为。

Zamlzieri（2011）调查了30名帕金森病患者的控制点和抑郁关系。

结果表明，越外控的患者越抑郁，内控的患者心理比较健康。

Bailis（2010）对124名22-81岁的人们进行了4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对健康目标的追求会显著地减少人们的外控信念，缺乏对健康目标追求的人会更多的形成外控宿命信念，会影响以后个体对健康行为的应对。

Kohli。

Batra和Aggarwal （2011）对30名血液透析的患者和30名正常人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患者的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都显著高于正常组，并且患者组大多数都是显著的外控者。

Ciarrochi（2004）对45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学生们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与他们持有的信念有关，持有不合理信念的学生健康水平和幸福感比较低。

Bridges和Harnish（2010）研究表明，不合理信念与焦虑和抑郁有很大关系。

Szentagotal和Freeman（2007）研究表明，自动化的思维部分中介了不合理信念和抑郁的关系。

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HBM）是健康促进领域最常见的理论模式之一，该模式从人们健康信念形成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及在何种情况下人们会采取预防性的健康行为（Janz，Beck-er，1984）。

该理论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Rosenstock首先提出并由Beeker和Maiman，加以修订，用以解释为何有些人拒绝采取某些有利于健康的行为，如戒烟、参加肺结核病早期筛查等（林丹华，方晓义，李晓铭，2005）。

自1950年创立，国外不仅应用该模式于健康促进、预防保健或健康教育项目、行为干预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效，而且研究出一些与疾病或行为相关的健康信念测试工具（陈静敏，2002）。

我国在这方面研究起步较晚，在研究中主要还是借用国外较为成熟的工具和方法。

现存的一些测量健康信念的问卷多是针对某一种疾病或行为的健康“知识”问卷，例如骨质疏松症健康信念量表（郑翠红等，2005），锻炼健康信念量表（于志华，巩庆波，吴敬涛，2006）。

涉及人们对整个健康和疾病问题看法的健康信念问卷还很缺乏。

本研究编制的健康信念量表着眼于人格因素，考虑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密切程度，量表包括可控性与合理性两个维度。

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社会学习理论家的朱利安，罗特（JulianBernard Rotter）于1954年提出的一种关于个体归因倾向的理论，旨在对个体的归因差异进行说明和测量。

罗特发现，个体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及其结果的控制源有不同的解释。

对某些人来说个人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果取决于个体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努力程度，所以这些人相信自己能够对事情的发展与结果进行控制。

此类人的控制点在个体的内部，称为内控者。

对另外一些人，个体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果是个人不能控制的各种外部力量作用造成的，他们相信社会的安排，相信命运和机遇等因素决定了自己的状况，认为个人的努力无济于事。

这些人倾向于放弃对自己生活的责任，他们的控制点在个体的外部，称为外控者（钟慧，李鸣，2004）。

在罗特的控制源理论中，他人的影响归于外控，自身不能影响它的作用（Rotter，1990）。

但在韦纳的归因理论体系中，他人的影响既有可控制性的成分，也有不可控制性的成分。

当个体感受到可以控制他人的影响时，就可以使他人的影响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促进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

1、量表编制过程与方法1.1 量表维度和维度操作定义的确定根据《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的研制》课题对各维度命名和测量的要求（梁宝勇，2012），本研究选取合理性和可控性作为健康信念量表的两个维度名称。

合理性维度是指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合理性认识，例如健康的重要性，疾病的可逆转性，健康理念等。

合理性信念是一个单维度的连续的心理结构。

在其两端分别称为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在罗特提出的内控-外控基础上。

结合韦纳提出的可控性维度，按照人们对于控制健康问题的信念，把人们分为不可控者和可控者。

不可控者相信健康和疾病是由不可控制的因素造成的，不能通过任何的努力来决定：可控者认为健康和疾病是可以由人来控制和改变的，可以通过自己或社会互动来解决。

可控性维度得分高的人把健康问题看作是可控的，得分低的人倾向于将健康看作是不可控的。

健康信念的总分由两个维度的得分相加获得，总分得分高的人健康信念素质水平高。

1.2 量表项目的来源与初步筛选1.2.1 合理性维度项目的来源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制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释义一书f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8）中找出符合合理性定义的项目，并加以修改形成9个合理性项目，对天津市三甲医院的医生进行访谈，询问其病人中存在的一些与健康/疾病相关的不合理信念，通过分类共收集24个不合理项目。

