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与晋商、徽商之异同
徽商商道及与晋商区别
徽商作为一支著名的商业劲旅，自明中叶至清中叶，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南洋东瀛，引领了中国商业经济潮流，保持了三四百年的鼎盛辉煌时期，几执商界牛耳。
总结、研究、领会并秉承徽商的成功经营大道，对现代商业经营会有所启迪。
商道一贾而好儒儒道经商.徽州素称“东南邹鲁”，是儒学风气较浓厚之地。
徽商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在经商活动中，善于运用心计，精于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因而成为明清商界中的一支劲旅。
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故能够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商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商道一贾而好儒儒道经商一、贾儒相济，运筹帷幄1.改变观念改变命运2.靠儒道称雄商界3.靠文化提升商业素养4.重视智力投资二、官贾儒三位一体1.以儒商风度交结达官显贵2.以儒商风范获得社会认同☐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群山环抱、山多地少、土地瘠薄的地方，竟然孕育出经商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阔、商业资本雄厚，并称雄明清商界400年的地域性商帮，原因何在?☐客观上讲，徽州地区人多地少，种地无以生存，不得不“以贾代耕”。
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和生存条件劣势造就了他们只有华山一条道：经商。
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皆处贫困山区，必须另谋他路。
但徽商崛起和兴盛的主观因素则是与其所提倡的一系列新型商业价值观和商业经营观密切相连。
☐商贱、商轻的传统价值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从事商业经营被认为是市井小人之事，为人所不屑。
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给徽州人从商带来无形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
如徽商汪才生就告诫儿子要奋发业儒，“毋效贾竖子为也”。
在儿子面前自贬为“贾竖子”，可见其自卑感是何等的强烈。
但是，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徽州不能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出现了严重的生存危机。
晋商与徽商的异同比较
晋商、徽商与马格里布商人信用机制的比较异同与启示1.晋商的信用机制晋商活动范围广阔，影响深远，不仅风光与我国明清时代也为现代人称奇。
时至今日，诸多学者都已明确指出良好的信用是保证晋商能够长期健康发展的源动力。
那么，是何种机制塑造并维持了晋商的诚信形象？晋商信用机制的核心在于内部建设和法律保护。
晋商以制度立信，有严格的近乎苛刻选人用人制度和系统的商帮文化（企业文化）建设。
在晋商东家（出资人）从属下的掌柜（经营者）和伙计（职员）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良好的商人素质和诚信理念。
此外，晋商和官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用以寻求商业特权以及律法的保护。
在以自身信用建设为基础，辅以第三方法律保护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良好的信用口碑。
2.徽商的信用机制微商的时代和面临的外部环境与晋商比较接近，微商起源于唐末，兴盛于宋明以及清初，其信用机制多建立于第三方法律保护和良好的声誉形象之上。
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
素有官商、儒商之称。
此外，微商市时常仗义疏财，帮助穷苦百姓，从不发灾难财，没有一个微商与灾荒年间恶意提升粮盐价格以赢取暴力。
从而建立良好的民间声誉。
从细节来看，并不是所有徽商在商场都很讲信用，但是所有的徽商在民众间的形象都很好。
于是，饱读诗书的徽商在其良好的民众形象和他们的特殊身份（官商）的保护下，建立起来优良的信用声誉。
