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尼《大转型》读书笔记相关

波兰尼：《巨变——现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886-1964）生于维也纳，一个匈牙利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十几岁时随家迁回布达佩斯，1906年入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法律。

1908年波兰尼被选举为新成立的布达佩斯大学学生思想政治团体“伽利略学圈”的首任主席，此后他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14年，参与组建了了“国家公民激进党”。

一战爆发后，他参军上前线，1917年带伤回到布达佩斯。

1919年，他离开匈牙利前往维也纳，开始他长期的流亡生活。

在维也纳期间，他参与编辑中欧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杂志《奥地利国民经济》。

1933年希特勒上台，波兰尼又被迫流亡去了英国，成为工人教育协会的讲师。

1941-1943年间，他得到一笔研究资金，在美国福蒙特州伯灵顿学院完成了《大转型》，这本书1944年首先在美国出版。

二战结束之后，波兰尼到美国，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经济史的副教授。

退休后，波兰尼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与妻子一起颐养天年，1964年逝世。

本书写作背景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

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世界文明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9世纪的以自由市场经济为纲领的旧工业文明的垮台和20世纪以保护主义、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新工业文明的建立。

波兰尼亲身经历这个变革，并认为对这场变革，尤其是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变革，影响最重要的四个因素是：一、政治权利的平衡；二、国际金本位制度；三、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四、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这本书则主要针对第三点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而写。

其中一核心观点是，现代国家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机制的发展是相辅相成，说白了，也就是政治结构和经济制度往往会相互作用。

在18-19世纪时期，工业革命引发经济变革，即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形成。

而经济变革要求政治结构调整，于是出现了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主体，因为后者能够保障前者快速的发展。

但是，当前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造成社会结构失调、阶层差距扩大，这时候后者为维护稳定反过来限制前者。

书中，波兰尼用了一个词“double movement”，我的理解下它就是社会和政治因素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反向作用。

走完整本书，印象最深的是波兰尼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完全自我规范的自由主义市场机制是一个时代下的特殊产物，而且该机制过于理想化。

书中，波兰尼认为通过政府和其他机构对市场的控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非常常见，而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只是在工业革命后才第一次出现。

他的这个观点直接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们唱了反调，因为后者认为市场自我约束的特质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自然属性。

波兰尼认为，人是社会动物，而且纯粹、平等而且不受其他社会因素影响的经济利益交换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

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市场中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行为就一直被血缘、社群关系、阶级关系等社会关系所左右。

但是，波兰尼同时也承认，在进入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被市场无形的手所支配。

可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在18世纪末尾到19世纪初夜，全球经济发生了两件事：一、工业革命诞生了以工厂为主的生产体系，使得商业和工业间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生产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这种投入同时产生了较大的商业风险，因此生产商、企业主越来越希望减少政府对生产和消费两头的控制；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影响了政府的公共决策，并倡导建立一个自我规范的市场机制。

而这些学者的建议，被广泛接受并甚至被认为是社会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例如，当时提倡自我规范市场机制的学者们认为“贫穷”也是社会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然而，自我规范市场机制对社会、尤其是社会底层人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自由竞争让底层劳动人民受到了过度的剥削和压榨。

为了保护社会底层人民的基本权益并维持社会统治的稳定，与市场机制同步发展、抗衡的是一系列的劳动、社保和福利法案。

但是，这些法案在保障了劳动人口利益的同时，却也直接使得整体工业成本上升。

于是，对一些出于政治稳定原因、首先提升劳动力成本的国家，他们国的产品无法和来自还未上升劳动力成本的国家的产品竞争。

于是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利益，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

后来，一家发起保护主义，家家都以保护主义来应对。

于是，全球性自我规范市场机制，即自发行的、以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结果的资源自动配置机制，被直接摧毁。

由此可见，波兰尼描写的自由主义市场机制的衰退事实和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场景有很大的不同。

剩余价值被剥削的底层劳动人民并没有起来推翻这个市场机制；恰恰是对该机制中一部分群体的刻意保护，比如对劳动大众的保护和银行家与贸易商发起的保护主义，导致该机制被处处限制。

直到第一次世纪大战前，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已名存实亡。

而自由主义市场机制的垮台则造就了一战后政治和经济领域独裁主义的兴起。

对本书另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是在书的结尾，波兰尼质疑了人类“自由”的意义。

“自由”是否是一个乌托邦似的美好理想？毕竟，人是社会动物，而人类社会在本质上则永远是自然界的动物社群的翻版，因此复杂的关系利益网络和阶级必然存在。

那种超脱利益诉求的“自由”或许只是黄粱一梦。

以上是我对“自由”的肤浅想法，而波兰尼做出了精辟的总结：“只要他真正为社会里的其他人创造自由，他就不需要害怕当权人来剥夺他的自由。

这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对自由的定义; 自由即人们所需要的确定性。

”内容提要：一波兰尼在全书一开篇就说：“19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

”（《大转型》，第3页，以下只标明页码，部分引文有文字改动）而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解释这个文明的瓦解。

