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变革分析
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回溯与重构
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回溯与重构中国公共行政是指政府机关在履行职能、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的行为和制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面临着回溯与重构的任务。
本文将从回溯中国公共行政的历史渊源开始，探讨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重构。
中国公共行政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的官僚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官员负责处理政府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公共资源。
由于封建社会的特点，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存在腐败、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的问题，成为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的阻碍。
随着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中国公共行政经历了多次变革和重构，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回溯，首先要反思过去的经验教训。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公共行政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政府的执行效能，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由于忽视公共参与和公平正义，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矛盾加剧。
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回溯中，要承认公共参与的重要性，激发市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发挥大众智慧和力量。
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回溯还要关注社会公平与公正。
在以往的公共行政实践中，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和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导致一些群体和个人的权益被侵害，公平正义无法得到保障。
在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重构中，要注重建立公正、透明和高效的行政机制，保障社会各方的公平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回溯还需要审视行政权力的规范和监督。
在过去，由于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和滥用，导致腐败、权力寻租和独断专行的问题。
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重构中，要强调行政机关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健全的行政法规制度和监督机制，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促进行政权力的合法、公正和有效行使。
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回溯还要关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环境的忽视和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和资源浪费。
在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重构中，要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的目标，加强环境规划和管理，推动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
浅析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浅析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中文摘要：公共政策的价值问题是政策科学的基础问题，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规定性。
通过探讨来寻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准则及其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中国政府公共政策在价值取向层面的问题和现实困境。
关键词：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公平效率寻租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多元的形态，这种多元性表现为公平、效率、民主、秩序等。
公平作为其中最为基本的价值，在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现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强调将公平作为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目标。
[1]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寻租活动使公共政策偏离了公平价值取向，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公共政策价值选择的多元性对于“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具体涵义的讨论，行政学界一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比较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学者倾向于给出它的技术性定义。
例如，张金马认为，“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用以规范、引导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的准则和指南，其表现形式有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的书面或口头声明和指示以及行动计划与策略等。
”陈庆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
”而美国的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ston）则从较为抽象和概括的角度，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价值做出的权威性的分配。
[2]一般说来，行政学研究者倾向于从“政策过程”的角度来考察公共政策，认为这是一个包括“政策设计——政策抉择——政策实施——政策反馈——政策评估”的完整过程。
同时，经历了实证主义的潮流之后，大家也普遍认识到，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必然包含了政策主体依据特定的伦理标准来进行的价值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主体的价值选择就意味着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倾向的认定，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它是动态的；受政策主体阶级倾向利益观念的影响，它是多元的。
公共行政改革的目标取向与路径选择
方 即 民众 与政 府及 其职 能部 门处 于 同一法 律关 系 地 位， 双方都 有 自己相 应 的权利 义 务和责 任 。 当前 ， 从
一
、
公共 服务 与和谐社 会
执政能力要通过具体的执政实践来体现 ，与政
府 的公 共行 政能 力直接 相关联 ，生动 地表 现 为政府 驾驭 市 场经 济 的能力 和管理公 共事 务 的 能力 ，集 中
体现在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 构建和谐社会 ， 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必须充分体现
公 共服 务 的重大作用 。 会公 平原则 和公正 原则 ， 社 是
政 府 履行 公 共 服 务职 能 所必 须 遵 循 的基 本 准则 ， 凸
显在政府制定 、 完善和实施公共服务政策 、 法规和机
制 方面 。 从 提 高 政府 的行 政 能力 看 和谐 社 会 的构 建 ， 必 须 高度 重 视公共 服务 型政府 建设 ，强 化公 共 管理 和 公 共服 务 ， 既要 制定实施 社会 政策 和 法规 ， 法规范 依 管 理社 会组 织和 社会事 务 ，促 进社 会 公平 和社 会稳 定 ； 要加 大公共 服务投 入 ， 又 不仅 向社 会公 众提 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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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平 保障 ， 解决好 保 障性 分 配问题 ； 要保 汪社 会 参 与 程序 、 既 参与方式 、 与监督 等方 面的 内容 。 学 ， 参 科 成 员利益 竞争 的条件 和机会 平 等 ，实现合 理 的初 次 就是 公众 参 与机 制遵 循社 会运 行规 律 ，符 合 中 国国 分配 ， 又要保 汪保 障性 收入 分 配到位 ， 现公平 的再 情 ， 实可行 。 实 切 公平 ， 是在公 众参 与机 制 中 ， 就 参与 双 次分配 ， 全社会 保 障制度 。 健