3.马格里布商人的信用机制马格里布商人从事远距离贸易的特点是:依靠移民各地的马格里布商人作为贸易代理人,非马格里布商人几乎没有可能进入马格里布商圈,这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联盟”。
维系着马格里布商人交易合约执行。
马格里布商人挑选合作方及注重对方声誉，但是由于其所处的时代和外部环境原因，马格里布商人没有去寻求第三方的担保或法律保护，而是根据地缘、亲缘形成的“多边惩罚机制”，一旦有某个贸易代理商出现欺诈行为，整个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将对他做出集体性永久和彻底的惩罚。
这种独特的内部体制成为维护马格里布商人信用的重要“法律”武器。
中国古代三大商帮，晋商、淮商、潮商到底谁是第一大商？
中国古代三大商帮，晋商、淮商、潮商到底谁是第一大商？古代时候，有句话叫做“富可敌国”，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家族财富可以媲美整个国家，而之前有部“聚宝盆”的电影，讲述的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富可敌国的事情，而在古代，富可敌国的商派莫过于最著名的三大商“晋商、徽商、潮商”，这三大商无论是从影响力、财富来看，都是中国古代直至现代，具有重大地位的三大商派；那么，这三大商派的起源和形成历史是怎样的呢？晋商起源：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创造了封建社会金融领域的神话；晋商的代表性家族就不得不说说乔家，创始人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通过这十六字方针，奠定了晋商极其良好的信誉，尤其是在明朝时期，山西靠近边疆，当时明朝征服鼓励商人通过运粮前往边疆交换私盐，通过这一途径，山西晋商开始收获第一桶金，而到清朝以后，随着晋商与清政府较好的关系，晋商将自己的商业触角拓展到全国，甚至南洋、日本等国，此时的经商范围从早起的贩卖边疆私盐拓展到了绸布茶粮贸易等，这时期的晋商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商，还记得清朝晚期割地赔款之时，清政府慈禧太后还找晋商借钱赔款，从这也可看出晋商的财富之巨。
影响：晋商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其曾今积累的巨额财富，还有其儒家经商理念，尤其重视商业诚信，为后人经商树立了楷模，而且后期修建的祖宅乔家大院，已经成为现代建筑史的重大文物，“精打细算、一步一脚印、诚信不欺”的精神，值得后世学习，可以说晋商得以留存至今并屹立不倒，也与其祖传家训有关。
徽商起源：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地处安徽，山多地少的特征，让当地人只能外出经商，早起多经营山货和山地粮食，同晋商一样为儒商，即以儒家文化指导经商，由于明朝中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徽商也开始逐渐兴盛，以经营茶叶和淮盐发家，明朝海贸发达，而徽商独占千艘商船；影响：徽商同晋商非常相似，儒家文化指导经商，也同样以贩盐发家，成为近代以来的三大商之一，而徽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进取上进”的精神，也同样对后世影响巨大，只不过到了近代以后，徽商开始逐步没落。
现在的徽商、浙商、晋商、闽商、粤商、潮商、豫商...
扒一扒现在的徽商、浙商、晋商、闽商、粤商、潮商、豫商...历史上的商帮大多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我们日常所说的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等。
其中公认的是，晋商、徽商、潮商的势力最大，实力最强，产生的影响力最大。
不过，现在嘛，还是广东、浙江一带的商帮最强大。
不过放到现在的商界来看，有些商帮已经比较薄弱，大企业家比较少，产业也不是很大，而有些商帮还处于蒸蒸日上的状态，实力相当强大，出现了一些世界闻名的商人。
晋商俗称“山西帮”，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后来进入金融业汇兑业务，到1851年的时候，山西票号独占全国市场，执全国金融牛耳。
晋商里面的代表人物比如介休县的范家、平遥县西达蒲李家、介休县北贾村侯家、祁县乔家堡乔家、祁县城内渠家、太谷县北洸村曹家、榆次县聂店村王家等等，尤其是乔家的乔家大院，远近闻名。
现代企业界里，从山西走出的成功企业主要有郭台铭、陈峰、李彦宏、李秋喜等。
另外就是，山西的煤炭等能源促成了很多富人，但就本地来讲，一个可持续的产业还没有形成。
不过，徽商的创业精神现在也正不断提及，可能要重振多年前的士气，楼主身边一个山西的朋友前不久代理了3A环保漆，而且据说现在山西籍的创业者也在增加，这可能是一个徽商再起的征兆。
