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及其对新闻学的贡献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及其对新闻学的贡献作者：杨小凤来源：《学理论·下》2015年第02期摘要：梁启超作为报刊活动家，提出了丰富的新闻思想。

他认为报馆有监督政府、引导国民的功能。

办报的原则是：要有一个明确的宗旨，要有正确的新思想，报刊内容要丰富、选材要恰当，新闻要有真实性和实效性，报刊要经济独立、言论自由。

健全的舆论要坚持常识、真诚、直到、公心、节制“五本”，新闻从业人员要具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等“八德”。

同时对新闻文体、文风大胆改革，勇于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观点，还对报刊版式编排积极改革。

关键词：梁启超；新闻思想；报馆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6-0146-02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报刊活动家。

他自投身维新变法起，便开始了办报活动，参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是1895年协助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之后，他以“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1]的工作态度开始办报，这些报刊包括《改造》《时务报》《新小说》《政论》《庸言》《国风报》等，在当时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宣传者、报刊家、舆论家。

梁启超积极为报刊事业奔走忙碌，短短几年中他还写出了新闻学专著，如《敬告我同业诸君》《中国各报馆始末》《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叙列》等，这些著作是对新闻及报刊思想的总结，对当时新闻界乃至对以后的新闻观念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从1895年开始办报到1922年脱离报界，27年中他的办报活动与政治活动、学术活动紧密联系。

这些活动，一方面对清末民初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态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以后新闻工作者工作原则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新闻思想对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总结这些成就，可以透视当时新闻思想界状况，更多地增进我们对新闻本质的理解。

一、梁启超的报馆功能思想梁启超在1896年他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对报馆功能进行了全面而精辟的论述。

该篇说：“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

中国受辱数十年，坐此焉耳。

”[2]由此可知，他认为中国受辱的根本原因，在于下不通、内外不通。

要想拯救国家，就要求通，而报馆就是“去塞求通”前导利器。

梁启超对报馆功能的认识随着其政治思想的变化而变化，1902年，他在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认为政府有掌握重大的权利，如果对此不进行限制，即使有圣贤，也不免会滥用权利，为此需要对政府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责任当然地要有报馆来承担。

同时，他还认为民众可以通过新闻能了解外界格局的变化，洞察时代发展的潮流，清晰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了解中国内部国情和社会文化发展情况，这些都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引领民众的思想和社会的风气。

要做好这一点，就是要在报纸上刊登激进的言论，因为在激烈的辩驳和激进的思想中才能让国民发展其中的真理，而国民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的环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事情的本质。

因此他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3]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报馆引导国民和监督政府的功能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说明。

二、梁启超对办报原则的界定在20多年的办报活动中，梁启超积极借鉴西方近代新闻思想，并在自己办报实践经验中，加深了对办报原则的认识。

1901年，他撰文提出报刊办出特色和品质必须坚持四个原则，即“校报章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

若是者良，反是者劣。

”[4]“宗旨定而高”是指办报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宗旨，要把多数民众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才称得上真善良的核心。

“思想新而正”是指报馆要有正确的新思想。

他认为如果报纸上刊登的都是熟知的东西，那让大家读报还不如坐禅、不如看戏，因此报纸上一定要有新思想。

而且只用适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思想，才能算是正确的新思想；脱离中国的实际国情，照搬外国的东西不算新思想。

“材料富而当”是指报刊内容要丰富，包罗万象，选材要恰当，不能有遗漏和缺陷的地方。

“报事确而速”是说既要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

除此之外，梁启超认为作为新闻机构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特别是在经济上要有自己的资金来源，这样才不至于受制于政府；言论上要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和思想，这样才能以正义的风气引领社会。

在1907年，梁启超给徐佛苏写的一封信中提出：“办报固为开通社会起见，亦必须求经济可以独立维持。

”[5]他一向坚持认为经济不独立，新闻机构就不可能摆脱政府或者党派的压力，就不可能站在国民的立场，不可能维护国民的利益，从而失去新闻本身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其本质目的。

因此，梁启超更深刻地指出，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这是人类文明的根基和源泉，社会上的其他一切文化的进步、政治的发展都要依赖于这三大自由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梁启超继承了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他认为报馆就是这三大自由的产物，没有这三大自由，也就不可能有报馆。

