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对明朝的_宗系之辨_及政治意义

高艳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摘要：明正德年间刊印的《大明会典》，因用了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朝鲜评价的一句话，引起了朝鲜国王及大臣们的高度关注，他们针对这句话中的“宗系”和“弑四王”两个问题对明朝开始了长时期的奏辨活动。

奏辨活动主要集中在嘉靖和万历两朝。

该活动以万历年间续修的《大明会典》中增加了部分朝鲜宗系奏辨的内容后而告一段落。

朝鲜王朝在这场奏辨活动中，不但得到了辨白的机会，也达到了向明朝证明朝鲜王朝的正统性及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之目的。

明朝对朝鲜的奏辨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在满足朝鲜要求的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关系。

关键词：明朝；朝鲜王朝；宗系奏辨作者简介：高艳林，男，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4-0141-07收稿日期：2011-03-05朝鲜王朝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及政治意义2011年7月求是学刊Jul.,2011第38卷第4期SEEKING TRUTHVol.38No.4□明清史研究一、“宗系之辨”之缘由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政权，当时，高丽王朝第三十一世国王王颛在位。

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璋遣使高丽，“告有天下”，国号大明，建元洪武。

五月，高丽停元至正年号，遣使如金陵，贺朱元璋即帝位，贡方物，奉表称臣。

八月，朱元璋复遣使高丽，封王颛为高丽国王。

三年七月，高丽始行洪武年号。

先是，王颛无嗣，密养佞臣辛旽子牟尼奴（后改名辛禑）于后宫，为己子，封江宁府院大君。

七年九月，宦者崔万生与幸臣洪伦弑王颛，当朝宰相李仁任奉辛禑即国王位，禑时年10岁。

李仁任惧朱元璋问弑君之罪，密遣金义杀害在高丽买马的明使蔡斌等，与北元和亲，由此，高丽朝中大臣形成“事北”、“事南”两派。

禑年幼，事北派代表人物李仁任掌控时局。

事北派在与明朝往来的前提下，与北元政权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使介往来较前更为频繁［1］（第3册，P361，365），不但接受北元册封授爵，更于十年三月停洪武年号，行北元宣光年号。

李仁任明显的政治倾向对辛禑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十年十二月，朱元璋命户部咨告高丽立铁岭卫，禑大为不满，遂与事北派大臣崔莹密谋攻取辽东。

二十一年三月，辽东百户王得明来告立卫事宜，辛禑与崔莹怒杀持榜文至两界之辽东军士21人［2］（卷53,《高丽纪·辛禑四》），攻辽之志弥坚。

四月，辛禑复停洪武年号，令国人着胡服［3］（卷137，《列传》；卷50，《辛禑五昌》）；五月，渡鸭绿江实施攻辽。

副将141--李成桂认清时局，对诸将说道：“若犯上国之境，获罪天子，祸立至矣，亟应除君侧之恶，以安生灵”［1］（第3册，P426）。

此议得到众将响应。

李成桂遂率军回渡鸭绿江，囚崔莹，废辛禑，立其子辛昌为国王，昌时年9岁。

自此，李成桂掌朝中大权。

二十二年十一月，辛禑授意崔莹族党全儜谋害李成桂，企图复辟，不料，阴谋失败。

李成桂怒，废昌，立王氏后裔定昌君王瑶为王，禑、昌同时被弑。

［1］（第3册，P447）王瑶惧李成桂，与左右潜图除之。

二十五年七月，李成桂第五子李芳远与南訚等52位大臣协谋废瑶，拥戴成桂为王。

［1］（第3册，P479）二十七年四月，李成桂弑王瑶。

［4］（卷5，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条）至此，高丽王朝末期四位国王先后被弑。

在处理与高丽的关系上，朱元璋曾抱以极大的热情。

洪武元年，王颛遣使臣张子温使明，朱元璋“礼待甚厚”，使六部御史台宴慰，破天荒用乐于台宴，并厚礼以送。

［3］（卷41，《世家·恭愍王四》，洪武元年十一月丁未条）王颛率外国之先，奉表称臣，诚心归附明朝之举动，朱元璋甚为高兴，在不同场合予以高度赞扬：“高丽奉表称臣，朕嘉其诚，已封王爵”［3］（卷42，《世家·恭愍王五》，洪武三年四月庚辰条）；“今朝聘礼，不曾有阙”［3］（卷43，《世家·恭愍王六》，洪武五年九月壬戌条）；“事大之心甚矣”［3］（卷44，《世家·恭愍王七》，洪武七年六月壬子条）。