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当时这个徽商主要是徽州，包括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主要经营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徽商有一些老字号，比如张小泉剪刀、胡开文墨业、曹素功墨业、胡庆余堂、胡玉美酱园、王致和豆腐、谢裕大茶行、张一元茶庄、汪恕有滴醋、同庆楼菜馆。
潮商：东方犹太人
潮商：东方犹太人作者：张亚男来源：《财经国家周刊》2016年第13期潮汕人的经商风格中打上了海洋经济和自由贸易的烙印。
潮商，被国外誉为“东方犹太人”，号称“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
这个蕴蓄数百年商业文化的族群，不断创造商业奇迹。
历史上，潮商与晋商、徽商并立，为中国势力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大商帮之一。
如今，以李嘉诚、谢国民、陈有汉等为代表的潮商是华人最具财富的族群，被认为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会经商的人群之一。
潮州，本是一个“国角省尾”不起眼的小地方，如何创造出传奇色彩的商帮成就呢？“红头船”潮商在古代不如晋商、徽商著名，其崛起也在明朝之后。
肥沃的潮汕平原三面背山，东南临海，海洋和海外世界是唯一开拓方向，由此形成了潮汕人向外开拓的精神，在其经商风格中也就打上了海洋经济和自由商业贸易的烙印。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投入到海上商业冒险活动。
据《潮州府志》记载，潮州人“潮民力耕多为上农夫，余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则运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
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中。
他们以“红头船”自称，最初从中暹（暹罗，今泰国）大米贸易开始的，但是这项生意“获利甚微”。
因此，船主们就改运更加有利可图的货物，例如从南洋运回来的犀角、肉桂等贵重药材;由潮州运往南洋的陶瓷、潮绣、蒜头等南方物产;还有从北方转来的人参、鹿茸、兽皮、丝绸等。
这些货物，在南洋各地很受欢迎，获利颇丰。
借助丰厚的货物贸易，红头船蓬勃发展起来。
清朝以来，红头船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
康熙、雍正年间，潮州商帮经营商业的足迹遍及海内外，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闽、粤等地。
潮商一向以敢于冒险、吃苦耐劳著称。
到嘉庆、道光年间，不少潮商离乡背井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打天下。
精诚团结出门在外的潮州人喜欢称同乡为“自己人”，尽管他们彼此可能萍水相逢，但是由于海上航行的凶险，明、清政府对其利益的漠视，以及海外求生的艰难，使潮商每到一地自然就结成关系紧密的经营团队，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而精诚团结也为潮商在历次商战中以小击大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关于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
宗族制度、商人信仰与商帮治理：关于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一、引言明（1368～1644年）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观，从事长途贸易的地域商帮在中国商业发达地区陆续兴起。
所谓地域商帮，是指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纽带形成的松散商人群体；明清时期兴起的地域商帮之著名者有徽商、晋商、粤商等，他们在流通领域活跃了四百余年，对16世纪以后的近世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中，发端于北方的晋商和来自南方的徽商以资本雄厚、贸易全国最为著名，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①。
晋商和徽商相继形成于明代中叶，在商贸影响方面旗鼓相当，不分伯仲，时人有“北晋南徽”之说。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其商帮治理结构，却可以发现许多重大差别。