公共管理价值取向的分析
公共管理价值取向的分析摘要国家公共部门的中心工作是公共管理。
这包括向社会人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综合管理社会的一切公共事务，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进程的需要。
因此，公共管理运作的水平也直接反映了该国的行政运作水平。
基于此，公共管理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也需要对公共管理工作的价值取向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公共管理；价值取向；分析引言今天，国家公共部门的公共管理被认为是利用各种公共资源实现社会全体人民公共利益的公共社会活动，因此，公共部门在此过程中必须考虑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效率的提高。
同时，在公共管理工作中也必须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一、公共管理价值取向的确立1、公共管理的本质公共管理是促进社会利益发展的公共事务管理，其本质是公共性。
因此，为了在管理事务中更好地体现公共性，要求公共管理要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追求公平正义的原则，协调社会各方的关系，以社会的利益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使公共管理有效。
由于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要求在实施中坚持“以人为本”，因此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必须建立在“公平”的理念之上。
2、公共管理所处的环境建国以来，中国的民主法治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制度。
在提倡“人人平等”的时代，无论是资源的分配还是法律的制定，都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尽可能做到公平公开，维护公众的利益。
在这种民主环境的背景下，公共管理的实施必然以“公平”为核心，否则，只会使公共管理的发展举步维艰，没有“民心”的支撑，只会走到尽头。
因此，“效率”的概念注定会被多年来的“公平”所取代。
二、公共管理工作价值的取向1、关注公共管理的合法性在公共管理工作的全过程中，必须遵守满足全体公众需要的行为准则，使公共管理工作充满合法性。
因为它与社会全体人民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
一旦公众对政府现行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提出异议，政府将采取强制措施对其进行管理。
这种现象不符合公共管理应遵循的原则。
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代表着政府的公共管理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法治化危机。
论公共行政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与政府行政摸式转换
目录摘要………………………………………………………………………………（1 页）关键词……………………………………………………………………………（1 页）引言………………………………………………………………………………（1 页）正文………………………………………………………………………………（1 页）一、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2 页）二、民主价值取向下的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实践………………………………（4 页）三、公共行政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与我国政府行政模式的转换……………（8 页）结束语……………………………………………………………………………（13页）参考文献…………………………………………………………………………（14页）摘要:公共行政发展所蕴含的民主价值取向是推动政府行政模式从效率至上向社会公平至上和服务至上模式转换的重要因素，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西方国家在现存制度框架内推行政府改革、发挥政府的行政效能和体制内各个组成部分的合力、间接维护政治统治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在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研究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取向与政府行政模式转换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实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政治建设目标，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共行政发展;民主价值取向;政府行政模式;转换任何具有生命力和鲜明时代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对其所处时代重大社会实践的总结及其对现实问题和要求的回应，并因此对这个时代的实践具有了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一个时期的社会实践呼唤着这个时期的科学理论;一个时期的实践主题，也就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理论主题。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公共行政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与政府行政模式的转换之间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关联性。
我国现阶段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分析
我国现阶段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分析【摘要】在行政法学中，存在管理论、控权论以及平衡论三种行政价值取向。
行政法价值取向的确立，要协调效率和公正的关系，把握民主和秩序的统一，促使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
当前，要顺应从国家行政转变成公共行政的历史潮流，创造出和社会不断发展相吻合的、能够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有利作用的行政法价值体系。
【关键词】行政法价值取向效率和公正民主和秩序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同的行政法价值取向观点行政法其实就是控权法。
对于这一观点来讲，它实际上是把行政法在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这一方面予以夸大了。
在这一观点看来，行政法其实就是控制行政权力的法律，它主要是把权力作为本位，它所主张的是要对行政权力加以控制，在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以及在保障行政相对方的权利这两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一观点是比较片面的，过分夸大控制权通常会使得把司法审查以及行政程度过分夸大，从而忽视行政效率，更是对现代行政实践积极行政的行政法要求的忽视，以至于在具体的行政中通常会比较被动。
不仅如此，从我国目前的一个实际情况来看，行政对象应该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而变化，从客观上来讲，需要对行之有效的治理进行调节，但是控权论在很多现实问题前面会显得无计可施。
平衡理论。
对于平衡理论来讲，它所强调的是要在行政主体以及行政相对方之间达到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效果，并且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两相兼顾，它尝试着站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高度上，来对行政法的一个本质进行说明。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平衡论并未对行政法的本质、行政法的背景、行政法的特征等等予以系统的回答，而是仅仅针对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做了理论上的探讨，制定出了行政法价值的一个机构模式以及总体平衡的思想。
这一思想认为，在实体法上，行政客观存在的三种主要态势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之间的不平衡、两者在程序上不平衡、在司法审查上原告和被告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不平衡。
但是，后面的这两种不平衡与前一种不平衡比较起来，所形成的是颠倒的不平衡，通过这一颠倒的不平衡来使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能够在整个过程中趋于平衡。