总共形成33个合理性维度的项目，其中正向表述22个项目，负向表述11个项目。

1.2.2 可控性维度项目的来源从Rotter的内在一外在控制源量表f汪向东，1993）和Levenson编制的内控、他控及机遇控制量表（汪向东，1993）中选择与健康有关的项目10个，并通过修改使其表述符合健康信念的内涵。

通过对天津市三甲医院的医生进行访谈，了解病人中存在的一些与健康相关的可控性信念，通过分类共收集20个可控性项目。

总共形成30个可控性性维度的项目，其中正向计分13个项目。

负向计分17个项目。

这样，量表的初始项目共63个。

1.2.3 项目的初步筛选2011年期间召开3次会议，由15名心理专业的老师和研究生在教研会上探讨维度和项目的定义，并听取国内心理健康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63个项目进行了筛选。

筛选时主要遵循的原则是项目和维度定义的符合度、项目所涵盖的范围及各个范围项目所占的比例以及反向表述的项目比例。

最终确定健康信念量表的预测项目总共46个，其中可控性维度26个项目，合理性维度20个项目。

量表采用4级计分，1表示“完全不赞成”，4表示“完全赞成”：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健康信念越合理、越可控。

1.3 量表的形成1.3.1 受试者发放220份预测问卷，有效问卷206份。

其中136名大学生：男生74人，女生62人；70名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男性21人，女性49人。

1.3.2 项目筛选和结果对初测问卷进行区分度分析，删除和相应维度的平均分相关小于0.3的11个项目。

通过第一步区分度删除后剩下35个项目。

可控性维度18个项目，合理性维度17个项目。

对35个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限定2个因子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以最大变异法转轴后KMO值0.814。

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X2（595）=2114.49，p＜0.001，数据适宜进行因素分析。

最后删除因子载荷在指定因子上小于0.4的项目。

通过预测后，剩下24个项目构成正式的健康信念量表，其中可控性维度11个反向计分项目，合理性维度13个正向计分项目。

1.4 正式量表的心理测量学考察1.4.1 受试者样本一：发放400份正式问卷，有效问卷387份。

其中266名大学生：男生71人，女生195人；121名事业单位、公务员和农民工，男性37人，女性84人。

样本二：从样本一中抽取被试80人，年龄：19.47±0.85岁，男36人，女44人。

1.4.2 施测方法（1）测量工具①中国成年人健康信念量表：见上。

②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AS由ZunK于1971年编制，适用于具有焦虑症状的成年人。

SAS由20个项目组成，每项症状按1-4分计分。

Zung对36例神经官能症患者进行SAS 评定，同时并用HAMA量表作询问检查，量表总分的Pearson相关法的相关系数为0.365，Spearman等级相关的系数为0.341，结果表明SAS的效度相当高（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

③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Scale，SDS）SDS系Zung于1965年编制的，用于衡量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

SDS由20个项目组成，每项症状按1-4分计分，各项得分相加即得总分。

Zung等曾进行了SDS信效度检验，其内部一致性满意：奇偶数条目劈半相关性0.73（1973年）和0.92（1986年）（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

（2）测量程序被试采用集体施测的方法，自愿完成问卷。

由研究者本人和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学生主持并回收问卷。

对样本一只施测正式版24个项目的正式量表，用以考察量表的区分度、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

两周后，对样本二同时施测正式版健康信念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考察量表的校标关联效度和重测信度。

1.4.3 统计分析采用SPSS13.0进行区分度、探索性因素分析及其信效度分析，用AMOS7.0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2、结果2.1 区分度用正式施测样本一的数据。

分别求各个项目与所属维度分数的相关，结果见表1。

表1中的项目与所属维度总分的相关系数都在0.47以上。

2.2 信度首先采用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来检验各维度的信度指数，并用重测信度样本二收集二周后的重测信度，结果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