徽商是以血缘和宗族关系为基础，强调在宗族子弟中选拔经理和伙计，依赖隐含契约、族规家法治理商帮内部的代理关系；晋商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整体上放弃了在宗族内部选拔经商人才，遵循避亲举乡原则选择同乡出任经理和伙计，利用正式的号规约束、用接近现代意义的奖金和股俸制度激励商帮成员。
中国文化历来是重视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什么兴起于大约同一时期、受同一国家文化影响的两个商帮却会选择同一文化中的不同要素，形成如此不同的治理模式？而且，不同的治理模式并没有影响两个商帮所取得的商业成功，这又是为什么？同样有趣的是，徽商和晋商所处的地域文化、商人习俗也有显著差异。
比如徽商“儒风独茂”，却又有举族外迁、并在经商地修建宗族祠堂的习俗；而晋商推崇“学而优则商”，却又“安土重迁”，商人极少携家眷外出经商。
徽商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是朱熹，遍设全国的徽商会馆都修有专祀朱熹的文公祠，而晋商凡在异地经营者，一经发展便集资修建关庙，供奉关公。
这些地域文化和商人信仰的差异与徽州和山西两地商帮治理模式又有什么内在关联呢？本文试图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利用近来发展迅速的激励理论和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理论，整理和发展了一个对商帮治理进行比较研究的分析框架。
十大商帮之潮商
十大商帮——潮商十大商帮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到了近代,随着晋商、徽商的没落,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一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目前潮商不仅在本土茁壮成长,而且己经扎根国内及世界各地;香港最大的华人企业是李嘉诚的长实集团；欧洲最大的华人企业是潮商陈克威、陈克光的陈氏兄弟商场；泰国最大的企业是陈有汉的盘谷银行；北京有全国最大的连锁家电企业国美集团；深圳有国内最大世界第三的即时通信公司腾讯科技,;从泰国首富、金融大王陈弼臣,到世界华人首富、素有“超人”之称的李嘉诚等一批世界级巨商,以及国内2005年荣登胡润百富榜榜首的黄光裕,潮商似乎总是和“首富”有缘;潮商是华夏大地上一个光辉的群体,是华商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他们书写了一个个商业神话,他们以超人的智慧为中国人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最东端,包括汕头市、潮州市和揭阳市三大区域;“潮”是水的意思,“汕”是沙子堆成的脊部;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潮汕地区背山向海;汕头是脊部的头,汕尾是脊部的尾,地域上的潮汕指的就是潮汕平原上的汕头、汕尾,潮州,揭阳四个市;其中又包括潮阳属汕头,普宁属揭阳这样的几个县级市;潮阳以前是中国第一大县,现分化成潮阳区和潮南区,属于汕头管辖;潮汕地区总面积是万平方公里;另外,潮汕地区只包含汕头,潮州,揭阳这三个地级市所管辖的地区,其中包括成为已并入汕头管辖的澄海和潮阳,潮州管辖的饶平,揭阳管辖的惠来和普宁;潮汕籍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如此定义：“即分布于海内外的潮汕籍商人;狭义潮汕是指分治后的汕头、潮州和揭阳三地；广义潮汕还包括汕尾等韩江流域地区;”潮汕人以做生意闻名天下,先于温州人享有“东方犹太人”之称;潮帮,和晋帮,徽帮,是中国的三大商帮;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是潮汕人,全国首富黄光裕是潮汕人,广东首富朱孟依是潮汕人;另外,泰国,新加坡首富是潮汕人,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华人首富也是潮汕人;2006年中国富豪榜前三名有两个是潮汕人,前500名有74个是广东的,而广东这74名中,前十名有7个是潮汕人;据统计,潮商的故乡潮州、汕头、揭阳三市现有人口约1500万,而离开故乡移居海外的人口同样是1500万,比例是1:1;在移居海外的潮人中,经商人数至少超过一半,即有近800万人;如果加上离开潮汕而身居国内其他城市的潮商人数,总和应该超过1000万人;一、潮商的兴起1、古代潮商明朝正德年间海外贸易兴起后, 潮州逐步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崇尚工商习俗, 