这些思想在当时和现在来看，都是难能可贵的。

三、梁启超对新闻舆论思想的贡献自从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梁启超就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如何形成健全舆论的问题。

在他的《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就舆论的定义、舆论的形成、舆论的力量、舆论的种类、舆论与报纸的关系以及报刊怎样才能造成健全舆论等进行了系列的阐述，他认为舆论是“多数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只有“衷于正理而适于时势者”才能形成舆论，舆论一旦形成，“虽有雷霆万钧之威，亦敛莫敢发”，因为它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制裁之力”，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6]。

报馆要想造成健全的舆论，必须具有“五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也就是说，作为报馆及新闻从业人员应具备丰富的知识；能区分开虚伪与真诚的意见；具有不畏强权、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是非善恶；能从理性出发，而不要感情用事。

如果舆论引导不当，能产生出乎意料的巨大破坏作用，因此，要控制舆论的范围和强度，以免狂热躁进，造成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他还认为新闻从业人员除了具备以上“五本”外，还应具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等“八德”。

也就是说不管是政府或者是国民的行为，只要和时势发展或者社会潮流相违背的，要给予警告，要能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以诚恳的态度来打动人、劝诫人；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然后才可以慢慢地以合适的方法来进行宣传，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种以较为缓和和平稳的说教方式进行传播社会主流思想，或许效果不会当即显现，成效也不是那么显著，但这是进行舆论宣传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新闻工作者要有一定的耐心和毅力，坚持不懈、循序渐进地进行引导，不能因为民众一时不接受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或者有抵触情绪而打退党鼓；对于宣传的对象要分清主次，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分门别类地加以引导，根据不同的对象逐个击破，才能取得新成效；新闻宣传的形式各种各样，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不管怎样的宣传方式，都不得脱离宗旨，必须围绕一定的中心思想展开，这样才不会脱离主题；新闻工作者要有广博的知识，不断地学习，了解国内外新闻事件，收集各种资料，积累丰富素材，只有这样才能提供给国民真实的新闻事件和正确的新闻观点，才能纠正民众错误的思想和不良的行为；报纸文字的语言风格也要有变化、雅俗共赏，能适合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更多地采用通俗易懂和大众化的表达方式以便于读者更快地阅读，更好地接受报纸的观点。

四、梁启超对新闻文体和报刊版式的创新梁启超对新闻文体、文风大胆改革，勇于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如内容上可以畅所欲言、不拘一格；语言要大众化，形象贴切，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能为大众所理解、所接受；可以采用西方传入的新新名词、格言谚语，使用标点符号；可以使用拟人、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

他说自己“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无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

”[7]这些对新闻文体的要求，可见是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感而发；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文章感情充沛，更富于煽动性。

这样的新闻文体就可以让文化水平低的民众也能很好地阅读，拉近报纸和读者之间的距离，阅读群体扩大了，阅读报纸杂志也就成为人们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对报刊的版式和编排进行积极地改革。

在此之前的报纸排版较多的是竖排，固定的字形字号，统一的线装书册式装订，有的文章标题不清楚甚至没有标题，这对阅读造成很大的影响。

粱启超积极参与和主导对报刊版面编排的改革。

比如，他在主笔《时务报》时，一方面统一进行新式装订，改变过去线装书册式的装订模式，在版式编排上也进行新的设计，统一使用为新式版面；另一方面，对文章标题、字号字形等进行大胆改革，很好地适应了当时新闻发展的潮流，这对报纸编辑是一个创新性地改革和巨大进步。

梁启超作为近现代最具代表性的新闻理论家之一，作为我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向国人提供了一系列现代新闻学观念，他的新闻思想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

但是，受于时代和他个人思想的局限性，他的新闻学理论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需要我们有批判的眼光，继承和发展这些新闻思想理念。

参考文献：[1]梁启超.戊戌变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58.[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上海：中华书局，1963：100-103.[3]蒋含平，谢鼎新.简明中外新闻事业史[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53.[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50.[5]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27、37-38.[6]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561.[7]梁启超.梁启超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