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葛亮为四川作出的贡献

摘要：诸葛亮不是四川人，但他却在《隆中对》中将“天府”称号从关中移来四川，使四川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

他帮助刘备集团在四川建立了国家，因为历史的误会而使四川有了“蜀”的别称。

诸葛亮为四川留下最早的“好家训好家风”，体现的是道德的力量。

因为人们对诸葛亮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使四川境内存有三国文化的许多遗迹。

关键词：诸葛亮；天府之国；四川称“蜀”；家训家风；三国文化遗迹当读者看到《论诸葛亮为四川作出的贡献》这个题目时，大致会有疑问：四川是在元代才有的名称，怎会与1000年前的诸葛亮有关系？的确，诸葛亮与四川这个名称没有关系，但是，无可否认，在四川这片土地上，还真有不少因为诸葛亮而产生的历史文化。

这当然是诸葛亮为这片土地，也即是为四川作出的贡献。

一、“天府之国”称号来源于《隆中对》众所周知，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将这一称号从关中移来四川的就是诸葛亮。

“天府”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本是一种官名，其职责是“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

凡国之玉镇、大宝藏器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而藏之”；后人引申为天然府库，用来比喻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富饶的地方。

在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的地方是关中。

这里不仅地势形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是周秦汉的都城所在地。

《战国策》载有苏秦说秦惠王：“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1]司马迁在《史记?苏秦列传》中有类似的记载：公元前338年，苏秦游说秦惠王时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

”[2]这是文献中关于“天府”之地的最早记载。

关中被正式称为“天府之国”，始于秦汉之际的张良。

《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建议刘邦定都关中时说：“夫关中左?ズ?，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

”[3]《汉书》卷四十也说：“夫关中左?ズ?，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4]在关中已有“天府”之誉时，四川的成都平原还是古蜀国时期。

公元前316年，秦灭古蜀，推行郡县制和秦文化，兴修都江堰。

经过一段时期的文化凋敝后，到汉代文翁兴学，蜀学很快“比于齐鲁”。

尤其是，李冰修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5]不过，这里的“天下谓之天府”是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的表述，它不是成都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最早出处。

最早以“天府”专用于蜀地的是诸葛亮。

他在“隆中对策”时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6]诸葛亮为什么要称蜀地为“天府”？因为他要帮助在曹操、孙权已经分别控制南北区域的形势下，尚未占据有固定地盘的刘备集团的发展。

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自从都江堰修成以后，蜀地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蜀地是盆地，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交通闭塞，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殊战略地位。

历史的发展证明，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的分析是具有战略眼光的。

刘备率领的不过是一支打打逃逃的乌合之众，却能够壮大实力，据蜀而与曹、孙三分天下，自当与蜀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

虽然成都平原成为“天府”或“天府之国”比关中要晚，但自从有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就有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富庶；之后又有诸葛亮奖励农耕、发展生产、兴修水利等诸项措施，从而对成都平原的社会经济构成重大推进。

从此境内蔚成“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升平景象，成为历史上中原王朝的主要粮食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地。

再加上盆地在冷兵器时代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殊战略地位，因而避免了历史上多次战争的破坏，得到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这就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况都使蜀地“天府之国”的名声得以传播。

到唐朝鼎盛时期，李白的“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二）这首诗，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秦”与“蜀”做了比较，遂使成都取代了秦国“天府之国”的桂冠，而获得使用“天府之国”的专利权。

诚如唐代蜀中诗人陈子昂所说：“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

”[7] 历史上许多有眼光的战略家，如张良、诸葛亮等都把蜀地当作可以立国的根基之地。

唐朝中期和晚期，关中发生战乱时，唐玄宗和唐僖宗都选择奔蜀――到成都避乱。

当时的成都，在他们眼里乃是一片笙歌宴舞之地。

唐代后期，成都与扬州并称，号为“天下繁侈”。

宣宗时的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则认为，若“较其妙要，扬不足侔其（指成都）半”。

明清时期，湖广以及其他地区大批百姓迁到成都平原，再次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大发展，故成都平原一直保持富庶繁荣的经济状态，“天府之国”名副其实。

二、没有诸葛亮就没有四川的别称――蜀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权威工具书的解释，“蜀”字是四川的别称，而且是唯有四川，不存在还有其他地名与“蜀”有关。

其实，四川之所以有“蜀”的别称，完全是历史的误会，而且这还是与诸葛亮有关的历史误会。

考诸史籍，可知道在秦汉以前，以“蜀”为地名的地方不只一处，而且多在四川之外。

四川有古“蜀”国，但这是中原人的他称而非所谓的“古蜀人”自称。

殷墟卜辞中有“蜀”字者虽然有几十条，未必然就指的是古蜀国。

[8]所以，段渝先生正确地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蜀，无论蜀族、蜀人还是蜀国、蜀文化，蜀都只是一个指代名称，与古代有实质性区别。