沿海居民开始大量从事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到了明代中后期, 大批潮人涌向海外进行商业冒险, 他们的活动已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以至形成了“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的局面;作为商业文化符号的“红头船”也成了潮州商人的文化象征;2、近、现代潮商到了近代, 随着国外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缓慢发展,寄生于封建官僚政治体系的晋商与徽商因为固守封建传统而日渐式微,潮商却伴随着近代移民高潮在海外强劲崛起;只是进入20 世纪30～40 年代,受制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上封锁,潮商一度受挫,但经过战后若干年艰苦奋斗,又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再一次勃兴,迅速成为世界范围内华人圈中最具财富影响力与创造力的族群;潮商的出现与发展壮大源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经济运行环境;潮汕地区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 相接于滔滔大海, 素有“省尾国角”之称;历史上因地狭人稠, 加上战乱频仍, 当地人纷纷“闯南洋”寻求出路, 经过多年的向外发展与商场打拼, 聪明勤劳、精打细算的潮汕人终于扎根世界各地并获得“会做生意”的美名;可以说,是高山阻隔进入中原腹地的困难及面朝大海的灵活舒广, 孕育出潮商特别强悍和能冒险跨海的民性, 是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培养了潮商的创造、开拓和冒险精神;同时, 因为交通不便与重山阻隔, 一方面使得潮商无法像晋商、徽商那样与官府联结, 由此得不到王权官府的庇护;另一方面, 投资基本在海外的特点又决定了受国内战争、动荡和政权更替的政治影响相对较小, 从而有利于财富的积累, 从这一意义上说, 是近代社会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与移民浪潮的长期存在以及远离大陆动荡的政治环境, 为潮商的持续成长与潜力开发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二、潮商文化特质明清之际的潮商之所以能够向外发展, 终于富甲天下, 在艰辛的打拼历程中不断地创造着商业奇迹, 近代潮商之所以历经曲折坎坷仍能保持“商帮”这个商业经济图腾的存在以及进一步提升, 无不与承载着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信息与商业文化有关;如今潮商中的代表人物, 从世界华人富有者阶层的杰出代表李嘉诚, 到内地名人榜上数一数二的富豪黄光裕, 从享誉世界的银行家陈弼臣, 再到“福布斯”海外华人100强中的19位潮汕商人, 他们紧追时代步伐在海内外谋求发展, 通过“京文唱片”、“中凯文化”、“腾讯”等每一个创业故事演绎着“潮汕人会做生意”的现代传奇, 为潮商文化的弘扬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西格雷夫在龙行天下一书所叙述的那样:“潮州人在文化上十分独特;他们操纵着地球上最有钱、最强大的地下网络, 是世界上最早的跨国公司之一;”作为民俗文化,潮汕文化是指定居在潮汕地区或祖籍是潮汕人现散居于国内外的潮籍居民、潮籍华侨和华裔所形成的文化,由于潮商的发达多在海外而非本土,“从这个意义上说,潮文化应该是一个族群文化,而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然而正是这种族群文化,促成了潮汕文化与海外贸易活动滋养出来的海洋文化的融合,它既海纳百川,又情系根源,不仅事实上成为潮商文化得以存在的根脉所在,也深刻地影响着潮商在商贸活动中的经营方式、管理理念、宗族关系和创业发展的视野;潮商的文化特质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精于经营”;潮商获得“东方犹太人”之誉的根本就在于经营的精明上, 几百年来经商历程的实践和潮汕精细文化的滋养, 使其精明品行深深地烙进潮商的灵魂和精神之中, 成为族群文化的突出部分;潮商在生意场上普遍信奉现实主义哲学和“商者无域”之道, 一方面在有利可图时绝不错过机会,几乎每一个潮汕人身上,都蕴藏着一股浓郁的生意味;另一方面在经营活动中非常仔细认真,锱铢必较,对于利润的一分一厘,都计算得极其清楚,这种精打细算的经营意识客观上成就了潮汕人的商业天分,使他们中经商人群的比例远远地高于其他族群;然而,商业行为的过渡精明也对潮商产生过消极的影响, 由于实利主义过于厚重, 