这一时期，两国使介往来频繁，共同开创了较为和谐的中朝关系新局面。

王颛被弑，高丽以“暴薨”相报，后经调查，真相大白，引起朱元璋极大愤慨，断然与高丽绝交［3］（卷134，《列传》；卷47，《辛禑二》，洪武十三年八月乙丑条），令其自为声教。

此后自七年至十八年长达十一年中，明朝不曾派遣使臣出使朝鲜；自十二年至十五年，朝鲜进贡物品全部被退回。

虽后期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朱元璋对高丽大臣弑君之事一直心存芥蒂。

李成桂做国王后，很快遣使来报。

朱元璋令使臣传话：“三韩自王氏亡，李氏运谋，千态万状，已有年矣，今确然为之……”“其三韩臣民，既举李氏，民无兵祸，人各乐天之乐，乃帝命也……自今以后，慎守封疆，毋为谲诈，福逾增焉……”［4］（卷2，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庚午条）“尔恭愍王（即王颛）死，称其有子，请立之，后来又说不是，又以王瑶为王孙正派，请立之，今又去了。

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做王，我不问，教他自做自要。

”［4］（卷2，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甲辰条）可以看出，朱元璋对李成桂做国王的合理合法性虽心存疑问，但态度也很明确，只要李成桂不做有损两国关系的事，随他自做王，以观其表现。

李成桂做国王后不久，因诱女直人口等诸多事端，遂引起朱元璋的不满，遣使诏责李成桂有二侮三衅之罪［4］（卷3，洪武二十六年五月丁卯条），同时指示辽东“高丽人不许过来”，六个行次的朝鲜使臣被拒于辽东之外，大有再次与朝鲜绝交之姿态。

二十七年和二十九年，又分别发生了“假倭案”和“表章案”，进一步加深了朱元璋对李成桂的不满，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以致朱元璋不顾朝鲜的要求，始终不给李成桂国王诰命及朝鲜印信，甚至在《皇明祖训》中说道：“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任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

”［5］（《首章》，史部第264册，P168）朱元璋把对李成桂和朝鲜王朝的嫌怨写入了《皇明祖训》，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极为重大，是朝鲜王朝向明朝长时期进行宗系奏辨的根源。

朱元璋的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李仁任与李成桂是父子关系，二是说此二人共弑四王。

当朝鲜知道了朱元璋这个话后，围绕这两层含义开始了向明朝的奏辨活动。

前者称为“辨宗系”，后者称为“辨弑四王”，全部活动称之为“宗系之辨”。

二、“宗系之辨”之始末朝鲜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始于李成桂本人。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朱元璋要对李成桂兴师问罪，为此先期遣使朝鲜，告祭朝鲜海岳山川等神，祝文中有“昔高丽陪臣李仁任之嗣某（李成桂），今名某（旦）者”之语。

针对这句话，李成桂回奏进行辨白：“窃念臣先世，本朝鲜（古朝鲜）遗种，于仁任本非一李……”［4］（卷6，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甲申条）建文四年，朝鲜使臣在中国听闻了《皇明祖训》中的那句话，回国后报太宗国王，引起了太宗国王的重视。

永乐元年十一月，国王特具“宗系辨明奏本”一道，遣谢恩使臣李彬等奏送明朝。

国王在奏本中再次强调李成桂先世系朝鲜遗种，与李仁任并非一李，乞求改正记载之误。

［6］（卷6，永乐元年十一月己丑条）朱棣见奏，即下“圣旨：‘朝鲜国王奏，既不系李仁任之后，想是比先传说差了，准他改正’”［6］（卷7，永乐二年三月戊辰条）。

按当时两国关系仍较为紧张的形势分析，朱棣这样说当是出于缓和两国关系之愿望，恐并无太多其他方面的考虑。

但涉及了“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训中的话，应如何去“改正”，朱棣并未给出具体方案。