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的发展历程和趋势
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的发展历程和趋势随着中国不断发展，行政领域价值观的变化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这是由于行政价值观关系到政府行为的取向和效果。
近年来中国行政管理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
政治因素是中国行政管理价值观的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国家的宏观政策不断调整、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及政治理念的巨大变化，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近几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国家重要的政治目标，政府的管理也从过去的强调“效率”的模式转变为强调公平、安全、和谐等多元化的价值目标，这也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具备更加完善的行政管理理念和方法，以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
经济因素是中国行政管理价值观改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政府的经济管理也在不断提高。
过去，政府更加注重经济效益，采用一些以“效率”为导向的表现主义管理模式，但随着国家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经济质量，官员们的行政管理理念也随之转变。
政府提出“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强调发展经济和保障公共利益不是对立的两方面，要求政府更加重视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积极支持和发展公共服务事业，进一步落实“人民是第一”的理念，切实保障和维护人民的权益，促进人民福祉的提升。
社会因素是影响中国行政管理价值观变化的另外一个因素。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变，人们的工作、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对行政管理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社会日益变化的需求和要求，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在履行政府职责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了维护公共利益和人民权益、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等理念，为民众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
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行政管理价值观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行政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变化上，未来将进一步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促进政务公开和公平竞争机制的建立，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政府决策更加透明，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达到服务人民、实现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目标。
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回溯与重构
新时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回溯与重构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也不断被人们重新审视和重构。
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进行回顾和重新思考，以更好地应对新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其次，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在于实现民生福祉。
公共行政以人民为中心，旨在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公共行政的存在价值。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生福祉也成为了公共行政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这方面，中国公共行政一直致力于推进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但与此同时，随着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的日益突出，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关注民生领域的问题，制定更加高效的政策和措施，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四，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在于推动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础，中国公共行政在推动社会治理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例如，在应对突发事件、推进社会文明、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公共行政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公共行政在推动社会治理方面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公共行政的管理和执行力度，进一步提高公共行政的透明度和责任意识，同时也需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综上所述，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不仅源于过去的成绩，更被决定于面向未来的前景。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公共行政需要回归自身的价值，推陈出新，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切实推进公共行政建设，不断为实现国家强大、人民幸福、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
治理现代化中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取向与途径-行政管理论文-管理学论文
治理现代化中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取向与途径-行政管理论文-管理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国家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现代化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治理主体能力的提升，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其职能转变与现代化直接关乎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地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不仅是对六十多年来执政经验的总结，而且是在新时期面临新的执政风险，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对如何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民及一切社会力量进行治国理政的战略部署。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了从全能主义的高度集权制向市场化的分权制的转变，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角色的变迁与政府职能转变也始终贯穿于中国治理体系的发展变化之中，尽管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与市场、及公众都参与到治理之中，逐步建立起多元共治的协作治理体系。
但政府仍将是起主导作用并处于轴心位置的治理主体，而且市场与等其他治理力量的生长也取决于政府及其派生的公共权力机构的规范，因此新形势下的政府体制改革需要以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性思维为指导，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战略目标和现实路径。