潮商具有重视个人资本积累轻视社会资本集中的人格特征, 这种小家子气的商业文化意识极易在家族企业发展的后期选择“分家”路线, 在经济生活中形成一盘散沙和各自为政的局面, 事实上对商域“超级航母”的做大做强形成了一定阻碍;第二, “富有冒险精神”;“爱拼”性格是潮商的普遍特征;早期的潮商具有强烈的拼搏精神和创新意识, 他们面对海外生存的恶劣环境, 凭借一股胆气和毅力艰苦创业,不论是在荒山野地开垦拓植橡胶园,还是在森林处女地开港种植胡椒甘蜜,不论是进出口贸易,还是加工贩运,历史都在见证着潮商艰苦创业的非凡历程;是海洋文化赋予他们顽强的生存能力及逃避风险的技巧没,“富有冒险精神”成了寻求成功的有效途径;然而,这种靠打拼搏击,有时表现为钻空子取胜的急功近利心理,也常常在社会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时,会使“抱着‘无脸输死父’信条的少数人利用自己‘国角省尾’、濒临大海的‘优越’地理环境铤而走险,具备传统海洋文化特点的潮汕人原本‘爱拼才会赢’的冒险开拓精神, 这时就变成了不遵守现代经济规则的缺陷;”第三, “讲求诚信”;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是信用,这是任何从事商品生产与交换活动的生产者与经营者都必须遵循的原则,潮商也如历史上兴起的商帮一样,在其商业价值观中,对信誉的追求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他们的心目中,做生意离不开信用,必须以诚实为本;如在潮州会馆碑记中对潮商就有这样的评价：“公平处事,则大小咸宜；忠信相孚, 则物我各得;”历史上潮商的英雄崇拜情结也与诚信追求有关, “潮商崇拜韩愈崇拜关公深刻, 产生的心灵陶冶作用也深刻——它塑造了潮商的诚信观念……在潮商眼中, 尽忠尽义的关帝既是财神, 更是诚实守信商业道德的化身；而促进潮汕文明开化的韩愈,扶贫济困,务实敬业,为人公道;将这种精神运用于商海, 就成了儒雅经商、文明经商的典范;”华人首富李嘉诚之所以有“塑胶花大王”的称号, 也正是靠他的信用人格来赢得的;潮商注重信誉也可从明清时期存在的“侨批”职业得以证实, 在那危险丛生的时代, 没有人格信用作保证是不可能产生和发展“侨批”这个行当的;近代社会潮商曾创立具有乡土情结基础的“七兑票”制度, 这是潮商在历史上诚实守信的突出表现;上述表明, 在传统商业活动缺乏法律保护的时代, 潮商拼力维护与坚守的恰恰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商业信用体系, 这也正是潮商长期发展而不衰的立业根基;然而令人痛心的是,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讲求信义在一些潮汕商人眼里只限于小范围的生意来往, 在大范围内就可有可无了……他们以‘谋财不害命, 假货不劣质’为自己的违法投机行为辩护, 并一度在潮汕形成了扭曲的社会氛围”;由于本土潮汕人的造假行为将历史上海外潮商存在的信用人格所掩蔽, 以至于人们不再理直气壮地将潮商本具有的诚信人格作为商业文化传统来对待;第四,“重义抱团”;潮商素有注重“自己人”的情愫与抱团作战的传统;一般说来, 寻求内部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 是任何能称之为商帮团体的共性特征, 不过潮商对此显得尤为突出;人们说, 两个潮汕人靠嗅觉就可以相互辨别, 靠说同一种方言, 就能将对方称之为“自己人”;这种因具有浓厚地缘意识的“自己人”情结也正是潮商在外地容易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潮人的团结举世闻名;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会徽是两手紧握形成的圆体, 中心是地球经纬图,上下一周是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中英文字, 这是象征潮人的大团结;”然而, 潮商的“义”更多的是基于同乡的关系而建立, 排他性极强, 外人很难有插足的机会;这一方面形成了潮汕地区的开放只是对潮人开放的局面, 另一方面, 对“义”的片面认识也使得潮商族群存在着轻视法律行为, 他们在商业实践中往往受“自己人”意识的支配, 无法把持自己, 最终做出许多触犯法律的事来;第五, “重亲缘关系”;同历史上的晋商、徽商相比,潮商具有强烈的“恋亲”情结, 是我国诸多商帮中最能认亲的一个商业族群;它在其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中断或改变过宗亲力量对经济模式的干预与影响,“潮商的真正特点在于对企业强调家族化和血缘化, 对行为强调宗族化与地缘化;由于宗族不过是家族的繁衍, 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费孝通语, 