为了做到这一点，波兰尼首先要阐明这个文明本身的特点和构成要素。

波兰尼认为，19世纪文明是由四个制度要素构成的，第一要素是势力均衡体系。

这种不同政治实体间通过“抑强扶弱”、自发地找平衡的体系在西方历史上不只存在过一次，但历史上的势力均衡体系只有依靠不断地在政治实体之间爆发局部战争才能自我维持，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势力均衡体系有一个崭新的特点，就是它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维持了欧洲的大体和平。

波兰尼认为，以“国际金融”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与这种势力均衡体系的结合，造就了西方一百年的和平。

“国际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经营金融业务，一方面追求一种“和平利益”，使和平成为国际政治体系追求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又在组织和资源上都有能力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使势力均衡体系有能力去保持和平。

通过这样一个分析和叙述，波兰尼想说的是，在19世纪，表面上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的势力均衡体系，它发挥作用，要依赖于潜藏在它之下的国际经济体系，而“一旦势力均衡体系所依赖的世界经济崩溃，它就不能确保和平。

”（4）四个制度中的另一个即国际金本位制。

前文中，波兰尼已经试图向人们表明，“自19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是1914年政治紧张和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

”（18）但当时的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

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安排，虽然想要维持和平，但真正有可能维持和平的势力均衡体系已经被由战胜国组成的集团对战败国的压迫所取代了，而且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超主权的国际结构。

由于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有效的国际体系，人们不得不去片面追求“作为第二道防线”（18）的经济上的国际体系，其代表就是国际金本位制。

这种制度成为一战之后各种政治力量的信条，但由于“大战及战后条约”已经将国际经济体系“彻底毁灭了”（19），所以，重建和维持国际金本位制的过程，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经济张力的过程。

国际金本位制的重建和维持积聚了巨大的张力，因此它的崩溃也释放出巨大的力量，促使西方世界在1930年代发生从制度到理念的根本性变化，其代表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新经济政策（23）。

波兰尼强调，虽然这种变化是金本位制的崩溃引发的，但是它有更为深刻的根本原因。

因为一方面，“势力均衡体系是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且，部分地通过金本位制来运转”，另一方面，“金本位制仅仅是想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一种尝试”，（3）所以，最终，“引发灾变的根本源头在于经济自由主义建立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努力”（25）。

波兰尼自己也意识到，把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文明解释成由几个制度性的“基础要素”构成，这看起来是“粗俗的唯物主义”，但是他强调，这种解释方式用在别的对象上虽然未必合适，但用在19世纪文明上却再恰当不过了，因为虽然所有社会都受其经济因素的限制，不过，只有19世纪文明是建立在不同的或者独特意义上的经济之上的，即它选择将自己建立在某个动机之上，而这个动机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被当作是正当有效的，更从未被提高到这样的高度，即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行为和活动的正当性标准：这个动机就是获利。

（25）这种以获利为支配性动机的社会就是市场经济社会。

由此，波兰尼转入了他这本书真正的理论主题，即对市场经济的前史、它的独特性和它在历史中的展开的讨论。

二市场经济是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工业革命一方面造成了“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另一方面却造成了“普通民众灾难性的流离失所”（29），这种悖论性质是不是跟市场经济的性质有某种内在联系？人们习惯于把工业革命仅仅看作技术革命，但波兰尼认为它有深刻的社会意涵。

为了帮助理解这一点，波兰尼引入英国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期的圈地运动，进行类比分析。

单从技术上或者经济上看，圈地运动是进步性的，它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促进了英国生产结构的转化，甚至在与特定经济制度结合下，能够提高大部分居民的收入。

从这个角度看，英国当时的君主政府和贵族对圈地运动的阻挠和延缓似乎是逆潮流而动。

但是，波兰尼指出，19世纪经济史家的这种指责是一种时代错置，是不假反思地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历史。

一方面，圈地运动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增加就业和收入，这是以市场经济体系存在为前提的，而那个时候这个前提并不存在；另一方面，虽然圈地运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但这个转变以不同速度完成，却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正是英国的君主政府通过延缓这个转变，使得社会获得了调整自己以适应它的时间，避免了大范围的灾难性后果的出现。

波兰尼对圈地运动的历史分析，其实是想说，历史上大的经济转变应该分开两个层面看：一个是像技术革新或者海外市场开拓这样的给定的经济机会，在这个层面上，经济转变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共同体在面临这种经济机会时，构建怎样的经济制度、采用怎样的转变路线，来适应和利用这种给定的经济机会，却是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不同的选择取得的效果也会大不一样。

工业革命就是人类历史上两三次这样的经济机会之一。

它之所以在英国造成了巨大而广泛的社会灾难，就是因为当时施行宪政的阶级政府（34）过分相信自发调节的教条，没有主动地调节共同体适应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