”[9]四川之所以得“蜀”别称，一是因为西晋陈寿撰写《三国志》时，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并将刘备政权的国号“汉”改为并不存在的“蜀”这一“敌国之丑称”；[10]二是由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又明确将在此地域的历史称之为“蜀志”，不但追记了“古蜀国”的历史，而且将刘备政权称为“蜀”而非“汉”；三是唐宋后，关于“蜀汉”政权的故事广泛流传，尤其是将刘备政权称为“蜀”的《三国演义》家喻户晓。

这一强烈的影响遂使作为“蜀汉”政权所在地的四川被约定俗成地称为“蜀”了。

所以，《辞源》准确地指出：是在汉之后，才“以蜀为四川地域的别称”[11]。

众所周知，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经徐庶等荆州士人的举荐，在军阀混战中尚无立锥之地的刘备三顾草庐，问计于在隆中隐居待时的诸葛亮。

诸葛亮的“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的形势，提出了统一天下，应走鼎足三分，联孙抗曹的道路。

建安十三年，曹操大举南下，败刘备于长阪。

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使江东，联结孙权。

诸葛亮以隆中战略的坚定原则与孙权谈判，订立双边同盟，使孙权认识到“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从而作出让步，同意鼎足三分，发兵拒曹。

赤壁战后，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

此后数年，在诸葛亮的策划以及“常镇守”、提供“足食足兵”的后勤保障下，刘备夺得益州和汉中，建立了“汉”政权。

刘备称帝后，诸葛亮出任丞相，总理国家大事。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刘备为夺回荆州并报东吴袭杀关羽之仇，倾全国之力去伐东吴，兵败后在永安“托孤”于诸葛亮。

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受封武乡侯，“开府治事”以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又兼任益州牧。

当时，全国的军、政、财，“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12]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没有诸葛亮就没有刘备集体的建政立国。

诸葛亮对三国时期整个局势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

没有他就不会有“蜀汉”，不会出现三分天下的局势；刘备也可能要一直逃亡，直至曹操一统天下。

诸葛亮对“蜀汉”的建立和发展功不可没。

刘备死后修建在成都的“汉昭烈帝庙”之所以被异称为“武侯祠”，其实乃人民的呼声、历史的回应。

三、四川最早的“好家训好家风”家训、家风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属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好的家训和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在世代传承中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道德规范、传统习惯、为人之道、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的总和。

它首先体现的是道德的力量。

四川最早的系统的“家训家风”就是诸葛亮留下的。

诸葛亮严于律己，对子女的教育也是相当严厉的。

这从诸葛亮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写成的《诫子书》很能说明问题。

《诫子书》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13]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诸葛亮是以政治家的胸襟，远大的眼光，要求子弟从修身养德做起，苦志成学，将来做一番事业的。

他特别告诫子弟不要虚度年华，否则到头来后悔莫及。

诸葛亮这通书中的一些话，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等，为后世人当作座右铭来传诵。

诸葛亮所说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虽然采用了道家“长于养性”的修身之法，但却绝无离尘出世之意。

诸葛亮还写有《诫外甥书》：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

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

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14]从文中所说的“志当存高远”“绝情欲”“忍屈伸”这些话来看，意为劝诫其外甥要从小树立远大志向。

一个人如果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虽然身在浊世却可以出淤泥而不染，终成大业。

如果鼠目寸光只顾眼前，最终只是俗人一个，成不了大事。

诸葛亮教育子弟，是要通过淡泊、宁静的俭朴生活，修养品德，专心学习，像他当年在隆中生活那样，作好建功立业的准备。

诸葛亮不仅口头上这么说，也要求子弟在行动上这么去做。

诸葛亮早年无子，过养其兄诸葛谨之子诸葛乔为继子。

诸葛乔娶了皇家闺秀，拜为驸马都尉。

可是，诸葛亮却不让他安荣乐贵，平步青云，不但平常教育他俭朴度日，立志成学，就是外出打仗，也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和诸将子弟“同荣辱”，在山谷中做运输工作，一道过艰苦生活，经受锻炼。

可惜这位经诸葛亮精心培养的继子，在25岁时就去世了。

当时诸葛亮的亲生儿子诸葛瞻已出生，诸葛亮对他也从不骄纵，时时关注其成长。

诸葛亮死的那年，还写信给在东吴的兄长诸葛谨说：“瞻今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

”[15]可见在临死前他还在担心8岁的爱子不能成为“重器”。

但是，纵观诸葛瞻一生的作为，特别是在蜀亡时能阵战身殉，应该说还是成了“器”的。

更可贵的是，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亦同时壮烈牺牲。

无怪乎后世对诸葛祖孙“三世忠贞”赞叹不已。

诸葛亮一生忧国治家，教育子弟是这样，对自身家庭和个人生活更是如此。

诸葛亮在生前给后主刘禅的一通表文中，谈到他的家庭和个人生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表云：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