因而可以用宗族潮商对之进行概括;”这种亲缘情愫对维系潮人的凝聚力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甚至是历史上潮商之所以能在海外发达的重要手段, 潮商的发家路线基本上是以家族企业为基础确立起来的;单个人闯天下的成功可以导致一个家族的搬迁, 甚至是一个社区的转型, 这种思维观念上的定势事实上延续着潮商族群的血脉, 并指向他们可以借鉴乃至依赖的发展方向;然而, 潮商带有排外性质的宗亲文化所形成的处事原则与交往态度, 对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它固然在聚集商业资本以形成创业利润阶段, 特别是在缺乏法制化的市场环境下起过重要作用, 但在市场投资与经营环境有序的环境下, 又会成为企业扩张的绊脚石;潮商在社会经济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潮商文化在世界经济尤其是亚太经济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长期稳定的地域文化积淀,才使潮商文化具有了高度的凝聚力和蕴藏无限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因此,社会应当在追求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局面的同时,积极营造新经济形势下能够确保我国新兴商帮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催生出能够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更多、更优秀的区域特色商帮,最终实现国家繁荣昌盛和全民富裕安康的福祉;。
由徽商、晋商看京商
由徽商、晋商看京商
周小翔
【期刊名称】《北京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年(卷),期】2001(015)001
【摘要】通过对历史上有名的徽商、晋商的经营意识、经营方式及精神、文化等方面特点的归结,找出京商与他们的共同点和不及之处,从礼、情、安、俗四个字上分析京城商业文化的门面特点、情意特点、心态特点和市井特点,试说明京商未来的发展趋势.
【总页数】4页(P112-115)
【作者】周小翔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北京,10001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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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商与晋商、徽商之异同
2013-12-27 17:54 来源：潮州日报
商帮文化是由商贸经营与商贸交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
所谓商帮是指以地缘为基础，以地域为中心，以共同的文化根源和文化心志为精神核心，以共同方言为纽带；以敦睦乡谊，弘扬文化，精诚团结，同舟共济，共谋发展，服务社会，扶贫救灾，振兴家国为宗旨；以会馆、商会、总商会等为异域联络中心，由商家、企业家等自愿组成的联合性、服务性、非营利性的商业群体和社会组织。
商帮的形成与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商帮是不同地域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区域社会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商帮的形成与发展既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又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中国商业文化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大多是崛起于明清时期的商业革命之中，主要形成了以山西商帮(晋商)、徽州商帮(徽商)、潮人商帮(潮商)、上海商帮、宁波商帮、广州商帮、福建商帮、山东商帮、陕西商帮和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及客家商帮等几大商帮，呈现出群雄逐鹿的局面。
“据考证，潮商跟晋商一样都是有五百年历史，而徽商称雄也有四百年历史”(潮人在线)。
晋商、徽商、潮商三大商帮并立，成为中国近代商业文化历史上综合实力最强、知名度最高、影响最深远的商业群体，在国内商界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中，享有“东方犹太人”称誉的潮商，其发迹虽与晋商、徽商颇有些相似之处，大都是历尽千辛万苦，靠长途贩运起家的商帮。