综观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议题，无论是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与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制度与法治建设，还是加强文化体制机制与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都离不开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一、国家治理中的政府职能及其变迁国家治理中的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增进之中，一个经济体只有在制度完备的体制中才能有效运行。
卢梭认为，国家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为代理人，在公意的指导下发挥作用；它将充当国家和主权者之间的联系；它对公共人格发挥的作用，就有点像把灵魂和身体联合起来对人发挥作用一样。
转型期我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变革研究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ｖａｌｕｅ；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ｒｅｍｏｌ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ｔｏ ｓｅｅｋ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 ｓｅｅｋ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ｌｌ＇ｙ，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２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①研究目的 １１为了把握公共行政在理论研究中的正确方向，澄清公共行政在理论研究中的 不足，加深对这一问在理论上的认识进而完善公共行政理论。 ２１对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进行反思。改革的实践需要有改革的理论，而公
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共行政价值观的问题无疑涉及公共行政理论中核心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转 型的关键时期，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转型和公共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而 我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在实践上还很滞后，仅仅停留于改革的表层，如目前政府改 革更多地关注政府职能转变、精简行政机构、简化行政程序、提供“一站式”的便民 服务，还有的大力倡导政府要如何如何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等，其实这些 很多还仍然是操作层面的东西。因此，要弥补转型期我国行政改革在实践上的这 些不足，就要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以取得改革的突破。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范畴，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 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２００７年两会期间“加紧构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呼声再度高涨，代表们纷纷献计献策，希翼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的、获得国民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以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促进社会和谐与 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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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变革分析【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为标志,在新的时代情境下,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革,主要表现在:( 1)公开性:从“暗箱行政”到“阳光行政”;(2)责任:从非完全责任到完全责任;(3)施政:从规制到治理;(4)反腐:从遏制到标本兼治;(5)治国:从法治到法德并举。
同时,本文对上述价值取向的变革分别作了具体的阐释和思考。
【关键词】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公共行政;价值取向【作者简介】黄仁宗 (1979-),男,山东菏泽人,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分析。
E-mail:hrz20XX@,Tel::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47#2102室(100871)。
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围绕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重大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问题,审议通过了“十五”计划。
作为中国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它不仅是中国启动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也是中国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
从此,中国告别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因此,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实际构成了当代中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分水岭。
相应地,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也面临着转变政府职能和增强政府能力的现实需求。
本文认为,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为标志,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革,它不仅包括公共行政理念的转变,还包括公共政策选择、公共权力定位和政府治道范式的变革。
与以往诸次价值取向变革相比,本次变革具有崭新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
首先,以“九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为标志,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我国即将正式启动第三步战略部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其次,我国加入 WTO已是“大势所趋,大局已定”。
中国入世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我国同所有要求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成员基本上都达成了协议,正在与 WTO中国工作组就中国入世的法律文件的起草进行多边谈判。
具体说来,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重大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它们交相策动,共同引致了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变革,对于未来中国的行政发展和制度构建,具有重要的先导意义。
一公开性:从“暗箱行政”到“阳光行政”所谓“暗箱行政”,亦即主要依靠政府官员的暗箱操作和双面手段来进行施政的一种行政理念和行政范式,它带有明显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色彩,主要适用于大众传媒和公民社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
暗箱行政往往是滋生腐败寻租等丑恶现象的温床。
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很少规定行政机关有公开其文件、权力内容的义务和责任,逐渐形成了内部行政、秘密行政的习惯做法,客观上为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贪赃枉法、幕后交易提供了“天然屏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
前不久频频曝光的九江防洪“豆腐渣”工程,长江三峡水库移民安置款项挪用事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招标过程和运作过程的暗箱操作。
暗箱行政是与现代民主政治背道而驰的。
列宁指出:“‘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
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
” [ 1] ( p448 ) 因此,现代民主政治必然要求政务公开。
没有政务公开,没有公众对权力运行情况的知晓,所谓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就无从谈起。
近年来,随着互联络的诞生和扩张,暗箱行政的技术基础和社会基础被逐渐颠覆。