但恰恰是他142 --的这句话，成了此后朝鲜历代国王要求明朝改变宗系“错误记载”的主要证据。

正德十三年四月，赴北京贺正朝的朝鲜使臣李继孟在中国闻见《大明会典》照抄了《皇明祖训》中的那句话，还报国王，在朝鲜引起轩然大波，国王及大臣们均感“惊骇”、“惊愕”，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很清楚，《大明会典》这部官修的明朝典章制度，其重要性和影响非同一般，如果听之任之而不加以辨白，将对朝鲜的国际形象造成重大损伤。

自此，围绕《大明会典》中的这个内容，朝鲜对明朝展开了持久的大规模的申辩活动。

正德十三年五月，中宗国王召集当朝宰相和六曹堂上等42位大臣，“会议《大明会典》所录我太祖被诬事辨明申达便否”。

会议一致认为，“先祖被诬，急欲洗雪……申达辨白，义不可缓”；奏辨后是否改正，虽不可知，但“使上国之人，晓然知传讹之失，不为无益”［7］（卷33，正德十三年五月乙巳条）。

会议委以大提学南衮执笔，35位大臣共议奏请文书。

奏书包括洪武和永乐时期朝鲜向明朝的两次奏辨过程，李成桂身世，自王颛之后王朝政权更迭之始末，李仁任身世等。

奏书最后恳请皇帝“伏望圣慈，仰遵先皇帝之命，许正传说之谬”［7］（卷33，正德十三年六月甲申条）。

十四年二月，南衮等奉敕而还，敕曰：“尔祖（李旦）原不系李仁任之后，我太宗文皇帝已有旨，准令改正，今尔又具奏陈情，诚孝可念，特允所请，降敕谕以朕意，尔其钦承之，故谕。

”［8］（卷171，正德十四年二月己卯条）嘉靖八年五月，朝鲜贺圣节使臣柳溥出使中国，途经义州，与陈慰使李芃相遇，得知明朝将对《大明会典》进行修订，认为这是要求明朝改正宗系的机会。

［7］（卷65，嘉靖八年五月辛酉条）柳溥到北京，二入礼部，两会尚书，上章力陈“宗系”、“恶名”（弑四王）二事，乞求于重修会典之际，予以改正。

礼部具本请旨。

八月十九日，嘉靖帝有旨：“是，朝鲜国陪臣所呈本国宗系事情，既有节奉祖宗朝明旨，尔部里便通查，备细开载，送付史馆，采择施行，钦此。

”二十日，礼部备将此事前后缘由，开具手本，送付史馆。

［9］（卷104，嘉靖八年八月壬午条）国王多次上奏“宗系”事，自感烦渎，不好再请。

但朝鲜君臣又感嘉靖“皇帝近来厚待我国”，如若再行“奏请，则必再蒙改正圣旨矣”。

经反复讨论思量，国王决定再次奏请改“宗系”和“弑四王”两事。

十八年闰七月，国王遣奏请使权拨奉表如北京。

［7］（卷91，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壬戌条）朝鲜这次所上奏本，直接以《大明会典》所引用的《皇明祖训》条章为目标，逐一辨白，意在更改。

十一月，礼部以朝鲜奏本为内容上题本，并复议：“查得所辨李仁任及子今名某者，并凡弑四王等语，皆会典内所载祖训之语，岂敢轻议改正。

合无俯从所请，将伊前后辨明奏呈及节奉列圣明旨，送付史馆，今纂修会典，令其叙入朝鲜国项下，祖训、会典两无相妨，传信传疑各有所据。

”礼部的复议得到皇帝认同，有旨：“是，皇祖大训不敢别议，该国奏词并奉列圣明旨，此后纂修宜附录之。

”为安抚朝鲜，皇帝敕谕朝鲜国王，说明情况。

敕曰：“皇帝敕谕朝鲜国王姓讳（李怿），尔国数以宗系明非李仁任之后来奏，我成祖及武宗朝具有明旨，朕亦具悉矣。

但我高皇帝祖训，万世不刊。

会典所载，他日续纂，宜详录尔词。

尔恪藩职，朕方嘉尔忠孝，可无遗虑也，其钦承之。

故谕。

”［7］（卷92，嘉靖十九年正月戊戌条）事实上，嘉靖皇帝这道谕旨，为《大明会典》有关朝鲜条目如何修纂定了基调。