但是，其不同之处却仍相当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崛起于明清之际的晋商，主要以骆驼、牛马车为交通运输工具，北上南下，东渐西进，以陆贩的方式从事国内外贸易活动，成为当时国内一支盛极一时的重要经济力量，而且又是以“雄财善贾”饮誉国内外的著名商帮。
徽商是历史上北方世族大量向安徽徽州地区移民的过程中形成的商帮，主要以内陆水运和陆运相结合的方式，从事农特产品等贩运的商贸活动，形成以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的芜湖、蚌埠、屯溪三大商品性城市为活动中心，到明清之际就成为“横绝天下”的商人集团，故有“无徽不成镇”之说。
至于潮商则是从明清时期起就从红头船贸易起步，以浩瀚无涯的海洋为依托，坚持以潮州文化为灵魂，以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方言为纽带，凭藉海洋赋予的生存活动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主要以海贩的方式从事各种海上贸易活动，形成以潮汕、香港、东南亚为活动中心，其经营活动地域已从历史上鼎盛时期的“北上宁波、苏杭、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日本；南下雷琼、安南、暹罗、(口实)叻、三宝陇、苏门答腊、文莱、北婆罗州、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陈训先)，到今天已延展到国内各省(市、区)和世界各地。
在潮商经营风格中深深地打下了海洋经济和自由贸易经济的烙印，形成穿越传统与现代的超凡意识，不断拓展经营领域，现已开始从传统商业贸易活动逐步向金融、股市、房地产、交通能源、高新技术等领域进军，实现了国际化、多元化的腾身飞跃，最终成为驰骋海上，“服贾极远”、“海邦遍历”、“汇通天下”的巨大商帮。
其二，是晋商、徽商大多为饱读诗书而又有文化的儒商，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般多通过结交朝廷官府，走官商合流致富之道。
而潮商则以出身贫苦家庭的草衣庶民居多，从起步到发迹基本都处于朝廷和官府的压制之下，经受从打工仔到老板的艰苦历程，一直坚持“商界无域”，在商言商的超常商业人格，
形成善于发现商机、掌握商机、创造商机的精神，主要靠自身鲜明的独立性、自主性、开拓性、包容性、诚信性的文化风格与刻苦耐劳、笃诚守信、勇于拼搏，自强自立的品格和特性成就大业，不走结交朝廷官府发迹之道。
其三，是晋商、徽商由于多靠世袭名门望族发展起来，从而具有一套经商哲学和深广的商业文化以及义利相通，修身正己的文化观，形成了“学而优则贾”的传统。
而早期的潮商大多属于“无背景、无资产、无学历专长、无道德包袱、无地位”，从而被古时士大夫所藐视的“苦力商帮”、“草根商帮”，其演绎的商业文化与晋商、徽商相比明显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是，纵观潮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潮商在许多方面却并不落晋商、徽商之后。
特别是在近500年来“来往东西洋，经营南北行”而享誉的潮商，在华人商帮中异军突起，至今仍屹立于商海潮头，其影响之广堪称是世界性的，在近现代著名华人商帮中很难有可与之相匹比的商帮。
其四，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商、徽商，延至清末，由于受帝国主义侵略，清政府腐败和压榨，军阀内战等一系列社会动荡变革的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而逐步走向衰落。
相反，从樟林古港到“百年商埠”汕头，再到世界潮商重要活动中心香港和东南亚，在五百年商海中饱经风雨，经受严峻考验和锤炼而屹立于商海之中的潮商，涌现出以庄世平、李嘉诚、陈伟南、林百欣、谢国民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潮商和一大批高学历、高知识、高科技型的新一代潮商，继续拼搏于国内外商业经济大潮之中，形成“千树万树梨花开，海内海外共腾达”，开创世界潮商同兴共荣的新局面，从而由昔日的“苦力商帮”、“草根商帮”一跃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惟一没有断代、历经曲折而又长盛不衰，至今仍保持旺盛
生命力、影响力和凝聚力，在世界各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百个潮商社团和组织，具有广泛国际人脉和商业网络，赢得了崇高国际声誉的巨大商业奇帮，这就是潮商与晋商、徽商最为显著的区别和鲜明的特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