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其着名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一个个信息包各自独立,其中包含了大量的讯息,每个信息包都可以经由不同的传输路径,从甲地传送到乙地。
……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络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
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络。
讯息还是传送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
” (p274) 在这个数字化的空间中,政府通过信息的专有权对公众进行控制已成昨日黄花,信息的传播与交流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多中心态势。
从技术基础来看,络化简化了监督信息反馈的传输通道,避免了信息反馈过程中的失真,从而使政府得以更便利、更广泛地收集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和偏好,获得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
络的快速信息传递大大加快了公众的信息反馈速度和政府对问题的回应速度,实现了公民和政府之间没有中间环节的直接沟通。
从社会基础来看,络化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壮大。
在民主宪政社会中,每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利益攸关的政府信息,包括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它相关的政治信息。
这就要求上述政治信息能够通过传媒及时为公民知晓,以便公民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和监督公共管理。
因此,从暗箱行政到阳光行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
所谓“阳光行政”,又作透明行政,亦即政府和公共部门的一举一动都放在阳光下,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公众的审视和评判这么一种行政理念和行政范式,它带有明显的现代民主主义色彩,随着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机的普及和络的扩张以及公民社会的壮大应运而生。
阳光行政是克服腐败的良方。
美国大法官布兰代斯指出,“宣传正是纠正社会和工业弊端的良好方法。
据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电光是最好的警察。
” (p151)近年来,很多国家制定了严格的确保阳光行政的法律,如美国的《情报自由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等,要求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开其除机密以外的文件,接受社会监督。
同时建立财产申报制,公开公务员的财产收入,增加行政工作透明度,保证每个公务员时刻处于严密的社会和舆论监督之下。
这些做法在事前防腐方面收到了良好成效,值得借鉴。
在中国,从暗箱行政到阳光行政的价值取向转变集中体现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的制订上。
本次制定“十五”计划,政府不再采取以往由计划部门提出框架,社会参与修改的做法,而是面向全国启动了为“十五”计划献计献策活动,用征文形式向社会公开征集对“十五”计划的意见和建议, 吸收国内外各界人士,共同参与,反复讨论,形成建议,鲜明地体现出了参与性、透明性、公开性和包容性的价值取向。
但是,关于五年计划由全社会公开参与制订,由于缺乏配套的制度平台,因而它更多的是一种政策选择而非成熟的制度规范。
我国即将加入 WTO,尤其需要法律法规较高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在涉外经济活动中,所有相关政策法规都要在媒体上公布,同时还要提高制定与执行政策程序的透明度。
统一对外解释法律与政策的具体内涵,保证各社会主体能够随时了解政策法规的立改废。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以司法公开为突破口,正式开始了从暗箱操作到政务公开的全面制度变革。
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高法工作报告中明确宣告:“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已逐步在媒体和络上公布。
”在报告中并不太起眼的这一小句话,却意味着中国在维护司法公正,推动司法公开的进程中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公布裁判文书,就意味着不能有黑箱操作,意味着把案件的每一个细节,包括案件判决的内在逻辑关系、审理人员思路的明晰水平、适用法律的恰当、量刑的准确程度等,都放在阳光下。
从暗箱行政走向阳光行政,对于中国公共行政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具体说来,阳光行政至少有以下意义:( 1)政府如政绩突出,可以展示政府绩效,增强政府合法性;(2)政府如遇到问题或施政不当,可以借此袒露政府的苦衷和难处,获得公民的谅解;(3)利于公民监督和公民参与,实现公民的知情权,是现代民主宪政的标志;(4)自我加压,促进政府廉洁增效;(5)信息公开,利于理顺部门关系。
二责任:从非完全责任到完全责任现代民主宪政政府必然是责任政府,而责任政府必然要求责任行政。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所有者,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形式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政府对国民负责的法政原则。
可见,我国关于责任行政的宪法原则是明确的和完全的。
然而,“执行一部宪法变得比制订一部宪法更要困难的多。
” ( p4 )尽管已经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但我国至今仍缺乏确保责任行政的系统完整的法律体系;又由于我国在行政理念上“常常混淆社会主义的正当的公民权利与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之间的界线,用国家至上、集体至上否定个人的合法的利益与要求”, ( p496 )仍然带有“国王不能为非”的国家豁免主义色彩,因此,从实证的角度看,我国公共行政仍然是非完全责任的行政。
以政治责任为例,在我国,政府官员承担政治责任,并无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
习惯做法往往是轻者受到群众或者上级的批评,做出检讨,被责成更改政策或纠正行为;重者自请辞职,或被免职、罢免。
追究责任的形式,大都仅限于上级党政领导对下级人员做出行政处分,极少由人大来监控实施。
近一年来,我国公共行政开始注入完全责任理念,政府责任意识不断加强。
自 20XX 年以来,国务院建立了重大事故问责制,相继组织了四起重大事故调查组,处理了 3-24 江西萍乡烟花爆竹、上栗县爆炸事故,武汉空难, 9-27 贵州水城矿务局木冲沟煤矿瓦斯煤尘爆炸事故和 11-24 山东省烟台海难事故。
今年 3 月 27 日,重庆市颁布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宣传、大检查、大整顿工作的通知》,规定:对于一年内发生一次性死亡 10 人以上事故两次或发生死亡 30 人以上事故一次的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分管领导要引咎辞职,对党政领导也要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因管理不到位,严重的官僚主义或失职、渎职而酿成社会影响大、性质恶劣的事故的地区、部门和单位行政一把手也要引咎辞职。
这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引咎辞职”的省级政府政令,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告别集体负责但实际上谁都不负责的状况,其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但是,正如北京大学张国庆教授所言,由于缺乏配套的制度平台,现在的引咎辞职“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种政策,而不能说是规范意义上的制度”。
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高法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行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对发生重大违法案件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除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外,其本人应主动提出辞职,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建议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罢免或撤换”。
这是我国法院对人民做出的勇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庄严承诺,表明我国政府的责任理念已经开始从政策取向的选择转向制度平台的配套。
官员的政治责任就是要对选出他的民意机关负责,这种责任是宽泛的、不特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它较法律责任更能对官员加压和制约,使之克尽职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